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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火山，是拼掉了牌坊只要正常的性生活，或改嫁，或偷情，不为牌坊所累。
死火山，依旧背着牌坊，逐渐浇灭心头欲火。
性感之二：宫墙
看到宫墙，就会想到被宫墙围起来的后宫。说它是个妓院也无妨，且只有一个嫖客。大红宫墙，可喻为敌人的鲜血、祖先的鲜血、忠臣的鲜血或妃嫔的经血。朱红大门上一个个浑圆的门钉，犹如后宫美人乳房那般森然林立。
宫墙同样也幽闭着妃嫔和宫女们的性欲望。在无数的没有性功能的太监的监视下，在唯一的有着性能力而身体欠佳的皇帝周围，她们尽量靠着装扮、节目与床技来博得一夜的宠幸。这样的一份艰辛正造就了那份特别的只属于一个人的性感。好冷啊。
宫墙斑驳，却照见佳人的粉嫩。
宫墙粉饰一新，却听到宫女说玄宗。
性感之三：三寸金莲
性文化要求女性要自觉地制造性感，即改变自己的形体。最典型的莫过于三寸金莲了。女性改造了她们的脚，母亲替幼小的女儿缠上裹脚布。虽然从外表看，小脚很可人儿啊，肉乎乎的。但若把裹脚布打开，就可见到畸变的脚趾骨。因不自然而引来的反感需要用儒学的淡定加以克服。
但当缠上裹脚布，则一切又变得富有美感起来。好一双小荷叶，好一对乖莲蓬。小脚女性走路不方便，需要格外用力，远看去如风中柳、水里蛇，好不婀娜。随便捏女人的小脚绝对构成性骚扰，是种流氓行为。而拿到女人的金莲鞋子，可谓定了情。
此外，可以体现性感的事物还包括了旗袍、四合院、《女儿经》、女工、兜肚、闺房、床笫、绣品、妆奁、服装等。这些都在表达着封建时代儒家对女性行为举止的各类规定。正是通过它们，儒家的性文化具体到了规矩上面，即建立起类似封建等级制度的性等级制度。
不同年龄与身份的女性应在这些事物上表现出各自的性压抑特色，并从母到女，从婆婆到媳妇。
因而，我等可以发现性压抑而导致的性感具有文化的遗传性，也就是性感的传统。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如当今世界，性感是一种统计###算的话，其结果常常是随机性的创造。而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性感就是一种等值运算，A=B、B=C、C=A的循环。
于是，考古学和考据学就特别有用，以一个时期来划分性感就可以掌握住封建时代的整体性了，而根本不用像现代这样要时时刻刻地记录下流行时尚，免得被抛入骨灰当中。
若更进一步研究封建时代的性感，即这种A=B、B=C、C=A循环的等值运算，就能体会到当代的男性们是如何开发性资源的。这简直就是一场性文化的实验与试验，想当初金莲小脚的兴起，从宫廷到民间的风靡（A=B），再到不缠小脚就嫁不出去的风俗（B=C），便形成了性压抑的时尚氛围与标准，最终达到了C=A的循环。此后，就一直A=B=C下去了，直到封建制式微。
于是，在民国所欣赏到的小脚或许就是南唐后主李煜看到过的那一双吧。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得民心者一定能得天下吗？得天下者也并非就一定因为得了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给那些想得天下的人指出了一个正途。而并非在说，得天下者就一定得了民心。
天底下，未得人心而得天下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他们夺得天下后，就宣扬自己是得了人心的。
那么，为什么只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不说“得天下者得民心”呢？这是为了给他们的政权寻找一个合法的证据或借口，那就是：得到了天下那沉默的大多数人的认可。
民心在哪里？它在一个个农民的心里吗？它在一个个士兵的口中吗？一个没有经过统计学分析的民心到底在哪里呢？一个没有民调传统的民族只能通过儿歌、歌谣、民谣来揣测民意。然后利用一些自然现象（或是暗自操作出来的）来体现天意。
其实，民心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虚构。只有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民心，才能为君权神授奠定天人合一的基础。
一个欲称王称皇称国的造反者的口头禅就是：人心思定，天下归一。而其立政后的实际操作是：1。定天下。2。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据，笼络人心。3。采取一些政策获得民心。4。再以“民心思稳”止乱。
难道，得民心就是为了得天下吗？
真正的民心是深藏在天下的。只有这天下没有了得与不得的时候，真正的民心才会河出图而洛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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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层（1）
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
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似乎已被无数次谈及和讨论。这些口水足以让软弱性更软，当然也淹没了真相。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等。这真相上可追溯到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下可联想至王朔无知者无畏。在中国，学而优则仕，赢者通吃。就像现在的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唱演优则主持，则上大学。春秋争鸣当中的百家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自己的学说能得到某个诸侯青睐，从而获得成功。像儒家、法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道家等到了汉朝初期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周朝到汉朝）就在努力使自己受到统治者的尊重、重视、赏识、重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观念影响了太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如过江之鲫，通过各种方式在兼济天下的名义下求得个人的名禄。即使像李白那样的大诗人，也想着儒家所教唆的治国平天下。李白难道不知道自己更擅长什么吗？
更为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始终不能独立于现实的团体。知识分子被家（庭）、国（家）、天下（社稷）所包围，被家族、师门、党派、地方所牵扯，其精神上的焦虑感就像竹林卧听那般皆是疾苦声。虽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用来使精神超脱的迷药（如道家、禅宗、水墨艺术），但它们都只能作用一时，属于暂时性麻醉用品。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思想者反抗的记述，更难觅科学家的独立探索精神。只有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英雄、清廉官员、忠臣谏客，充满了教学大纲和考试试卷。仿佛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沸腾热血代替冷静思考、用还我河山覆盖文化精脉、让治乱更替掩盖专制世袭的可歌可泣。 怪不得如今的皇帝戏如此之多，原来是历史教育就留下的病根儿。
当代影视作品的编导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文视野可说是并未出古代之右，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作品。影视文化的娱乐性越来越强，这一点也和学校教育一样，强烈地影响到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
以前是政治性的软弱，现在是政治和经济上双重的软弱。以前主要是依附于权势，现在还要依附于商人。只有依附于权势，知识分子们才觉得自己的知识、思想有了可施展的时空。达济天下、报效祖国的观念一直就是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历史遗产。
在历史上，中国文人鄙视很多下九流的文化，也包括小说。他们觉得小说只能供人消遣，而非经济天下所必需的利器，也不是依附权势的手段。其实，小说当中恰恰可以寄寓个人的独特思想。文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天地，使得那些经久不息的精神得以薪尽火传。可是，到了如今的影视文学，这样的传统却没了。
从先贤的榜样来看，历史上不为家国天下、只为真理而行的人物实在寥若晨星，自周朝到今日更没有被重视和广泛传扬。于是，那种独立天地的精神就一直不能摄入到民族的血液当中。在我们中华民族看来，这样的精神似乎并不对民族的进化有多大的好处。我们总是以民族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物和事件的价值，从而就只能养育出软弱的知识阶层分子来。
“恶”的丰富多彩
自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道德状况就一直是不断争论与辩驳的话题。潜藏深植在国人心中的道德并非一本清水账册，而是一部兼容并蓄历史与现实、自身与他人、家庭与社会的天书。潜规则、行规、规矩、不成文的规定，这些都可构成道德的一部分。
二、角色层（2）
时代永远是领先的，道德迟滞在后。雷锋在那个时代可说是道德先锋，其道德观迎合了那个重公轻私的时代。这种道德似在昭示一个真理，道德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等到王海出现，人们才发觉，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道德越来越强调特殊性，关注每个人的私有权利。人的身份、角色也悄然巨变，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主人翁变成公民、消费者、纳税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各种经济形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里，也就同样地复杂化了。各种各样的新道德观出现、成长，就像大厦外墙上新增的一个个空调器。同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宗教也派生各自的道德。时代与社会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联系，道德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难以逾越。
贪官李真在被判死刑后上万言书，写如何反腐。而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避免不了道德上的自诘。如果说贪官是这个社会最不道德的人，那么他们也是从我们之中成长出来的，也是我们几辈人不断言传身教培养出来的。
看着纷繁复杂的道德事件以及伶牙俐齿所溅出来的道德飞沫，就能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道德标志着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是多元的道德观，互相矛盾的道德观，处在不断调和中的道德观。
道德的矛盾演进在当今已成为比奥运会还伟大的一项世界性运动。道德冲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东到西、从麦加到梵蒂冈、从孔子到福柯、从小脚到钢管舞，到处都是道德那黑蝴蝶一般飞舞的身影。
中国社会的进步，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当官本位的道德光环逐渐消退、金钱本位的时尚皇冠初露端倪，道德更像一场作秀的游戏。娱乐新闻中的炒作，大部分都与道德和良知有关。明星依靠了一些道德上的越轨行为让受众们继续记住他们。那些没有成名的则靠了给道德的当头棒喝一夜成名。恶名也是名。
社会广泛议论的话题主要聚焦在那些新事物上，它们的出生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不顺眼的。牛仔裤、迪斯科、卡拉OK、试婚、私营经济、个体户、典当行、染发、韩流、炒作、赞助式婚礼、跪式保姆、文字官司、私人侦探。据说，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但一窝蜂地把以上的所有东西都归入新事物，似乎很是牵强。
如果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那些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又怎能是合理的呢。其实黑格尔是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合理”与“合乎理性”完全不是一回事。
牛仔裤否定了的确良，迪斯科否定了忠字舞，卡拉OK否定了大合唱，试婚否定了包办婚姻，私营经济否定了一大二公，个体户否定了大锅饭，染发否定了一成不变，韩流否定了歌咏比赛，炒作否定了权威，赞助式婚礼否定了大操大办。
说到这里，道德演进的节奏已昭然若揭。时代的道德演进总是处在一个经济平台之上，才得以充分展开。道德的演进不是只朝一个方向，而是多方向地发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在时代的各个阶段中，在道德的各个层次里，都有一个“恶”的逻辑如同陀螺一般起到了动力的作用。
我们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善”，会以为那是道德运行的结果。我们也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恶”，就会以为那是道德要打掉的妖怪。但如果认真深入去探解就会发觉，正是理性所表达出来的“恶”，才是使这个世界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因。
二、角色层（3）
权利与权力之辨
1。权利是天赋的，而权力是被赋予的
权利与权力虽然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权利是天赋的，或伴随某种社会（经济）行为自然产生的。比如：生命权利，当出生后就有了。比如：公民权利，当十八岁时自然获得。但没有人生来就有权力，权力是被赋予的。权力是权利者集体赋予的。比如行政权力就是由公民的选举权利赋予的。
2。先有权利，后有权力
权利先于权力，就如同蛋先于鸡。权利是权力之母。它滋养权力，培育权力，支持着权力。而鸡也可以孵蛋。所以，权力是为了保障权利，拥护权利，回馈权利。
3。权力如何保障权利
既然权力来自权利，那么权力就只能保障权利，而不是去阻止权利。因此，公民权利得到伸张是正理，否则这个权力就是不法。权力保障权利的时候，必应是真诚而有力的。决不能以保障权利为名，行阻滞权利之实。更不能以侵犯一部分人权利为名，行不让另一部分人行使权利之实。
4。权利永远高于、大于权力
权利高于、大于权力，而且永远高于、大于权力。这是由上述三点来保障的。所以，就不可能有超越（超乎）权利之上的权力。一个国家，也就不能由那个已经存在的权力来领导，只能由全体权利来统辖。
5。权利是永在的，权力是短暂的
从时效上说，权利是永在的，而权力是短暂的。不可能有世袭的权力，而只能存永恒的权利。权力因权利而生灭，没有天授的持久性。而权利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政治的自然资源，生生不息的。
6。权力必经权利授予
一切权力都由权利来授予，即使权力自产权力的权力也是来自权利授予的。因此，就不仅没有天授的权力，而且也没有不可改变、不可撤销的权力。
权力病毒及消毒进程
陈胜、吴广们崛起于阡陌，摇旗在青山，却对历史骨髓当中的权力病毒束手无策，而只会使用决绝的杀死病体的方式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标榜天下。
殊不知，陈胜、吴广们在杀死那些岌岌可危的病体、摇摇欲坠的王朝的时候，在自己身上也已经传染了权力病毒，早就有了遗传权力病毒的基因。因而，权力病毒没有被杀灭，反而更加具有历史抗药性，在传统钙质的积淀中葆有了越来越硬的外壳儿。这，也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延续下来的那个超稳定结构的精髓所在了。
这样的精髓在被中国智慧的糖衣包裹起来以后，就有了别样的滋味。它让学者们找到了话说的由头，这个由头就是权力斗争的把戏。而不同的学者从中品味出来的却完全不一样：易中天找到了励志人生的品相，而吴思则看破了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真相。二者都是中国智慧的一个品种，但前一个给人娱乐，后一个告人残酷。正如鲁迅可在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而于丹却能在吃人的行为举止中辨出仁义道德来，都是高人。
权力病毒起始于每个人的欲望，升腾在介入社会生活的行动中，凝固于权力的高台上，没有终极的时空可以限量之。它比蝇蛆繁殖能力还要强，比鼠类的抗药能力还要高，又比梅毒、艾滋还要风流。权力病毒浸染人体，可以使人乱性、沉醉于性，也能使人忘性进而忘形。如果说爱情的起源是大脑内分泌的一小撮化学物质的话，那么权力病毒的繁殖也可说是中国（乃至人类）最难攻克的病症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角色层（4）
权力病毒在中国历史中周而复始地运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轮回与一圈圈涟漪状的报应。权力病毒的温床是严格的伦理制度，正是伦理从近及远、自亲到疏地奠基出权力的祭坛。在古希腊，有着“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传统。在日本，一个武士可以为了自己认为的真理而挑战幕府将军。而在中国，伦理的秩序始终要高于真理的价值，善战胜了真、成为首要的大事情。
但中国人还是有着一种不断消毒的精神，对权力病毒的弥散也保持了最低限度的警觉与革新态度。
第一次消毒发生在唐太宗李世民那里。一个皇帝能以自己制定的制度来严格约束自己，这显然超出了儒家的希望。我相信他一定懂得，权力病毒过快过多地进入王朝的机体与最高统治者的心肌，只能促其如隋朝那般速颓。但他是否还意识到，一个王朝，一个由皇帝来四海俯视的天下，权力病毒引起的那场蜕变是迟早的事。
第二次消毒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要革除的是权力病毒当中的奴性，它宣告了奴性中国形式的第一次破产。可惜的是，由于奴性的母体——权力病毒没有一个可以消灭之的良方，辛亥革命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其对阿Q们的影响了。
第三次消毒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自十九世纪末中国就开始引入西方的思想、制度、知识与技术了。而改革开放更是一次直捣灵魂的权力革命，因为它试图从权力病毒内的蛋白质与DNA上来实现一劳永逸的清除。
等到了第四次消毒，就是目下这场在静悄悄进行中的权利觉醒运动了。原来，权力病毒的天敌正是隐藏于每个公民血液当中的权利意识。当权利意识被激活之后，大量的白细胞以及抗体就会从身体的各个缝隙向权力病毒发起攻击，并愈战愈强……
政治过敏综合征
吾人关心政治，常能从政治新闻中观察出很多货真价实、抑或子虚乌有的信息来。政治家、政治人物、政客的出场顺序、音容笑貌、讲话表态都是可分析的材料，还有很多鬼使神差而来的传言在酒酣耳热中飞扬。怪不得中国的野史稗闻如此之多。
于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们，必须依照一个从大到小的次序出场、上镜、触电，否则就会引起社会波动，甚至天下小乱一阵子。在政坛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级别，就如同做学生的要排名次、上梁山的要有座次。座次上升就是人生突破，级别下降就是事业挫折。一切都被编好号了，领导人出场又怎么能突破这个数字鸿沟呢。
如果哪个政治家说出一句差不多、类似、近乎、还算破天荒的话来，立刻就是一石击起千层浪。不得了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头一遭啊。这也就他能说，像咱们老百姓可说不出来啊。
若是播出了一部有影响的电视剧，类似《雍正王朝》或《走向共和》的，更能使观者激动不已。看来要有动作了。得多吃两碗饭，活到那一天啊。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