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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重庆森林》是你在做《东邪西毒》的后期的过程当中拍出来的一个片子，是吧？
王：因为那个时候古装嘛，拍了差不多两年嘛，我们就在榆林待了差不多九个月，每天在等，因为演员他们都赶戏嘛，他们要坐飞机到西安，再转过来，那可能就是一个月里面拍几天，那么多人要凑齐，也不是很简单。到后来，就是说感觉这期间太痛苦了，就是拍电影你要有一个冲动，但是现在你要慢慢地等。所以，我们完成《东邪西毒》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拍完了《东邪西毒》，我们再慢慢筹备一个电影，你可能要花两年，这个元气才回来，那倒不如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拍很短的，现代，什么都不需要想，也不需要道具啦，也不需要服装啦，为什么拍电影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就拍了《重庆森林》，大家就是很过瘾的。
曹：至于《春光乍泄》我一直想问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辛辛苦苦，不辞辛苦跑到阿根廷去拍？其实很多室内戏在香港也可以拍，为什么这么劳师动众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跑到伊瓜苏大瀑布那个地方去拍？
王：不一样，空气，还有人的表现，会不一样，你真的看见他们两个是很痛苦的，走到一个远方。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拍，就好像我们拍电视剧，我这几天都在看电视剧，那电视剧就是说你拍什么时代，外面走走，走到房间里面就是场景了，从古代到今天、到解放、到打仗都可以，观众或演员他的精神状态没有走进去，所以看见几个人就是穿着那个年代的衣服，在讲那个年代的台词，但是他表现不同，你不会相信他是这个年代的。
曹：就是没有那种年代的精神风貌在里头。
王：对对。
曹：那你当时是怎样说服梁朝伟和张国荣去演这样一个戏。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演这样的戏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张国荣基本上是很开放的，他认为演员什么戏他没有演过？他都会演。梁朝伟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想法，当然他会说，我是做男的还是做女的？我说你这个是很肤浅的想法，在这种事情里面没有男的跟女的，只有两个人。
走回消逝的岁月——王家卫专访（6）
曹：从导演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张国荣跟梁朝伟都是顶级优秀的演员，在表演上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王：一个是锋芒走出来的，张国荣他是很露的，因为他本身这个人就很亮，还有就是很强势，所以他在现场里面演戏，你就会感觉他的光出来。梁朝伟是那种内敛，他会让你先走，所以张国荣就是领头的马，他就是第二的马。当然他知道他该什么时候走出来。
曹：记得我访问张国荣的时候，他就表示拍《春光乍泄》拍得特别、特别辛苦，回到香港他整个人像褪一次皮一样，体重也轻了人也特别地憔悴，是不是就是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来拍这样一个感情浓烈的戏，其实对演员本身的情感也好像是一种折磨一样，让他们逼出来那种精神状态一样。
王：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那段时间他是“中毒”了，就是那种走进去了，所以他也是真的生病。那有一天我们在房间里面，他跟我说，为什么我们会到这个地方去拍电影？我就说，我们会来到阿根廷，我们看到这个窗口外面就是铁桥，就是阿根廷的一个标志，他说，我在想可能我前世，就是我们海外的华工啊，在这里干活然后死了，因此会回来这里做这个事情，我说对，有这个可能。我感觉就是说冥冥中他会走到这个地方去做这个事情，他会感觉很奇妙。是不是？
曹：后来当我知道他四月一日结局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阿飞正传》里面你给他写的那句台词：我是一只无脚鸟，一生只能降落一次，那一次就是我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中国人叫抑郁，好像是冥冥当中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这里。当你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想到《阿飞正传》？
王：没有，因为那天是很奇妙的，刚好我们在拍《爱神》，我们是晚班，在准备，巩俐也在化妆，那个时候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因为我们都交往那么多年，所以第一我们就不相信，我们就感觉是开玩笑。后来知道了，那天晚上大家的情绪就非常的不好，拍到最后，巩俐也哭了。但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鸟落下来了，他离开那么多年给我的印象还是特别深的，所以他其实还是继续在飞。
曹：我觉得你几乎每一部电影里边都会有这样一种封闭式的独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比如《东邪西毒》里头，说喝酒跟喝水的区别是什么，喝酒是越喝越暖，饮水是越饮越冷；一个人最痛苦的是把最爱的人杀掉。
王：那种都是非常典型的古龙小说。那个时候拍《东邪西毒》，虽然这是个金庸的小说，但其实古龙的地位也很重要，因为古龙基本上是一个仙，他是很有灵气的，所以有一些戏里面的对白，古龙的风格比金庸的风格强。那个时候想这种东西就会说，那要是古龙去写这场戏他会怎么去写啊。就像是拍《重庆森林》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起村上春树，那段时间，每个年轻人手里面都有一本他的书。
曹：人手一册。
王：是不是，都是那种调调。我在想村上春树讲这故事会怎么样讲。所有人都是在开玩笑。
曹：还有我发现你的电影当中，有很多非常特别的数字，我觉得你对数字有特别的偏好，比如说公分。
王：这个不是，这个是村上春树的调调。
曹：比如说，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前的一分钟，我们成了一分钟的朋友。我觉得你好多电影里都有这种数字。
王：对啊。
曹：是有意为之吗？
王：比较懒，因为有些时候，想一个名字很困难，反正给它一个数字就行了。
曹：除了《蓝莓之夜》，你几乎所有的片子里面都有一个铁三角，就是你，杜可风，张叔平，你怎么评价你们之间铁三角的合作关系？
王：“老夫老妻”，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情都不需要再讲，大家都会领会，一到这个地方，我大概知道他的灯光会怎么打，张叔平的服装会怎么样。
曹：你在片场的时候，因为你是边写边拍，你们会互相讨论还是各做各的？
王：我们从来不讨论的。
曹：从来不讨论？他们对你的想法是心知肚明的，你一定是这样做的。
王：对，所以我就故意不这样做，那他们也会故意不这样做。
走回消逝的岁月——王家卫专访（7）
曹：所以张叔平说有时候你跟他说，比如你给张曼玉准备三套服装，他一定给你准备七套，他说不知道王家卫到现场会怎么想。
王：他也不管你有几套，他感觉这个戏，可以，他一定做得最好。
曹：比如《东邪西毒》里边的鸟笼，也是他偶尔发现有光影的效果。
王：是因为他拿了个鸟笼过来，因为他在想林青霞走来走去，在沙漠里面干什么呢，所以给她一个东西，那她拿着那个东西，我们就看见。杜可风就说，我们打些影子吧。那就变成一种这样的东西出来，没有什么说，一开始我们就想。
曹：是一种灵感的迸发和显现。
王：我到现在一直认为，包括拍《蓝莓之夜》我都认为，就是说拍电影很多时间里面，你有计划，但是完成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偶然在里面。
曹：对你来说你拍电影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
王：对，明确有计划，但你必须要有一个宽度，就是说有什么状况了，你不要感觉这跟我原来的构思不一样，你怎么去包容它，怎么去发挥它的意外。
曹：张曼玉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王家卫导演是一个生活在自己宇宙里的人，所以外人一般来说很难进入他的世界，可有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会迷失自我。
王：对。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的。一些人什么都那么通的时候，那就什么事情都不需要讲了。
曹：你这个《2046》拍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是不是也是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答案？
王：其实不是，《2046》基本上是一个制作的问题，还有就是档期的问题。这个电影也是重复了《东邪西毒》制作时的一个困难，演员都是那么忙，原来你要一年拍完的，或是几个月拍完的，但是你那段时间没法完成，你要再调动他们你就一定要等，我五年里面大部分时间都在等，我们也是同时在做其他的事情。
曹：我还注意到，你电影的背景音乐很特别，一般比如说会找一个电影的作曲来一起合作，专门为这个电影写音乐，但是我发现你通常是用现成的音乐，为什么呢？
王：懒。因为第一，你要找一个音乐作曲家，你跟一个作音乐的人去沟通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因为音乐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还有就是说，音乐需要时间，他需要整个电影看完了，可以慢慢地做。但是我们通常今天电影剪完，明天就要上，也没什么时间，所以我通常在剪的时候有一些音乐在里面，到后来就是用用他们的就算了。
曹：那你不用编剧，是不是也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写剧本的人懒得跟编剧来做这种磨合？
王：不不，我现在反而是感觉很困难，其实最有影响就是有一个编剧，他会给我一个很具体的想法。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困难就是，大家听到王家卫找我写剧本都不干。他们说你自己会写，你搞什么，你不要耍我们，反正你自己搞定，所以都不来。就像这次《蓝莓之夜》，他也有这种印象，他也不管，他认为他只要把这个故事编好，他也写了他应该有的内容在里面，你去改是你的事情。
曹：你过去做导演之前是做编剧，编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懒懒散散的状态？
王：我们那时候的编剧是很辛苦的，编剧不是说在家里面写完了就算了，我们是跟场的，所以我当编剧的过程里面，就是说几年，基本上你是一个导演的心理医生，因为导演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有很多很多考虑，他有很多顾虑，这场戏好不好，这场戏是不是不顺，还有就是老板说这个没钱了，这个演员他还有给我意见，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呢，我还要给他辅导，就是说给他不同的方案，解决他的问题。
曹：你那时候做编剧，你写剧本比较慢，结果被老板黄百鸣辞退过，有这个事吗？
王：对，那段时间。他们做电影就是说，一个电影有九本戏，每一本你必须要有三颗星，三颗星是什么呢，有笑料，然后是有打斗，或者是有怎么样。他每一次跟你讨论剧本，他就是说，相信我，年轻人，你看我们的成绩，你不相信我，你要相信我们的票房，所以呢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套路。但是我自己呢，作为一个编剧，我可以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要是写一样的东西，那用我来干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说，对他来说我写一个剧本期间，我就可以搞定了，那为什么你要花更多时间，我说因为你是老板，你写什么大家都会说好，我跟你不一样，我一定要先过了我自己这一关再说。
曹：你一直说做导演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以导演自居，要把自己看成一个观众，只不过这个观众是躲在摄影机后面的观众，我们怎么解读这句话？
王：你当导演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到最后你要交出一部电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判断，你是用什么去判断，是用理性的判断，还是用理论的判断，还是一个实际的判断，我认为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我们都从一个观众开始。一个电影到最后你是要交到观众面前的，所以呢，你最好就是说，我自己喜欢看这场戏，我认为这样会好看，还是那样会好看。
曹：你还强调过导演要诚实。
王：有些电影你一看就知道导演自己都不相信，所以你拍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是虚的。我认为不管是男女之间，父子之间，人跟国家之间，有一些东西是你有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你拍出来，能感受得到，这个才是真实的。
《花样年华》——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王家卫电影中的情感是真实的。所以，这次王家卫错了。那个时代虽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情感却依然存在。
毕竟，王家卫的电影是属于今天的，他会带我们走回那些早已消逝的岁月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1）
他是自爱因斯坦之后最有贡献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0年前他的获奖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而在2004年，82岁的杨振宁迎娶28岁的翁帆，再次引发了一场“地震”。以杨振宁的特殊身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决定，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吸引他们走到一起的到底是什么呢？
曹：杨先生你好，很荣幸能够在清华园跟您做访问。我知道从上个世纪1929年一直到抗战爆发，您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过八年，那您在世纪之交，在您的晚年，又回到了清华园，创建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并且又得到了上帝给您的这个礼物，翁帆小姐，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杨：当然是。我今年85岁，是很乐观的。我又跟翁帆结婚，是一个很成功的婚姻。这当然都是，也是我的好运气的另外一端。
曹：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结合会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杨：当然想到了，因为到底我们的年龄差得很多。不过如果翁帆跟我觉得这事情会给我们幸福，我的家人，还有翁帆的家人，他们就赞成。
曹：那您求婚的时候，有没有像年轻人一样，也送点玫瑰花什么的？
杨：当然，但会有不一样。
曹：你们在准备结婚之前，您有没有先征询一下自己子女的一些想法？
杨：我们在订婚以前的一年之间告诉过我的兄弟姊妹跟我的孩子。我在电话里头跟翁帆提出来要订婚的时候，她当然跟她的父母去谈了，她的父母也是有点意外。事实上，在1995年，翁帆是汕头大学大一的学生，杜致礼（杨振宁原配夫人）跟我去访问汕头大学的时候，她是汕头大学选了来帮我们，照顾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照片。那时候翁帆的爸爸妈妈已经知道，翁帆认识杨振宁跟杜致礼，以后偶然也有圣诞节的卡片。后来到了2004年，我在香港见翁帆几次，她的父母都知道，不过说是要订婚，当然还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结果他们讨论了以后，告诉翁帆说，如果你跟杨教授都觉得这事对你们都好的话，我们当然赞成。
曹：您最早在汕头开国际会议跟她认识以后，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后来怎么又联系上了？
杨：我记得也许是一、两年，通常都是在圣诞节时候有圣诞卡。在2003年圣诞节的时候，翁帆写了一个圣诞卡寄到美国，2004年的年初，我在香港的时候收到了这个圣诞卡，是从美国转回来的，而且这一次她上面写了一个联系电话，她那时候不知道杜致礼已经不在了。以前她的圣诞卡上是不是写过电话，我现在不记得了，我没通过电话。这一次，我在香港，收到了她这个圣诞卡，里头有电话，我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所以那次就约会了。她那时恰巧写了这么一个贺卡，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
曹：那您从个人来说，是不是觉得跟翁帆小姐结合，让您更有一种安全感。
杨：当然。我经常去各个地方访问、旅游，她都陪着我。在我的日常生活方面，翁帆给了我很多的照顾。我想年纪大的人，非常怕孤独没有人讲话，在这点上，翁帆跟我有很多共同的兴趣，而且我们对于我们因为年纪的差别，所产生的不一样的感觉，也是我们常常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她所讲起来的电影明星，她所喜欢看的电影，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所讲的电影明星，我所喜欢看的电影，她没看过，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两边的碟都拿来看，教育我们彼此。
曹：听说你们家有个沙发正好容得下你们两个人坐下，你们把它称作为“爱之椅”。
杨：我们结婚以后有了这个“爱之椅”，我们两个人在那看电视。后来，有一天，朱邦芬院士他们到我们的卧房去看看，看到这个“爱之椅”，朱邦芬就说，杨教授，在你没跟翁帆结婚以前，我也到这里来看过，那时你只有一把一个人的椅子，我就觉得你是很孤单的。
曹：那您跟翁帆的父母见面的时候彼此怎么称呼？
杨：他们称呼我是杨教授，我称呼他们是翁先生、翁太太。我现在跟他们很熟了，因为他们到北京来住过，在香港也跟我们住过，最近我们还一块儿去杭州、上海旅游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2）
曹：当您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讨论过你们的未来？
杨：当然，我曾经有一次跟她讲，说是我将来不在了以后，我赞同你再结婚，假如有合适的对象。她的反应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后来我想了想，我跟她说我刚才讲的这个话，是一个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话，年纪轻的杨振宁不会讲这个话。
曹：您觉得在您的眼里，翁帆跟其他女孩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杨：我想她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没有心机的人，她是很自然的一个人，这个也许是我爱她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当然也反映了我自己的个性。
杨振宁曾在在合肥、厦门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在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赴美国留学，是母亲教会他认识了三千个汉字。杨振宁7岁那年，父亲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教授，于是，清华园便成了杨振宁所有美好记忆的开始。
曹：您晚年又回到“清华园”，创建您一直想做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我觉得这似乎印证了您所喜欢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就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您在海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回到祖国，重新开始你的研究，是不是特别有这样的一种感慨？
杨：当然，这个楼，是清华最早的四个建筑之一，叫做“科学馆”，是1918、1919年前后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