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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信（见附件九），还同时给技合部谢启美副秘书长发来赞扬信。欧洲局局长普林斯（Ｊ． Ｐｅｔｅｒ Ｐｒｉｎｓ）即将退休时，并不忘记与我之间曾经有过的良好工作关系，于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６日发给我告别信（见附件十），对“多年来的有效合作”向我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及我们双方如何用“合理有效的”办法解决了曾经出现的分歧。开发计划署其他地区司、局领导，每逢调职或退休，也少不了来辞行拜会或来函对以往的合作表示出友好的回忆。虽然这些谈话和来函的内容离不开礼节性的客套，但如没有往日的良好和融洽的合作关系，尽可不必作这样的表示，他们在临别之际仍不忘对我表达友好情谊，令我感动。
我在技合部任职期间，开发计划署两任署长，先是莫尔斯（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ｏｒｓｅ），后是德雷勃（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Ｄｒａｐｅｒ ＩＩＩ），都是美国人，第二把手副署长一直是布朗。他任职时间长，对情况熟悉，外界的印象是，署长抓政策大事，日常业务由布朗抓总。布朗来自牙买加，当过该国国家银行行长，是一位非常精明、对业务很熟悉的领导。由于工作中接触频繁，并在同一幢楼内办公，我与他之间也培养了个人友谊。１９８８年１月我从联合国退休，他来参加我的告别酒会，并长时间地与我道别，表现格外友好。酒会结束后，我司一位处长卡斯蒂亚诺斯（Ａｎｄｒｅｓ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古巴籍，现为前国际公务员协会会长）对我说，布朗来参加告别酒会非常难得，建议我于离开纽约前去向他辞行以表谢意，希望他在我走后继续给技合部以支持。我接受了卡斯蒂亚诺斯的建议去作辞行拜会，受到他的热情接待。
当然，与开发计划署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分歧的。如前所述，联合国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是用拨款的办法，而是给受援国分配指示性规划数字（ＩＰＦ），由执行机构去执行项目结算。这样做，可以防止援款落入私囊，管理援助资金的机构与执行机构分开，也有利于防止舞弊。接近八十年代中，开发计划署内成立了一个项目执行办公室（ＯＰＥ），拿走了执行机构的一部分项目，又分包给一些企业，其中包括某些应由技合部执行的项目。１９８３年，联合检查组发表报告，说开发计划署这个做法违反规定，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违反联合国系统机构间达成的谅解。１９８４年６月的开发计划署行政理事会上，一些国家代表发言批评联合检查组的这份报告，并提出决议草案，要求今后所有项目由什么机构执行一律由开发计划署决定。我要求发言，而主席以直接有关的执行机构不得参与辩论为由不给我机会，我只好直接去找也在会场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的代表进行交涉。他见事情紧急，打长途电话到纽约请示总干事，最后该草案无果而终。通过这次会，我感到在ＯＰＥ的问题上各方关系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复杂，既然目前不让执行机构参与，技合部不妨采取超脱一些的态度，等待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代表们自己讨论出一个究竟。不过，直到我离开联合国，并没有听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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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掌握资金的项目分配权的机构周旋（3）
１９９４年２月起，开发计划署的领导机构不再是原来的理事会，改为按地区分配原则轮流担任的３６个成员国组成的执行局。近年来，该署工作转向了以扶贫为中心。该署管理着一些特别基金与方案，其中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基金：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根据２０００年的统计，开发计划署一年可向全球提供价值２３亿美元的援助。该署在１３０个国家设有代表处，现增加到１６６个。
利用职权促进南南合作（1）
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技术合作，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位于南半球而得名，英文缩写分别是ＥＣＤＣ与ＴＣＤＣ，通常就用ＴＣＤＣ代表南南合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复兴民族经济，发展中国家就有组织地开始了相互间经济上合作的尝试，彼此取长补短，被称之为“集体的自力更生”。七十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对联合国系统技术合作的认捐逐年减少，而双边援助又往往条件苛刻， 发展中国家间加紧了相互间的技术和经济合作行动，为此，建立了不少区域性、半区域性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立了ＴＣＤＣ特别局，其任务是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各组织密切合作以促进和支持南南合作。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了有效地推动和领导ＴＣＤＣ，成立了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体成员国组成的高级代表会议，即检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高级别委员会。该高级别委员会每两年由开发计划署署长召集一次届会，具体时间定在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召开之前，地点与该理事会相同。
１９７８年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２１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大会上通过的“促进与实现发展中国家间合作行动纲领”是一个指导南南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本着集体的自力更生的原则，在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密切有效的经济合作，以加强政治、经济独立和集体经济力量，建立国际新秩序。根据行动纲领，南南合作的主要方式是：
发展中国家间的自愿合作；相互交流知识、消息及经验；具体行动由发展中国家自行发起、自行组织与自行管理；一般由政府牵头，但不排除私人组织起作用；筹集ＴＣＤＣ资金的关键责任在发展中国家自己，可以吸收外来的援助；当事国可以既是ＴＣＤＣ的援助国，同时又是受援国；联合国发展系统的组织应努力促进南南合作并尽其可能予以资助，等等。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我作为技合部负责政策的司长，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或称亚太地区ＴＣＤＣ会议。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熏国务院总理接见了与会人员。
会议期间，一同与会的开发计划署 ＴＣＤＣ 特别局负责人向我探询在北京共同赞助举办一次跨洲即区域间的大型ＴＣＤＣ 会议的可能性。当时的形势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一方与发达国家为另一方就经济关系进行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多边磋商和谈判的南北对话早已陷入僵局，同时，发达国家对技术合作资金的捐款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南南合作是一个好的出路，技合部责无旁贷地应该予以促进。但是，钱从哪儿出？历来没有技合部出钱赞助此类活动的先例。联合国每两年拨给该部１５６０多万美元经常方案预算，供“起先锋作用”、“富有革新精神”以及应急的技术合作之用。在这一范围内，技合部政策司司长可以确定其用途。经仔细研究，我得出结论，把经常方案预算的一部分用于组织跨洲的区域间ＴＣＤＣ活动是合适的。经过进一步磋商，中国政府、技合部、开发计划署三方达成协议，由开发计划署、技合部共同赞助，在中国举办一次跨洲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政府间协商会议（简称“区域间ＴＣＤＣ”会议）。东道国中国负责当地费用，包括市内交通；赞助方负责与会代表的国际机票和在华每日津贴，并协助会议筹备工作及组织工作。技合部为此次活动提供的赞助费为经常方案资金４２０００余美元，并由我司指定一名处长协办此事。
经过三年的筹备之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４至２９日，联合国首次跨洲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政府间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见附件十一、十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王炳清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家间加强合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ＴＣＤＣ。ＴＣＤＣ特别局局长和我分别代表开发计划署和技合部在开幕式上致词，会议气氛热烈。与会者来自亚太地区、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共２４国。代表多是其本国主管技术合作的官员，萨摩亚还派来了经济部长。每位代表都带来详细的项目建议书，可以看出是经过长时间精心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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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权促进南南合作（2）
会间，代表之间可以自由选择项目合作伙伴。大约三分之二的项目是与中国达成的双边交易，应邀国相互间也达成不少项目合作协议。中国向外提供的项目中最受欢迎的是：小水电、灌溉、沼气、针灸、中医。拉美的###将接受中国的高原地区小麦生产援助。对###的经济来说，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因它每年得用２亿美元进口小麦。玻方还将为拉美其他国家人员开办小水电讲习班，聘请中国专家去授课。而中国则向###、牙买加、墨西哥、秘鲁以及菲律宾提出了采矿及开发矿业资源方面的合作项目共六个，还要求墨西哥、斯里兰卡及泰国提供开发旅游事业的援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要求中国给予地震工程和地震学工艺的援助。委内瑞拉愿意在皮革、石油以及塑料工业的技术方面给中国援助。此次共达成２０６个项目协议。
项目洽谈过程中，我听到这样一个据说是真实的故事： 巴西曾从中国学去苎麻纤维加工技术，经过技术改良，巴西能将苎麻加工成高质量的纺织品出口，现在，巴西又把这个技术传授给中国。听了这个故事，我不禁感慨万分，要知道，这是仅仅发生在几个年头之内的事呀，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失去了多少宝贵的时光！ 除此之外，巴西从中国学习小水电经验，而中国则向巴西学习大水电技术；巴西还对中国的农田灌溉经验感兴趣，派了两名灌溉专家参会。巴西代表团团长巴外交部技术合作司长发表谈话说：“巴西与中国之间加强联系是很自然的。两国各自通过非常不同的道路达到了相似的发展水平，因此有很多互补之处。”
南南合作的特点也是优点之一，是项目的费用比较低。凡参加项目合作的国家，当地费用由本国负担，如涉及大笔开支，则可向国际银行申请低息贷款或信托基金捐助。所需“媒介费”，即专家以及学员所需之国际旅行费用，可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其他国际机构申请。据开发计划署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日出版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南方合作》）公布，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项目合作，平均每一项目的媒介费约１１０００美元，而中国此次在北京与其他参加国合作的每一项目的媒介费只有３０００美元。总计，到１９８７年，即大部分项目完成之时，中国约需３５７０００美元，１９８８年约需１３９０００美元的媒介费。此次会议的其他参与国１９８７年需４８６０００美元，１９８８年约需１４４０００美元。从以上可看出，媒介费所需并不大，但项目参与国则受益不浅。
通过此次会议的互通情况，国与国之间在技术潜力方面增进了了解，临时又增添不少合作项目，如：巴西与泰国达成１４个领域的将来合作项目；土耳其与巴西达成１０个，智利与泰国达成８个，巴巴多斯与菲律宾以及印尼也成为新的发展伙伴。菲律宾向牙买加传授藤条生产技术，而后者将为前者培训两名集装箱码头管理人员。
中国政府的组织工作受到好评。会前，中国政府外经贸部将本国能够向外提供的技术能力和本国的需要书面寄送应邀国，以便会上讨论；中国政府会前还派团去一些受邀国访问，进行商谈，足见对ＴＣＤＣ非常重视。会后，中国政府又组织与会代表去上海、杭州参观，代表们称为“学习旅行”，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巴巴多斯代表说：“此次中国的ＴＣＤＣ会议非常有用，它提高了人们对ＴＣＤＣ的兴趣，促进了与会国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学习旅行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很有教育意义，并使与会者之间及与联合国官员间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促进了彼此间更好的了解。这也是相互合作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委内瑞拉团长、委计划部双边技术合作司长维拉哥特（Ｖｅｌａｇｕｔ）说：“ＴＣＤＣ会议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会议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相互间寻求解决问题的研究，克服只依靠北边向南边提供援助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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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权促进南南合作（3）
秘鲁团长、秘国家计划院总局长德·塞布热罗斯（ｄｅ Ｃｅｂｒｅｒｏｓ）说：“我们长时间地讨论一些想法和方法。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成果—项目活动得到落实。这是ＴＣＤＣ的一个转折点。”
据中国官方２００２年７月在因特网上发表的消息，这次会上达成的２０６个项目中，已有１４３个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其中４６个项目的受益方是中国，另９７个项目的受益方是遍布五大洲的２０余个发展中国家。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区域间ＴＣＤＣ会议非常成功，起到了先锋作用。在它的带动下，其他不同规模的区域间ＴＣＤＣ会议接踵而至。技合部与开发计划署及东道国一起，又先后赞助了两次区域间 ＴＣＤＣ 会议，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至１７日在土耳其，同年４月２０日至 ２４日在突尼斯，都很成功。在土耳其的会议先是在安卡拉，然后到地跨欧亚两洲的伊斯坦布尔举行，有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及阿拉伯国家２４国参加，达成 ２８８ 个项目协议。东道国政府接待十分热情。后一半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时，我们晚上住在该市的亚洲部分，开会则乘车驶过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到欧洲部分，每天往返于欧亚两洲至少一次，饶有风味。在突尼斯，有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加勒比地区共１６国参加，达成２１２个项目协议。突尼斯政府全力支持，也很成功。
１９８７年４月，我利用上述到突尼斯参加区域间 ＴＣＤＣ 会议之机，同时去视察农村发展援助项目，受到突政府的隆重接待，并应突方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见附件十三）。法语也是突尼斯普遍使用的语言，记者招待会上，我使用法语，很受欢迎，突报用大篇幅予以报道。突尼斯计划与财政部长４月２１日在会议开幕式致词中说：“叶成坝司长是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又是技术合作进步事业不遗余力的捍卫者。”（见附件十四）突报刊及其他媒体也对我在技术合作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赞扬。４月２２日去该国哈马梅特（Ｈａｍｍａｍｅｔ） 省视察项目（见附件十五）时，突方群众夹道欢迎，热烈欢呼，发出的阵阵响声犹如波涛汹涌，排山倒海。陪同者说，这是突尼斯欢迎贵宾的隆重礼节，也是阿拉伯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时发出的声音。我回到纽约时，突尼斯技术合作总署署长泽格尔（）于1987年5月11日发来电报，对我为促进南南合作事业、为加强技术合作部与突尼斯技术合作总署之间的合作以及为这次成功召开的区域间TCDC会议所作努力表示称赞和感谢。（见附件十六）
上述同一期《南方合作》载文说：“１９８６年的北京ＴＣＤＣ###在历史上拥有两个‘首次’，即：ＴＣＤＣ 特别局首次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区域间 ＴＣＤＣ 会议；南南合作首次得到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赞助，该部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司长叶成坝先生亲自参加了此次###。”（见附件十一）其实，还应加上第三个“首次”，即技合部首次将联合国经常方案预算的一部分用来赞助南南合作。这第三个“首次”也是重要的，因为，此后联合国明文规定可将经常方案资金用于 ＴＣＤＣ？熏在我任满回国以后，该部在这方面的赞助仍在继续。这也许可说是我“利用职权”对南南合作所作的一点贡献吧！
通过这几次ＴＣＤＣ会议，技合部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使该部的技术能力更为人所知。与会代表们纷纷向我提出由该部派人去执行项目的具体要求，从而引来不少供该部执行的国别项目。１９８７年７月在纽约召开的检查ＴＣＤＣ高级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表彰开发计划署和技合部等对南南合作作出贡献的国际机构的决议。埃及等国代表发言中特别赞扬技合部，说有些国际机构对促进南南合作只讲空话，不见行动，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则用实际行动推动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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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发展常系心中（1）
1973年６月我参加第２６届世界卫生大会并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曾积极建议我国接受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由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我无法理解，一直为此感到惋惜。终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得以融入国际社会，我们不仅可以接受国际援助，中国籍的副秘书长居然可以领导联合国主持技术合作的一个部！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我以往的认识与进入技合部后的切身体会，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接受多边援助在政治上远比单边援助有利：第一，这里没有“施主”或“恩人”，技术援助的捐款由联合国有关机构管理，出钱多的国家并不能有更多的发言权，更不能进行控制，受援国只知道联合国在援助它们，而联合国是不允许以“施主”或“恩人”自居的；第二，受援国不丧失主权，执行援助项目的机构以及派出的专家不得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会员国还可以在联合国的立###上提出意见甚至批评；第三，援助的目的是促进受援国自力更生，免费转让技术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第四，通过联合国有关机构为执行项目而安排的出国考察与学习不产生对等一类问题。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成立从事多边援助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上任之后，我发现，该部的强项，诸如自然资源与能源、遥感、人口、统计以及公共行政中的审计、税收及财务管理等等，都是我国国内急需吸收国际经验的领域，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近水楼台呢？ 因此，只要有机会，我就向国内有关部门宣传，推动我国与该部的技术合作。
双方的合作发展得很快，技合部在它主管的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