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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了敌人。之所以说“敌人”，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从哪里来。我祖母热尔梅娜痛恨他们，恨到从不叫他们的名字。她喊他们德国鬼子、德国佬。她只说“他们”。“他们”来了。
“他们”占领了村庄。“他们”拦住马路，禁止通行。“他们”毁坏房子。
危险来了，真是难以置信。在孩子的眼中，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先是害怕，然后就习惯了。正当他们习惯的时候，战争开始变得惨无人道了。
我在脑袋里琢磨着，但并不相信战争就在眼前。和母亲一同去村子里的时候，我一路上都在捡石子。“捡它做什么？” 母亲有一回问我。我把石子塞进口袋里，“砸人。”我答道。母亲本该问我：“砸谁？”可是，她已经明白了。她不再问我。她从来不跟人谈论这一切：战争、敌人。这是她的方式：谈别的事，想别的事。但是，她内心深处的忧虑一定是难以承受的。有时候，她晚上不喝汤，独自去黑暗中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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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造了一个国度（3）
红皮书，乌拉尼亚，希腊神话，在她看来，这些比山里发生的事情更重要。不过，她每天早晨还是要出门，去街头巷尾打听消息，去面包店、杂货铺里听听大家都在说什么。仿佛父亲就要出现在村口，突如其来地出现，就像他当初的突然消失一样。
秋天来了。敌人已经进了村子。外面响起马达声，与气喘吁吁的小汽车不同，马达同时奏出两个声部的音乐，一个尖利，一个低沉。那天早晨，我被马达声吵醒。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怕得要命。墙壁和地面都在颤抖。厨房里，我看见母亲和祖母站在窗角。她们已经把蓝纸取了下来，阳光涌进厨房的每一个角落，好像过节一样。我祖父于连坐在他的安乐椅上，凝视着前方，我看到他的手有点颤抖。
“达尼埃尔。”母亲轻声唤着我的名字，只是音调有点变了。我走近窗边，她一把将我拉过去，紧紧贴着我，用身体把我护住。我感觉到她的胯骨顶在我脸上，我踮起脚尖，使劲想往外看。
外面的马路上，一列卡车正在缓缓前进，马达的隆隆声震得车窗玻璃在颤抖。车队沿着山路向上开，一辆接一辆跟得很紧，远远看上去，如同一列火车。
我被夹在墙角和母亲的胯骨中间，只能看到卡车的雨篷和车窗，仿佛车里一个人也没有似的。我望着长长的车队，听着隆隆的马达声，车窗的振动声，似乎还有母亲的心跳声，我把脑袋紧紧贴在母亲的胯上。恐惧弥漫着整个房间，整个山谷。除了马达的隆隆声，外面一片空寂。没有一个人说话。院子里的狗在叫唤吗？
过了很久很久。卡车的隆隆声好像永远不会停止似的。敌人沿着山谷继续向上爬，潜入高山的峡谷地带，朝边境方向开去。阳光照射在厨房的墙壁上。我们的头顶上，天蓝蓝的，依然是夏季的天空。也许，云团已经在北边聚集起来了，聚集在高山的群峰之上。刚才被马达声吓跑的苍蝇现在又开始在桌布上跳舞了。可是，祖父于连没想要打它们。他静静地坐在桌前，阳光恰好直射在他脸上。他是那样苍白、衰老、高大、清瘦，他的两只眼睛被阳光穿透，宛如两只透明的珠子，泛着蓝灰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忆中留存下来的，竟是祖父的这副形象，覆盖在他所有的照片之上。或许是他那空洞的眼神和苍白的脸色使我明白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件的严重性，明白了从我们窗下爬过的、好似一条长长的深色金属怪物的敌人究竟是什么。
那天早晨，马里奥死了。马里奥就像我的大哥哥一样，有时候陪我在屋后的院子里玩耍。他年纪轻，有点疯疯傻傻的。后来，我猜想到，他也许是我母亲的情人，不过这仅仅是个猜测，因为母亲对此从未提过一个字。
我躺在祖母的床上，望着门底下透进来的阳光，开始恍恍惚惚。
大家都走得远远的。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在喊母亲，一个哀叹的声音：“玫瑰鸥！”父亲的脸色很暗，不是在阴影里，那是被烟熏黑的。“玫瑰鸥！”那声音重复着，不是男人的声音，倒更像是我祖母的声音。缓慢地，拖着腔。我时常做这个梦。父亲走时，我还是个婴儿，但我确信，出现在门里的那个人就是他。听到呼唤母亲的那个声音，我感到非常恐惧。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
那天早晨，正当我做着这个梦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炸响。爆炸声很近、很响。我被惊醒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祖母回来了，她去院子里喂兔子。她把兔子藏在柴堆后面，以免被人偷了去。过上一阵子，她就会宰掉一只兔子，把兔皮剥下来。她弄得很干净。我在院子里看她弄过一次。兔子被钉在墙上，地上一摊鲜血，祖母的手红红的。
又过了一会儿，母亲采购也回来了。她买了一个大圆面包，一铁壶奶，还有几根带叶子的萝卜做汤用。她把东西搁在桌上。祖父于连一口一口地喝菊苣汤，吸得很响。往常，祖母准会冲他喊：“别喝那么响，烦死了！”但那天，她什么也没说。母亲好像很伤心。我听见她和祖母低声说着什么，她们在谈马里奥。我当时并没有听懂。后来，很久以后，战争结束后，我才明白。马里奥要去桥上安放一枚炸弹，那是敌人去山口的必经之路。
我创造了一个国度（4）
当我终于明白马里奥死去的时候，我回忆起了所有细节。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祖母描述马里奥的死。马里奥穿过村口的高地，他把炸弹藏在包里，一路飞跑，也许被一个小土块绊了一下，他摔倒了。炸弹爆炸了。可是，人们没有找到他的任何东西，这很神奇。
马里奥似乎飞向了另一个世界，飞向了乌拉尼亚。年复一年，我几乎要忘却这一切了。直到那一天，过了很久以后，我偶然遇见了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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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年轻人（1）
我搭乘自曼萨尼略港驶往科利马市的汽车，穿越墨西哥西部旅行。我上车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我径直向车厢尽头惟一的空位走去，当时并没有注意到我的临座。汽车开动以后，因为热，他把车窗摇了下来，然后用胳膊碰碰我，示意不知道从车窗吹进来的风是否会妨碍到我。我告诉他，正相反，我觉得很舒服，他微微笑了笑，向窗外望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脸，告诉我他的名字：“拉法埃尔？扎沙里。”于是，我也自我介绍了一下：“达尼埃尔？西里图。”并向他伸出手去。男孩犹豫了一下，并没有握我的手，只是飞快地碰了一下我的指尖。除了互道姓名，我们俩一句话也没说。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这位旅伴有点不同寻常。为了后面不再赘述，我先简单描述一下他的相貌吧。
这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衣着整洁：蓝布长裤，白短袖运动衫，颜色有点旧了。又短又密的褐色头发像豪猪刺一样竖在脑袋上，棕色的圆脸线条倒还柔和。他长着印第安人的五官：精致的鼻子，宽宽的颧颊，细长的黑眼睛，没有眉毛和睫毛。我还注意到，他没有耳垂。
互道姓名的时候，他的表情令我惊讶。在他这个年纪的少年中，这种表情是不多见的。他神情严肃，同时又显得很开朗，一点儿也不憷人，大胆直率，甚至显得有点幼稚。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在我们用眼神交流和奇怪地用手指触碰的一刹那间察觉的。后来，男孩再次把头转向车窗。于是，旅行就在我俩互不搭理的情形下开始了。
我的旅伴似乎对窗外的风景比车厢里的事情更感兴趣。他倚在窗上，被风沙吹得眯起眼睛，专注地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道和行人。我们的汽车一路上马达轰鸣，还不时地吹两声喇叭，马达声和喇叭声在高楼大厦间回荡。
过了特科曼市，汽车终于摆脱了飞扬的尘土和喧嚣的城市，驶进一个峡谷，先是沿着阿尔梅利亚河干涸的河床向上爬，随后又爬上了火山。
我坐在车尾，正好位于车轮上面。所以，哪怕汽车的一丁点儿颠簸，马路的一丁点儿裂缝，我都能感觉得到。转弯时，我必须抓住前座的把手，以免被弹到走道上或者重重地摔在右边的临座身上。可是，那男孩似乎并没有察觉。他继续望着窗外飞速闪过的无聊透顶的风景——现在，车窗几乎已经完全被他摇上，外面的一切都被窗户染成了绿色。
我很难想象，面对着这样单调乏味的风景，他究竟能够感受到什么。车厢里，乘客们一个个昏昏欲睡，仿佛在比赛谁能第一个睡着。他们之中大部分是来自哈利斯科州或者米却肯州的当地农民，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从他们缀有绒球的草帽和上浆的短上衣一眼就能看出。除他们以外，车上还有一些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厌倦了城里的阳光和夜生活，从瓜达拉哈拉或墨西哥城到曼萨尼略和巴拉－德纳维达海滩度周末的大学生。
车厢里，空气闷热极了，再加上尘土和尾气，气味更加刺鼻。除此以外，还有人味儿，发酸的汗臭味，不过，这些还不是最让人难受的。
过了一小会儿，拉法埃尔对我讲话了。他给我看他的手表，蓝色金属表盘，亮晃晃的，就是小贩在市场周围兜售的那一种。表链也是金属的，金灿灿的。男孩用夹杂着一点日耳曼口音的西班牙语跟我交谈。“我在曼萨尼略买的，”他告诉我，“这是我的第一块手表。”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只好像应付小孩子那样傻傻地说：“哟，挺漂亮的嘛！是电子表还是机械表呀？”拉法埃尔有些得意地望着我说：“你知道，我去的那地方，根本没有电子玩意，这是机械的（他用的是西班牙语de cuerda）。”“买得对，”我说，“机械的好，我的也是机械的。”我从裤兜里掏出祖父的那块老式凸蒙怀表，那是他留给我的惟一记忆。“你瞧，旧得很，而且老是慢，可我喜欢。”
拉法埃尔非常仔细地研究了我的表。还给我的时候，他问：“‘Junghans’是什么意思？”“是它的牌子。这是德国表，战前造的。”拉法埃尔想了一会儿，又问：“怎么是德国的？你在德国住过？”然后又补上一句：“很漂亮，跟很多旧东西一样。”我说：“是我父亲，他战前在德国，宣战以后去了法国。”
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年轻人（2）
拉法埃尔转过脸，向窗外望去。我想，他一定是觉得无趣了。过了很长时间，他又开始找我说话。他问了一些关于我父亲的问题，问他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他，我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那时候，我还在襁褓中，所以对他没什么印象。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事情简单化。我不能告诉他，我父亲失踪了，我再也没有得到他的音讯。“那你娘呢？”我愣了一下，告诉他：“她老了，我觉得，她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欲望了，她可能要到一个专门给老人待的地方去，她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了。”
拉法埃尔不解地望着我问：“好奇怪。人怎么可能不想活？”又说：“在我们那儿，还不是很老的人也很想活。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要去专门给老人待的地方，他们希望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
我问他：“在哪儿，在你家吗？”他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地方叫坎波斯巴西地名。。”
许久，我们一句话也没说。绿色的车窗外，横断的火山被晒得发出一团团白光。我向下瞥了一眼阿尔梅利亚河床。汽车接着驶入了一片尘土飞扬、单调乏味的平原，我想到了鲁尔福胡安？鲁尔福（1918—1986），墨西哥著名小说家，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著有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小说的主人公要去科马拉寻找生父，一路上遇到三个女人，最后竟发现她们都是鬼魂，而自己也已经死于寻父途中。原来，科马拉是一座死亡之城，影射着故土家园的颓败，阐述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以及无法掌握命运的挫折感。作品的背景——科马拉城，如同一块被太阳烧成白炽状的锻铁，在那儿，人类是孤独地活着的影子。
这是一个让人心惊的地方，从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地方。我想多了解了解我的邻座。
“给我讲讲坎波斯吧。”我说。
拉法埃尔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着我。
“那里和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他说，“没有任何特别的。就是个村子，如此而已。”
小伙子转变了态度。他的表情忽然变得谨慎了，还带着敌意。我知道，是我的问题让他不高兴了，让他感觉到我的好奇。或许，我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他的处世态度、相貌和衣着特征的人。他似乎习惯于疏远“包打听”。
我终于琢磨出另一种不太像审讯的提问方式，但他似乎已经猜到了我的意图，因为他首先开口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出生在魁北克，狼河。我娘去世以后，爹爹一直把我带到坎波斯，因为他没法再管我了。”
他顿了顿，我以为他要继续讲自己的故事，但他却说：“告诉你，在坎波斯，我们有个习俗。男孩女孩一旦长大（他用了印第安语：desarrollado），就得离开村子，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去，去看外面的世界。很多人去了大城市，瓜达拉哈拉，或者墨西哥城。有钱的去了其他国家，美国，或者哥斯达黎加。但我想看海，自从离开家乡以后，我就忘记了大海的样子。所以，我才坐上了去曼萨尼略的车。我花的钱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我买了好多塑料玩具，拿到集市上、沙滩上卖。我给自己买了一块表。可现在，我又没钱了，所以我要回坎波斯去。好啦，关于这个问题，我没什么别的可说了。”
讲完了这个小故事，他似乎相当满意，而我却很难相信。他让我觉得自己在跟一个戴着孩子面具的老滑头谈话。他好像早已把答案预备好了，只等着我发问。
“唔，你喜欢曼萨尼略的海吗？”
他这才放松下来，重新露出无忧无虑的表情：“太美了，”他说，“它是那么大，太大了，不论白天黑夜都能看到海浪扑向沙滩。海浪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望着我，眼睛亮晶晶的。我知道，他不是在述说，而是在提问。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从世界的另一头吧，从中国或者澳大利亚来，我猜。”我的答案没能让他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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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年轻人（3）
他又谈到坎波斯。
“告诉你，坎波斯，我住的地方，是个很小的村子，在一个山谷下面，那儿有一座高山。一开始，我刚到那里的时候，以为山的外面什么都没有了，以为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我想念家乡，想念狼河，想要逃回家去。可是后来，我学会了遗忘，我习惯了没有爹爹的生活。我很高兴能去曼萨尼略，去看看那座城市，看看城里各式各样的人，看看大海。每天晚上，我都坐在沙滩上看海浪。”
汽车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向上爬。我们已经看不见阿尔梅利亚河床，也看不见干旱的平原了。不过，钻出一个峡谷之后，我们看到了两座雄伟的火山的轮廓。那是水火山和火火山，火火山被白云遮住了。
我把火山的名字告诉拉法埃尔，他显得兴致很高：“太棒了！”接着又用教导的口气对我说：“世界上到处都是美丽的东西，但我们却可能一辈子也没机会见识。”
我又斗胆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书本来了解呀。喂，你上学吗，在你们坎波斯村？”
拉法埃尔仍然盯着火山，我的问题肯定又令他感到不快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回答了我的问题。
“在坎波斯，我们没有您所说的学校。在坎波斯，小孩不需要上学，因为到处都是我们的学校。不论任何时候，不管白天黑夜，我们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我们的学校。我们也要学习，但不是在书本、图片里，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他说得很轻，几乎压着声音。他所说的，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当然。从某种角度说，坐在山路上颠簸动荡的车厢里，面对着眼前雄伟壮观的火山，他的话显得字字铿锵，不容置疑。
“我们也有男老师、女老师——就是我们的哥哥姐姐，他们教我们所有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
“他们也教你们读书，写字吗？教你们算术、代数、几何、地理和历史吗？那样难道还不算学校吗？”
我终于把他逗乐了。他的笑不是他那个年纪的男孩子应有的笑。我确信，我从来没见任何人那样笑过。他不仅眼睛在笑，嘴巴在笑，嗓子在笑，他的整个身体都在不出声地笑。
“你笑什么？”我问，“我的话让你觉得好笑吗？”
拉法埃尔碰了碰我的胳膊，“抱歉，老兄，我没别的意思。你说的那些，在书本里都能学到，我指的是你们墨西哥人的书。”
我想反驳他，我并不是真正的墨西哥人，不过我已经察觉，这并不重要。
拉法埃尔愿意再告诉我一些事情：“在坎波斯，我们不说算术，代数，几何，地理，还有你刚才说的所有那些科学。”他顿了顿，然后靠近我，小声说：“我们说的是：真理。”
我肯定地告诉他，听到他说那个词——verdad的方式，我感到一阵颤栗。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相信坎波斯的存在。
我有成百上千的问题要问他。可是，车厢并不是理想的谈话场所。颠簸的车身，晃动的车窗，还有正午逼近车厢的暑气。很快，我那奇怪的旅伴就无心顾及风景，沉沉地堕入了梦乡。
我们在科利马下了车。我本该继续坐到瓜达拉哈拉的，我和一个叫做瓦卢瓦的大学历史系主任约好，在那儿一起制定我的调查计划并商讨我需要的推荐信名单。可是，当拉法埃尔？扎沙里拎起包下车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跟着他一起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