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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手法写作，绝非想象得那么容易。以我看，你的这种选择与其说是放弃叙述的难度，是媚俗，不如说是对小说就是要讲述精彩故事的一种回归。据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尝试用悬疑的手法讲故事，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很多的难题。在最后的落款中，你就写道在写作过程中“不知多少次修改”，我感兴趣的是，你作了哪些修改，有何取舍？为何要作这些修改？
杨志军：我本人对中国传统小说并不特别推崇。“四大名著”因为缺乏信仰目标和精神高度不可能成为世界名著。就小说艺术来说，无论技巧还是思想，西方都远远处于领先地位。悬疑和不悬疑，你都在学习西方。试图摆脱西方，你就连学习的对象也没有了。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说法，对艺术和其他文学式样或许行得通，对小说行不通。中国传统小说并不具备让世界共享的条件。
我没有转向通俗写作，运用悬疑也并不是放弃叙述的难度。就小说来说，最难的还是叙述一个好故事，一个好故事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吸引人或感动人，传递作者独特的经历和感悟，不重复自己，有饱满的生活容量，有深刻独立的思想，有属于你自己的叙述方法。而很多文学往往是顾此失彼的：为了好看流畅，忽视了思想容量；为了思想容量，忽视了好看流畅。
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作家必须接受小说文本对自己的挑战。不是悬疑了就必然浅薄，也不是好看了就必然流俗。思想越有意义，就越要让它好看；内容越有价值，就越要让它流畅。有时候我们用“不好看”的文字遮掩起来的，往往是我们思想的贫乏和表现的苍白。我想在《伏藏》中实现的目标是：给读者一个引人入胜、欲罢不能的悬疑故事，尽可能丰富地让他们得到西藏文化和西藏历史的知识，在信仰的诱惑下抵达彼岸，这个彼岸就是西藏精神。
《伏藏》的内容涉及西藏历史、仓央嘉措的故事及其情歌、西藏文化的神秘符号、藏传佛教的传承和知识、寺院的隐秘等，但这些对我来说差不多都是一遍写成的。修改最多的是现代人的故事，他们的掘藏和历史的伏藏的对应，他们的爱情和仓央嘉措爱情的对应和延续，世俗生活和信仰追寻的对应等，尤其是最后两章，我是改了又改。
总之，《伏藏》是我命中注定要写的作品，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命中注定要写的，这里除了追求，还有一种宿命。用好看的小说故事包孕深刻的思想，传达严肃的主题，这是我的努力。从《藏獒》开始，在我的写作中已经没有了通俗和严肃的区分。因为我发现写作中的作茧自缚，往往是一种虚弱和不自信的表现。我们为因缘而来，对一个作家，所有的作品都应该是可遇不可求，都应该是随遇而思、随缘而写。我尊重所有作家的追求和个性化的表现，这都是我们和文学的缘分。我们因为缘分而千差万别，其实没有多少道理可讲。
傅小平：悬疑题材的小说特别讲究故事推进的速度，要形象一点讲，该是情节如过山车一般惊险刺激，同时文字能如水一般的顺畅自然。在小说中，香波王子在疲于奔命的旅途中讲述仓央嘉措的故事，这意味着作者需要对故事讲述的氛围和背景有一层层的铺垫，其间的承接、流转维系着小说的元气通畅。就我的阅读感受看，仓央嘉措的故事部分，对于小说的进程有一定的阻隔，尽管这种阻隔客观上也让阅读产生了顿挫的效果。
杨志军：仓央嘉措的故事往往是由伏藏密码引出来的，香波王子如果不讲出来，秘密无法破解，发掘伏藏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发掘的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仓央嘉措伏藏了“伏藏”——他的情歌是密码，他的故事是发掘动力——香波王子奔波的动力和仓央嘉措遗言现世的动力。只有不断的“阻隔”和“顿挫”，才会引出后面的奔泻。说真的，我开始也在“阻隔”和“顿挫”面前疑惑，但当我意识到那是仓央嘉措故事的“阻隔”和“顿挫”，是整部小说的眼目时，我的疑惑没有了。就应该这样，读者读第一遍时，完全可以跳过去，直奔香波王子发掘伏藏的结果，知道了结果再读一遍，收获就不仅仅是故事的结局，一定是文化和精神的，一定是让人有所升华的。好小说应该是那种值得读两遍以上的小说。我希望我写的是好小说，是值得放在书架上的图书。
从约定俗成的观点看，通俗和严肃是有文野之分的，所以许多严肃作家对“通俗”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我曾说，《藏獒》让我欣慰的并不是它的畅销，而是畅销了以后它仍然是严肃作品。《伏藏》也一样，我希望它是一部模糊了严肃和通俗界限的作品。我并没有转向，我仍然在严肃地写作。《伏藏》是用严肃的姿态写通俗，用通俗的方式写严肃。真正的通俗作家有一特点，就是不断重复自己。我是不会重复的，《伏藏》就此一部，整个构思已经完成，不会再延续下去。仓央嘉措，香波王子，我所深爱的情歌，在我这里，已经结束了。
信仰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只是机缘到没到的问题
傅小平：仓央嘉措是藏传佛教史上最富争议的一个传奇人物。在你的笔下，他同时还是一个宗教革新人物。从我们惯常的理解看，宗教革新关乎对教义的重新阐释，关乎从自我到大我或无我的心灵救赎，诸如此类。仓央嘉措的故事，更多关乎打破宗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主题。我感兴趣的是，他这种即使在民间也时有发生的爱情故事，怎样与宗教的革新关联在一起？他又怎样从一个宗教的“叛逆者”，最终成了为藏族人敬仰的英雄人物？
杨志军：人类拥有信仰是为了更放松、更自由、更如意地生活，而不是拿绳子绑缚自己，或者套上紧箍咒，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所有的清规戒律都可以不要，我们只要爱与和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仓央嘉措无怨无悔，无私无畏，只爱不恨。这就是仓央嘉措的启示。我把它概括为西藏精神或仓央嘉措精神。抽象地说，它就是终极目标和世俗生活的统一、现实姿态与理想境界的统一、崇高与平凡的统一、人性和佛性的统一、深厚宽广的爱情和舍命追求的统一，更是信仰追求和道德标准的统一。
《藏獒》中我提出了“藏獒精神”，《伏藏》中我又致力于表现“西藏精神”，我就是想建树一种我们非常需要而又十分缺乏的精神价值。仓央嘉措从来没有叛教，他始终都在身体力行地履行一个活佛的义务。只不过方式不一样。别人是摸顶祝福，他是情歌祝福。还有，仓央嘉措出身于可以在家、可以婚娶的宁玛派，有着把世俗的情爱和信仰之爱交融起来的天然素质。他做得自然而然，而我们却以为那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目标。
傅小平：小说中，贯穿整个故事的仓央嘉措的情歌，似乎有一种坚不可摧的魔力，作为阐释者的香波王子，正是借助情歌俘获了众多美貌女子的芳心，于是就有了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爱纠葛。换言之，情歌在仓央嘉措的创作中有着相当的神圣性，到了香波王子那里，却似乎成了一种感情和性的征服。
杨志军：香波王子当然不能一开始就很神圣，作为一个普通的藏族人，他只能由世俗走向神圣，由低层面走向高层面。情歌本来就是唱歌给情人、获得爱情的。变成信仰之歌，那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小说情节的延伸。主人公如果一开始就很神圣崇高，往后就没有发展的空间了。就是在仓央嘉措那里，情歌的首要功能也仍然是为了获得世俗爱情，其次才是教化民众和信仰表达。
傅小平：作为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主人公，香波王子深受女性的喜爱，梅萨却似乎是个例外，当她和智美发生关系时，心里幻想的却是香波王子。然而，等到香波王子向她求爱时，她又表达了爱的不可能，但最后又是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子弹救了香波王子一命，怎么理解这种复杂性？
杨志军：信仰从朦胧到清晰，灵魂从浑浊到透明，人物是一天天变化的，思想是一步步升华的。欲望之爱和信仰之爱有完全不同的区别。仓央嘉措一开始就把人性和佛性对接了起来，把生命的欲望之爱和人生的信仰之爱铆合了起来。但现实中的香波王子不是，尽管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仓央嘉措的传人，但怎么做都是一个欲望之爱的化身。但是后来变了，因为梅萨的拒绝，还因为梅萨的真爱，他升华了自己的爱，最终继承了仓央嘉措的信仰之爱。梅萨用身体挡住子弹救香波王子一命的举动，完成了她自己的使命，也完成了香波王子的转变。这也是《伏藏》的严肃所在，所有的解密都是为了人性的完美和爱的辉煌，都是为了走向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而悲剧的含义就是崇高和感动。
傅小平：从情节设计上看，有一个问题是让我颇感疑惑的。你在小说一开始就写道，香波王子正是在情人姬姬布赤半裸的照片显示的“深深的乳沟”里，看到了佛母的法音。这种描述，其实特别符合我们武侠或是言情小说的写作传统，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常会有胎记，这个胎记往往隐含了一段不同凡响的身世之谜。不过，通常胎记都是在背上。你设计这样一个充满性意味的印记，是否因为在西藏真有存在这样的习俗？与你对佛教的理解有关吗？是不是同时也暗含着一种反讽的意味？
杨志军：姬姬布赤胸前的法音“嗡”，是六字真言的第一个字，也是许多经咒的第一个字，蕴含了“爱”的读音和意义。在此我想暗示大法如心、大法如爱，也暗示“七度母之门”的伏藏即仓央嘉措遗言的内容。
傅小平：小说重点写了香波王子、梅萨和警察王岩这三个人物的灵魂拯救之路，在这条充满险隘与玄机的皈依之路上，他们最终被仓央嘉措的情歌所感染和慑服，以不同方式各自收获了他们的信仰。应该说，这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一大结局，但我隐隐有一个疑问。信仰，真有那么容易吗？
如果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上看，信仰是一个但凡有责任心的严肃作家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在西方作家的笔下，对信仰的追寻，最后留下的多半不是和解，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探索，比如托尔斯泰，比如黑塞。相比而言，在我国，或许跟我们儒释道的文化背景有关，小说写到最后，总是以主人公寻得了心灵的宁静、平和而收场。相应地，小说的意义也随之被冲淡了。对此，你怎么理解？
杨志军：对信仰的人和有信仰机缘的人，信仰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是日常生活。所以说不是容易不容易，而是机缘到没到的问题。对没有机缘的人，信仰就是一轮夏日骄阳，不仅高不可攀，还因为惧怕照耀而时刻想远远躲开。
许多西方作家是在信仰的背景上探索精神出路的，当然是更深层次的探索。但任何探索都不是给信仰增添什么，而是去掉信仰的污垢，匡正时间对信仰的扭曲。终极的一定也是原初的，精神探索总是绕很大一个圈再回到原地。如果宁静、虚无、恬淡、和谐以及爱是信仰的一部分，是最初的状态，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去呢？许多西方作家都经过了一个“上路”、“回家”以及“寻找家园”的艰难的精神历程，最后的信仰都是纯粹而简单的，也就是他们始终不放弃人性和道德的坚守。而我们是缺少这样一个历程的，我们在文学中很容易就放弃了人性的标准和道德的坚守，以为那是浅层次的追求。于是信仰空白的我们愈加空白了，还谈什么小说的意义呢？
傅小平：我想在设计这三个人物的经历时，你是有特别考虑的。香波王子，从小在西藏文化的熏染中长大，而后来到了北京深造，因卷入北京雍和宫的“七度母之门”事件成为疑犯，被一路“追杀”回到拉萨。梅萨，血液里流淌着西藏文化的精魂，却成长于繁华都市，因了这一事件与自己的“母语”文化有了深深的交集，并牺牲在了自己曾为之备感困惑和向往的圣洁之地。王岩，起初对西藏文化几乎绝缘，他一路“追捕”香波王子，到了布达拉宫却接受了洗礼。对主要人物的命运安排，是否体现了你对于当下汉藏文化互相交融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杨志军：汉藏文化的交融由来已久，也是必然趋势。藏族文化的魅力永远吸引着汉族，汉族文明的魅力也永远吸引着藏族。香波王子的掘藏、梅萨的走向牺牲、王岩的追捕罪犯，都是寻找信仰的过程，是他们有意无意靠近仓央嘉措精神的举动。他们必然获得拯救，也必然会去拯救别人。梅萨拯救了香波王子，香波王子拯救了王岩。王岩要去拯救谁呢？他是警察，当然应该拯救罪犯，这是我留下的一个空白。
傅小平：一个缉拿疑犯的警察，最后却被疑犯感化皈依宗教，这是小说中很有戏剧性的一个地方。王岩这个人物的蜕变过程，也颇能体现身为普罗大众的灵魂拯救之路。遗憾的是，或许是过于专注于叙述的技巧，我没能从小说中理出他思想转变的过程。
杨志军：首先王岩是个本性良善的人，他追杀罪犯自然是为了惩罚邪恶。但当他发现原本认为的邪恶其实是高尚是美好的时候，他自然会转变。他的追捕也是寻找信仰的过程，是洗涤灵魂的过程。他洗涤了自己的污垢——抛弃珀恩措以及珀恩措的哑巴妹妹、无意中酿造了车祸等。他有很深的忏悔，忏悔让他更加迫切地寻找解脱，解脱的办法就是依附信仰，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他和古茹秋泽喇嘛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正是古茹秋泽喇嘛启蒙了他，让他成了一个有信仰的警察，一个护法金刚似的正义的警察。
傅小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保持自己独立特色的地域文化愈加稀缺，随之也愈加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或许，正是在好奇心和窥视欲的驱使下，近年探秘西藏文化的热潮是一浪高过一浪，不少作家也正是得益于对西藏的书写，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他们在作品中大都声称自己试图揭开西藏的神秘面纱，给读者呈现一个明明白白的西藏。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给人的感觉却往往是让人越看越玄奥、神秘，作者也似乎有意渲染这种迷离、错乱的异域风情。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对西藏过度阐释的问题？
杨志军：你的感觉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这不是过度阐释，而是发掘不够，阐释不清。越神秘越写，越写越神秘，不写西藏的许多作家也在这么做。但是文化可以繁复再繁复，宗教可以神秘再神秘，但信仰却必须清透。《伏藏》就是想告诉读者一种清透的信仰、一种明快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起点和终点：爱。或者彼此相爱，或者大爱。
傅小平：鉴于当下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普遍事实，一些作家力图从被主流所遮蔽的边缘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比如，前些年张承志写的《心灵史》，发掘了回族哲合忍耶的悲壮历史；比如，张炜在很多小说中对齐鲁文化的激扬。也是出于同样的追求，在《伏藏》中，你通过讲述一个悬疑故事，意在发现一种真正的西藏精神。
可以说，这种追求未必能真正疗救人们的灵魂，其姿态本身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不免感到一种隐忧。放眼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优长缺失，必有其值得反思和批判之处。然而，无论是张承志、张炜，还是你，都对自己认定的精神资源，持一种近乎无条件的激赏与推崇的态度，这似乎背离一个严肃作家所应具有的独立的文化立场。
杨志军：我没有放弃文化批判的立场，无论是《藏獒》，还是《伏藏》，或是我过去的作品。《伏藏》本身就是反思文化、宗教和信仰的结果。但反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揭露吗？摧毁吗？不是，是建树。因为我更在乎的不是历史的黑暗，而是灵魂的拥有、爱情的永恒、人性的魅力，是我们永远都在期待的光明和感动。从《藏獒》开始，我就认为建树一种心灵比摧毁一种心灵更迫切，也更艰难。用几天、几个月的功夫摧毁几百年的建树，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从“藏獒精神”到“西藏精神”，我就想努力建树一种具有普及意义的精神价值，建树一种人人明白的信仰理念。为了建树，我睁大眼睛盯着历史，有一点光辉我就要放大。因为这是照亮现代人心的需要，也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也许我的建树说服不了任何人，但我能说服我自己。没有信仰建树的冲动，就没有《藏獒三部曲》和《伏藏》。作家应该是悲情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就是这样放大了悬疑的价值。
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
傅小平：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信仰真空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这些年，明星、名人参道、信佛几成一种时尚，旅游爱好者去西藏朝拜的热度也一直不减。前阵围绕信仰的真伪之辩，道士李一辟缙云山清修的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这乍一看是大好事，人们至少对信仰的构建投注了自己的热情，但细想下，所谓的信仰，又似乎只是有钱有闲人士的特权。作为一个信仰的身体力行和忠实追随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志军：你说的都不是我理解的信仰，你说的是宗教，是急功近利的临时抱佛脚。有钱有闲人士的烧香磕头，和信仰从来不沾边。在我看来，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宗教和信仰要分开讲，宗教归宗教，信仰归信仰。不是说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宗教，而缺少真正的信仰。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大众化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一种博爱、泛爱、兼爱的信仰。所以，我的主人公掘藏大师香波王子是个世俗的人，而非高僧大德；修炼“七度母之门”的古茹秋泽喇嘛甘愿放弃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的职位，去做一个改变家乡面貌的乡长；仓央嘉措最终由教主领袖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宗教进入世俗，由佛性回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