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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一番伤国怀乡、离乱落魄之情，泪湿青衫，悲透纸背，哪里还有当年挥毫写就“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令伊藤博文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李鸿章的影子啊！李鸿章是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带着一腔心有不甘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可临死，他还念念不忘提醒国人警惕虎视眈眈的强盗邻居。这其中，自然有伊藤博文和他主政下迅速崛起的日本。
二 出身不同 背道而驰
§“卫道救时”的大清栋梁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负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斯人已乘黄鹤去，当时成败已沧桑。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4）
事实上，也许很多历史学家都忽略了，解开二人命运的密码，186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1865年1月12日，日本改革派武士不顾实力悬殊，奋然在下关发动长州起义，与幕府势力决一死战。起义领袖高杉晋作奋然写下绝命书：“国家有难，心中如火”，为“忠义之鬼，快哉，快哉！”（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在菜市口临刑时，也曾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言何似，其情何异）举事之际，很多人突然犹豫观望，幻想通过谈判媾和自保，高杉晋作坚决反对，他形单影只，与众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此箭在弦上、千钧一发之时，伊藤博文率领力士队三十人和另外八十人挺身而出，支持起义。经过浴血拼杀，起义竟奇迹般取得了胜利，长州成为倒幕斗争强有力的基地。
而在同一年，四十二岁的李鸿章早已官至两江总督，扩建金陵制造局，开始了振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可以说无论是沙场征战，还是洋务维新，二十四岁的下级武士伊藤博文在老前辈李鸿章面前，都只是个姗姗来迟微不足道的青皮后生而已。
谁又能想到，这场龟兔赛跑，其实从一开始就胜败已定。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属于“士”阶层。不同的是，李鸿章出身“以科甲奋起”的士大夫之家，而伊藤博文则出身于破落武士之家。两人都有补天之才，凌云之志，但阶级出身不同，成长环境有别，其人不同，则其道相异。李鸿章要补的必然是大清帝国的“天”，伊藤博文则不顾一切地要打破封建专制的坛坛罐罐。为维护大清王朝，李鸿章“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流连帝制官场，享受权力巅峰，连梁启超也忍无可忍，批判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梁公此言，其实差矣。李鸿章一生事业，与“血性”无关。
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昙花一现，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社会还是“铁板一块”，专制制度相当牢固。学而优则仕，封妻荫子，功成身退仍然是中国士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只有取得了位子，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主张的得以实行，反过来又稳定了位子。就李鸿章而言，他出生在以尚儒为传统教育的官僚家庭，自幼受孔孟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这使他十分自然地成长为纲常名教的忠实信徒。从他办团练、统淮军，为挽救清王朝统治浴血奋战那天开始，历史就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位“卫道”、“救时”的传统官僚。他二十四岁即成为科场得意的青年才子，眼光超卓，手腕敏捷，一路凯歌，扶摇直上：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直至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甚至连外国人也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晚清朝廷……这样的人生际遇，诚如他自己所言“遭遇不为不幸”。身为道、咸、同、光的四朝老臣，他对清廷的一片忠诚，也得到了慈禧的赏识，她赞誉李“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在李七十寿辰时，她与光绪共赐寿联，称之“栋梁华夏资良辅”，这种荣誉“为汉大臣所无”。慈禧对李的倚重和信赖，更使他“未忍乞一日之假，偷一息之安”，这样的际遇，岂能不“谢主隆恩”？又岂能不死心塌地地为清统治者效犬马之劳？
他一辈子的事业荣华，都靠自己流血流汗奋斗得来，焉能不嗜之如命，甘之如饴。他的老师曾国藩深谙此点，说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李鸿章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权力，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功名利禄就是他的命根子。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李鸿章后来赏爵封疆，位列首辅，被授予万众瞩目的“文华殿大学士”，有了“丞相之名”，成为有清一代惟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当时有着帝师之尊的翁同龢对“文华殿大学士”这个高居汉臣之首的名号觊觎已久，趁李鸿章闲居落拓众叛亲离之际，派袁世凯以旧僚之名前来游说他交出此位，以李代桃僵。袁话未说完，李鸿章早已如割心肝，气冲斗牛，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5）
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这一品质是他特性中最显著的一面。他以极其忠于中国和清朝统治者而著称，在他给朋僚的信中，他再三强调这种忠诚：“我辈受国恩厚义，未可以言去，只有竭力支持，尽心所事而已。”英国学者福尔索姆说：
尽管他极其忠于皇室，也极其忠于他的朋友、同乡、老战友、家庭、亲戚及师长，从西方人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这似乎是荒谬的，尤其是鉴于个人效忠是中央控制削弱的基本原因。但是对于具有儒家理论和东方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不一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是不相干的。
——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和同僚——晚清幕府制度》
李鸿章在那个时代确实具备他人罕有的开拓意识，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浸润生存的他，毕竟仍然是一个封建官僚，断不会成为伊藤博文那样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者。可笑孙中山年轻时，还曾充满幻想去说服中堂大人一起“闹革命”、兴共和，幸得老人家胸怀宽大，阅历深厚，把孙文一笑打发之。要不早以“谋反”之罪，要了他的脑袋！
三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
§李鸿章的太极拳终于玩不转了
清国铁腕人物、美利坚合众国的贵宾李鸿章昨日下午2时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他的头衔除大清国直隶总督外，还有“清国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等。他既是著名的军事将领，又是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这次他是作为大清国特命全权公使结束访俄使命后正式访问美国的。他在码头受到了美国政府代表的贵宾式接待，这不仅表明了他个人所具有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这是来自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当时洋人的眼中根本没有“东亚病夫”的半点位置，而对李鸿章却表达了他们崇高的敬意。当李鸿章乘坐的邮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欢迎大清国的重臣。
在不可一世的洋人面前，李鸿章从容自在地抽着美国雪茄，悠闲地品尝法国红酒，听英文歌曲，谈新闻自由，用美国卢杰将军的话来说，李此次访问“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七十三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在西方人眼中，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中国。他是东方智慧的完美化身，是富有人格魅力的慈祥长者。当他在盛大的*队伍簇拥下经过华盛顿拱门时，“有五十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这就是洋人眼中的李鸿章，完全是一副对西方世界了然于胸的李鸿章。
事实果真如此吗？长袍马褂的李鸿章，难道真的搭上了时代最先进前卫的列车？
睁眼看世界，十九世纪，是西方的黄金时代，却是中国人最痛苦羞辱的时代。西洋文明如红日之东升，喷涌而出：火车、电话、大炮、巨舰；追求科学、*、人性尊严……在人类文明接力赛中，欧洲由跑步而飞奔。而此时的中国，充斥满眼的是愚昧贫穷、贪污腐化，男人叩首、女人缠足。上自朝廷、官府，下至士大夫，自恃疆土辽阔，地大物博，盲目乐观，高枕无忧，一旦边陲海疆有事，满朝文武纷纷扰扰，茫然不知所措。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6）
在举朝昏昏的同僚大员中，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确实要高出一筹。但他“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也只不过是比他的前辈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高明。他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则未能与时俱进。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他久历宦海，人情练达，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正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但李鸿章对真正意义的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可以说不甚了了，搞外交直觉多于理性，权谋胜过策略，完全是靠春秋战国纵横家那套合纵连横之术，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李鸿章的外交术，放在当时的中国诚为第一流，置之世界，则令人瞠目。如梁启超言：“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
内治不修，何谈外交。按道理讲，李鸿章目睹时局艰难，清楚国力孱弱，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求和平而不轻启边衅，是明智之举。可惜他试图天真地依赖“以夷制夷”，利用各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结交，缺乏长期筹划，往往临时抱佛脚，加之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列强的不甚了解，每每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欲以权术制人，反而为人所制。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比如他早年就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观火，1874年底曾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不断激励同僚“要当刻刻自强，便可相安无事”。然而正因没有正确的外交思想，过分相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他又对日本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直到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发动甲午战争时，他仍盲目相信外使的“友谊”或“诚意”，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列强身上，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
他哪里知道，自己是在与虎谋皮。十九世纪的西方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奉行的正是“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贪婪无比，欲壑难填，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了维护“公理”而为弱小国家“仗义执言”的。比如他轻信“联俄抗日”，让狡猾的俄国人通过《*》获得西伯利亚铁路的筑路权，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叹他“老来失计亲豺虎”，真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一间关了几千年的铁屋子，猝然打开，黄老夫子你又怎能要求读着四书五经、兼爱非攻的李鸿章一下成为“世界公民”？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大臣欢迎时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
1901年9月，在西方列强威逼下签订完空前悲惨的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七十八岁的李鸿章伏在病榻上颤抖不止地给朝廷写下最后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
臣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有转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几十年来的家国离乱，直到此时李鸿章才明白“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有多么重要！难以想象他即将告别人世时写下“必多一次吃亏”时是怎样的心情？在黄河岸边的辉县，从陕西回銮的路上读到李鸿章这份奏章，“太后及帝哭失声”。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7）
§孤独远行的李鸿章
梁启超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无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李鸿章固然不完美，而梁启超仍断言“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数都曾经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足踏实地的实干家。“维新三杰”更是家喻户晓，成为维新启蒙的精神导师。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这样“异体同心”的领导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张顺利推行。明治维新的成功，非伊藤博文一人之力，不但有时代的切实要求，更是日本民族统一的思想、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力量使然。明治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关心，把国家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国家精神、进取精神、武士精神，如同三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明治维新前行之路。（松本三之介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
反观晚清，在面临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朝廷大员仍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清流物议，飞短流长，惟恐李鸿章独抢风头。骄侈淫逸，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把持临朝，因循*。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众，“励精图治”。在举朝浑噩的环境中，李鸿章犹如“鹤立鸡群”，但却孤掌难鸣；被日本人称为“际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的政治环境中，自然“水涨船高”，扬帆远行。
那么，假如伊藤博文主动找上门来“传经送宝”呢？1898年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维*人的积极运作下，下野后的伊藤博文来华游历，京师盛传光绪皇帝要聘请这个外国人做客卿、当顾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太后“一旦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斥拱手让人”。慈禧又惊又怒，如临大敌，立即从颐和园匆匆赶回宫中，不但严格审查光绪会见时的问答底稿，还躲在勤政殿后秘密监控。光绪虽然话到嘴边，可哪里还敢乱说乱动，问了一些“贵侯于何日到”、“一路平安否”的废话，十五分钟便草草收场。伊藤博文本来盛赞中国变法之伟业，很想为中国做些事情，见此情景，心如明镜，兴致全无，失望而去。这位最了解李鸿章的老对手后来感叹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很多障妨。它充满了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
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确定了此后日本对大清改革总体基调的判定：一是大清改革绝对不可以急；二是大清改革必须要有相当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 。。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8）
梁启超曾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实还是没能看透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和伊藤的根本分野，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脚下的土地。
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愤愤难平地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这不是李鸿章的牢骚之词，而正是当时清廷上下的真实写照。
李鸿章办洋务企事业，上受制于*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进展十分困难。几乎每倡一议，行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对于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