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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差不多在80年前首先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分析人们的投资活动，指出面对不确定性，人们的许多投资行为“只能被视为是动物精神使然”；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冲动”，这不像理性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收益率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英文版），1936年，第149—162页。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心理学规律之上的，尤其是他所强调的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指的是人的行为选择中所包含的非理性行为和非经济动机。这一理念只在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等少数经济学者那里得以传承。
最近，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教授，试图完全从“动物精神”的角度对经济泡沫和经济波动作出全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是情绪化的，并且会相互影响和传染，这使得人类行为会出现非理性和非经济特征，体现在资产市场上就是泡沫和崩溃的反复交替。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 《动物精神》，黄志强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此外，另一个有望赢得声誉的人性分析概念是索罗斯首创的“反射理论”（Reflexivity Theory）。反射理论指的是，投资者（及其行为）与金融市场间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投资者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和对市场的认知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付诸投资行动，这种行动改变了市场原有的发展方向，就会反射出一种新的市场形态，从而形成新的资讯，让投资者产生新的投资信念，并继续改变金融市场的走向。由于投资者不可能获得全面完整的资讯，他们投资所依据的是“投资偏见”，这些“投资偏见”是金融市场运转的根本动力。当“投资偏见”零散的时候，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小的，当“投资偏见”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并产生群体影响时就会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推动市场朝单一方向发展，最终必然反转。
导读二（2）
既然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经常会制造泡沫和破灭的周期，那我们就需要学会泡沫化生存。《靠“动物精神”实现泡沫化生存？》一文强调，在中国的发展阶段里，泡沫之后是会出现调整，重要的是调整之后会怎么走。中、美、日是一个很好的比较。美国泡沫破灭后一般要经历一段长时间的负增长，经济才能重拾升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经历过多次泡沫破灭，但经济很快反弹，而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房市崩溃后，直到现在也未真正走出困境；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经济只有极短的下滑（但仍是正增长的），随即便出现了快速复苏。这可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美国经济一直是处于世界经济最前沿，它主要依赖创新来推动增长。这使得其增长相对较慢，但由于其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最终还是可以继续向前。日本在高速成长时期，通过模仿取得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成为一流经济体，其创新脚步却未能跟上，因此其经济繁荣也就难以持续。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主要还处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发展状态，此时，即便泡沫破灭，也会很快反弹起来。
在主要经济体处于大缓和的背景下，作为高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2003年以来承受的通胀压力大于发达国家，而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降温，对“二次探底”和通缩的担忧有所增加。“宏观经济之问”中的第二组文章，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过山车式”的转换作了跟踪研究。
在2003—2008年10月的这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通缩氛围逐渐被通胀和过热格局代替，经济中充溢着过剩的流动性，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主的资本品也出现幅度惊人的价值重估。2008年初，南方出现了大面积冰冻雨雪天气，在短期内提升了物价。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也减少了生猪等农副产品的供给，对物价造成扰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2008年二季度上涨超过8％，其中食品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最为明显。
物价的明显上涨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为此有关部门在2008年初启动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限制粮价、食用油价格、蛋价、肉价的上涨。《管制能管出和谐物价吗？》对此作了标准的经济学分析。物价管制只能在短期内起到作用，对缓解通胀预期也有帮助，但却使价格信号失真，降低了未来的供给，从长期来看是没有效果的。幸运的是，物价水平在2008年中以后开始回落，管制也就失去了必要性。
除了一般物价上涨外，房价的大幅攀升也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不少观点认为，由于消费者物价指数没有包括房价，中国的通胀率是被低估的；房价对居民生活影响巨大，而消费者物价指数覆盖的范围太窄，因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包括房价。不过，虽然在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中，住房类支出的权重可能需要上调，但在国际上房价本身都是不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的。此外，有观点认为，房价上涨必然会带动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因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考虑房价。我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包括房价吗？》一文中指出，房价和消费者物价指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很多经验显示，房价明显上升时期，物价也可能保持平稳。 。 想看书来
导读二（3）
此外，中国的物价上涨有其国际背景。一方面是输入型的物价上涨。《马尔萨斯幽灵重回地球？》和《高油价、国际福利分配与宏观经济理论演进》两篇文章对国际粮价和石油价格的巨幅波动及其影响作了分析。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声音认为，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胀。《中国在输出通胀吗？》一文回应了这一质疑。文章特别提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服装出口的美元价格同比上涨了4％，这与同期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大体相当。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急剧加大，经济增长和物价由此进入下降通道。为应对危机，国家在2008年11月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和产业振兴计划，财政支出和信贷规模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明显上升。大约3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月17日正式签署了美国版的刺激计划，即《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我在《中美经济刺激方案最好互换》中从多角度评估了美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有效性，并与中国的刺激方案作了全面比较。总体而言，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对防止美国经济出现持久衰退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但其规模和力度无法同“罗斯福新政”等量齐观，从支出结构（主要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和时间安排上看，该方案没有实现短期刺激效果的最大化，结果是美国实体经济仍将经历一次明显收缩。相比之下，中国的方案力度更大，并且以投资为主，出台更加及时，推进的速度也较快，刺激效果要明显大于美国方案。然而，鉴于中美两国相反的经济结构，两国的经济刺激都有可能加剧各自的失衡。
随着大量流动性的注入，2009年上半年的时候，人们对通胀的担忧有所增加。笔者在《适度通胀有好处》一文中指出，当时经济下滑和物价下行的风险大于通胀风险，货币供应的增长不会立即带来相应的物价上升。笔者甚至认为，在那个时候，出现一定的通胀预期有助于经济复苏。到了2009年底，中国的近邻越南和印度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国会加入高通胀俱乐部吗？》一文讨论了中国出现通胀加速上涨的可能性。总体来看，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于越南、印度两国，但物价形势要相对乐观。越南、印度两国高通胀的背景是受季风异常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下降。不过，两国高通胀的另一个背景是前期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以及居民通胀预期的上升。在这一点上，中国应有所警惕。
201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物价上升也超过预期。然而4月份以后，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国内也出台了压力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加之财政金融调控实际上从2010年初以来已经有所收紧，2010年一季度的过热态势没有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认为国内外经济会二次探底和通缩的声音有所增大。在《微型滞涨魅影浮现》一文中，我认为未来出现通缩的可能性很小，进而提出在边际意义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微型滞涨的格局，即物价抬升与增长下降并存；只是这个组合还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未来物价上升和增长回落的幅度都不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安全受到了广泛关注。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210亿美元上涨到2009年底的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同期也从5％上升到46％。2000年以来的10年见证了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度的积累。作为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将大量的钱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当然面临着不少风险，即便是美国人对此也不讳言。华尔街的著名基金经理彼得·希夫就公开表示，美国领导人是不会得罪选举人，勒紧裤腰带还中国钱的。
导读二（4）
我在《万亿美元的豪赌？》和《美国国债膨胀会诱发全球通胀吗？》中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作了讨论。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两名研究人员将中国持有万亿美元的资产看做是一场“豪赌”。根据他们的测算，截至2009年3月底，中国各类机构总共持有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资产，其中万亿以美元的形式持有。可是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赌什么，这其实是与中国崛起和美元国际货币等大背景相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崛起也曾产生过类似问题。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将这种关系形容成中美之间的“核恐怖”均衡。既然是核恐怖，那中美的明智选择就是开诚布公，摒弃“阴谋论”，联手消减各自的“核武库”。受金融危机拖累，美国国债规模还将明显扩张。《美国国债膨胀会诱发全球通胀吗？》一文指出，如果美联储认为有必要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以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投资消费，那么当政府发行过多国债时，美联储就不得不进入国债市场，为赤字融资，否则债券价格就会下降，市场利率也随之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没有人要求美联储必须这样做，但它实际上执行了通胀式的货币政策，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将会缩水。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企业很悲观，认为没法与资金和技术都强于自己的国际资本共舞。然而10年过去了，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影响力空前增强。金融危机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有所增强。《美国感冒，新兴经济体打喷嚏》一文详细讨论了这一变化的表现、根源及其含义。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等国均出台了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会延缓全球经济的复苏。1930年，美国胡佛政府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实质上停止了美国进口，延长了“大萧条”持续的时间。《“去全球化”危机考验中国智慧》这篇文章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应当积极予以抵制。我们应明确而审慎地应对来自国外的指责，同时加快国内市场的开发和整合。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表明，现实世界并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所描述的那般富有田园诗氛围，正如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表明的，“自由贸易像天堂，都想去，但都不想太早”。自由贸易理论预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只要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各自的福利都能增进，因而是不会有人进行贸易保护的。文章分析了这一预言经常失灵的背后机理。《农业补贴的政治经济学》旨在解释另一个贸易保护现象，即在发达国家农业部门通常规模较小，农业人口比例也较低。但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却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并成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文章从集体性行动的逻辑给出了解释。经济学原理与现实之间的碰撞还经常在灾难时期发生。每当这个时候，总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灾难无害，甚至会刺激经济增长。《灾难经济学的灾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要害所在。
此外，在欧洲中央银行于2008年成立10周年时，笔者应邀撰写了《欧央行十年未解的悬念》，文章剖析了欧央行的困难，尤其是PIIGS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财政问题。这一担忧在2010年得到了应验，欧洲债务危机在这年二季度爆发。然而，这很可能还不是欧元麻烦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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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三（1）
对“大缓和”的流行解释，除了上文提到了经济运行出现变革之外，以伯南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功不可没。Ben S。 Bernanke。 “The Great Moderation”，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 2004。得益于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家们更好地理解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尤其是对20世纪70年代滞涨机理的理解；同时货币当局增加了政策透明度，改善了与公众的沟通，减少了反通胀的成本；特别是美联储在1987年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等动荡时期，推行果断有力的逆周期政策成功化解了金融恐慌。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The Penguin Press HC，2007，09。然而，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有关“大萧条”的这一共识。时至今日，货币政策与这次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开放性问题，但货币政策当局要想完全撇开干系是不大可能的。
随着金融危机的升级演化和货币金融救助政策的创新实施，笔者以“危机中的货币政策”为主题撰写了一组专栏文章，对货币政策作了多角度的反思和评估。这组文章的第一篇，追溯了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首倡者瓦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这个问题上的经典论述，与之比较可以发现，美联储一系列的救市创新政策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白芝浩的最初界定。《次贷危机探源： 太阳黑子还是政治需要？》用轻松的笔调，猜测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个人对金融危机可能负有的责任，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周期视角的分析。第三篇专栏指出，虽然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在打仗，但绝不同于“阴谋论”鼓吹者捕风捉影式的描述。文章强调，货币政策操作的技术成分越来越多，可预期性也不断增强，并没有太多的诡秘之处。第四篇文章《美联储能成功吗？》回顾了货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指出美联储激进的反危机政策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也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货币政策与多难兴邦》一文专门讨论了自然灾难期间的货币政策操作。越南当前的经济动荡集中表现在越南盾对内对外的同时贬值，可以说是出现了一场小型的货币危机，文章《谁动了越南的货币？》探讨了其中的货币政策原因。
此次危机从2007年夏天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多时间，金融危机虽然影响深远，但没有升级成第二次“大萧条”，究其原因，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次危机与“大萧条”相比，危机前的泡沫更大，资产价格的下跌程度也可相提并论。然而，实体经济的衰退要比“大萧条”时期缓和得多。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失业率最高时上升到10％，但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达25％。比较两次危机，可以清楚辨识的区别在于，主导危机救助的政策理念有了显著变化。“大萧条”时期，在财政政策方面，胡佛政府坚持财政平衡思路；那时货币政策仍受到“大萧条”之前的反过热和反通胀思路的束缚，犹豫而保守，反复而矛盾。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政府出台了大力度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央银行在将利率降至零附近后，创新了大量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人类知识的积累以及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得以惠及自身。
导读三（2）
然而，即便全球经济复苏能够如愿展开，全球众多中央银行也只成功了一半。在肯定反危机货币政策的同时，我们还要避免重复“危机—刺激—复苏—泡沫”的套路。尽管“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指格林斯潘针对金融市场的大幅下跌，倾向于采取果断激进的救市行动。受到广泛批判，但这仍是央行应对此轮危机的必然选择。格林斯潘时代的主要教训不在于危机爆发时放松了银根，而是在危机过后没有及时收回过多的流动性。相比之下，美联储等央行比在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都要更大程度地进入了未知世界。要避免重蹈覆辙，中央银行还需要继续探索。与一边倒的政策放松相比，政策退出的复杂性更高，而央行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更少。《靠什么逃脱“危机—刺激—泡沫”的宿命？》一文讨论了央行在将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动荡也考验了中国的货币政策。从2003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发行央票、提高准备金率、扩大金融机构贷款浮动区间等一系列措施，对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数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宏观经济的过热态势在2003年底和2004年初趋于明朗，央行继续采取多项紧缩措施，2004年10月央行进行了多年来的首次加息。紧缩政策在2004年收到初步成效，到2004年下半年，货币供应增速和投资增速均有明显下降。此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在2005年下半年以后进入了新一轮过热周期，过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