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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播出了一部有影响的电视剧，类似《雍正王朝》或《走向共和》的，更能使观者激动不已。看来要有动作了。得多吃两碗饭，活到那一天啊。眉飞色舞地谈论，有股子就要二婚的劲头儿。过后没啥动静了，该干吗还干吗吧。时不时提起来，像在谈论一个不争气的孩子。
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压抑得太久了。久而久之，九九归一，就落下了病根儿。
“这是上面的意思”
“这里面的水很深”；
“来头不小”；
“这个人很有背景”；
“上边发话了”；
“上面拍板儿了”；
“最近上面有新精神”；
“这个很敏感”； 。 想看书来
二、角色层（5）
“这是一本禁书，你看看吧”；
“领导人出场的顺序好像变了”；
“上面表态了”；
“这小子有后台”；
“我黑白两道儿”。
有意思的是，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发布了一篇题为《我的最新决定》的日志，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自己不得不选择“闭嘴”。“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上面的意思”。一个以主张人权（性权利）的先锋人士，原来也是在不自觉且很传统地制造着政治迷彩。
布莱希特认为，一切熟知的事情，因其熟知就理所当然，不需理解。而陌生化效果借助戏剧手段，除去了人物及事件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的因素，给它们打上触目惊心、引人求解、决非如此的印记，从而引起联想、思考，引来批判、探讨。
呵呵，政治中心外的围墙与栏杆也一样促使人们试图透过现象去寻找本质。这样的本质可以是秘闻、野史，也可以是解密、戏说，还可以是揭露、爆料，更可以是说出真相、颠覆既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围墙和栏杆，权延赤的红色记忆也不会那么畅销，《雍正王朝》、《汉武帝》也不会风靡天下，中国的当代史书写者也不会一点一点儿非常有策略地往外吐料。政治的迷彩确实有着很重大的经济价值，也能让那些知道些许真情的人成名成家。
而作为围墙与栏杆之外的一般人，也似乎不想把这层迷彩揭掉，并希望自己也能探头进去，不仅可以观光，而且值得炫耀。
那些类似李银河的学者，对于政治迷彩的侵袭，一方面很无奈，一方面也可以借此为暂时或永久退却的借口，同时还能增加自己的迷彩。
也许政治并非如此神秘。但作为政客，要故作神秘；作为公务员，要制造神秘；作为作家，要卖弄神秘；作为商人，要经营神秘；作为冷眼旁观者，要欣赏神秘。这些，就是今日迷彩政治之一斑了。
腐败自我谈
早就想写写腐败的话题了。
这个话题已经被谈论得太多了，好似一个大马蜂窝却一只蜂都不见，都去找蜜去了。这就不好谈了。但我发现这些谈论里基本上只谈论别人，不怎么谈自己。
于是我又有了谈兴，就从自我谈起吧。
在自我谈之前，还是得对“腐败”这个词分析一番。“腐败”是一个典型的矛盾词，矛盾词的意思是说，一个词正说也可以，反说也可以。比如：炒作，宋祖德之流一定会这么说：不炒作也是一种炒作。比如：风险，那些搞融资集资生意的总是如此宣传：没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那么，不腐败是否也是一种腐败呢。当然不是。但是一个人要是不腐败，恐怕是不好混的。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也就是“腐败”作为矛盾词的本质。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做官了，会不会腐败？如果我去做生意，会不会行贿？
我想，医生收红包，为了孩子上学去送礼，其实都是腐败和行贿的小苗。
我如果有孩子，我也会去找人的。我做生意，我也要给人好处，要不然怎么拿单。这是必须的，是行规，不可能不这样做。
那么，我就没资格谈腐败了吗？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腐败。
一种是生存性腐败，一种是享受型腐败。
生存性腐败的意思是说，不得不腐败，不腐败就生存不下去。不如此，就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问题。
二、角色层（6）
我也一样。我也会托关系、走后门，找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来帮助解决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看病的事情。认识一些官儿是一种荣耀，他们可以帮助我办事，以便在竞争上先人一步。
有时候不这样做不行；但有时候就变成了享受，想这样做，因为尝到了甜头。后者就是享受型腐败。
生存性腐败比享受型腐败要轻，应该尽量少做生存性腐败、不做享受型腐败。但它们其实都是不可原谅的。
那怎么减轻我的负罪感呢？
于是就去批判腐败，去批判那些受贿者、有权者、既得利益者，去批判这种社会现象。
时代的精神病气质
汉语常常会把名词给形容词化了，如：
红红的×××（意思是，这个×××具有“红”这个属性）；
科学这么做是不科学的（意思是，这么做不符合科学规律）；
太监太监帖、鉴定完毕（这个太监会上网）。
而当“精神病”这个词也形容词化时，就会出现以下的骂人话：
精神病啊。
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吧。
精神不正常吧。
神经病。
还有当精神病与神经病混淆之后，就会有更有趣的现象。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是神经病，什么又可归入精神病，确实是值得分析的。但在日常的汉语口语里，却基本不作区分，就如对心、脑的混淆一样。
这个世上无非三种人，即：
精神正常者（俗人、大众的单数、群众的个体，老百姓之一）；
艺术家（诗人、作家、舞台表演者）；
精神异常者（精神病人、疯子、变态狂）。
精神正常者是大多数，可称为“精神正常群”。他们的精神也是相似或相同的，惟其如此才会存在所谓的人类的普适价值以及语言等交流工具的产生与发展。正是他们，制造了流行时尚、社会道德、电视广告、市场经济，并规定了一种或几种生活模式。
大多数人在日常语言中交流，以此获得精神慰藉，并刚化了彼此相似或相同的那种精神状态。他们的精神状态大致重合，其程度可描述为“正常精神重合度”，其值应在90％以上。专制社会的正常精神重合度可达24K金一般的好几个九，……
也正是这个精神正常群（他们、我们），将那少数人所具有的异彩纷呈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定义为“精神异常”，并建造了精神病院。
还要注意的是，这少数人的精神状态相互之间能否重合、重合多少，这显然有些类似P2P协议的意思了。与“正常精神重合度”相对应的，可称之为“异常精神重合度”。
若异常精神重合度的值为0，则反证出精神正常群的极度的正常来。
可实际上，任何两种精神都会有交合的，也就意味着其值大于0。而若异常精神重合度的值虽然大于0，但还是很小，那么这样的精神世界就如野生华南虎那样濒危。每当一个这样的人死亡，就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种精神可能性的宝贵基因。
若异常精神重合度比较大，如大于50％，那么这些人就很可能是艺术家了。
因为艺术家恰恰游走在精神病院与俗世之间，或穿越，或潜行，或招摇。艺术家躲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里不出来，他知道若是出来就会变成精神病人，所以宁可待在美术学院而不去精神病院。
而一般人对艺术家还是很尊重的。因他们不能理解艺术家那异常精神重合（相似）度大于50％的艺术精神的世界以及从这个世界里分泌出的语言，从而产生了敬畏。又听说那些侥幸进入正常精神群的艺术品获得了惊人的拍卖高价，就更有了景仰。因为他们还是懂得那样的一种语言——市场语言。
至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病气质，就如搞怪、搞笑这样的行为，明明是属于正常精神群的，却非要把自己投入到精神病院的氛围里。兄弟，你没这精神底子，但你有这精神气质。
而这些行为却又不来自那个异常精神重合（相似）度大于50％的世界，无非用的还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市场语言。像芙蓉姐姐（据说她确实被车给撞过）、周老虎、相声、绯闻、丑闻、性闻、八心八剑，大都具备了这样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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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则件（1）
开会为啥不坐第一排
在一个大会议室，当有好多排坐椅时，经常可见第一排空荡荡的。于是会议的组织者就会让后排的人往前坐，以达到给自己壮胆儿的效果。于是就会有几个人零零落落地排到了前面，也就如此了。开会吧。
为什么第一排总是那么冷清呢？这似乎源于儿时学生期的心理印记。
上学时，坐的位置往往是跟个头相关，个子矮的就坐前面，高的在后面。于是坐后面的，就有种优越感，而且自由。坐前面的，容易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打小抄也不方便。坐后面的，可以搞些小动作、传字条、看课外书、假寐，也不会被发现，或就是老师懒得理你。
大了，工作了。当公司迁入一个新办公室，比较贼的员工会选择那些角落里的办公桌，一般是背靠墙壁、角落的。这样的位置是不会有人（主要是老板）有机会打背后经过的。如果玩个游戏、看个股票K线图或者查查澳门盘口，绝对不会被发现。
开会时，总有一些领导、嘉宾、老板会在第一排落座，把这第一排就权当主席台了。其他人则习惯性地往后坐。剧场也是这样，当有地位的人来观看时，前排会留出座位，虚席以待。
久而久之，即使第一排没啥事先安排，人们也不喜欢坐了。其实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座位时，也在心中衡量着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一个人选择什么座位，也暗合了他的社会角色。
在飞机上，第一排是头等舱，不能随便坐，要付钱的。如果不满员，后面的座位可以随便了。最安全的是尾部，失事飞机的尾巴是翘的。
只有看演出的时候，第一排总是人最多。因为第一排的票最贵，看演员最清楚，最值。当一幕结束、下一幕即将开始前的换场时分，黑灯瞎火的，就见几个黑影晃到前边去了。
从大学教室占座看潜规则的生成
经常可以在大学自习室里看到有人占座。这些人占座的方式五花八门，但规律却是一个，不见占座的人，只见占座的工具。
用书占座是最常见的，不怕丢是最基本的，不过有的老兄还要放上好几本，似乎在着重说明，千万别抢，否则书丢了算你的。
有的在桌上签名就算占座了，看来即将到此一游。
有的把喝光的饮料瓶往上面一搁，到底是谁喝剩的呢，只有指纹能作证。
有的用张纸就能代表自己的使用权了，太象征主义了。
有的用粉笔画上自己的势力范围，做得够绝的。
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这样。图书馆的座位几乎被占光了，可图书馆里却没多少人。我很气愤，就把那个占座的书包往窗台上一放，顾自看起书来。
占座的是个女生，她气哼哼地拿起书包在旁边坐下来。
我不认识她，却问，你恨我吗？
她不说话。
我很天真地说，你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
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
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
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分析一下同学占座的情形，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很接近的。
首先，这块自习桌还不曾有人占住。
其次，同学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学习所必需的面积。确实，很少有太过分的，一下占上十个座。同学们还是比较节制的，谁都不容易。 。 想看书来
三、规则件（2）
第三，同学们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空洞的仪式，而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使用权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比如放张纸，也是劳动啊。要是搁两本书，简直就是耕耘了。
大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思想的基础。他们能够把占座思想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生活实践，实在难能可贵。这种精神足以发挥到对小区物业的管理当中，业主委员会要讨论的占座问题那就复杂多了。
只是，占座一例似乎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滥用。同学们把个人以为合理的契约强加给别人，然后也默认他人的强加。于是，这个占座的契约就能风行校园，变成一个潜规则。
中国的潜规则大约都是这样形成的。先是容忍，然后是默认，最后是同流。
潜规则也是契约。
大学生在校园里习得了潜规则的创立、流行之法，必会应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并引以为豪。
这种占座行为其实和业主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后者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像前者那样无端制造自己的权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说法里包含了更多的契约精神，只是这样的契约精神在于不订立契约。
不订立那些类似潜规则的契约，我们的生活或许会更加简单、清澈。
蹲下还是坐着——兼论体位的尊严
那次去现场批判于丹，被保安从会议室架出来，就进了走道对面的一个房间。那保安以短促的语调对我喝道，蹲下，蹲下。
我说，我凭什么蹲下啊。
说了几遍之后，一个警察说，那你就坐下说吧。
后来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后，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一楼。他想把我带到所里（其实是吓唬），但因为现场任务重，就对我说，蹲、坐——那儿吧。那个“蹲”字，只说了半个。
“蹲下”，似乎是警察或保安给予“捣乱者”的应有待遇。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说顺嘴了。然而，蹲下还是坐着，关乎人的体位尊严。
人不是澳洲袋鼠，不适合长蹲。久了血流不畅，神经受压迫，就会麻，很不舒服。当然，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要是蹲久了腿一麻，想跑都不容易。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不同的地点应当执行怎样的体位。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罪犯，也都有坐的权利。
在跪、蹲、站、坐当中，一个比一个舒服，可见坐是最有尊严的一个体位。
坐离不开椅子，一坐下椅子就承担了人体几乎全部的重量，使四肢得到解放，各种腿姿、手势都出来了，这简直就是一种进化。坐椅的设计形式与装潢也是对坐之尊严的烘托与夸大，就如太和殿里的御座，其实并不舒服。
从历史上看，在国人习惯坐之前，是跪在蒲席上的。跪在蒲团上的人显得更严肃，双腿基本被废无任何体位语言可谈，两只胳膊的势力范围也受限，挥舞多了类似木偶。后来，皇帝先坐了起来，大臣们也跟着站起来。只是遇到了更正式、更庄严的场合，臣民或下级还是要跪着。这就是由于跪习惯了。
跪比起站与坐来，肯定是更低身份的。最简单地说，就是跪着显得矮，海拔上不如站与坐。可站着似乎要比坐着海拔高啊，为何不如坐的身份高呢。这里有好几个原由与层次。
先来看皇帝老儿的宝座。太和殿里的金九龙宝座和屏风安置在高约两米的金色台基之上；这下子高了吧。即使底下站的是爱卿姚明，也不会冒犯到天子的龙颜了。
三、规则件（3）
坐者可以通过提高台基的高度来体现尊严，也可以通过家具的形式来表现自我。大小公司也许规模不同，但老板桌大多一样，都是很厚、很笨重、深棕色的。这样的一个大件足以增强坐着的老板的尊严，以便在和员工、客人对话时底气十足。还有的人喜欢在桌上再摆些小红旗，在旁边放个珐琅彩的地球仪，在背后的壁橱或壁炉上放些和大官儿、明星们的合影（和人妖的就算了），哪怕是前某某长或过气的流星，那至少也证明了曾经辉煌。这些也可以增加坐姿的魅力。
坐的方向也影响到地位。在中国，面南背北是最好的。在会议室，椭圆形会议桌，坐在两端的大多是领导。在包间里，肯定与门相对的是上座。由此可见，坐在对称轴上的，更有尊严，只是要刨去南极和北极。
朱文在其小说《把穷人统统打昏》里说：从一个地方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自古以来有四种方式可供人选择。一、当然是走着去，包括爬着去；二、游着去，前提是你必须会水；三、飞着去，紧紧地勒住天鹅的脖子，然后把你要去的地方跟它讲清楚；最后一种也是最普遍的一种，那就是滚着去。这一种可分为机动的与非机动的两大类，机动的按照汽缸的多少、马力的大小又可以精确地分出若干等级，非机动的通过观察驱动源是否在大街上随便拉屎也可以大致地看出人力与畜力的区别。不过所有“滚着去”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借助轮子的滚动来实现空间位移的。……在我们的经验中“滚着去”的人容易与“走着去”的人过不去，而“走着去”的也习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如果“走着去”的人进而仇视“滚着去”的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没轮子的当然仇视有轮子的，就像穷人仇视富人一样天经地义。“滚着去”的其中也有分野，非机动的仇视机动的，两个轮子的仇视四个轮子的。就是同样是机动、四轮的也还存在着分野，夏利仇视桑塔纳，桑塔纳仇视奥迪，奥迪仇视奔驰，等等。反正轮子一搅进来就麻烦了。在“滚着去”家族中，我属于坚定的非机动二轮阶级。
这些“走着去”、“爬着去”、“游着去”、“飞着去”以及“机动的”、“非机动的”、“两个轮子的”、“四个轮子的”，都由于体位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尊严。至于“夏利的”、“桑塔纳的”、“奥迪的”、“奔驰的”，则如同坐椅的不同装潢以及老板桌上的布置了。
那么躺与坐相比，怎样呢？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