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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迷途的帝国：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7）
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代表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编纂该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当时已经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上的有关差错，弥补其不足，使之成为自己文治中的重要内容。康熙对此高度重视，命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由他“亲加改正”，整个编纂工作历时八年方告成功。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在测绘勘察过程中，康熙大胆使用外国传教士，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术等，从而取得了很大成果，代表了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赞叹道：“它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与洋教师们的“蜜月”
那段时间，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他在紫禁城亲切接见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五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以法王路易十四的数学家身份、经过三年长途跋涉抵达北京的。五年后即1693年，康熙帝身患多年的疟疾，正是洪若翰、刘应用西药奎宁（金鸡纳霜）治好的。康熙大悦，这大大刺激了他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知识的兴趣。他将原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府邸及附近一块地方赐给他们，以建立天主堂用。他对法国人带来的天文望远镜非常感兴趣，把它们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可以说爱不释手。法国科学家巴斯加于1642年发明了手摇计算机，康熙皇帝也令传教士为他仿制成功，用于日常计算。康熙还亲自为灵异稀奇的西洋自鸣钟写了这样的赞美诗：“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送来二百年。”
康熙为洋教师们在宫廷提供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这段“蜜月”期中，西洋传教士们如鱼得水，欣喜若狂，满以为通过西学的吸引力可以顺利推进他们伟大的传教事业。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往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1713年，康熙帝指定皇三子胤祉组织成立“蒙养斋算学馆”，馆址设在畅春园，它被传教士们誉为中国的“皇家科学院”。康熙召集陈厚耀、何国柱、何国京等到京加以培养，并“亲临提命，许其问难如师弟也”（《清史稿》第四十五卷）。
迷途的帝国：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8）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康熙经常让侍从带着仪器随侍左右，当着朝臣的面专心致志地观测天体和研究几何学，并积极把自己掌握的西洋科学知识传授给皇太子及其他臣僚。皇上对西学的满腔热情，顿时激起了王公大臣们的趋附和兴趣，他们迫不及待地让自己的子弟去学习西学知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受康熙的影响，学术界也兴起了学习科学之风，尤其突出表现在数学领域。乾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数学人才，就是康熙本人提倡并爱好学习数学的结果。
康熙对西学的热爱和治国的英明，不仅在中国宫廷掀起一股热潮，在遥远的西方也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的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
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甚至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当时作为欧洲君主典型和榜样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也对康熙顶礼膜拜，成为康熙的“超级粉丝”。
1684年，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神父白晋作为亲善特使到中国，原意是希望说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乃至于东方。谁曾想，白晋不仅没有说服康熙皇帝成为上帝的“粉丝”，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丝，他对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晋在自己的著作《康熙帝传》中这样向路易十四描述康熙皇帝：
两三年前，陛下派往这位皇帝身边的耶稣会士，有幸接触到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
白晋在书中描述了中国的强盛富饶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响，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五体投地，对这位东方的伟大君王产生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后来，路易十四亲笔给康熙写了一封信，信中的语气异常谦卑。更让人意外的是，路易十四从此迷上了中国，尤其对瓷器和丝绸非常迷恋。他曾在凡尔赛宫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这座建筑一经落成，立刻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效仿。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曾策划过一场中国风格的晚宴，在舞会上，路易十四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中国轿子出场。路易十四对康熙大帝的崇拜进而影响了整个欧洲，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整个欧洲曾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中国热”。从政界到文化界，从贵族到平民，都沉醉在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追逐中。那时在欧洲人们关于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特别是景德镇陶瓷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就连法国启蒙思想的领袖伏尔泰也不能例外，称颂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总之，那是一个康熙大帝光照四方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流行全球的时代。古老中国雄厚的历史积淀，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专制制度和传承最为完整的中华文化。在雄踞东方的大国光环照耀之下，康熙皇帝有足够的自信去对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说“不”，西方世界对这位“东方圣人”只有俯首帖耳的敬仰崇拜。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1）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人生悲喜剧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然而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李、伊二人一个身负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
一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从电视剧《走向共和》说起
甲午战败，1895年4月，天朝首辅李鸿章枉驾屈尊，赴“蕞尔”小国日本马关乞和。议和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访。两个交锋多年的“老朋友”展开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伊藤博文：三十年前，还是受到中堂大人您的感召，博文这才奋然投身政界啊！
李鸿章：这个倒是闻所未闻。
伊藤博文：“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当年中堂壮志，气冲霄汉。博文那时二十多岁，读了中堂此诗，热血沸腾哪！
李鸿章：年轻狂妄，不值一提。
伊藤博文：不然。一万年来谁著史？自然是中堂这般人物。博文不才，虽略通汉学，不敢谈万年之事，但心中有几个疑团，今日幸会，还请赐教。
李鸿章：有话请讲。
伊藤博文：贵国汉有霍光，一代权臣，中堂与之作比，自以为如何呀？
李鸿章：霍光是宰相，我不是。
伊藤博文：那诸葛孔明呢？他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李鸿章：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守业比创业难哪！其他的嘛，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伊藤博文：那中堂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如何呀？世人论中堂，称为“东方俾斯麦”，中堂如何自评？
李鸿章：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博文：中堂以为博文如何呀？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这是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一个片断，虽属艺术表现，却也传神之至。李、伊二人，均系心高气傲之人，在各自国家莫不举国听命，权倾一时。1885年，中日因签订《天津条约》谈判时，李鸿章就与伊藤博文交过手了。不过那时李鸿章因胜券在握成竹在胸，高傲异常。当因分歧过大伊藤博文提出以罢谈相威胁时，李鸿章勃然变色，厉声喝斥道：中国并未有错，若谈判破裂，我就只好准备打仗了！伊藤悚然心惊，见无便宜可占，只好悻悻然签订条约。但他毕竟领教到李鸿章的厉害，后来还私下对人说：“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梁启超：《饮冰室专集》）。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十年之后，时移势易。“风雨孤舟夜，关河两鬓霜”，此时李中堂乃系一介丧权辱国的降使之身，不得不把盛气凌人的架子放到一边，向胜利者纳款乞和，屈尊输诚。其羞怨复杂的心情，可以想象。伊藤博文以胜利者的礼貌周全，带着故意不露声色的傲慢气焰，顾盼自雄，和中堂大人青梅煮酒，东瀛论剑，笑谈四海英雄。
真是岁月无常，天翻地覆啊！伊藤道，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良久，缓缓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2）
§一个飞黄腾达之日，一个身名俱灭之时
马关谈判是一场恶狼与羔羊的痛苦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完毕的归途中，年近七旬的李鸿章，遭到日本极端分子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绝” 医生们经过统一会诊，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手术，取出子弹，并且必须静养多日，不能稍劳心力。李鸿章闻言慨然道：“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第二天，见血满袍服，他叮嘱将这件衣服好好收藏起来，怆然长叹：“此血所以报国也。”
李鸿章不顾自己的伤痛，立即向清政府请示，我虽然身受重伤，幸未致命。愿我本人的不幸，换来大清举国之大幸，使此后和款易于商办。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李鸿章忍受着巨创深痛，卧病在床，仍坚持口授事机，指导谈判，随从人员力谏不听，众医苦之。李之遇刺，引起日本政府极大惊骇，认为它“损害国家荣誉”，并深怕激起列强干涉和中国代表返国，拒绝谈判，因此改变了策略。身负重伤仅仅三天后，当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终于通知李鸿章无条件停战时，他十分高兴，表示“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面对日方提出的极其苛酷的谈判条件，他头缠绷带，强忍剧痛，抱着“争得一分是一分”的态度，在谈判桌上拼尽全力，苦苦争执，几至于乞怜，“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 他的苦苦哀求，虽然不会得到伊藤等人的怜悯，但终究据理力争取得一些成效，使清政府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了近二分之一，使日方在最初提出的和约底稿上作了较大的让步。伊藤博文恐其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最后强硬地表示：“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这才将谈判详情电告清廷，请求指示。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电示李鸿章，“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尽管接到了最后谕旨，李鸿章在最后一次的谈判中，仍然努力争取，就像“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似的，要伊藤赔款再减五千万，五千万不能让，让二千万，甚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关于当时的谈判情景，梁启超形容为“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寒碜悲切，令人泪下。然而既属战败求和，能要求上门求和者挺起腰杆，威风凛凛、堂堂正正吗？
马关归来，李鸿章已经精疲力竭了，谁想刚一回国顿遭万人唾骂。在朝野上下“废约再战”的声浪中，举国群情激愤，恨不能将“卖国贼”李鸿章食肉寝皮。有人甚至写出了一副四处传扬的对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排行第二，杨三为当时苏昆名丑）朝廷见民怨沸腾，即令李鸿章奉旨“入阁办事”，实是“久居散地”。轰轰烈烈的“洋务自强”，至此竟如风中泡沫，转瞬破灭。
秋风白发人，英雄末路处。李鸿章忧谗畏讥，仰天长叹：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3）
此时又有谁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一手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心中其实比任何人都锥心痛苦。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而远在东瀛扶桑，举国狂欢。“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的伊藤博文，在日本成为争相传颂的盖世功臣，日本人专门为他塑立铜像，晋赐侯爵，赐金十万，功成名就，好不风光。
甲午之败，非但日中两国成雄败寇，乾坤倒转，国运迥异，同时更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事业最后定格的一幕历史悲喜剧。
“伤心最苦人易老，哪堪西风吹暮年”。李鸿章这个大清国的头号“消防员”，一生四处“救火”，疲于奔命，签订了一系列为后世诟骂的不平等条约。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家国危死之时，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泱泱神州，时局艰难，风雨如晦，李鸿章心力交瘁，如风中落叶。他涕泪交流地对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也死了。”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国的重臣已处于油尽灯枯之际，临死之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不放过这位行将就木的可怜老人，恫喝催促，站在床头逼迫他为条约签字画押。俄国人走了之后，身着殓衣的李鸿章已处于口不能语的状态。身边的人哭号着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其心腹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