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导读一（1）
面对高速上涨的房价，有些人感到无力承受，也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转而选择去诅咒高房价。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抱有类似态度。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浪费式的和低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这类观点通常指向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如下一些基础之上的： 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高顺差、低消费、低收入增长、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区差距大、金融压抑，或许还包括开头提到的高房价。这构成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模式的一种担忧和困惑。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这组特征是不寻常的。印度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参照系。除了少量问题外房价是中印比较中一个被忽视的因素。一家专业房地产调查公司——“全球房产指引”（Global Property Guide），在2010年6月提供了对全球超过110个主要城市的核心城区做的调研。结果显示，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的房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倍（其中孟买每平方米是9542美元；上海是5449美元，约合34000元每平方米，大致相当于上海内环的均价）。，印度经济要比中国更加平衡，不少学者也更认可印度的经济模式。而在国际上，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的经济失衡在很多人眼里成了国际经济麻烦的制造者。
这些不平衡当然是不合意的，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起点和基础。这就是本书将中国经济模式的这些特征定性为经济“成长的烦恼”的缘故。在我的印象中，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较早地使用“成长的烦恼”一词来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在2007年10月18日《上海证券报》的专栏中，他将流动性过剩问题说成是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要知道，在1978年之前，上面提到的所有失衡问题几乎都不明显，甚至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失衡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把很多结构失衡，看做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出现的合理现象，甚至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在经济“起飞”（Takeoff）阶段，城乡差距和低工资加快了城市部门的积累，而少数地区的超前发展，带来了要素集聚效应，成为具有带动作用的“增长极”。
导读失衡的巨龙在“经济模式之辩”这部分的一组文章中，笔者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作了多角度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经济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其实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更谈不上“另类”。首先，在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等指标上，中国差不多都低于日、韩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相应指标。其次，从现代消费理论视角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优良的人口结构可以对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作出很好的解释。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在与中国发展相似的阶段，国民储蓄率与中国不相上下；意大利在20世纪60年代储蓄率也高达，与中国相差无几，而意大利是基督教国家，与东亚的儒家文化相去甚远；新加坡的储蓄率更是中国的倍；在博茨瓦纳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储蓄率也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再次，中国被普遍看做是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到40％，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即贸易依存度）接近70％，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量这些指标，就会发现，事实上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大。我们知道，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很低，而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只有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才计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出口的比重只占到10％，远远低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0％，以及20％左右的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指标。1990年、1997年出口增速加快，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出现下滑；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势头；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但经济增长仍在上升通道，这意味着出口变动从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也表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至少已部分“脱钩”（Decouple）。。 最好的txt下载网
导读一（2）
上述几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有很多迹象显示，这些结构性失衡很可能已经达到峰值，有望陆续进入下降通道，其中一个标志是“刘易斯拐点”的日渐临近。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由几年前的沿海地区蔓延到内地，市场工资水平出现明显上升，最低工资普遍上调，外资企业甚至持续出现“罢工潮”……这些现象表明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面临结束。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很多结构性失衡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当然这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资性收入会有所上涨，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费的贡献度也会增加，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对“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保持开放态度。为此，我为一篇文章起了《你好，刘易斯拐点》这样的标题。这些转变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绝症”，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对中国经济模式担忧和困惑的另一个根源是，在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点与经济学的基本信念相左。经济学通常认为，市场比政府更有效，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是对市场体制的破坏，会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率。
应该说，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认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结构性矛盾自然会逐步得到缓解，是过于乐观的。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尝试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增长模式和宏观现象。傅勇：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 探寻高增长低发展的制度性根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分权是指，在经济治理和公共决策上，中央和地方各自拥有相应的权利。对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分权治理势在必行。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甚至在政治和立法上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与之不同，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分权的同时，在政治上却保持了罕见的强势，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就成了中国式分权的主要内涵。并且，有大量证据显示，在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评价体系中，经济增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对硬性的指标，占了相当大的权重。这就塑造了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具有企业家精神。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许多地方事务上拥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被中央调动起来，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上。
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强势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强势政府也会推动市场体制的建立。比如中国的许多城市是在“经营”中快速发展的，地方政府巧妙地组合了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推动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在正面评价强势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市场的力量。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势政府不是去遏制市场，而是培育甚至利用了市场。小政府是香港繁荣的基础，但强势政府在新加坡也有不错的表现。张五常教授是非常推崇市场作用的，但他对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强势政府要取得长期成功，需要尊重市场机制。中国式分权这套体制固然是中国奇迹的基础，同时也是许多不平衡问题的根源。要缓解这些不平衡，改革这套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市场化会是更好的途径。这正是我们对中国未来保持较快成长所能提供的建议。。 最好的txt下载网
导读一（3）
首先，政府集中更多的资源本身就不是个好现象。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是强势政府的一个表现。一定程度上，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的更新能够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然而，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流向政府部门而不是向生产部门集中，其实也折射了该社会的市场环境还有待改善。有研究表明，一个社会中的律师越多，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就越低。律师不可谓不聪明，但反而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公务员和律师一样，都不是想着要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分配财富。中国古代曾通过科举制度，将社会精英的注意力集中到儒家经典著述和官僚政治上，而这些活动对科技和商业的发展无甚帮助，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李约瑟之谜”的发生。林毅夫：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最近有不少意见认为，以国内生产总值挂帅来考核官员政绩，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鉴于国内生产总值忽视了很多资源环境成本，也和老百姓的福祉无绝对关系，因而建议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甚至是幸福指数来作为综合考核标准。这些建议的初衷是好的，但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尤其是幸福指数主观性较大，在准确性方面远不及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考核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挥棒，这个指标应该具有成熟严谨的统计标准。即便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个统计体系，地方政府尚有造假的空间，可以想象，一旦采用了主观性更大的指标，统计数据将出现更严重的混乱。现代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均非常重视国内生产总值，但这不一定就会带来与中国类似的问题。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自下而上的意见，而不是用幸福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特征是内需（主要是消费比重）较低。然而，消费不足毕竟只是结果。首先，消费不足其实反映了投资过度或投资不当。我在《中国宏观经济为何失衡》一文中指出，如果低效率的投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投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变量，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产出和收入，收入又决定了储蓄和消费。因此，消费不足的背后其实投射出中国投资体制上的问题。其次，收入分配体制是消费不足的另一根源。中国国内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国内的需求，结果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需要依赖国外市场消化，这又表现为高出口和高顺差。《供给为何没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一文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了讨论。古典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萨伊定律，意思是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生产商品各要素的报酬之和，要素所有者在拿到这些收入后，刚好能够购买完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当一个社会出现普遍而持久的国内需求不足时，也就是供给未能完全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其原因就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马尔萨斯、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均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
收入分配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都在不断增加。从时间上看，收入不平衡的加剧是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当然更加平衡。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定程度上，收入不平衡比整体收入水平低更容易引起社会不满。近年来，“仇富”情绪有所上升。那么，我们是否只能通过加大劫富济贫的力度来改变收入不公的状况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导读一（4）
首先，我们需要对收入差距有一个恰当的认识。《梦想比现实更重要？》一文分析比较了太平洋两岸的收入分配观念。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衡程度的常用指标。近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国际的国际警戒线。然而，美国和中国的一个明显不同在于，美国人并没有走向仇富。收入较低的美国人所持有的想法是： 加入富人群体，而不是缩小这个群体。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普通的美国人相信自己可以由贫到富的比重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20％。这意味着，美国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极为通畅。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加看重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虽然只有1％的家庭缴纳遗产税，但有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废除遗产税，这也与中国日益高涨的征收遗产税的呼声形成对比。
其次，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可能是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途径，而不是加剧分化的诱因。《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公平： 一项经济调查的启示》引用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布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而城市就业人员则呈现两头多中间小的哑铃形。其中一个原因是，农民工就业完全是市场化的，而城市居民有的在市场化部门就业，有的是在体制内就业，包括垄断性行业。这就是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首先应该利用市场机制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另一特征是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学术界和政策界都认为，加快城市化步伐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动机。然而，在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上，还存在不同意见。《中国城镇化： 南张楼模式，还是龙港模式？》提供了两个有趣的城镇化案例。德国在山东的南张楼倡导了巴伐利亚式的城镇化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农民不进城也能获得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手段是通过大笔资金投入改善农民生活生产环境以及公共服务设施。而浙江温州龙岗在短短20年时间内，从6 000多人的几个小渔村，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值得强调的是，这可不是一个经济特区的故事。龙港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新建的城市，是在人口自由流动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上述两种模式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因为这两个模式实际上都在进行着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起来考量，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另外，在城镇化步骤上，有观点认为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违背了宪法，应该尽快废止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管理制度。《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鉴于中国城乡差距之大，大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限制，一步到位地启动城市化进程，条件还不成熟。城市化应该循序渐进地完成，并且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较快、吸收就业能力较强的地区要加快降低户籍门槛，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对于传统体制较多的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完全取消入户限制还有很大难度。一些大城市曾考虑过松动户籍制度，但迫于教育资源不足等压力，很快就叫停了。
有趣的是，市场机制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说教激发人们的高尚道德来实现社会和谐，号召大家学雷锋，不断树立先进模范。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要求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义者，总是为他人着想，贵买贱卖，反而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混乱。在我看来，和谐社会和市场机制是可以兼容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导读二（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出现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同时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学家曾经断言，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出现了某些变革，变得更加富有弹性了，从而带来了“大缓和”。这些变革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以信息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崛起，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产出扩张和物价稳定得以持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新经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和鼓吹者。二是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减少了投资和库存周期的大起大落，进而减少了总产出的波动性。三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使得价格发现机制更加灵敏，市场能够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市场波动因此下降。
金融危机的出现表明，经济金融系统并没有向有利于减少波动的方向嬗变。“宏观经济之问”这部分，用一组文章阐述了经济周期的火苗其实深藏在人性之中，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喜怒哀乐。《黄金盔甲掩盖下的人性弱点》对现代经济中的人性做了有趣的描述。大多数人的印象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个个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他们目标明确，且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由这些奉信理性至上的人群组成的市场却并非绝对理性，它和我们凡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无时无刻不在萌发非理性的懵懂，并一次次地付出沉痛的代价。这样的故事不仅仅会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中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黄金盔甲”看上去更坚固了，但在被金融危机撕裂之后，其人性背后的非理性一如先辈。
在理论层面上，经济学家习惯假设人是理性的，会在既定的条件下，做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经济行为人个个是理性的，那么宏观经济为何会出现过热、泡沫、疯狂、低迷、崩溃等非理性现象？《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一文讨论了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宏观经济学的贫困。尽管有少量经济学家成功预测到了金融危机，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并未给经济危机留下应有的空间。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货币供给冲击，或供给面的真实冲击。这些理论无法预测甚至无法解释金融危机的出现。实际上，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对“大萧条”的研究。之所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