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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并商讨我需要的推荐信名单。可是，当拉法埃尔？扎沙里拎起包下车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跟着他一起下车了。我们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眼睛被阳光刺得睁不开，耳边似乎还响着隆隆的马达声和呼呼的风声，脑子昏沉沉的。
后来，我们沿着一条栽满金凤花的美丽的林荫大道向市中心走去。拉法埃尔出神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好像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从未见过的一样。看到我跟着他，他并不吃惊，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和我一样，不忙。”随之浅浅一笑。实际上，我想到了即将错过的约会，想到了所有事情都要向后顺延。但那一刻，协助发展组织法语原文为Organisation pour le Developpement，是法国的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的组织。及其任务，特帕尔卡特佩河谷的地图绘制计划，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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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年轻人（4）
我们来到广场上。拉法埃尔找了木兰树下的一条长凳坐了下来。天空蓝得耀眼。在这儿，我们看不见火山，可我仍然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在左边的什么地方，在那些现代建筑物后面。
“我爱这座城市。”拉法埃尔说。语气之庄严，倘若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用，都会显得滑稽可笑。“我要在这儿过夜，明天回坎波斯。”
我们在广场上的卡西诺旅馆要了两个房间。这是一家有内院的老式客栈，天花板很高。天黑之后，我们回到旅馆大厅，那里其实是一条从广场通到内院的长长的走廊。红色仿皮靠椅沿走廊面对面摆放，有点像苏联风格。走廊入口处的办公桌后面，坐着旅店的老板，一个沉默寡言的西班牙人。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看报纸，对面前正在闪动的足球比赛的电视画面毫不关心。
夜色柔美。我们坐在靠椅上，一边吃西瓜，一边喝从拱廊下隔壁店里买来的苏打水。蝴蝶围着廊灯飞舞，不时能看见一只蝙蝠掠过走廊，发出极低的焦虑的叫声。
“有一位老人告诉我，从前，耶稣会会士住在坎波斯，”拉法埃尔说，“他说，那时候，坎波斯还不是真正的村庄，不过是田野里的一块宿营地，有一些小木屋，还有一座教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给它取了坎波斯这个名字。他跟我说的这些，都是从他祖父那里听来的，他祖父年轻时曾在那里工作过。后来，爆发了革命，政府一把火把那儿烧得干干净净，教堂变成了马厩。坎波斯的一切都被毁掉了，只剩下几堵旧墙和教堂的塔楼，其余的全被拆除了。这就是老人告诉我的，但他不知道那里又住过什么人。开始，那儿只有几间小木屋，后来，人们又造了墙，存放谷子的地窖，重修了教堂塔楼，还围着村子建了一圈高大的砖墙，以防偷盗。可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称为‘参事’的那人刚到坎波斯的时候，那里只有一片废墟和教堂的塔楼，但墙还在。现在，坎波斯又重新住满了居民，像从前一样。”
他停了几分钟没有说话，然后总结道：“说是这么说，你要知道，对于我们坎波斯人来说，这不过是个故事而已。”看到我满脸惊奇，他又补充道：“故事，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哄小孩子睡觉，帮老人回忆回忆年轻时代的故事。”
我说：“那么，你说的所有这些都是编造的喽？”他笑了起来：“是真是假，对我们坎波斯人来说，都是一样。我们不只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作真实的。静止的东西就在那儿，但它们会变，一旦上了我们的舌尖，它们就不再是同样的东西了。”
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竟然在此时此地，在跟一个昨天还不认识的男孩谈论真实和虚幻，在这家旅店的走廊上，面对这台闪烁的电视机，这个沉浸在报纸中的西班牙老头，望着夜晚的蝴蝶围着廊灯飞舞，听着看不见的蝙蝠掠过时发出的叫声。
拉法埃尔站起身。他想围着广场兜一圈，观察观察这里的人。他先回房间冲了个澡，出来时浑身湿漉漉的，精神焕发。他的黑头发用了洗发膏，散发出古龙香皂的味道。
在街上，他非常打眼。姑娘们都笑嘻嘻地望着他。他呢，大摇大摆，故意把步子放得慢吞吞的，宽宽的脸颊上挂着一抹自命不凡的微笑。有一会儿，他挽着我的胳膊，就像南美洲国家的男人们之间那样随意。他凑到我耳边说：“你瞧见那姑娘了吗？鬈头发那个。”我承认自己什么也没看见。拉法埃尔耸了耸肩。
“你总看不见应该看见的东西。我们围着广场转一圈吧，那姑娘是不能错过的。”
广场上的人都在围着中央喷泉兜圈子，那儿有一座样子吓人的莫雷洛斯雕塑。人们自然分成了两个同心圆，分别沿两个方向转圈，一个圆是男人，一个圆是女人。孩子们最自由，他们开心地冲各个方向乱跑，不时撞在大人身上。此情此景令我想起凡？高的油画《囚犯》。
幽暗的光线中，人们眼睛发光，牙齿发亮，显得有些狰狞。马路上，汽车也在围着广场兜圈子，车上的广播响得让人头昏脑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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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年轻人（5）
突然，拉法埃尔抓住了我的胳膊。我们前面是三位排在一起走的姑娘。她们很年轻，正在漫不经心地闲逛。这是三个时髦女郎，两边的都穿着牛仔裤，肥短无领长袖运动衫，只有中间那个穿着极紧身的西装套裙，这就是拉法埃尔注意到的姑娘。灯光下，她的鬈发光泽极好。她们仨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那鬈发的姑娘回过头，目光正好和拉法埃尔撞在一起，时间很短，也就是眨眼的工夫。
“你瞧见了吗？她看我了！”拉法埃尔非常激动。他古铜色的脸涨得通红，细长的眼睛被脸上绽开的笑容挤成了一条缝。
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个来自我闻所未闻的离奇之地的男孩，来自号称自由和真理至上的坎波斯的男孩，竟然在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只爱慕虚荣的小公鸡，急不可耐地要去征服少女的心。
我本来可能会说些令他不快的风凉话，可我忍住了。为了在外省小城的广场上萍水相逢的小丫头的一个眼神，就准备抛弃一切跟她走，在一个小伙子身上，这样的行为毕竟不算不正常。
三个姑娘在稍远的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跟前站住了。拉法埃尔扔下我，朝她们走去。我在一张锻铁长凳上坐下来，这种长凳在墨西哥各大城市的柱角边随处可见，以纪念波菲里奥？迪亚斯波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分别于1876年至1880年，1884年至1911年两度任墨西哥总统，是拉丁美洲著名的右派军人独裁者。。我一边抽烟，一边望着兜圈散步的人们。等我朝那三个姑娘的方向望去时，我发现拉法埃尔已经跟她们走了。
我有点沮丧，觉得很疲劳。我回到卡西诺旅馆，上楼进了房间，一头倒在帆布床上，连衣服都懒得脱。广场上的喧闹声，多媒体音响原文此处为英语。的音乐声，孩子们尖利的叫喊声从气窗里传进来。屋顶的天花板被路灯镀上了一层微弱的黄光。我想等拉法埃尔？扎沙里回来再问他一些关于坎波斯的问题。后来，我开始迷糊了。
那晚，我睡得不好。广场上的噪音，房间里积聚的热气，对人血如饥似渴的蚊子，勒住我肋骨的帆布带。直到拂晓时，我才睡着。
我醒得很迟，太阳已经照进窗户了。
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有满地的油纸和玉米棒子证明昨晚有人在这里活动过。
我下楼喝咖啡时，那西班牙人递给我一张对折的纸条，并告诉我：“你同伴给你的。”纸条上的字体是圆体的，看上去有点稚嫩：“我们既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我没看懂。我想，我大概还没有睡醒。
旅店老板告诉我，拉法埃尔一早就搭过路车去莫雷利亚了。别的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又举起他的密密麻麻挤满字符的报纸，仿佛开始的仍旧是同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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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的山冈（1）
从圣巴勃罗路边缩进去，位于俯瞰河谷的一个石子山坡上。朗波里奥的人类学家们把地皮买在了这里。当我刚到河谷，第一次看到这地方时，这里还是一个黑石山坡，到处是火山喷发留下的残迹，被山洪冲刷出一道道沟痕，现在是旱季，山里几乎没什么水，但每年雨季一到，山洪便一下子涨起来。在这样的旱地里，仍然生长着一些矮小的植物：浑身带刺的灌木丛，大蓟和仙人掌。
过去，从来没有人当真对这山冈产生兴趣，只有几个牧羊人在山冈上放羊。当初，人类学家们很可能是为了得到一把仙人掌果实从当地农民手中买下了这块地。
山冈周围是居民带。那里与其说是村舍，不如说是窝棚。房子都是用箱子拆下的木板，没和砂浆的水泥、砖头，加上生锈的钢板拼搭起来的。房子里住的是一些被叫做“伞兵”的人，统共五十来户人家，腐败律师们为了逃脱合法所有者的土地征用，把他们拉过来占地。这帮人搭乘着来路不明的卡车，突然之间出现在这里，一天之内就搭好了他们的板棚。等到政府的征用令一发布，他们立刻卷铺盖走人，顷刻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伞兵”们散布在河谷中、马路边，灌溉渠旁，直到洛斯雷耶斯路的垃圾场，到处都有他们的板棚。
人类学家对他们的邻居不感兴趣，视若无睹。他们在朗波里奥开设研究中心之初，就决定在这里投资房地产，大兴土木。找到这块风水宝地的是中心主任，一位叫做梅南德的还俗教士。他想把这里建成一处能够“静心悟道”的圣地：一座六角形建筑，中间设置一个内院，屋内为将来的学生分出思考间和工作间。他景仰方济会修士和巴斯科？德基罗加主教，想要重建墨西哥十二使徒时代潜心研究的氛围。他希望把自己的家和山冈变为全体研究员和哲学家聚会的场所。结果，他的确成功地把朗波里奥人类学系的大部分学者都吸引到这座石山上来了。秘鲁研究员吉耶摩？瑞兹在山冈顶上买了一块地，打算在那儿盖一个小型庄园，建造玄武岩墙壁、罗马瓦屋顶，还有朝向河谷和奥朗蒂诺睸湖的大观景窗。
由于工程预备建造在陡峭的山坡顶上，瑞兹准备买一头驴子来运送生活必需品兼带接送子女。他已经替驴子想好了名字：卡利邦。他还打算建一个仓库饲养家禽，养一些火鸡、母鸡，没准还会养一头山羊。他准备把平坦的地面租给一个农民种玉米和南瓜，他说，那不仅可以满足他的口腹之欲，还能使他在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同时，享受到风吹过树叶的悦耳的沙沙声。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还处在计划阶段。不过，几个月下来，我已经看到山冈上人气渐旺。
大部分研究员没那么阔绰，他们的房子是墙贴墙盖起来的。社会学家恩里克？摩格隆把他的建房任务包给了一个名叫加洛的当地建筑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个外号叫鸡嘴，也许是因为他长了一头红毛的缘故吧。他正着手在山冈脚下建造一座混凝土城堡，受巴拉干路易斯？巴拉干（1902—1988），墨西哥著名建筑师，主张将建筑与景观相融合，将传统建筑艺术与现代建筑技术相结合，作品极富诗意和想象。的启发，他把房子刷成了深蓝色，设计之复杂，看上去如同一件巨大而丑陋的、叠过来折过去的折纸作品。
逐渐地，又有一些新研究员开始加入梅南德的计划，并且表现出惊人的兴趣。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墨西哥城，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有些还在北美洲的休斯敦、得克萨斯的奥斯汀，或者佛罗里达的塔拉哈西的名校里学习过。被朗波里奥雇佣的时候，他们虽然已经结过婚，有了孩子，但还没有钱，仍然像大学生一样住在墨西哥环城区、阿茨卡波察尔科、伊塔帕拉帕和卫星城的小公寓里。
朗波里奥在一夜之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们因此可以梦想拥有一幢自己的房子，有花园、内院，还有喷泉池。
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不仅为他们敲开了黄金屋，还使得他们家喻户晓。语言学、语文学、社会学不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不再仅仅只能换得专业杂志上的几篇文章或者参考文献中的一条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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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的山冈（2）
河谷中，他们都是些硕士、博士。大银行纷纷为他们举办招待会，为他们的研讨会提供会议厅，帮他们搞音乐晚餐，替他们举办展览，此外，还向他们提供优惠贷款，帮助他们实现坐拥房产的梦想。
山冈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地盘。每逢周末，房子还没建好的研究员都会带上全家老小来到这里。他们把车停在山冈脚下的石子路上，刚好划出一条他们和伞兵区的界限。
他们自己爬上山冈，穿过岩石，来到尚未建好的墙壁中间野餐，把铁钎搁在准备用做钢筋混凝土的铁丝和混凝土块搭成的烧烤炉上烧烤。
“伞兵”的孩子们有时候会冒险跑过来。不过，他们不敢靠近。他们被烟熏黑的小脸从仙人掌后面，从玄武岩墙壁之间露出来，仿佛戴着假面。他们只是默不作声地张望，一声不吭。不消有人来赶，只要有人手里拿着易拉罐望着他们笑，小家伙们便立刻像受惊的麻雀似的飞一般地逃走了。他们穿着破衣裳，赤着脚从岩石上跳开，一声不喊，一声不笑。
朗波里奥的部分研究员开始抵制人类学家对山冈的过分痴迷。反对者主要是历史学家：唐？托马斯？摩西，他是朗波里奥的缔造者，帕蒂？斯托布、卡洛斯？贝特朗、埃杜尔多？谢利，还有瓦卢瓦，他就是我在协助发展组织工作的联系人。这些人更喜欢老市中心，那儿的石头房子是西班牙治下曾经辉煌一时的河谷留下的遗迹，房子里没有舒适的起居设备，满地是蝎子和蟑螂；不过，由于天花板很高，内院又有大树荫蔽，即便是五月也很凉快。他们的保守，究竟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是历史，还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当地山里人，出于乡下人的本能，对新生事物感到怀疑？或许他们从来不曾梦想离开他们的城市和故土，跑到钱堆上来过日子。
刚到河谷时，我也选择住在了市中心五月节每年5月5日是墨西哥的五月节，纪念1862年墨西哥战士击溃法国侵略者。大街一套宽敞而简陋的公寓里，对面是一座没有建成的、荆棘丛生的小教堂。事实上，我确实别无选择：最好的城区，比如河堤区、半月区；名字响亮的豪华小区，包括复活小区、天堂小区、果园小区，那些地方离哪儿都远，而我又没有车。至于人类学家的山冈，我压根就没觉得那种地方可能存在。
我第一次去山冈，为的是参加梅南德家大楼的揭幕仪式。那是九月的一天早晨，天空蓝得透亮。山坡上开满了紫色的花儿，那是一种爬在熔岩间的甘薯藤。汽车停在圣巴勃罗，我步行穿过了伞兵区。
在墨西哥，有一点和别处不同：如果你是个陌生人——也就是说，即使你的穿着跟墨西哥人一样，跟墨西哥人一起挤公交车，行为尽量不引人注目，你还是和墨西哥人不一样——你谁也看不见，但每个人都看得见你。你走在大街上，走到住户门前，孩子们会立刻逃走，你碰见的女人全都裹着蓝色披巾，男人全都待在街角，靠墙蹲着，帽子歪戴在脑袋上。你经过的时候，他们会把眼睛转向一边，只顾盯着地面上的一颗石子或者一块木头。他们看样子好像在打盹，但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做什么的，要往哪儿去。
在伞兵区，我有点晕头转向。迷宫般的街道，千篇一律的破房子，干涸的水沟，还有流浪狗。后来，我终于找到了通向山冈的路，一条碎石遍地、坑坑洼洼的破路，路的上方，摇摇欲坠地停着朗波里奥研究员的吉普车和大货车。
这条路几乎与地面垂直，坡角足有七十五度，下雨时水流肯定跟瀑布差不多。
我到达人类学家的地盘时，庆典已经开始了。门口的柱廊搞得有点做作，上方弄了个石拱，下面是两扇刷漆的木门，门上还镶着铜钉。这扇大门肯定纯粹是用来吓唬人的，因为沿街的居民都只能造得起简易门框。门大开着，我走了进去。
梅南德站在大楼的台阶上迎接我。他是个矮胖子，头有点秃，上身穿着淡粉色的短上衣，裤子太短太紧，受罪地箍在他肥胖的大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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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的山冈（3）
传闻费德里戈？梅南德（他没有保密）还了俗，因为他太喜欢堂区里的小男孩了。他热情地拥抱了我，给我的衬衫印上了一种紫罗兰的清香。
“真荣幸能在这儿见到您，大家都在等着您呢。唐？托马斯介绍过您，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见见法国著名地理学家，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认识梅南德的时间很短，还是瓦卢瓦在人类学系为我引见的，不过我已经牢牢记住了他的絮叨。
“来，请进，我来把您介绍给我们的研究团队。”
梅南德的大楼设计有几扇朝向内花园的玻璃大门。花园中间，支架上坐着一个大肚子火盆，铁钎上的肉正烤得发焦。这一定是人类学家们钟爱的仿田园风格。火盆周围摆放的一块块玄武岩是为来宾们准备的座位。
梅南德开始介绍了：“这位是达尼埃尔？西里图博士，来自巴黎大学。”我常想，对那些南美洲毕业生来说，“巴黎大学”能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就跟华雷斯墨西哥北部城市，与美国相邻。边境出售的T恤上印着的“美国大学”差不多吧。
尽管来历不同，人类学家们已经形成了一支坚如磐石的团队。到场的有厄瓜多尔的莱昂（萨拉马戈），智利的阿里亚娜（露兹），秘鲁吉耶摩（瑞兹），阿根廷的安德烈（马图斯），哥斯达黎加的卡洛斯（德？奥卡），以及墨西哥人恩里克？维加，鲁本？伊斯特邦，玛丽娅？芒德，维克多？罗扎；还有一些我已经不记得名字了。最后一个来到朗波里奥团队的是个叫做加尔西？拉扎罗的西班牙人，那家伙三十来岁，看上去冷冰冰、病怏怏的。他立即被研究小组留用，安排在半月区的一幢小楼里。在那儿，大家为他准备了一场幽默的欢迎仪式：他浴室的壁橱里被放了一只蜥蜴。第一天晚上，当加尔西打开壁橱放置洗漱用品时，头上突然掉下一只冻僵的蜥蜴，他吓得半裸着跑出了浴室，逗得躲在走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