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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弹不起来。他的妻子很年轻，但病情很重，已由浮肿转为干瘦，而且还患了子宫脱垂病。他3岁的孩子大脑袋、大眼睛、小细脖，一直躺在炕上不起来。我打开被子一看好吓人，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在胸前隆起，好像是块搓衣板。往下一摸连屎带尿一被窝，臭气熏人。同不久前我在西马村看到的房东那个孩子几乎完全一样。会计告诉我说，本来他们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可是从去年以来，由于吃不饱饭，家庭内部矛盾越来越大。男的说定量不够吃，吃不饱饭；女的说男的不按定量吃，吃了她和孩子的口粮。全家一个月的定量吃不到20天就没有了，剩下十来天没的吃，饿肚皮，日子难熬！从去年冬天以来，他们就分家了，他妻子带着孩子过，各吃各的定量。吃食堂时，粮食（窝头票）按每人定量发到个人；食堂解散了以后，按每个人定量每个月发放一次。口粮他们双方各领各的份，分着做，分着吃，不够自己想办法。据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寅吃卯粮”、饥饱不均的问题，可以细水长流，不至于断炊，于是似乎这成了一条经验。尽管这个30多户人家的小村，每户平均现有人口不到3人，像杨俊明这样明着、暗着分开吃饭的，约有十来户。这些都是因为口粮不够吃出现的问题，这是我过去没想到的。杨俊明的妻子已经从浮肿转为干瘦，不仅没有力量照顾孩子，自己行动也困难了，看样子这母子情况很危险。县里四级干部会议决定拿出一点救济粮，救济特困户。为了使这点儿有限的救济粮充分发挥作用，把其中一部分发到公社、大队，成立疗养院，专门接收那些不能自理或无人照顾的危重病人，集中治疗。于是我给杨俊明的妻子和孩子开了封介绍信，按规定把她们娘俩送到大队疗养院。
我逐户走访了皂杨村的每一户人家，并对危重病人立即采取措施。类似杨家情况的还有马先珍母子也是危重病人，也送到大队疗养院。对杨庆中、孙白荣、瞎子杨等一些自己还能够勉强自理生活的重病号，我把补助粮和代食品送到每家，口粮不足6两的一律给补足6两，口粮每天平均已经达到6两、但生活仍有困难的，酌情给补助一些棉籽饼、地瓜蔓等代食品。春节前每人还补助2斤面粉，让春节时家家都吃上饺子。群众非常高兴，非常欢迎我们，他们说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
经过10多天的逐户访问救灾，情况好多了，春节期间没有死人。但是，这次上边给的救济粮和代食品已经全部用完。春节过后未来的两三个月内，将是最难熬的时候，人们急切盼望春天早日来临。因为春天会给万物带来生机，给人们带来希望。人们曾经用过多少美丽的词句来描述可爱的春天。这里的人也盼望春天，可他们盼的不是桃红柳绿、梨花盛开的美景，而是盼望大地快些苏醒，万物复苏能给他们带来可以充饥的食物。
3月下旬，我们离开了胡家集公社，来到大于公社调查。大于公社属惠城区一个比较小的公社，5000多口人，5个大队，5个自然村：朱老虎、大孙家、李中条、吕家台、大于。公社的名字叫大于公社，所在地却是朱老虎村，因为它的位置是在公社的中心。这是个城郊公社，离惠民县城的大队只有3公里左右。按说城郊经济情况应当比较好些，可这是贫困落后的重灾县，虽然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但在平均主义思想指导下，贫困也是共同贫困，同其他公社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所谓好一点，主要是离城比较近的几个村，可以到县城的机关和工厂去讨要，可以到机关食堂和饭馆里捞泔水、拾菜帮子来充饥。所以有两个村死人少一些，其余3个村基本都还是重灾区的重灾队，其中以朱老虎、大孙家两个村最为严重。我们新华社下放干部有4个人被分配到这个公社蹲点包队。领头的是国际部的于中干，他已被任命为惠城区委副书记，他有时和我住在朱老虎，、大于村，对外部的黄龙和国内部的周淑琴两人在大孙家村。
朱老虎的灾情出乎我意料，十分严重。我来那天，公社书记崔起峰同我见面之后，表示欢迎，没有多说什么。他让公社的张社长先领我去村里走走看看，然后找个住的地方。张社长是个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农村干部，是此地人，情况非常熟悉。我们边走边谈，个把钟头就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浏览了整个村庄外貌。
这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和其他重灾村一样，到处残垣断壁的泥巴房子，看不到一块砖瓦石头。上百栋房子，如果说“十室九空”可能有些夸张了，但说“十室五空”并不过分。张社长边走边指着一处房子对我说：这是个独门独院，一家五口，逃的逃，死的死，已经没有人了。走了没几步，又是一个院，这是个破落的院子，没有大门，我们信步而进，只见东西厢房，已经全部没上盖、没门没窗了。张社长指着这些剩下的一堵堵残断的土墙说：“所有能当柴烧的木料都烧了。”三间正房还算完好，但屋子里空空如也。兜了一圈之后，张社长说，住的地方不成问题，这些房子随便住哪里都行。不过这些空屋子都是很久没有人住了，现在天气还冷，你若住，必须生火，还得收拾收拾。今天来不及了，我看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先住在我那里。那是乡公所的房子，我可以回家去住，那里还有个方便条件，你需要什么可以找公社干部。
朱老虎村是个重灾村。全村原有人口288人，仅1959、1960两年，就死去58人（不包括1961年以来死亡的），占全村原来人口总数的20％。全村现有230人，几乎全是浮肿、干瘦病人，适龄妇女全部闭经，不少妇女子宫脱垂，其中危重的干瘦病号30多人，都是由于长期饥饿造成的。
来到灾区已经四个月了，天天救灾，到处都是浮肿、干瘦病号和一座座新坟，很少看到婴儿，特别是看不到新生婴儿。大于公社书记告诉我，这个公社两年来只出生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是外边带进来生的，另一个出生不久就死掉了。三四岁的孩子也很少，因为生下来就赶上大跃进，没过上好日子。他说，从小就营养不良，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对今后发育成长必然要产生不良影响。好比苗木一样，小时受伤，难以长大，更难成材。这不仅是这一代人的身心健康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下一代。有一次我在朱老虎村访问，离张社长过去住过的地方不远，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不会走路，也站不起来，脑袋像骷髅，两只大眼睛深陷，正光着身子在地上爬。有时头也抬不起来，躺在门槛上，肚子几乎占了整个身子的一半，样子很吓人。他娘告诉我说：“他病了，就这样不死不活已经两个月了，看来活不成了。”我找到公社疗养院要把这个孩子送到疗养院去。院长说，这样的孩子到了疗养院没有人照顾不行。没有办法，只好把饭带回家，但拿回去之后谁吃就很难说了。
公社有个疗养院，收集了全公社部分最重的危重病人，统一治疗。但由于条件有限，只能容纳30人左右。这些人都是饥饿致病，据说他们的整个消化系统都失去了吸收作用，吃什么都不起作用，吃什么拉什么，只是靠消耗体内营养熬时间，耗尽而终。公社崔书记在向我介绍情况时说，干瘦到了晚期就成了不治之症，吃什么都没有用了，活不了多久。所以对这些人不抱什么希望了，迟早是死，不过是早晚的事。
我到疗养院看望这些干瘦病人时，看到他们尽管骨瘦如柴，但大多数人头脑很清楚，而且胃口好，很能吃。当时，各地在救灾中给重灾区送来一些救济品，其中有黄豆、白糖、鸡蛋等。尽管东西的数量不多，但对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来说，的确是十分珍贵的，所以大家都很高兴。但对这少量的救济品如何使用，却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公社书记崔起峰对我说，开始时，他们把一些严重的干瘦病人集中起来，首先给他们吃。但实行了一段时间，没起什么作用，他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吃什么拉什么，而且还都很能吃。结果，很有限的营养救济品全都让他们吃了，不但一个没救过来，到时候还是都死了，而且把原来还有救的一些次重病人也给耽误了，浮肿变成干瘦，干瘦的变成危重。崔书记说公社讨论的意见是，要想办法使这点儿珍贵的救济品发挥最大的作用和效益。他们主张，把这些东西用在还有活的希望的一些重病人身上。我听了他讲的意见，感到有道理，但又觉得这样做未免有些太残忍了。有了东西还不能首先满足他们的要求，深感见死不救，于心不忍。何况这些人中还有浴血战场负过伤、立过功的复员转业军人。
……
1980年后，随着国家有关机密文件档案的逐步解密，“三年自然灾害”的真相渐渐被人们揭示出来。好长时间以来，我先后阅读了时任*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所作的《陈丕显*》、*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所著《七千人大会始末》以及《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凤阳县纪实》……等相关文件和书籍，更加佐证了张广友的《抹不掉的记忆》一书所述真实可靠、毫无丝毫夸张。据中国社科院1989年发表的国情报告所说“据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良死亡的人数约1500万。”国外学者CHENG1994年估计结果是死亡4300万。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记载“1960年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0000人。而《户籍年报》上记载1957年四川人口是72157000人；两数相减，60年比57年净减人口近1000万人。”书中还说，实际上加上1961年、1962年（该年全国都好转了，而该省上半年依然在饿死人，）死亡人数再减去三年中自然增长数和正常死亡数，四川一个省的饿死人口在1200万以上。据死亡人数资料显示：1959年——1961年，因饥荒所造成的死绝户的户数为——安徽凤阳一个县就有8404户；河南信阳地区，光山县是5647户、息县是5133户、固始县是3424户。其中固始县有400多个村子死绝，息县无人烟的村子更是多达639个。这些地方，牲畜吃光了，草根树皮吃光了，有的连棉被里的棉絮也都被掏出来吃光了。老百姓无处可逃，因为走到哪里都一样，全国各地都在挨饿，不同程度的都在死人。在长沙、安徽、甘肃、河南、青海、山东、苏北等地还发现人食人或盗掘死人坟墓将尸体煮熟卖肉的事例达一千余起。《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到啊，那很凄惨的。’”。根据丁人仆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记载：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占总人口的……《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保证和不妨碍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据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统计的1959年——1961年期间中国各省的死亡人数及其成因，列表如下：
曹树基的统计数据（单位：万）
省
名 全部
府数 灾区
府数 全部
县数 灾区
县数 灾前
人口 非正常死亡
人 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
四川 7 2
贵州 1 3
湖南 4
甘肃 5
河南 6
广西 7
云南 1 8
山东 1 9
江苏 10
湖北 11
福建 12
辽宁 13
广东 14
黑龙江 15
河北 16
江西 17
陕西 18
吉林 19
浙江 20
山西 21
合计
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政府最初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后来为了诠释饥荒的原因而改成三年自然灾害。说是“自然灾害”，很长时间以来没有看到当年相关的气象资料报告只见过零碎的有关地区干旱或大水的报道。而大部分资料中显示出全国20余个省份1959年是丰产年但未丰收。许多丰产待收的庄稼，因为没有劳动力而使眼见到手的粮食烂在地里。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省在三年期间更是风调雨顺。却饥饿而死了一千余万人。……从我国的国情可以分析——中国大陆有大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南北跨越热带、亚热带、温带、亚寒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从未发生过。据一些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后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1954年的粮食产量依然维持较高水平。人为的原因只有曾经在日本侵华而导致的多年抗日战争时才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显然，“自然灾害”是一种出于政治的、科学技术的需要而无可奈何的、非常局限地说辞。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应当指出：这是极左思潮派们不肯承认自己对国家管理的过错或无能，故意编织极不负责任的理由。
笔者和大多数人根据相关资料认为：三年灾害的原因有三条，即：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吃大食堂形成的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盛行，从而打乱了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左思潮指挥全国经济建设运转，使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失控；粮食丰产但未丰收；可是国家的征购粮任务却在逐年增加，最高居然达到了粮食总产量的45％，在饿死人最多的1959年，全国粮食储备是343亿斤，足够城乡居民一年所需，可是却没有用来赈灾依然继续加大从老百姓口中夺粮。“1961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曾提出给中国粮食援助，但经查却惊讶发现：每年饿死上千万人的中国，竟然是粮食出口大国！”“发生大饥馑的三年间，为了增加黄金储备，我们的粮食出口量却连创历史新高——1958年出口千吨；1959年达到千吨；1960年是千吨；1961年更是达到千吨。”因此刘少奇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报告时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我们都是过来人，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