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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5、6月分期连载了他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却不作答。
柯灵在1978年9月的《怀傅雷》和1984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与子相悦（4）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
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
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了一场“《传奇》集评茶会”，席中有人问张爱玲：“对《万象》上所刊的批评（迅雨文章）和《杂志》上所刊的批评（胡兰成文章），以为哪一篇适当？”
张爱玲答：“关于这，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
为了这句话，后人便都以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复迅雨的了，然而综合当时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这明显是耍花枪，不想正面解释，因怕越描越黑。
——她总不能明说：不关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兰成对话呢！
倒是在《我看苏青》里，她借苏青之口把自己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
《我看苏青》发表于《天地》杂志1945年4月号。但我以为，这篇文章应该写在一年前，是回应胡兰成1944年8月发表的《谈谈苏青》的。可是由于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加之她在这个月已与胡兰成秘密结婚，而小报记者对她的韵事亦有所风闻，不住旁敲侧击，她不得不处处小心，于是把发表时间推迟了一年，免得又被人拿来做文章。
第九章 与子相悦（5）
从1944年1月起，张爱玲在《万象》杂志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六期后忽然“腰斩”。这原因与傅雷的批评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是张爱玲自己在后来的解释是因为写得差，“写了半天还没写到最初给我印象很深的电影院的一小场戏，已经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同一时期又有一篇《创世纪》写我的祖姨母，只记得比《连环套》更坏……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斩了”。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张爱玲的创作全盛期，警句妙语简直像银河落九天那样飞溅出来，有种跳跃可喜的生命力，诸如：
“她今年三十一岁，略有点显老了，然而就因为老相变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脸上添了些肉，流烁的精神极力地想摆脱那点多余的肉，因而眼睛分外的活，嘴唇分外的红。”
“她伸直了两条胳膊，无限制地伸下去，两条肉黄色的满溢的河，汤汤流进未来的年月里。她还是美丽的，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窗子大开着，听见海上轮船放气。清冷的汽笛声沿着胳膊笔直流下去。”（张爱玲：《连环套》）
“道上走着的，一个个也弯腰曲背，上身伸出老远，只有潆珠，她觉得她自己是屹然站着，有一种凛凛的美。她靠在电线杆上，风吹着她长长的卷发，吹得它更长，更长，她脸上有一层粉红的绒光。爱是热，被爱是光。”
“旁边的茶几上有一盆梅花正在开，香得云雾沌沌，因为开得烂漫，红得从心里发了白。老爹爹坐在那里像一座山，品蓝摹本缎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马褂，阔大臃肿，肩膀都圆了。”（张爱玲：《创世纪》）
——看着这些句子，人物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简直连眉毛胡须都根根可数。花承节鼓，月落歌扇，这些句子仿佛不是写出来，而是从钢琴键子上弹出来的，一个个音符节韵都伶俐脆落，粒粒清圆。
然而也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又因是连载，赶得太急，疏于推敲，也就有了许多硬伤，其中陈腔滥调是最大的弊病。比如《连环套》里霓喜侍候雅赫雅洗脚一段，问了句：“今儿个直忙到上灯？”雅赫雅道：“还说呢！……”完全是贾琏向王熙凤抱怨她兄弟王仁的口吻；说着说着吵起来，雅赫雅“水淋淋的就出了盆，赶着霓喜踢了几脚”，又成呆霸王追打香菱了——身份原也有几分像，都是买来的妾；霓喜哭闹着，跳脚撒泼，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说了罢：贼奴才小妇，才来时节，少吃没穿的……”倒又转入《*》的调调儿了。
张爱玲显然是对《红楼梦》和《*》都熟烂得太过，随手拈来，顺流而下，简直避都避不开。胡兰成在这前后有两篇短文讨论读书感想，说“看《红楼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来忽又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为什么会忽然想要重读呢，八成是因为和张爱玲常常谈论，又多半敌不过张的娴熟，遂发愤图强，欲“温故而知新”吧。而随着他的重看，张爱玲想必也跟着温习了一遍，即便不会完整地再看一遍，讨论之际也少不得找出几段精彩的来重新诵读。浸淫其中，便不经意地流淌在文字中，作就了《连环套》的“红楼遗风”。（《创世纪》是隔了一年才写的，这风气已经洗去许多，却也腰斩了，我以为原因大抵是“影射”之故，该不是《红楼梦》惹的祸。）。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九章 与子相悦（6）
重复前人是郁闷的，写上两三万字过过瘾还可以，久了便觉茫然；然而《红楼梦》那样的语言风格分明又不能用来写短篇，注定了是要长篇大论，写一部《隋唐演义》那样的巨著来的。《连环套》可说是当年未尽兴的《摩登红楼梦》的再一次尝试，却也像“话说隋末唐初时候”的有始无终了。
这当然会使买方，也就是《万象》老板平襟亚十分不满，非但在报纸上撰文影射，而且公开登报，在《海报》上写了篇《一千元的灰钿》，说张爱玲亏欠了她一千元稿费。张爱玲于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篇《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的钱公侠，而钱又让平襟亚再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在报上同时发出，现各引一段——
张爱玲：“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亚：“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单就这两篇文章而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而这件事枉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定论。但我以为无论真相是怎样都好，平襟亚多少有些不厚道，张爱玲的小说已经替他赚了不少钱，莫说她不至于贪他一千块灰钿，就算是真，也不至于这样红眉毛绿眼睛地叫骂，真是越富越悭，为富不仁。
事隔半个世纪，张爱玲在美国的好友、大学教授刘绍铭先生又提起这件事，认为：“张爱玲在钱财方面是讲原则的，是她的，她坚决争取；不是她的，她坚决不要。”并举了一例为张爱玲鸣冤：电影《哀乐中年》历来被认为是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又一经典名片。1990年，台北《联合报》副刊在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并要寄稿费给她。然而张爱玲回信给编辑苏伟贞写：“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
那时候，张爱玲在美国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属于自己的钱，仍然分文不取，可见其清贞。
平襟亚实在不是一个大度的人。当时有刊社组织作家写接龙小说《红叶》，他便假托一个老园丁的话写出：
“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
第九章 与子相悦（7）
读者们自然都知道张爱玲写过《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文章里又一再地出现月亮，这狐仙是影射谁，不言而喻。平襟亚的杂志是发过张爱玲多部小说的，一旦翻脸立即便骂人家是“狐仙”，也够没口德的。
小说写到这里，他又点自己的好友郑逸梅续写下去，然而郑逸梅却一笔撇开，不复提“狐仙”之事，显然是不以平襟亚之举为然。
更不厚道的是，平襟亚且公开了张爱玲在1944年6月15日写给他的商榷小说宣传问题的信件内容：
“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氛的。”
关于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是当时她面临的又一桩笔墨官司，且又引出另一个更加卑贱的人物——潘柳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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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写《私语》，写《童言无忌》，写《烬余录》，写《存稿》，写《公寓生活记趣》，将自己的故事说了许多，但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贵族血统。直到1992年的《对照记》里才写道：
“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又一天我放假回来，我弟弟给我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不以为奇似地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渐渐看出点苗头来，专拣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来找去，有两个姓壮的。”
另则，她在《忆胡适之》一文里也写过：
“他（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然而这两篇文字都是离开中国以后写的。张爱玲在上海发表的作品里，并没有关于自己血统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编周黎庵曾经写过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载于1943年12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与爱玲见面的情形，说明他是从平襟亚那里听说了张爱玲的文名，并得知其身世与《孽海花》颇有渊源。
“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于文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张（爱玲）女士来谒，贶《古今》以数文（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和《更衣记》就是发在《古今》上的），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罗曼史）云。余大疑……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既恍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九章 与子相悦（8）
这里面可以看出，张爱玲从前对于自己的身世并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与李鸿章以及《孽海花》有关。直到周黎庵明确地告诉她，这才有了确定的了解。
这段话也同样叫我们知道，此前平襟亚本来是很欣赏张爱玲，并且很以结交贵族后裔为荣，并且早在1943年已经亲自撰文大书特书张爱玲的身世——这也就是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与他商量，要以《孽海花》为自己作宣传的缘故，还是受了平襟亚与周黎庵的启发才有的念头。
后来张爱玲对于自己的身世越来越清晰，是一点点考据得出的成绩，“因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