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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说法和规定，始终不大理解，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村干部告诉我，我的房东是个出身成分好的老实庄稼汉，他家生活条件在全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原来安排我住到他家就想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这个意见跟他们透露了，他们表示，住可以，但是要在一起吃饭有困难，因为他们都没有的吃，给我吃什么？即使我的那份口粮全交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又从身边派干部来帮我们克服困难，共渡难关，这我们就非常感激了！他们的定量，按当地的脱产干部每月17斤地瓜干也很低了，也吃不饱，那点定量又怎能解决我们全家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占我们的“便宜”，不忍心让中央下放干部跟他们一样挨饿。后来我又亲自去了，当面向他们表示要与他们同吃，有难同当，不怕挨饿。这位主妇听了之后，感到很为难，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到厨房去看看。我看灶台上是一只缺了口的破铁锅，旁边有个类似沙锅的瓦罐。她说：现在不只是没粮食吃，没柴烧，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了。家里原来的铁锅，大炼钢铁时被抢去砸了，以后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饭吃。可是锅没了，没钱买锅，也买不到，只好用这口破铁锅先对付着，说到这，她伤心地哭了。大队书记郭玉田说，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锅，供销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锅，最小也是“三印”的，家庭用的饭锅（五印的）没有货，这是公共食堂解散后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难题。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后就再没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事了。
谈到公共食堂问题，社员普遍对它没有好感。有的说“早就该解散！”“如果不是公共食堂，还死不了那么多人！”有的回想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家的锅被抢去砸了的情景时说：“我们全家男女老少，伤心极了，大哭一场，打那以后，就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当听说中央《紧急指示信》中，还有一条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时，他们心有余悸，胆战心惊，生怕再办。看来，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吃饭权，大伤农民的心，没有一个人说它是好的。他们列举公共食堂的罪状，实际上是控诉！
他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我是很同情的，因为我不久前在农村吃过几个月的公共食堂。1958年夏天到1959年春天，我们在河北省徐水县和宁津县（后来划归山东省）搞人民公社调查，那时也搞“三同”。我们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每天交一斤粮票、两毛钱，农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那时有些领导的确昏了头，报上宣传水稻亩产上万斤，十几万、几十万斤，粮食多得不得了，连毛主席都说吃不了怎么办？于是有些地方就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甚至秋收时地里的粮食也不收了，损失浪费十分严重。白薯不收犁掉，豆子不收豆荚裂掉在地里烂掉。后来又提出了减少种植面积。少种、高产、多收，实行“三三制”（用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那时因为刚开始吃公共食堂，粮食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还能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即使如此，如果让农民讲真心话，他们对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满意的，打心眼里不赞成。可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却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优越，那么好，硬是把它强加在农民头上，说是农民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好。一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萌芽、“谁反对，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进行批判，甚至斗争”。我记得那时有一位社员说了一句：“大锅饭就是不如小锅饭好吃。”人家批斗他说：“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他不服气争辩说：“这是事实，不信你试试看，小笼包子和大笼包子哪个好吃？大锅面条和小锅面条哪个好吃？大锅炒的菜和小锅炒的菜哪个好吃？”他逼着一些人当场回答。等了好一会，没有人回答。这时一位年轻人站出来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有的质问说：“听到了没有，这是大家的意见，怎么，你还不服气吗？‘一大二公’，“大”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就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有人对此感到奇怪，私下偷偷问我，你说大锅饭好吃，还是小锅饭好吃？我说：“你们说哪个好吃？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快走了，回到北京家里还得吃我们的小锅饭。”
刚开始办食堂时，尽管大锅饭不好吃，但还都能管饱。不仅食堂管饱、随便吃，有的还把饭打回去喂猪、喂猫、喂狗，浪费极大。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进入1959年冬天就不行了。因为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对此人们没有思想准备，再加上庐山会议整了敢于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反映真实情况、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上上下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人们再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敢讲真话，都在闭着眼睛，饿着肚子为公共食堂、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大唱赞歌。以至到了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地方发生了由于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大批农民被饿死的情况。
我刚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的高峰期。这个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死一两个人，情况十分紧张，今天这个刚死，人们就议论下一个该是谁了。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三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竟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里空空如也，只看见一具男尸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来收尸的几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农民，都是街坊邻居，把尸体连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辆平板车拉走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冰封地冻，人们体虚没劲，坚硬的冻土根本刨不下去。没有办法，只好找点浮土压上。这哪里是什么安葬？连土都没入！他们说现在只好先这样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说着，我往旁边看了看，就在旁边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他们说：“你看看那丘子已经是一个来月了，不还是好好的吗？”他们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可不是嘛，自从到了惠民农村以来还没有看见一条狗，也没有听到过狗叫声，更没有看到家畜、家禽等，甚至连个野兔子都没看见过。有的说，这里的活物就剩下一些还喘气的人了。除非发救济品，否则，什么会都开不起来。什么生产呀、整风、整社呀，挨家叫都不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挨家挨户“专访”。可是，即使我们这些从北京、从党中央来的，有时也吃闭门羹！
这一切，是我们在北京时想都没有想到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年自然灾害之二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
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沉寂，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土。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
省、地、县领导提出社队的首要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现在这里只剩下一保了：牲畜没有了，生产谈不上，社会治安不用保，饿死也没有人造反，小偷小摸主要是偷吃的，家家空空如也，也没什么可偷的了。保人，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有粮食、有吃的，可是最缺乏、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临近的四面八方都遭了灾，特别是鲁西北地区灾情最重，人们都自顾不暇。中央也有困难，连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粮食供应都发生了困难，也都在搞代食品，哪里还有粮食给各地农村调拨？不要说没有，即使有，要运到这里来也十分困难，这里交通十分不便。以惠民地区为例，全区十多个县，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全是土路，一下雨几天不能走，一晴天尘土飞扬。当时乡下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独轮车，装不了多少东西，一天也走不了几十里路。且不要说从乡下，就是从惠民县城到铁路沿线最近的德州、禹城，也都是100多公里左右，独轮车往返一次最少也得要四五天，再加上到农村还得要一两天，就是六七天。一车即使能装上百十斤，连人吃再加上路上损耗，到农民手中还能剩多少？
省五级干部大会期间，新到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听说山东灾情严重，他“打肿脸充胖子”，硬是要发扬风格，支援山东灾区。当时安徽灾情并不比山东轻，只是“盖子”没揭开，中央还没点他们的名，所以他要给山东灾区调些粮食的指示没起作用。因为安徽，特别是与山东相毗连的淮北地区，灾情也很严重，根本无粮可调。但曾书记大话讲出去了，不好收回，山东灾民在眼巴巴地等着呢。没有办法，他们只好给山东调来一批地瓜蔓，通过火车运到德州、禹城。省里分给惠民县一些，惠民县派不出人去运。因为运粮的人要补贴粮食，往返一个星期运回来一车地瓜蔓还不够补贴的粮食。可是又不敢说不要，所以县里就直接把指标分给各村，谁要谁去拉，谁拉归谁，公家不再给运粮补贴。
因为这是代食品，体积大，装不了多少，往返路又远，体力消耗大，又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所以没有多少人去运。据说，后来大部分都给铁路沿线附近的灾区农民了，指望安徽救灾这一希望落空了。
“保人”关键是解决吃的，没有粮食，只好搞代食品。可惠民一马平川无边无际的平原地区，境内既无山区，又无丘陵，甚至连块石头都找不到。由于盐碱化，有些地方不仅不长庄稼，甚至连草都不长。由于连年灾荒，一些地方树皮被扒光，草根被刨掉，任何代食品都很难找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下放干部和社队领导共同研究，用草籽作为代食品充饥，用以工代粮的办法（按搞到草籽数量发给部分粮食）。于是我就带领村里的一些社员到沙荒滩上去搂草籽。碱地草稀，有时一天也搞不到半斤草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正在这时，地、县委号召吃老草（所谓“老草”就是地荒了时长出的草，到秋天割下来，准备给牲口吃的饲草），并且发来了地委组织部田部长关于如何把老草加工制作成代食品的经验介绍，号召各社队领导要带领群众搞老草面当作代食品。所谓“老草面”，就是把干草切碎，在锅里烘干，再用磨磨碎，然后再用箩筛把细面过下来，就是“老草面”。用它当代食品，和上地瓜面做成饼子、窝头来吃。
我们下放干部对用老草面做代食品半信半疑，但地县委指示要推广，我们不得不组织群众去搞。村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一些老年社员也都不相信，不想搞。有的说，什么“老草面”？就是些草末末，都是一些细糜子，轻飘飘的，怎么能咽得下去呀！他们不愿意干，做好了也不吃。当时我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县社领导来检查救灾情况时，队干部拿出一筐老草面和地瓜面混合一起做的窝头，一方面表示他们响应了地县领导的号召，一方面叫大家尝。他们故意捡了个大个的给了我。我咬了一小口，在嘴里嚼来嚼去，怎么也咽不下去，但又不好当众吐出来。有的社员故意问了我一句：‘怎么样？好吃吧！’我不得不违心的回答说：‘还行，还行！’看来在生产救灾问题上，地县领导也犯瞎指挥错误，实际上吃老草是行不通的。一是根本吃不下去，吃下去也拉不出来；二是老草少，成本高。老草要6分钱一斤，一斤老草面要8斤老草，每斤老草面不包括人工就是4角8分，可以买一斤多胡萝卜，可是地委竟然转发了组织部田部长的报告，硬要下边推广。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造成浪费。下边的老草也很紧张，当然也就行不通。”
但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吃老草（注：不是青草、嫩草）这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可是被想出来了，而且竟然被地、县委当成“成功经验”去推广，我很荣幸地亲自尝了。实践证明，这条“经验”不被群众接受，行不通。但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里灾难严重，领导救灾心急，实在是找不出来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了，才在无奈之中想了这么个馊主意。我来这里之前，尽管对这里的灾情严重性有所准备，但没想到这里的条件如此之差，工作如此之难，最大难处是既无粮食，也找不到任何代食品。过去我曾到过一些灾区，粮食减产了，可以瓜菜代；实在困难还可以挖野菜、捋树叶、挖草根、剥树皮充饥。然而这里许多树木被砍倒、树皮被扒光。过去人们认为的最好的度荒食品榆树早已不见了。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代食品情况下，才想出吃老草的“办法”。但人毕竟是有一个胃，而不是反刍动物，吃老草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会起反作用。这件事既反映了领导上的用心良苦，也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下放干部已经把户口带到了当地，按照这里脱产干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一律是17斤，比我在北京时每月减少定量14斤，而且这17斤几乎全是地瓜干，根本不够吃。我们和当地干部不同，家不在这里，不能互相调剂，也没有自留地和代食品补充，单靠17斤地瓜干是难以为继的。县里领导担心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地指示公社帮助调点棉籽饼作为代食品，补给我们所在的大队食堂。用棉籽饼面和地瓜干面混合起来做的窝头，是土黑颜色，很硬很重，虽不像老草面窝头那样咽不下去，但吃下去之后，一是胃很难受，二是大便困难。有时不得不用肥皂水灌肠，甚至用手抠。尽管如此，它比观音土、老草面都强。经我们请求，从大队食堂调出100斤棉籽饼支援了西马小队的一些特困户，他们非常高兴。我说我们宁可少吃点，也要救济一下特困户。这是我们在西马小队调查中做的一件实事、好事。
西马小队共有48户人家，我来之后都走访了一遍，了解到一些灾情。1月11日，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全体下放干部集中在北镇，参加惠民县四级干部会议。
西马虎村调查之后，我们下放干部工作组向县里提出要求，再找一个灾情严重的公社去作典型调查。县里领导说胡家集公社在全县具有代表性，要我们到那里一方面救灾，一方面搞些调查。
春节前我们来到胡家集公社。这个公社远离县城70华里，是个灾情很重的盐碱化地区。我被分配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李家大队皂户杨生产队。在我们到达胡家集公社第二天，我一个人带上行李去了距公社三里多路的皂户杨村。
走出胡家集极目远望，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耕地变成了白茫茫的盐碱滩。这里地处黄河沿岸，是大跃进时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黄灌区。本来是想引黄河水灌溉，增加农业生产，没有想到这段黄河是“悬河”，水位高，引进的黄河水有进无排，蒸发之后出现盐碱化，大量耕地不仅长不了庄稼，甚至成了连草都不长的盐碱滩。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在这里却是劳民伤财，成了一大祸害。
皂户杨村周围原来是一片树林，现在有的被扒光了树皮，有的残留着一棵棵白色伐根。走进村里，到处蒿草丛生，许多房屋已经倒塌，一片寂静，不见人影。我一进村就想找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杨庆吉，可我进一家是个空院子，屋内院外到处是粪便；又进去一家又是个空院子，走了几家都是空的。想打听一下，不见人影。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寂静，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土。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我想一个二三十户的村庄，人总不会都死绝了吧。于是我挑比较完整的房子往前走，走了一家又一家，走过好几家，好不容易才到了一家。一位30多岁的妇女走出门来，只见她满面污垢，披头散发，上身的棉袄已经黑的发出亮光，下身的破棉裤挂满了“灯笼花”，赤着脚趿拉着一双破鞋，面容憔悴，毫无表情。我问她：“村干部家在哪里？”她似懂非懂地摇摇头。接着我又问了一声：“支书杨庆吉家在哪儿？”她又呜噜呜噜地不知说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懂。最后她向西指了指，意思是要我到西边去找。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才算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杨庆吉。
杨庆吉向我如实反映了这个村的严重灾情。他说；灾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1958年修了引黄灌溉工程后，渠高田低水放进来，排不出去，蒸发下渗之后，留下大量盐碱，使土地盐碱化。全村600多亩耕地，有500多亩已经盐碱化，逮不住苗，现在只有100多亩可种。连续几年来农业歉收，粮食严重减产，生活十分困难。全村原有168人，一年多的时间死去20多人，50多人外逃不知去向。
现在死亡还没有停止，入冬以来在急剧增加。全村现有危重病号50多人，妇女全部闭经，两年来没生一个孩子。我问：到现在究竟全村死了多少人，外逃多少人，还剩多少人？杨庆吉掰着手指头数了几遍，也数不出个准确的数字来。后来我了解到，这并非他有意的，而是这些数字统计起来确实有困难。有的家里人明明死了人也瞒着不报，目的是为了让活人吃死人的口粮；外逃的人数更是弄不大清楚，外逃找饭吃，口粮省下来可以给留在家里的人吃。这些似乎成了一条群众的自救途径。
按照县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到灾区的首要任务是保人，于是抢救皂户杨村50多名危重病人就成了我的中心任务，我进村后逐户进行访问，逐个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社员杨俊明20多岁，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全家3口人，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劳力强，人口少，按说应该是个生活不成问题的家庭，但事实上他们不仅成了贫困户，而且全家3口人竟然全是病号。杨俊明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看上去好像长得胖胖的，但是脸上、腿上、胳膊上，凡是有肉的地方，手指一摁就是一个坑，好久好久弹不起来。他的妻子很年轻，但病情很重，已由浮肿转为干瘦，而且还患了子宫脱垂病。他3岁的孩子大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