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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冰心只在想，后面要办的事还多得很，没有人可依靠了，都得自己来操办，没有力气是不行的。谁知再一回头，却看见吴文藻翻了一个身，她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了一身冷汗。医生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对冰心说：“这转折点终于来了，没什么危险了。”冰心这时擦着满脸的汗，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地。一个多月后，吴文藻的病略有好转，夫妻俩就决定出院回家养病。为什么病没有完全好就出院了呢？冰心后来道出其中原因：“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回到家里，冰心的大女儿前来向她诉苦，“说是在她过生日的那一天，富奶奶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由于经济拮据，冰心并不能给吴文藻更多的营养品养病，“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围绕这个所谓的“补品”，在冰心身上还发生过一个让人心酸的往事。吴文藻养病期间，冰心为吴准备广柑汁加强营养，但她却一不小心将白盐误认为是白糖加了进去，浪费了这仅有的“补品”。冰心很是心痛，但她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对于这段生活，冰心回忆说：“那几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的病好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是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
1945年8月，终于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整个山城沸腾了！听到盼望了八年的抗战胜利的消息，冰心没有大哭，没有大笑，也没有举杯庆祝，她只是静静地站在歌乐山头，默默望着满天的繁星，默默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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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小传
冰心（1900—1999），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婉莹，原籍福建长乐。
1900年10月，冰心生于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４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1911年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13年父亲谢葆璋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同时，由于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并获得金钥匙奖，同年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旅途和留美期间，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1938年与丈夫吴文藻携子女于抗战烽火中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大后方云南昆明。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艰难。1940年移居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有影响的散文篇章。1946年11月随丈夫吴文藻赴日本，曾被东京大学聘为新中国文学系教授。1951年回国，除继续致力于创作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
争论和恩怨
提起梁实秋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的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争论的是是非非，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其实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有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自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馀，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审美趣味、他的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梁实秋出生、成长于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北京，受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染较深，对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梁实秋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后又赴美国留学，但是在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余光中曾评价梁实秋说：“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此论甚为恰当。然而，命运弄人，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在他的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恰似一片飘落的孤叶。如果说梁实秋一生有遗憾的话，那么在有生之年始终没有能够回到故乡，该是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憾恨了。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中心医院。遵照他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之所以愿意在高处筑墓的原因时，梁夫人韩菁清曾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于此时，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一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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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1）
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面对江山易帜，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的内心无疑非常沉痛，亡国之恨如刀刻般留在他心头。“国破山河在”，北京的土地依旧那般炽热，故宫还是那样辉煌，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但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属于中国。于是时，梁实秋内心的情绪又岂是屈辱或悲愤等词语所能表达的，在强烈的情感面前，语言是贫乏的，更是无力的。北京沦陷之日，梁实秋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北京沦陷之后，梁实秋首先面临着的一个难题就是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亦难，留亦难。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又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梁实秋最终还是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为抗战效力。梁实秋后来百感交集地回忆说：“烽火连天，割离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非易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然而我毕竟这样做了。”离家前夕，梁实秋匆忙告别父母，简单交代了一下家事，念及前途渺茫，梁实秋还立下了一份遗嘱。对于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以及此后自己的打算，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我们（梁实秋、罗隆基等人）愿意共赴国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平津火车开通后，梁实秋和叶公超等友人乘第一班火车逃离北平前往天津。战乱中临别，内心自是悲苦异常，但梁夫人程季淑却强忍悲伤，在自己丈夫离家之时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女态，她把梁实秋送到家门口，互道珍重。此时离别，却类永诀。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茜曾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的角度回忆这次生离死别的情形，别有一番意味：“七七事变，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爸爸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一介书生意想投笔从戎。深夜和妈妈长谈计议，如何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爸爸打算到后方参加抗日工作。我记得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我缩在被窝里偷听爸爸和妈妈说话，那时我将十岁，不太懂事，但是他们那副严肃的神情和低声滔滔不绝的商量事情，我心里也预感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是的，果然不久爸爸就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走了。妈妈没有哭，但很紧张，我问妈妈‘爸爸干吗去’？妈妈小声告诉我说‘打日本’。”
到达天津后，梁实秋寓居在时任《益世报》总编辑的清华同学罗隆基家中。两人时刻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梁实秋日后回忆两个“书呆子”在那些日子里的表现说：“努生（按即罗隆基）有一幅详细的大地图，他用大头针和纸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红的代表我军，我们每天晚上一面听无线电广播，一而按照当时战况将红旗白旗插在地图上面。令人丧气的是津浦线上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我们紧张极了，干着急。”战争形势严峻，两个“书呆子”面对“图战”，唯有相与扼腕，低首叹息。
寓居天津不久，外面传来消息，《益世报》经理在赴意大利租界途中被日军捕杀。梁实秋等意识到天津也极其危险，不可久留，于是决定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数以千计从青岛徒步而来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梁实秋从前的一位女学生。两人之间的一番对话很生动地描绘出了梁实秋此时的心理状态：“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虽然这只不过是一段非常小的插曲，但梁实秋却记忆深刻，历久弥新。这充分表明，这一段对话对梁实秋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此时梁实秋的心理活动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句“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其中包含了多少心酸和无奈啊！念及家中年迈的双亲，年幼的子女和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恐怕梁实秋心头也在暗自垂泪。梁实秋抛妻别雏的痛苦，我们从他后来的一段话中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六年分别，相见之下惊喜不可名状。……然而我们究竟团圆了。‘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凭了这六年的苦难，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我们受了千辛万苦，不愿别人再尝这个苦果。日后遇有机会我们常以此劝告我们的朋友。”但令人遗憾的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的梁实秋却又在他的后半生与他的一双儿女分离，海峡两岸，音讯全绝。每念及此，梁实秋怕也要感叹造化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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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2）
辗转抵达南京之后，情况并不像梁实秋所预期的那样乐观，战争中的南京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混乱，梁实秋回忆说：“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混乱中，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和罗隆基都油然产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在南京周旋了两天，终于有了结果。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要他“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还发给他二百元钱的旅费和“岳阳丸”头等船票一张。在船上梁实秋邂逅叶公超、张彭春等人，他在船上看到的景象是“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面对此情此景，梁实秋的“精神陷入极度痛苦”。虽然梁实秋坐的是头等舱，船上每日“开出三餐大菜”，但他却难以下咽，因为“国难日殷，再看着船上满坑满谷的难民，如何能够下咽”。此时梁实秋的痛苦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既有国破之痛，也有报国无门之慨。三天后，“岳阳丸”到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自然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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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战无关论”（1）
抗战爆发以后，梁实秋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因为这个身份，1938年夏，梁实秋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抵达重庆后不久，当时主持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朋友程沧波邀请梁实秋为报纸办一个副刊。对于程的邀请，梁实秋欣然接受。至于接受的原因梁实秋后来解释说：“除了开会无所事事”，“我非党员（国民党），肯以编务畀我，盛情难却”。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梁文一出，文坛反应强烈，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口气发了九篇文章。不过反应最快的是罗荪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与抗战无关”》一文。罗荪在文章中表示：“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此外，罗文还就一些往年陈事嘲弄了梁实秋一番：“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很明显，罗文无视梁实秋所言“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而突出其“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的观点，至于文章对梁实秋个人生活的揶揄则难免有些意气用事。次日，梁实秋便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也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重申他的“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强调“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在答辩中，梁实秋还对罗文中提及的“住房”问题专门作了说明，言语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个自命为左翼作家的说梁实秋到学校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鉴于以往的经验，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此后，任凭左派文人如何批判，梁实秋不再发言。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梁实秋不想再就这些问题作情绪上的无益争论，但事情并没有向他希望的方向发展。梁文发表之后，左派文人纷纷撰文发起对梁实秋的批判，而且已经失去了最初理论上争论的意义，完全演化成对梁实秋严厉的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参与对梁实秋批判的，除了《新蜀报》副刊有关作者和罗荪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之的、张天翼、巴人等。尤其是巴人的批判文章，火药味极浓：“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从左派文人对梁实秋的批判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情绪色彩和意气用事的意味。而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梁实秋一个“编者的话”会引起左翼文人如此大的愤慨？
1986年10月13日，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文汇报》上为我们解开了这其中的疑团：“这一席话（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原来如此！至于说到宿怨和情绪，其实梁实秋那篇引起争议的《编者的话》也并不是那么的心平气和。在《编者的话》中梁实秋有一段话：“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曾无此想，而实无此能力。”其中文坛、大将、盟主、名家云云，所指为何，明眼人一看便知，而他的那个不同意见，更是隐藏着对以前左翼文坛强调文学要密切联系时代，联系政治的理论主张和标语口号式创作倾向的批评和否定。上述的这段话，在左翼作家们看来，梁实秋当然是别有怀抱，自然也就难免对他展开批判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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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战无关论”（2）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