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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谈判过程中还曾涉及技合部日内瓦招聘和奖学金办公室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技合部在日内瓦有一个招聘与奖学金办公室，为该部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招募技术援助专家，并为亚非拉国家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和培训技术人才服务。办公室很受发展中国家欢迎，欧洲国家也很重视它。技合部内部有人与该办公室主任谢莱（Ｍｏｕｒａｄ Ｃｈｅｒａｉｔ）不和，曾借口节约开支，一再提出撤销该办公室的建议，毕副秘书长没有同意。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９日，工作组最后一次全会上，出乎我的意料，突然冒出一个技合部日内瓦招聘与奖学金办公室应予撤销的问题，问题竟是由安南提出的。他建议把该办公室撤销，以节省费用，并说，固然有一些欧洲国家发电报或写信来，表示反对撤销该办公室，但看来那是该办公室主任谢莱向有关国家动员的结果，不必认真对待。
我对安南的建议表示了明确的不同意见。我发言说：近来技合部收到不少来自欧洲国家的电报和信件，反对撤销这个办公室；我也听到类似安南先生所说的那种反映，说这些都是谢莱先生动员的结果。不过，我在想，如果果真如此，说明这位主任的活动能量非常之大。那么，为什么不建议秘书长任命他当联合国裁军代表，让他去说服一些大国裁军呢？ 只要它们裁减部分军备，把其中的小部分捐给技术合作，联合国系统的技术合作资金就有了着落，技合部也就没有财政危机了。我的发言引起哄堂大笑。我接着说明，该办公室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是多了一笔开支，但它有利于加强技合部与欧洲及中东国家的合作。欧洲国家是该部信托基金的主要捐助国，如果撤销这个办公室，信托基金的筹措将受到影响，在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上，该部还将受到质问和批评，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安南也会法语，我在此处还引用法国谚语说，“Ｌｅｓ Ｃｏｎｓｅｉｌｌｅｕｒｓ ｎｅ ｓｏｎｔ ｐａｓ ｌｅｓ ｐａｙｅｕｒｓ”（爱出主意者不对后果负责），等到技合部因此而受到攻击时，我们去找谁去？ 听完我的一席话，安南放弃了原来的主张。于是，日内瓦招聘与奖学金办公室被保留了下来。
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个办公室继续存在是有用的。我离开联合国以后，该办公室的职能得到扩大，到１９９２年５月，除保持原有招聘和奖学金职能外，还成为技合部驻日内瓦代表处。
与实权部门的权威人士面对面（4）
特别工作组的报告经报卢埃达斯、毕季龙及里佩尔审批同意后，即付诸实施。技合部据此编制好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两年期预算，提交 １９８５年秋季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审议并通过。
通过这次谈判，我与工作组主席戴蒙德及预算司司长安南也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友谊。５月１４日，戴蒙德致函于我，转达秘书处最高层领导对工作组成员的赞赏，并以他个人名义，对我本人“用职业性和合作的精神对此次工作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见附件六）
司长级工作组谈判前后长达五个月之久，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争取到一个有利于技合部的协议，使该部每年减去几笔巨额不合理的负担，并争取到一段比较长的稳定时期。职员们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除执行好原有的项目外，还争取到不少新的项目，使后续财政收入得到保障。这次谈判的方案是我与毕季龙商定的，谈判的进程我也是直接向他请示汇报，毕季龙没有让助理秘书长安丝蒂参与。考虑到该部负责人事与财务的执行干事与“中央行政”某些人士关系的复杂性，也未让此人参与。
技合部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执行机构，每年秋天要向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提交工作报告。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在纽约召开的理事会上，该部过去三年来采取精简机构，同时却大幅度增产的业绩在理事会引起了轰动。美联社记者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３日、４日从纽约所发的一系列报道中，有三篇是关于技合部的业绩的，援引如下：
“过去三年中，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将其总部职员数目从５７３名减至３９２名，即减去了三分之一的职员，使财政支出减少１３．９％，其产出却增加而不是减少，人均产出提高
３５％，……即从２２万美元增至３０万美元；”“该部为面临财政危机和改革要求的联合国树立了一个榜样。”
“由于美国欠缴会费，致使联合国遭受被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称为历史上最糟糕的财政危机，联合国秘书处正在尝试向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学习，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报道中特别提到，美国代表格莱查（Ｈｅｎｒｙ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Ｇｌａｚｅｒ）在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发言中曾指出，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效率提高了，为整个联合国系统作出了榜样。
此外，美联社还就技合部１９８２年以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的卓越成就作了客观报道。（见附件七）
毕季龙１９８５年６月离任后，谢启美于７月接任主持技合部的副秘书长一职。
１９８９年８月，秘书处财政厅发布了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１年技合部每年项目预算、提供援助总值以及行政收支情况的统计（见附件八），是对该部十一年来财政的总回顾，它说明以下事实：１９８１年底，技合部有财政盈余４１０万美元；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由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突然砍掉大量已作好预算的援助项目及财政厅让该部继续支付不合理负担，该部连续两年出现赤字；之后，通过采取措施，自１９８５年起，财政每年有盈余，至１９８７年，累计盈余５９０万美元，从中上缴后备基金３００万美元；１９８８年累计盈余７６０万美元；至１９９１年，除了１９８９年再次上缴后备基金３８０万美元外，累计盈余９１０万美元。换言之，如果加上两次上缴的后备基金，则技合部的累计盈余是１５９０万美元，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这份资料清楚地表明，技合部的继续存在不仅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发展事业作出贡献，对联合国本身的财政收入也起了积极作用。谢启美副秘书长１９９１年１月离任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曾致函对他五年来对技合部的领导表示赞赏，并说，“在这一期间，严峻的资源窘迫影响了整个组织，而你的部门却能持续保持着十分突出的增长记录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事业方面的成就。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因此受益。为此，我谨向你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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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权部门的权威人士面对面（5）
２００４年３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联合国里的中国人１９４５～２００３》中，谢启美在他撰写的《回忆技合部》 一文中说：“叶成坝为解决技术合作部财政问题与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组进行谈判，拒绝了大幅裁员的要求，而且争取到了在一段时间内免除一些额外负担，为技合部在财政上的转变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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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应对职员工会的质疑
联合国职员工会是一个很有势力的群众性组织。它的领导机构由职员选举产生，职员们每人每年缴纳会费。工会做过不少主持正义的事，但也有纠缠不清的时候。我到联合国不久，曾看到工会搞起院内的游行示威，颇具声势。秘书处内，技合部职员人数仅次于行政与管理事务部，工会势力很大，很活跃。联合国职员工会主席弗朗德斯（Ｌｏｗｅｌｌ Ｆｌａｎｄｅｒｓ，美国籍）就是该部自然资源与能源司水资源处的一名Ｐ－５级职员，他能说会道，活动能力很强，不少行政领导怕他。
为制订技合部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的两年期预算，经过先后半年的艰苦谈判，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中央行政”的让步，达成对该部有利的协议。但工会的活跃分子从道听途说中得知一二，不了解全面，对协议表现出不信任，个别人甚至加以曲解，在职员中造成恐慌。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０日，联合国职员工会技合部分会贴出布告，为此事于上午１１时召开该部全体会员大会，布告上有醒目的标题：“又有２５个职位被裁掉了！” 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一般是不参加此类会的，司长们很紧张，都想法回避，我是当事人，又是政策司的司长，不能不去。
会议在二层楼该部会议大厅举行，屋里挤满了人，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主持会议的是一位我不认识的职员，先后上台发言的有布鲁斯特（Ｍａｒｉａ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女）、马克斯威尔（Ｊａｍｅｓ Ｍａｘｗｅｌｌ）及鲍温斯（Ｂｏｗｅｎｓ）等工会代表。他们异口同声地对协议提出种种质问。接着是弗朗德斯上台讲话，他的讲话最具煽动性。他说，“中央行政”没有采取任何对技合部有利的措施，工作组的协议没有新鲜玩意儿，是老一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无中生有地说：“又将有１７个职位被裁掉，意味着１７名职员将被踢出技合部。” 此时，听众中一片哗然，有人高喊：“Ｎｏ！Ｎｏ！”接着，其他工会代表们纷纷发言，鼓动搞声明、请愿，甚至罢工，会场气氛一触即发。在此情况下，我举手要求发言。主持人同意后，我走上讲台说，作为工会一名成员，又是工作组中技合部方的代表，首先要澄清所谓又有１７个职位被裁掉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协议的内容，重点举出４４名职员工资及技合部办公室房租问题的解决办法，说明达成的协议恰恰是保住了技合部在职人员的职位和该部的正当利益。我说：“这次的协议并不是没有新鲜玩意儿，而是迄今为止技合部与‘中央行政’谈判收获最大的一个协议。技合部付出的只是裁掉原已冻结的８个空职位，而收获是如此丰厚！” 我见群众情绪逐渐平稳下来，便说：“裁掉８个已冻结的职位，是技合部的让步，但是，怎能要求‘中央行政’作让步，而自己不作任何让步呢？” 接着，我就群众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还对他们说，如果时间不够，欢迎到我办公室来由我继续回答问题，继续辩论，可以辩论五个小时，六个小时。话音刚落，听众对我报以热烈掌声，有人还高呼：“叶先生，我们支持你！” 我刚走下讲台，工会代表鲍温斯上台大声说：“叶先生，你说的固然不错，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保证。你能否保证技合部今后不再裁员？”我只好又一次登上讲台，回答说：“技合部是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一个部门，而不是一个私营企业。我们是由会员国的会费支付工资的，叶先生是不可能作出此种保证的，副秘书长也无法给你这种保证，我想，连秘书长也不会给你作出这样的保证的。技合部的前途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我们全体人员的工作做得如何，以及项目执行得如何。”鲍温斯没有再吭气。于是，弗朗德斯只好上台宣布不搞声明了。从而避免了一场风波，也使技合部避免了无谓的损失。
从会场回办公室途中，毕副秘书长的特别助理赖尚龙对我说，主管招聘专家工作的冯·罗克肖尔（Ｉｎｇｏ ｖｏｎ Ｒｕｋｅｔｓｈｅｌｌ， 联邦德国籍）和其他一些职员告诉他，技合部历史上开过不少次职工大会，从未见过一个司长级行政领导的讲话受到群众如此热烈的鼓掌，叶先生是仅有的一位。接着，副执行干事乌齐尔（Ｃｈａｉｍ Ｏｕｚｉｅｌ，以色列籍）到我办公室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叶先生，你发表了一个非常好的讲话，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当天下午，安丝蒂小姐到我办公室来问道：“叶先生，有人告诉我，今天上午职工大会上，人们对你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是怎么回事？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把会场情况向她作了扼要介绍后说：“我只是将事实真相告诉了职工而已。花了那么大力气争取到的工作组报告被人曲解，如果我不站出来讲话，闹起事来，最后遭受损失的还是技合部。” 她点点头说：“我明白了。”
与掌握资金的项目分配权的机构周旋（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简称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发展业务系统的中心协调和中央筹资机构，也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总部在纽约。技合部作为技术合作的执行机构与该署关系密切。
开发计划署创建于１９６５年，是根据联大决议将１９４９年建立的技术援助扩大方案与１９５８年建立的用于投资前期援助的联合国特别基金会合并而成。１９９４年２月以前，它的领导机构是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由选举产生的４８个成员国组成。
作为中央筹资机构，开发计划署将联合国会员国自愿认捐用于技术合作的资金按照国民收入及人口状况等因素，每五年算一个周期，给每一个接受援助的国家分配指示性规划数（ＩＰＦ），提交开发计划署理事会通过。各国分得的只是资金的规划数字，而不是拨款。各国按照分得的ＩＰＦ与筹资机构及执行机构协商，作出具体项目规划，由执行机构执行，所需资金以及占援款１３％的行政费由开发计划署支付给执行机构。技合部、联合国专门机构与有关机构以及联合国五个区域委员会都是项目执行机构。这里，受援国政府、筹资机构及执行机构形成了一个密切相关的三方关系。联合国系统的执行机构根据各自的专业对执行的项目是有分工的，但在实施过程中，作为中央筹资机构的开发计划署对某些项目的分配起决定性作用。执行机构在取得项目的执行权之后，必须注意项目执行的质量，使受援国满意，如果项目质量出问题，受援国可以在（联合国的）立###，包括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上提出批评，甚至改变项目内容。
我领导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其中“规划”的职责就是为技合部向受援国政府及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等筹资机构取得项目的执行权，这项业务由我司国别项目规划与评估处分管。就技合部而言，与筹资机构搞好关系至关重要。开发计划署大部分单位的办公室与技术部同在ＤＣ１楼里，碰面的机会比较多。我非常注意与开发计划署各级官员保持融洽的关系，特别是与其第二把手副署长布朗（Ｇ．Ａｒｔｈｕｒ Ｂｒｏｗｎ）、亚太局局长约瑟夫（Ａｎｄｒｅｗ Ｊ．Ｊｏｓｅｐｈ）及其他地区局保持友好关系，我与他们之间相互尊重，遇有分歧，必要时我登门造访，能顺利地得到解决。由于他们的以身作则，下属官员也很合作。
联合国系统几个大的执行机构与开发计划署共同组成一个司长级的机构间特别工作组（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工作组的成员名单专栏列入联合国系统高级官员指南，以表明它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工作组由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布朗召集并主持，通报有关情况，并就技术合作问题交换意见。各执行机构通常由各自驻联合国总部代表参加，技合部由我参加。几乎每次布朗召###议讨论问题，总是伴随着激烈的争吵，多半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代表埋怨分给它们执行的项目太少，或认为分配不公平。他们往往提高嗓门，态度粗鲁，出现在联合国内部会议上少见的激烈场面。每逢此时，布朗总是心平气和地回答问题，表现出一个高级官员应有的风度和涵养。在大家纷纷伸手要求分得更多项目之时，作为技合部的代表，我当然不能一言不发，给人以我们吃得很饱的印象。不过我摆事实，讲道理，措辞比较温和。一次，我发言后，布朗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加了一句“叶先生，技合部得到的项目并不少，分配项目时，我们对该部是特别……”他的这句欲言又止的话曾引起某些与会者的醋意。散会后，粮农组织代表还过来问我，在项目分配上，技合部是如何得到特别照顾的，还问我是否与布朗是老朋友，等等。我当然否认“特别照顾”之说，相反，我对他说，“技合部也是吃不饱的，我们在项目分配方面也有意见呢！”
实际情况是，我任司长的五年中，即使是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初这一段援助资金锐减之时，技合部得到的项目仍不缺少。项目的执行带来了行政费的收入，使我们无断炊之虞，甚至还有盈余。为了促进与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关系，我也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做出了努力，使技合部与开发计划署确实做到了相互支持。在这方面，双方共同赞助和促成了几次大型南南合作会议，影响深远。
与掌握资金的项目分配权的机构周旋（2）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地区间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南南合作会议）是中国作为东道国，由开发计划署与技合部共同出资举办的。那是联合国首次地区间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我在促成此次合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开发计划署以往资助召开的南南合作会议，只局限在一个洲范围内，是地区性的，与会国少，合作项目的规模也不大。但这一次由于有技合部参与共同出资，号召力大，与会国的范围和合作项目的规模都是空前的。接下去，在１９８７年我们两家又在土耳其和突尼斯先后组织了另两次类似的跨洲的南南合作会议。连续三次成功的合作，不仅表现了技合部对南南合作事业的热情支持，也密切了技合部与开发计划署之间的合作关系。
１９８７年１月中旬，在亚太局局长约瑟夫主持下，该局与技合部就下一个五年周期的项目制订和分配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谈判。我和该部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率领人员去参加，为下一个五年期的项目分配作最后敲定。对技合部来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判。由于我方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所提要求恰如其分，不搞庸俗的讨价还价，而且相互关系融洽，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协议。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３日，约瑟夫以他领导的全局官员的名义，分别给我和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写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见附件九），还同时给技合部谢启美副秘书长发来赞扬信。欧洲局局长普林斯（Ｊ． Ｐｅｔ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