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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诸如柳传志这样老资格的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完全企业产权意义上的进步，而继他们之后上场的新兴企业家，比如1992年下海的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如陈东升、潘石屹、冯仑等人，不仅逐渐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而且比较圆满地构建了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李鸿章曾经说过，若旧法有用，国家振兴早已完成，何待今日？今天有一种观点，中国企业30年来取得醒目成就，主要是开放国门，向西方企业学习技术，而大量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建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到位。到今天为止，国家能力驱动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论，国有企业仍然是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流。正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必然要坚持企业的市场化创造，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妥协。两种路线之间，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备受煎熬，多少激情化为乌有。
站在柳传志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说，由于我们忽略了老一代企业家在产权意义上的基本诉求，因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热气腾腾的经济态势，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外汇储备，却很难找到一家能够呈现国家形象的大好企业。美国有通用、微软，德国有大众，日本有丰田，连韩国都有三星，中国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是哪个？是中石油么？是联想么？
我相信柳传志的烦恼就在这里。他比谁都懂得这样的格局形成的原因，但是以他的性格，以及他背后绵延不绝的文化，他最终只能选择妥协和忍耐，以及忍耐的间歇掩饰不住的牢骚。
联想的制度建设有点歪打正着
苏小和：我是一个自由经济市场言论的言说者，而你则是一个市场竞争和自由经济的行动者。一直以来，对联想我都有点抱不平。这么多年来，联想一直立足于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这种竞争不仅仅在国内，而且遍布全球，但直到今天，联想依然不是一个产权清晰的、完全的私营企业。它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国有股占到大头，这在制度上无疑会影响到创始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它的未来发展。为什么会这样？作为当事人，你怎么解释并解决这一现状？
柳传志：在中国，这些都得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企业创办之时，如果国家投资20万，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个百分百的国企，而如果这个国企本身恰恰又属于国家资源，国家进行了大幅度资金投入，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层、企业的技术人员想要实现个人持股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这个企业是以高科技企业性质起家，又属于轻型结构，国家对它的投入很少，那么企业的发展就得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什么“是靠自己”呢？1984、1985年的时候，人们给民营经济下了个定义，大概叫“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也是“靠自己”的内涵。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自筹资金，那为什么叫自筹呢？那个年代，谁都没有钱，企业要想发展都得自筹资金。。 最好的txt下载网
柳传志的忍耐力（3）
在联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只在创办之初投入了20万，之后再也没有追加过投资，但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20万，而缺口部分就得自己想办法，包括贷款。那时的贷款完全是信誉贷款，其中也有很多偶然机会，我们向银行展现了自己的信誉，有鉴于此，银行给我们的贷款数额越来越大。另外，完全自负盈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以股份的形式奖励这一批历经千辛万苦的员工也是应该的。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事情无法说清楚。1987、1988年的时候，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四通进行考察，希望将四通作为股份制改造的典型，若干个今天的大牌经济学家如吴敬琏教授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做到。1989年“*”风波发生，考察结果是四通被定位为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四通也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因此，这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对此根本没有理会，只是忙着干自己的活，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1993年前后，企业发展逐步走上规模，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坎坷，除商业风险外还有一些政策风险。什么是政策风险？当时，中国依然采取计划经济下的法律制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想办市场经济的事，难免要打一些擦边球，这就承担了一定的政策风险。以人民币和外汇为例，如我们联想这类企业，需要购买海外的某些元器件才能组装机器，但我们又是计划外企业，没有国家分配的外汇额度，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物品价格高昂，严格来说它还属于犯法行为，但企业如果不冒险，它也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国家不给现款，但当政府过问此事时，你就必须承担责任。比如贷款，就要承担一定的商业风险。现在的人都很清楚自身的价值所在，因此对我们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根本无法理解。在科学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做出的科学成果无法实现产业化，心里总觉得憋屈，当这样的机会出现时，就只想着如何做得更好。其他的东西，如所有权问题则根本未曾想过。当时我拥有的仅仅是管理权，而我也有着一种强烈的要干活的愿望，联想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起来的。
到了1993、1994年，国家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放宽，联想也越做越好，但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挫折。那个时候，也开始思考所有权的问题，觉得这确实有些不合理。责任与压力都由经营者承担，利润则全部上交国家。因此，我们找了科学院当时的周院长，周院长是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对此表示理解。他说，我们坚决支持员工持股的做法，也希望员工能拥有股份，但科学院只是股东，不能对此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在国有资产管理局手中。对这他们肯定不答应，因此我变通了一下，就是奖励你们35％的利润，即每年利润的35％归联想的员工。对于这个建议，我表示赞同。这个比例为什么是35％呢？这也是之前我们自己提出的，30％太少，40％或50％又怕通不过，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黄金分割最好，35％也就定了下来，而这一35％的利润分红也持续了8年。每年赚得的利润分红都被存了起来，到了2001年，国家进一步明确同意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由北京市财政局决定，将联想的净资产按1997年时的净资产做了个评估，其中的35％打折后卖给员工，就这样我们也就买了下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柳传志的忍耐力（4）
这35％股份的分配对象包括我和所有的创业*，共10个人左右。我们将这35％股份中的35％，也就是整个股份的10％左右，分成15份，我得三份，其他的人得一份、得一份半或半份。35％中的20％，也就是整个股份的6％、7％，分给了公司的所有员工，每个人所得股份的多少则按他们的工龄和贡献、所担任职务、所受奖励打分而定，另外的45％则留着分给后来的人。如此，我们所占股份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但毕竟我们已经拥有股权，股权的有与没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经过股份的分配，年轻同事可以进入管理层，老同志也因此可以退居二线，公司也越做越好。创业*中拥有一份、一份半股份的，一年就可分到一二百万利润。这样，大家才觉得没白干。退休的200多人中，最低的也拿到7万、8万的年利润分红，高的则能拿到20万、30万。如果不这样，就难免屁股决定脑袋，在扩大营业范围的同时加大费用，谁也分享不到公司发展带来的好处。而实施员工持股后，不仅员工能分得公司利润的一杯羹，国家也能从中获益，这实际上是多赢。
为什么其他的公司很难仿效这一做法呢？因为谁也没有办法积攒起公司八年的利润，而我也是歪打正着，提前有所考虑。但在当时，国家无法想明白这件事。从我的角度来说，35％的奖励是理所应当，但在国家看来，奖励就等同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它并未弄懂怎样才更好。联想的发展凭借的是人的智慧，而不是政府最初所投入的20万；并且联想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它不是石油，也不是铁路，不受国家的垄断。 联想的私有化仍然是个敏感问题
苏小和：但从学院的角度，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联想的私有化应该向前更进一步，而不是停留于眼前，但为什么没有呢？
柳传志：这件事比较敏感，整体上科学院特别开明，他们的目的是让科学院的所有股权降低，然后引进新的股东，让科学院进行所谓的社会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科学院着重在科学研究，而并不善于管理企业，因此它希望引入更多的股东，以股东代表的多元化来改进企业的管理体制，但其中它并没有提到MBO的问题。
苏小和：我觉得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国有股的稀释也是一个很好的路子，这样你再介入，它就不再是一个国有企业。
柳传志：是的，但现在同国家谈起这件事，总是会谈及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出再高的价格，国家都会说便宜，因为企业到你手里之后，企业肯定会办得更好，那样出售价格就显得更便宜了。所有的事国家都这么看。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会觉得价格太便宜，国有企业被贱卖，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现在，我们也进行投资，凡是我们投入了资金的国有企业都做得特别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员工持股。我们投资国有企业，实现控股后，企业就属于我们了，然后我们再将之卖给员工，愿意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爱便宜卖就便宜卖，爱按原价卖就按原价卖，这与国有资产无关，也就更谈不上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此一来，管理层就拥有了公司股份，也就会更加积极地去为公司创造利润，但是要想让国家直接卖东西给员工，那就非常困难，一旦实施就会与国有资产流失挂钩。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柳传志的忍耐力（5）
苏小和：企业的产权一定要自然人化，这是一个常识，没有道理可讲。关于国有企业，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曾经都办过，但没有一个取得成功，根据你这么多年的经历，以你的眼光来看，中国抵制国有企业的股权化或者私人资本化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柳传志：这个话题也比较敏感，在这里我仅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有多重因素，最基本的因素还是与国有体制有关。比如牛根生、马云，公司员工达到几万人，由党领导的国有企业能有这么坚强吗？我注意到浙江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党代表大部分也都是民营企业的代表，在过去，则都是政府单位的人，即使有来自企业的也都是来自国有企业，老百姓则是居委会成员。在今天，这件事情确实是个问题，共产党还是执政党。
今天的企业家都必须头脑清醒，由于企业家发展之后，贫富差距紧随而至，企业家与老百姓和政府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周其仁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对“将中国的高尔夫球场改成廉租房”的提议投票表决，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投赞同票。这话说得很透彻，但是就这样没收高尔夫球场又非常没有道理，一定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可大家还是会同意。两极分化出现之后，老百姓对贫富之间的差距非常敏感，因此国有企业是怎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们不明白，也感觉不到。那什么情况可以改变这种方式呢？我觉得真正能改变这种方式的是对老百姓进行补贴，国家税收收入增加以后，国家将企业所上交的钱直接贴补给老百姓，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能立刻感觉到，因为企业家所交税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苏小和：但事实上，这种方式被证明是失败的。这种方式也就是凯恩斯的模式，政府驱动型，政府管理所有的一切，法国、美国都曾试验过，但都以失败告终。
柳传志：当然，按照今天的这种做法，增加一万一的税，除去其他各项开支，最终到达老百姓手中的钱则少之又少，因此老百姓不可能感觉到实惠，他们只看到企业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苏小和：这种受惠是单向的。
柳传志：在这种条件下，确实存在一种民粹主义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过于强烈，它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
苏小和：如果没有市场主体，这必将影响整个市场的发展，那么企业也会跟着遭殃，这是毋庸置疑的。
柳传志：对此，企业也得特别小心，总是顺应这种潮流，因此企业的发展也受到阻碍。
苏小和：我们注意到张维迎教授每次都说要警惕反市场化的思潮，这应该就是在说，在我们的体制内， 其实是一直存在着某种反市场化的暗流的。
柳传志：处理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联想的目标一直非常清晰
苏小和：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心态，企业家是一个建设性的群体，他们做的都是具体的建设性工作，没有高谈阔论，面对现实想到的也更多的是妥协。那么，这么多年来，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是从哪些方面，或通过哪些途径跟当下妥协，跟环境妥协，跟市场妥协，甚至是跟技术妥协，然后将联想带入世界五百强之列的？
柳传志的忍耐力（6）
柳传志：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要有坚定的目标，然后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不屈不挠；另外，还要不断有更高的追求。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上则要做到有理想，而不理想化，不然事情很难有进展。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做元器件的做法都是买批文、买外汇，买外汇是肯定的，批文也是如此，然后再进口。据说，这种做法也属于走私，其实卖批文的单位才是真正的走私。但我们不这么做肯定不行，所有的中关村企业无一例外全都这么做，因为经过正常批文进关的物品价都高得离谱，而且根本没人卖。但如果真出事了，它就等同于走私。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之所以顺顺利利一路走来，有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利润。什么意思？就是当企业通过买进元器件，或者通过买进某种东西发现有大幅利润的时候，它的方向是继续做计算机呢，还是专门从事这类物品的倒卖？如果我的目标是继续做计算机，与国外企业竞争，这只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如果我专做这类物品的倒卖，那我就专门倒买倒卖批文与外汇，大把大把地赚钱。这有什么不同呢？这里的不同点很多。进口方式分为五个等级，最高危险的是五颗星，完全没风险是一颗星，一颗星是根本不可能的，五颗星也不行，那就是纯走私，可以赚取高额利润，批文也不用买，赖昌星走的就是这条道。我们要求的是，只要东西能进来，价格能接受，公司的主要业务还是做电脑，然后卖电脑。所以市场一规范，可以不用买批文、买外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放弃，不挣这种钱，而是努力去研究企业管理，去研究供应链等等。可是很多人不这么做，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专门倒买倒卖，最后都栽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靠这个吃饭。这是真正的蛀虫。他们是什么样呢？最初在海关工作，认识一批进出口关系户，从他们身上捞钱，做到一定程度后辞职下海，继续做进出口，再利用别的关系和朋友做几年，然后洗手不干，安全上岸。这选择的就是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也可以不发展自己的品牌和技术，一味地赚钱，为赚钱而赚钱，但是企业目标的设立与追求是另外一条路。企业家脑子里一定要很清楚两者的区分。
苏小和：那就是做生意，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这与做企业是不一样的。
柳传志：从这里就总结出了两点：其一，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做眼下利润大、风险大的产品，只保证自身企业的发展目标。其二，用可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就要求指导思想明确，处理方法谨慎。
苏小和：所以，一直以来你都有一个清晰的方向。
柳传志：是的，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相信我早就完蛋了，或是走发财移民的路，不在国内。为什么说会完蛋呢？因为中间的诱惑很多。1993年、1994年房地产业大发展的时候，很多好点的中关村企业都想介入，因为资金的回笼实在是很快。当时我也打算在两个地方买地，烟台与福州。但觉得应该想明白点，应该将目标推得更远。我们就开会讨论，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挣了钱后该干什么？将这些问题讨论明白后，就确定了做电脑的大方向。长本事的钱就赚，不长本事又夹杂着风险的钱就不赚。
柳传志的忍耐力（7）
苏小和：如果没有这一原则，可能你早就走上别的道路了。
柳传志： 1993年是房地产高潮，当时整个海南地产特别便宜，很多人用银行贷款去炒房地产，但房地产突然下跌，于是大部分房地产商亏损，然后逃走。像我这样不会赖账的人，也就不用涉猎房地产了。我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1988年、1989年就已经站在各种领奖台上，但直到现在依然还和我站在同一个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经的企业风云人物，如周冠五、 褚时健、倪润峰、于淑珉，现在都彻底退出；而淹没在历史浪潮中的企业小人物就更多了，仅中关村就数不胜数。目标坚定、方向清晰，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妥协；但总目标本身，一定要坚定。
第一次听说联想有“官场文化”
苏小和：我曾经看过一份材料，说联想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企业，这样它必然会在企业的管理层大面积复制官场文化。这种说法可靠吗？
柳传志：我们这并没有出现这一情况。
苏小和：可能也有人会说联想的官场文化比较多。
柳传志：这个官场文化指的是什么呢？
苏小和：比如上下级之间的管理链条，这里下级对上级的思维方式更多是等级关系、服从关系，而不是一种创造关系。我看过你写的文章，一个大发动机，一个小发动机，每个人都需要创造。但别人都说这是柳总一个人的乌托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