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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战无关论”（2）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相信此时将要离开《平明》副刊的梁实秋是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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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1）
梁实秋在重庆时，教科书编委会的同事李清悚曾写诗一首为梁贺寿，诗中有云“奉使长安问斗鼠，再生新月照函崤。归来十万平边策，莫使先生卧峡坳”。诗中“奉使长安”、“平边策”等赞语，叙述的其实是梁实秋作为参议员的一次劳军行。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梁实秋被推选为参政员，连续四届，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1940年1月，身居重庆北碚的梁实秋接到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通知，要求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接到通知后，梁实秋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参加。对于参加的原因，梁实秋回忆说：“我自抗战以来，只身南下，辗转入川，所谓共赴国难只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是蛰居后方徒耗食粮，真正的是无补时艰，如今有机会到华北前线巡视一遭，至少可以看看华北一带军民的实际情况，可以增长见闻，总是有益之事，所以我终于接受了这一指派。”
梁实秋一行的首站是西安。时驻西安的是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第一战区名为前线战区，其实并未与日军直接作战。胡宗南拥兵数十万，装备精良，但其军事部署却是针对陕北边区。对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冲突，梁实秋也时有耳闻，因而，梁实秋似乎对胡宗南的印象不是很佳，对于胡部消极抗战的态度，梁实秋也颇有微辞，他当时就曾撰文说：“听说胡的部队是中央军队最精锐的一部分，装备也特别精良，我们很想能瞻仰他的风采。我从他的左右及部下的口里听说，胡将军很有办法，‘只要中央令下，几日内即可收复陕北’，对于这样的豪语，我们自然只有钦佩。”联系梁实秋历来的文风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其中所谓“瞻仰”、“豪语”、“钦佩”等词语无疑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梁实秋向为温柔敦厚之人，为文亦不辛辣偏激，对不平事皆只点到为止。此处对胡宗南的评价他也语焉不详，但孔子之春秋笔法他却用的是入木三分。
按照预定计划，梁实秋一行本应有延安之行。就梁实秋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预定的延安之行。延安是个神秘的地方，有人视为不堪一击的一个窟穴，也有人视为‘圣地’，更有些多事的外国记者为之渲染……我个人更想亲自看看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在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以后，梁实秋等接到重庆转来的毛泽东致参政会电，电文云：“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接到电文后，梁实秋感到很是困惑，“我不知道延安为什么欢迎青年党的左舜生（按：###立场）不欢迎余家菊。中国军队在黄泛区抗敌至于我，在参政会和共产党参议员发生激辩的事是有的，至于‘拥汪主和’则真不知从何谈起”。为此，梁实秋感到悻悻然，他抒发自己的苦闷说：“汪之叛国出走，事出突然，出走之前并无主和之说，更没有任何人拥汪之可能。”接到重庆的指示之后，梁实秋一行决定放弃延安之行，对此梁实秋回忆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不能亲眼看看那一边的实在情况。”又说：“我因此而没有去瞻仰延安的机会，当时倒是觉得很可惜的。”
曾有一位朋友写诗赠梁实秋，诗中有句云：“黑头参政曾书策，为问苍生苏息无？”诚如斯言，梁实秋此次前方之行，深入民间，真正体验到了民间疾苦。梁实秋一再感慨“军民疾苦，惨不忍言”。离开西安，在黄河渡口茅津渡，梁实秋深切地领略到了奇特的北国风光：横垣眼前的黄河，有如一条巨龙，汹涌澎湃，黄沙弥漫，惊涛拍岸，其声凄厉。而涌上梁实秋心头的除了一种神圣的悲剧感之外，还有的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挂念。深入民间，梁实秋看到的是在黄河决堤之后（国民政府在花园口决黄河之水以抗日军）民不聊生，广大民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惨状，他感慨地说：“（决堤黄河）在战略上讲，这是绝对正确的措施。在执行的时候，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期减少这一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安抚流亡，那是另一问题。”而在黄河渡口，给梁实秋印象最深的是黄河古道上零落的伤兵，张自忠像“最令人难忘的景象是匍匐在黄土道上的零零落落的伤兵……伤兵脸上的颜色是白蜡一样，胳膊腿细得像直棍，衣裳当然是又脏又破。这些伤兵显然没有受到照顾，实在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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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2）
此次前方之行，给梁实秋印象最佳的是张自忠将军。因梁实秋一行是以参政会的名义到前线劳军，所到之处皆盛情款待，有时则近于奢华。对于此种高规格的接待，书生气十足的梁实秋并不以此为乐，眼见的种种不平事让他心中愀然。对此，梁实秋曾感慨万千地说：“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亦不尽然，后方亦有不紧吃者，前方亦有紧吃者，大概高级将领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者实不可多见。”此次劳军行，由张自忠将军出面在司令部招待梁实秋一行的一席“简单而殷勤”的餐会，让梁实秋“永不能忘”。事后，梁实秋回忆说：“四碗菜一个火锅，或以青菜为主，或以豆腐为主，其中亦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尤其豪华的是每人加一枚生鸡蛋放在火锅里煮。”对这种简单的招待，梁实秋的感觉是“我们吃的满头冒汗，宾主尽欢。这是我们出发以来所受到的最真诚最朴素的招待”。而且，梁实秋还补充说：“自从我们出发视察以来，至此已将近尾声，名为慰劳将士，实则受将士慰劳，到处大嚼，直到了快活铺这才心安理得的享受了一餐在战地里应该享受的伙食。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设非其时其地，则顺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梁实秋一行六人自重庆出发，历时两个月，行程数千公里，先后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行程漫长而艰苦。对此次前方之行，梁实秋感慨万端：“回到重庆，大家争来问讯，问我在前方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的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我看到了敌人的残酷，士兵的辛劳，同时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华北乡下的平民的贫困与愚暗。至于将来抗战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没有人不抱隐忧的。”
“雅舍”风采（1）
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最后定居于重庆北碚。在北碚定居后，梁实秋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为“雅舍”。“雅舍”并不见得是如何的雅致，而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由于房子没有门牌号码，为便于和外界邮递方便，便有必要为住所取名，梁实秋在和大家协商时建议用龚业雅的名字，叫“雅舍”，当然其中也暗含了“往来无白丁”的“高雅”之意。
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张道藩之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谈起编教科书这一工作，梁实秋是有些感到骄傲的，“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本着这种信念，此后，梁实秋一直默默地从事着这类工作。他不求闻达，不慕虚荣，但求能为抗战尽上一份力量。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梁实秋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但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梁实秋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经领了一份津贴。而在当时，梁实秋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以至于梁夫人和孩子们来到重庆与他团聚之后，梁实秋一家的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现在五口之家，子女就学，即感拮据”。为了贴补家用，梁夫人程季淑不得不先后到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任福利所干事，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具组服装管理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梁实秋仍然坚持拒绝接受编译馆的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而对那些在后方长袖善舞之辈，梁实秋也没有太多好感。梁实秋有一位同学，历据要津，战时寓居香港，他曾扬言于众：“你们在后方受难，何苦来哉？一旦胜利来临，奉命接受失土坐享其成的是我们，不是你们。”梁实秋闻之勃然变色，并“不寒而栗”。说起梁实秋在编译馆的生活，有一件趣事则不得不提。1944年，有一次北碚组织募捐劳军晚会，同为老北京的老舍和梁实秋合作登台说相声。梁实秋很欣赏老舍的相声表演技巧，老舍教他的相声要领，默诵不忘。但梁实秋提出一个条件，在用折扇敲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而无需真打，老舍勉强同意。老舍和梁实秋连演两晚，头晚由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天晚上对调。他二人一胖一瘦，往台上一站，虎着脸，泥塑菩萨一般，三分钟不开腔，观众已经笑不可抑。两人越说越来劲，老舍激动忘形，高举折扇向梁实秋头上打去，梁实秋一看不得了，“哎呀”一声，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在梁实秋的眼镜上，梁实秋本能地两手一捧，恰好接住了下落的眼镜，台下掌声雷动，不住喝彩：“是一手绝活！”“再来一次！”谁也不知道，这“绝招”只是他们的一时失手而已。
如果我们单只读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我们便会误以为梁实秋在此时的生活是如何的闲适和惬意，直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致，好一派诗酒田园之境，好像是“俯仰之间亦足以快意平生”。然而事实上，战时乡居生活绝不会是如此诗情画意。且不论梁实秋须跟后方的所有人一样要随时随地“跑警报”，感受生命的威胁，亲身经历“五四大轰炸”的惨剧，见证好友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孙寒冰的惨死，单只抗战时期重庆物质生活的匮乏，就让他深受其苦。梁实秋曾回忆此段生活说：“讲到抗战时期的生活，除了贪官奸商之外，没有不贫苦的，尤以薪水阶级的公教人员为然。”
梁实秋曾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为我们描绘了抗战时期他的日常生活状况：
雅舍的设备，简陋到无以复加。床是四只竹凳横放，架上一只棕绷，睡上去吱吱响，摇摇晃。日久棕绷要晒，要放在水池里泡，否则臭虫繁殖之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每次看到大家领米（战时物质匮乏，重要物质实行配给制，须自己领取），有持洗脸盆的，有拿铁桶的，有用枕头套的，分别负米而去，景象非常热闹。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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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风采（2）
雅舍的饮食也是很俭的。我们吃的是平价米，因为平价，其中若是含有小的砂石或稗秕之类，没有人敢于怨诉。
人本非纯粹肉食动物，我们家贫市远，桌上大概尽是白菜豆腐的天下。景超所最爱吃的一道菜是肉丝炒干丝。孩子们在菜里挑肉丝拣肉屑，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要想穿破一套西服，不是容易事。西服破，先从裤子的后部破起。我常看到有人穿着一身西装，从后面望去，裤子后面有一块大圆补丁，用机器密密缝缀，一圈圈一圈圈的像是箭靶。
抗战期间，川中无高级纸烟供应，英美洋烟难得一见，有办法的人方能以三五、炮台、加立克或毛利斯享客，而且顾盼自豪。自制纸烟，双喜牌已是上品，中下人士常吸一种以爱神邱比得为招牌的纸烟，烟粗纸劣，吸食时常噗噗的爆出火花，有人戏称之为“狗屁牌”，盖邱比得一音之转。
从以上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实秋在抗战时期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但是梁实秋却能安然于战时的清苦，能从这种清苦的生活中升腾出诗意，能超然于雅舍的月夜风光、雨天美景。因而我们在梁实秋于抗战时期创作的《雅舍小品》中看不到他对时事艰难的喟叹，感受不到战火纷飞的时代气息，听不到万千民众生离死难的呻吟。他只是从一己的人生经验出发，说古道今，谈人论物。作品题材大都取自平凡的日常人生，男人、女人、稚童、客人与狗，无所不谈；住房、理发、送行、下棋，无所不写。从这些雅舍小品的创作中，我们能够大致领略到梁实秋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所具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雅通脱的襟怀和超脱式的恬淡宁静。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在《雅舍小品》中，梁实秋尽量用主观感情的温暖化解和消溶物质生活的清寒乃至困难，但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还是沉甸甸地隐现于字里行间。梁实秋在写到蚊虫猖獗时说：“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正因为梁实秋在抗战时期具有人生似寄的飘泊感，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面对屋顶灰泥崩裂，泥水下注，满室狼藉的情景时，何以直言“惶悚不安”；也就顿悟了他即使欣赏幽美的月色，何以仍然感到“潜在的凄凉逼近自己的灵魂”。从这些含蓄的表现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梁实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所具有的遭逢乱世而颠沛流离的凄然不安的心绪。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梁实秋有何表现，有何心理？对此，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梁实秋语焉不详，他只是淡淡地记下了一笔：“我们听到了遥远的爆竹声、鼎沸的欢呼声。”此句表面平淡，其中又包含了多少内容啊！正如张爱玲笔下的一段话：“胡琴拉过来，拉过去，咿咿呀呀，说不完苍凉的故事。不说也罢！”
梁实秋小传
梁实秋（1903—1987），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
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二十多年共出四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四十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三十七册，诗三册。晚年用七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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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的年代
提起老舍，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想起太平湖，想起那个漆黑的夜晚，想起老舍默默独坐在太平湖边如石雕般的身影，想起那个黑夜所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事，想起老舍留给这个世界最后温情的声音：“跟爷爷说再见。”……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老舍是温情的，他带笑的眼睛里总是噙着泪花。老舍让我们所记起的，并不应当只有他的死之悲壮惨烈，还应该有他的亮堂，他的幽默，还有他的慈悲。作为一个在上世纪20年代走上文坛的新文学作家，老舍的根在北平，他是属于北平的。老舍出身贫寒，自幼生长在老北平的贫苦市民之中，在他们当中长大，在他们当中接受了最初的基本的人生教育并终身为他们的喜怒哀乐而执笔。老舍的文学世界是一幅老北平的风俗画，充满了浓厚的市民气息。老舍深爱着北平，毕生都在用笔描绘着他的北平，在他的笔下，有辛辣的讽刺、温情的幽默、悲情的控诉，还有他的善良和悲悯。作为一个在底层民间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家，老舍的骨子里头渗透着中国儿女的品性，在国土遭受外族入侵的时刻，他悲伤、愤怒，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出乎本能的民族自尊和传统中国人骨子里的硬气。
北京老舍故居卢沟桥烽烟起，老舍凄然毁家纾难，踏上流亡的路途。“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作为一个作家，他“只有一支笔”，这是他全部谋生的“本钱”，也是他“抗敌的武器”。对于八年抗战期间自己这段“生命旅程中的印迹”，老舍感慨地说：“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是啊，八方风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老舍何以安顿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