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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哲学的尺度有时候是用来衡量逆差的。跟社会和宇宙相比，生活的逆差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喜欢把眼光放近一些，喜欢谈谈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即认识论和生存哲学的问题——人的觉醒和寻找家园的活动到底有没有意义？本体素质的升华和心理变革的节奏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人类的天平上什么是最有分量的？贫困者的精神活动和富有者的精神活动到底有没有区别？西部和内地、历史和现状的反差是否就是喜剧和悲剧的反差？世俗的人生态度和宗教的人生态度是否有着水火不容的区别？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就应该是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假如高原人就这样一如既往地活着，是否就意味着生存的质量、“人”的质量的大大降低？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否能够造成人生和心灵的高度欢喜、肉体和精神的高度幸福？一切都可以用肯定来回答，一切又都可以用否定来回答。人的选择往往是由不得自己的，我们被环境决定着，被不可测知的命运决定着；人的思维和灵魂其实仅仅是历史以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蘖生者。
中国西部是一块倾斜的高原，由地域因素、民族因素、历史因素所制约的人的心理开放机制漂浮在不同的水平面上。这些因素有时是现实的动力，有时是现实的后赘。而对一个民族来说，后赘的价值往往优胜于动力的价值。当后赘反弹为动力的时候，它的作用就大不一样了。对此，我们的思考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开端：因断裂而崛起的世界屋脊必然会因断裂而凹凸而塌陷，过去许多人往往很傻地为自己居住在世界屋脊而骄傲而感到光荣无限，现在却更傻地为自己居住在世界屋脊而灰心而愤愤不平。其实光荣无限和愤愤不平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一种没有把高原当作家园的表现。真正的高原后代，那些格萨尔的子孙，从来都是平静地生活着也平静地崇拜着——就像崇拜祖先格萨尔那样崇拜着世界屋脊。
藏族的《格萨尔》是世界屋脊的镇脊之宝。从理性和想象出发，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整个青藏高原各个民族共同的史诗。因为它反映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征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真善美的古典看法，反映的是在神话年代进入史诗年代之后，人的生存意识突然被日益强化了的发展意识和创造意识所代替，从而让悲壮和崇高占据了人生制高点的那个岁月里的人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富于想象，怎样喜欢用抽象的义理代替直观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从汉族的历史中找到一部威武雄壮的可触可摸的史诗。也就是说，汉族的历史是断裂了的，在它的神话年代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之间，缺少一个史诗年代作为衔接。如果我们还想和本土的居民一样愉悦而伸展自如地生活在高原，就必须像接受高海拔一样接受《格萨尔》史诗对我们的熏陶，就必须在《格萨尔》的熏陶和启示中，寻找和发现属于汉族自己的史诗。
汉族的史诗大概是亡佚了的。如果这个说法不会太离谱的话，我们便有理由作出这样一种猜想：汉族太古老了，在它创立文字之前，所有的神话和史诗都已经被漫长的时间淘洗干净了。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支正处于神话时代的民族参予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运动，他们那诅咒太阳的传说，那治理洪水的故事，那盘古开天的臆想，被这个古老而先进的民族堂而皇之地接受了过去，并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于是，那支沉湎在神话幻景中的民族，在进入悲壮而理智的史诗年代之前就有了一个超越历史的心理激变和主体跃进，文明的强光辐射使他们失去了一个拥有史诗的机会，不然古老的汉民族一定会把别人的神话和史诗一起搬进自己的历史宝殿的。一个只产生了神话而来不及产生史诗的民族就这样和一个早已被时间淹没了神话和史诗的民族融为一体，在共同的历史文化中领有着共同的骄傲也领有着共同的遗憾。尤其是当它在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逼迫之下，渐渐萌生了民族的寻根意识之后，便更为史诗的遍寻不见而大为惋惜了。聊以自慰的是，他们从藏族的史诗《格萨尔》中觅到了自己祖先的身影；他们似乎有根据这样设想：全世界所有具有史诗的民族的猿祖，从树上爬下来的时间比起亡佚了史诗的民族的猿祖来，晚了将近一百万年。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起下树，我们不是一起直立而起，我们不是一起发现了火种，我们不是一起走向了滋生智慧树的原野。
然而，不管是早进化了一百万年，还是晚进化了一百万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的史诗精神虽然能够强壮我们的肌体，提升我们的境界，却不能代替我们今天的脚步；我们也不可能在对彩陶纹饰的欣赏和对英雄祖先的崇拜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正如识见者所说：“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穷国和富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对地区，对民族，对西部，对青藏高原，对人的心理，当然也应该是适宜的。
那个骄傲的拥有史诗的藏族，那个古老的亡佚了自己的神话和史诗却赢得了他人神话的汉族，在青藏高原挺拔辽阔的土地上，以相差不远的心理状态，吃力地进行着寻找家园的活动。
关于神话和史诗的反差，关于民族的反差，既是历史的反差，也是现实的反差，却不一定是未来的反差。人们的创造活动和理性世界的真正建立，将会首先在心理上裨补或跨越那个悲剧性的文化断裂带。
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辉煌阶段，一定是戏剧的收场。
第十七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1）
在吟诵真言的合唱里
——《西藏的战争》创作谈
一直想抵达目的地却从未见过目的地的模样。永远都在路上的感觉让我想到抵达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认为生活不仅仅是吃喝拉撒性，精神家园就会出来感召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常常写小说却不知道为什么写小说，我屡屡去西藏却不知道为什么去西藏。我发现正是这种“不知道为什么”，才让我活到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会写得很勤很好，也会活得很踏实很快乐。
快乐的睡梦里常常会出现我住过的某一顶帐房，那一定是黑色的牛毛褐子缝制的。我站在门口，一遍遍向草原发问：啊嘘，我是什么民族？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汉族身份感到失望，心说我生活在藏族聚居区为什么不是藏族呢？我不能穿着光板的羊皮袍在马背上蹿上蹿下，不能扬起冻紫的脸膛拉着鼻涕带着藏狗朝着失群的牛羊追奔而去。我不能抱着羊羔睡觉，骑着牦牛走路，嚼着风干肉嘎嘣嘎嘣磨牙。我只是一个来到草原的城里娃在羡慕一种异陌而自由的生活。我的自卑由此而来。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我们也是游牧民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曾是驰马如风、投身疆场的蒙古人。由于战争，祖先把他的后代丢在了黄河以南的孟津渡；由于和平，后代便把攻城略地变作放马南山，后又变作稼穑屯田。父亲像是要找回祖先的影子那样一路西去，到达青海草原多年后才知道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这里曾是蒙古人的牧场。那就是这里了，我们被文字考证过的祖先最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一座被征服的高原上。征服是互相的，蒙古人征服了藏族人的领地，藏族人征服了蒙古人的心灵。蒙古人一接触西藏人，整个民族就都信仰了喇嘛教。当然，还有通婚，还有混血。
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待在草原。于是我就成了草原的常客。又因为母亲是医生，便常有牧区的藏族人来看病。他们一来就住在我家，一住一大片。让他们睡床，他们不肯，一定要睡在地上，也不要铺盖，裹着自己的皮袍就可以了。我知道这不是客气，他们是真的睡不惯床。我于是很惭愧，我不仅没有席地而卧的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自由。但他们一来，我就自由了，我跟他们一起睡，如果他们带着孩子的话。他们的许多病比如肝包虫、胃包虫、风湿病，我母亲是治不了的，就把他们带到医院别的医生那里。最终治好了没有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是一个不小的牵挂。当然被牵挂的还有奶皮子——我永远都记得饥荒年间藏族人送来的香醇无比的奶皮子。我常去草原，有时候就是为了吃一口记忆中的奶皮子。
后来我发现我的天性是那么得牧民，那么得具有地道的藏式人格。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草原，热爱牧民那种散淡缓慢的日子，那种所求不多而又异常艰辛的生活。我在不断向自己证明：生活并没有因为我在各种表格里填着“汉族”而让我不是一个藏族。我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我的简单、耿直、虚静、沉默的日常姿态，我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还有我的写作——那种只要一触及藏地就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表达，都让我明白我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单纯而辛劳的游牧，只不过我把游牧变成了游走或流浪。流浪是生活的，更是精神的。
我有着藏族人的情怀、藏族人的思维方式、藏族人的信仰。我曾经这样定位自己：我是一个顶着汉人名分的藏族人。“藏族人”这三个字，是我一生永远的情结。很多时候，只要想起这三个字，我就会泪如泉涌。这是一个高寒民族最简单的称谓。拥有这个庄严称谓的民族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面朝天空的祈求；有多少幻想，就有多少对着神灵的跪叩。它用无法抗拒的魅惑，让我跳进了洗刷灵魂的河流，让我加入了吟诵真言的合唱，让我成为经幡部落的一员，匍匐在即将陨落的太阳燃烧而起的地平线，流水冰晶，地久天长。于是，我写了我的“荒原小说系列”和“藏地小说系列”。《西藏的战争》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面对这场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判定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并不困难，写出战争的残酷并在残酷中发掘覆盖敌我双方的人性也不困难，困难的是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即使展示了赤裸裸的人性，作家也无法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环，无法避免在血酬定律中盲目迷恋鲜血和死亡致使文学成为复仇杀戮的收藏器。而战争文学最大的忌讳便是陷入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不能自拔。那么再往前走一步又是什么呢？这个困惑让我一直漠视着这场我所熟知的著名战争，最初的激情也被置放在仓库里渐渐冷却了。直到2009年我在写作《伏藏》时无意中触及到“佛光西渐”的事实——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在欧美多处建立禅坐中心，以静息烦躁焦虑的西方心情。与此同时，我在江孜白居寺看到了当年被英国人抢走后因为遭到（也可能仅仅是惧怕）报应又还回来的法器，让我想到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佛教的果报思想在“还回法器”这件事情上的天然统一。一个曾经多次思考过的问题复燃在即：为什么英国人在占领拉萨七个星期后又主动撤离了呢？是信仰，是神与神的商议和妥协。信仰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善良、诚实。在信仰的顶端，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佛教，只有爱与慈悲在飘荡。信仰挽救了西藏，也挽救了作为侵略者的英国士兵，现在又挽救了已然进入死胡同的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当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的多数战乱都与宗教有关而且还在无休无止时，我看到了西藏的战争对当下世界和人类和平以及所有信仰者的启示。
写作是顺利的。投入就是回到从前。还原历史和还原生活，对我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西藏并不神秘，只要你有藏族人的思维和信仰，一切都显得稀松平常。
还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抵达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战争》并没有让我抵达什么。在依然“不知道为什么”的生活里，我还是越来越藏族人地一边写一边读，一边哭一边笑，一边行走一边居住，一边低贱地吃饭，一边高尚地信仰。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伏藏》：我们的精神出路
——对话《文学报》记者傅小平
傅小平：继《藏獒》系列图书之后，著名作家杨志军带着他的长篇新作《伏藏》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作为一个宗教术语，书名伏藏指的是“把信仰或经典埋藏起来，让千百年后的信徒发掘而成为当代的精神资源”。小说讲述的则是一个拯救布达拉宫、拯救灵魂信仰的英雄故事。它以西藏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为线索，力图拨开历史迷雾，超越爱恨情仇，以《达·芬奇密码》式的悬疑手法破解神秘的西藏。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杨志军称，写作《伏藏》是一种“冒险”，因为小说采用了时下很流行的悬疑手法，容易引来读者的误解，以为又一个严肃作家开始向市场、金钱妥协，开始哗众取宠了。“其实，只要读者耐心读下去，会发现在这样一个貌似通俗的悬疑故事背后有着沉重的主题和饱满的思想容量，我只是把它们装在了一个时尚的容器里，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西藏。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可以不皈依宗教，但是必须要有信仰。”
《伏藏》是用严肃的姿态写通俗，用通俗的方式写严肃
傅小平：出版方把你的新作《伏藏》比之为中国版的《达·芬奇密码》，且不说这种称谓包含了多少炒作的成分，单从谋篇布局、情节设计等上面看，两本书的确有一定的相像性。当然相比而言，《伏藏》有更强的隐喻色彩。比如，同样是解密，《伏藏》的“密码”隐藏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传奇故事里，这个故事由后来被证实为仓央嘉措传人的香波王子讲述和阐释，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思想，更具严肃性。
这大概就如你自己所言，《伏藏》借用悬疑的壳，抵达的却是真正的西藏精神，亦即把深刻的思想置放在一个时尚的容器里。与此相仿，读《达·芬奇密码》，则更像是剥洋葱。作家的层层叙述展开故事，读者参与其中，充满一种解密的快感，其中更是饱含了强烈的娱乐精神——悬疑推理小说必备的核心要素。由此，从小说的写作艺术上来考量，你在写作之初即立意追求的严肃和深刻，行文中体现出来的偏于外露的隐喻气质，对“娱乐精神”会否是一种消解？
杨志军：其实《伏藏》和《达·芬奇密码》只在两点上相似，一是手法都悬疑，二是内容都宗教，其他方面区别是很大的。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没有《达·芬奇密码》，是不是我就不悬疑了？就不涉及宗教内容了？第一，悬疑是小说的基本手段，也是小说的天然品质，几乎所有作家都绕不开悬疑。只不过有的作品在有意淡化，有的作品在刻意强调，区别就这么简单。第二，悬疑首先是由描写对象来决定的。西藏幽闭深邃的地理、隐秘复杂的历史、神秘独特的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悬疑资源，我不过信手拈来，想不悬疑也不行，悬疑了才真实，才符合小说解读的需要。
在《伏藏》中，我很在意图书知识传递的作用、精神陶冶的作用，以及人物情感和历史命运对读者的穿透力。我首先要把仓央嘉措和香波王子的故事讲好，要把发掘伏藏的文化解码过程写好。对我来说，悬疑的方法和传递思想、叙述故事是一种自然融合的状态，谁也堵不住谁。我觉得我们应该边思想边娱乐，应该流着眼泪娱乐。“娱乐精神”强调的是精神，就是说在娱乐中获得精神，并不是说娱乐就是精神。我把文化符号、思想密码、信仰追求融化在小说的悬疑里，就是为了最大限量地体现“娱乐精神”。
所以我的悬疑设置不是一般的生活逻辑，而是知识逻辑、文化逻辑和信仰逻辑。我希望这样的悬疑，给“悬疑”本身提供另一种思路和风格，开辟一条新路子，让认知能力和文化水准日渐提高的读者感到一种棋逢对手的满足。
傅小平：其实，即便是在通俗小说界，也不乏对精神探索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他们通常会在小说的开始部分，给读者呈现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对这个命题的追寻和解释，也最能考量小说的深广度。在《伏藏》的开端，你由乌金喇嘛这个人物的人生轨迹引发开去，揭开了信仰危机这样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在正文的叙述中，却似乎忘了关上。这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那个无意间打开魔瓶放走魔鬼的渔夫，并没有用智慧把他收入瓶中，而任由他的阴魂在人世间随处飘荡。
杨志军：《伏藏》的开端的确是一个严肃的命题，小说中的所有阴谋和暗杀都与“开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最后由乌金喇嘛的暴露作了照应。我想告诉读者：信仰危机是世界性的危机，信仰追寻也是全人类的追寻。人类的精神史就是这样写下去的：在不计其数的失败和挫折中，追寻，追寻，追寻。
傅小平：在这部书里，你有一个大的抱负，通过故事的讲述，让读者看到一个明明白白的西藏。这就势必要求小说拥有很大的知识容量。当然，对于常年浸润在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背景中的你来说，知识储备或许不是一个大的难题。然而，如何把这些知识不落痕迹地“化解”在小说故事的叙述里，却是一个大的挑战。毕竟，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当然更愿意还是把《伏藏》当成一部有料的小说，而非是众多西藏文化读物当中的一本来读。
杨志军：每个人的阅读姿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为了获取知识，有的为了陶冶性情，有的为了实用。而你的阅读肯定是职业性的，有很强的目的感。但不管怎么说，当一部小说的推理以知识和文化为支点的时候，作者对读者的期待就是耐心。在我的设计里，我想尽量做到每个知识点的出现都与发掘伏藏有关，都是“七度母之门”的一环，区别在于有的是明晰的，有的是隐喻的，还有的是跨越情节的。我希望读者用由浅入深的姿态，获得深入浅出的效果。
傅小平：从我国的写作传统看，悬疑写作的根基并不深厚，这一点从当下风起云涌的类型小说写作终究还没能摆脱学习西方的窠臼上就可以看出。所以，作为一个以纯文学写作起步的作家，转而用这样一种看似通俗的手法写作，绝非想象得那么容易。以我看，你的这种选择与其说是放弃叙述的难度，是媚俗，不如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