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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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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通摆龙门阵
——忆念中国电影巨匠蔡楚生
阴阳界上一别，倏忽已是二十年。
我现在又来到这个风光明媚的南岛，它不久就要回归祖国的怀抱了。你曾经在这里耕耘，播种，你在这里孕育了《孤岛天堂》、《前程万里》。你在香港仔那个蜗居写下了《自由港》、《乱世儿女》。在你等待奔赶自由天地的期间，你也曾辅助、策划一间新生的“南国影片公司”的诞生。
我曾到香港仔探视你旧日的蜗居，但那里已经无法辨认，你和云姊的旧居学士台，已改建了高楼，只有那间潮州天发酒家，四十余年如一日，你所喜爱的“鱼饭”，如今仍摆满玻璃橱柜。难怪宋之的要说： “你们潮州人太保守。”潘汉年说你像一只猫，把那么腥的“鱼饭”视作天下第一美食。数十年来，你吃过多少鱼？潮剧明星姚璇秋去北京时在你家晚餐，你想请她吃鱼而不可得。在拍摄《南海潮》期间，你到广州，珠影只能以市场上仅能买到的那种比香烟盒大一些的罐头摩洛哥沙甸鱼为你佐膳。
我徘徊在我们的旧游地，浪花依然狂吻着海畔，遥望远方，晴空万里，水天一色。
记否，我们坐在礁石上憧憬着中华民族真正的解放，编织着一个一个的美梦，这些美梦包含着国家人民，甚至全人类，连萧红应该有一块刻着墓志铭的大理石墓碑也想到了。我们陶醉在未来的美好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海浪一样在奔腾，和海鸥一样在无边的天际自由地飞翔。
一九四九年大军势如破竹的胜利，激发你的诗人气质的奔放热情，我们为全国人民终有一天能获得自由幸福欢欣鼓舞。
你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你们踏上了光明之路。潘不许我们送船，于是我们在临别前夕闹到深夜，最后，我们轻声哼着：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呵嗨！嗨！呀呵嗨嗨依呼呀嗨……
我在默默地计算着你的行程。终于，你到了人民的北京了。你邂逅了多年前的“合作者”，那一个女人，她对你口口声声尊称老师。那时，我从你的信中，也感染到你的喜悦。一代天娇的她把你邀请到中南海便宴。也难怪她要对你表示她的无比的尊敬。假使当年没有你敢于启用她做《王老五》的副主角，那她连后来被称为第三流演员也不能入流呢！
你不断来信催促我迅速北上，说“袁牧之欢迎你来当幻灯大王”。那时我无法分身。两年后我到北京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大忙人了。虽然忙，但彼此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你在为整个电影艺术事业绘制蓝图，我则为部队战士的看电影问题到处张张罗罗，因此和你们那里的若干发行、器材供应部门颇有磨擦，但彼此都是在为国家、为人民辛勤服务。
陈波儿的逝世使我们极为难过，那不仅因为她是我们的同乡，更重要的是她对战争年代电影的贡献，我们送殡到八宝山，这里原是日本侵略军的“忠灵塔”，忠灵不灵了，尸骨翻掉了，它今后是人民的了。看到那些新的坟茔，我们也曾为逝者自今而后可以入土为安欣慰。我们为生者的自由美好的日子欢畅，也为逝者永远安居而喜悦。
逝者的功勋给予我们力量，我们一往无前工作。那时，我率领一个制片厂的一批艺术、技术干部参加了你们一系列的会议，我们日日夜夜沉浸在会议的海洋中（所谓日日夜夜是白天开会，晚间还要为会议做准备工作），我们任劳任怨。我们以为是必要的。
就在这次冗长的疲劳会议中，我听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话，有人几乎是指着你的脸骂街似地侮辱，身心疲劳使你失神地有一次几乎晕倒。我在休息室的角落，细声地说：“老通，你是一个艺术家，你不是当官的料，这工作对你很不适宜呢，你还是跟千万群众对话吧！”你沉默了一会，苦笑了。
三十年代，从我认识你之日起到我离开上海之日，你以慢工著称，但即使如此，你在五六年中，也编、导了十七部电影与剧本。
你在那年代的创作激情呢？你的“烟丝披里纯”哪里去了，你的艺术细胞失落在何方？！
我不知道后来你再重新拿起导演的话筒，是不是受了这话的影响，但你终于到珠影拍摄《南海潮》了，那时正是全国人民都陷入苦难中。《南海潮》不能尽如人意，那不是你和为一对工作不认真。那些巨匠、天才：茅公、郭老、老舍、曹禺等等。那些作品：《蔡文姬》、《龙须沟》、《西望长安》、《胆剑篇》、《王昭君》，又怎么样呢？
不久，一场惨烈的暴风骤雨到来了！
真是存在决定意识，当她走上了疯狂的野心家的道路时，这老师却成为绊脚石了，你被造反者从病榻上拖出狠斗，生命在生死线上挣扎之时，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位能使你起死回生？ 然而，那些小狗腿，他们是熟知你和那女人的关系的。她不闭起双眼，他们敢放肆么？
“学生”的秘事，你怎可以知道得太多！
缅怀往事，徒增凄怆。我还有许多许多话，想和你长摆龙门阵，且待来日重会时。
唐按：蔡楚生逝世二十年，友朋和有关方面为追思他对中国电影的功勋，推举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等为筹委，于一九###年夏初在广州、汕头、潮阳举行“蔡楚生纪念会”。
。。
哀思和忆念（1）
——潘汉年、董慧二三事
一、混沌
你被“推倒”的时候，大地的一角发出了闷雷似的巨响，良久、良久，才像山谷中的回声，渐渐消逝。
那是一九五五年夏天的事。
那一天，艳阳高照，我的心上却蒙上了一层深厚的乌云。从早晨看到报上逮捕“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新闻之后，
耳朵里一直在嗡嗡地轰响，脑子里混沌一片，眼前是一团灰蒙蒙。我想我必须提早回家；我是早已熟读材料，经过多次的谈话；我早就应该有对这个“反革命分子”满怀愤恨的心情了。可是，妻前天晚上还在谈论他大概是改了行期，否则应该早到北京了。她哪里知道，一个巨大的事件正在酝酿中，马上就要爆出了。
妻初见潘时，只见其人神采奕奕，态度温文，谈吐尔雅，平易近人，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神奇人物的特征，但这人却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断定管不好上海的主要治理者之一。总之，看不出来像个官。然而，潘在她家乡上海短短几年间的业绩，她的体会是尤其深切的，她感到党因为有这种模式的党员而给党增添了绚烂的光辉。这个在她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今一下子崩塌了，我将如何作解释？！
回到家，我瘫倒在沙发上，一闭上眼，报上那一行行的字都在跳跃。中午过后，我听到铁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啜泣的声音由远而近。走进屋，她张大泪眼，瞪视着我，冲上前，扑倒在沙发上，放开嗓门嚎啕痛哭。哭也许能使人得到某种解脱，我没有劝止妻；条件反射，我也淌下了泪。
一个多月前，我出差广州回京，途经上海时，潘接了我同到国际饭店十四楼，杜宣也在那里等他谈剧本的事。在车上，他说他要去北京，我说我们正好一起走，但他还有别的事，于是我单独回到北京。
过了几天，吴祖光来问我有没有见到小开（潘的绰号，我给他信时则称之为K），他说青岛寄来一封信，有两个人坐汽车赶到他拍外景的场地，要他马上回家取这封信。他认为必有严重的事，我当时也摸不清底细。接着，我看到有关潘反革命罪证的材料，同时报上以快速的步伐在第一版用通栏大标题宣布他的罪行。
妻放声大哭，把小儿子也吓哭了。孩子，你可会知道，那位在照相簿上贴着你照片的昨天的潘伯伯，今天已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了。
我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是为潘而流的吗？……
二、苦忆
往事如烟。根据公布的“罪行材料”，从时间推算，一九三九年夏秋以后，潘汉年已经是投了敌，当了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他竟能埋藏如此之深，隐蔽如此之密！
一九三九年日军滥炸重庆，《救亡日报》航空版的小印刷厂厂房炸毁了。为了解决工人的生活和迁厂问题，我几乎每天奔波于重庆的郊区乡间。一天，在小龙坎遇到一个朋友转达潘汉年的口信，他要我去香港搞出版工作。同时，一位姓郑的朋友也来信要汇一笔钱给我，我请郑把钱交给那时在香港剪辑新闻纪录片《抗战特辑》的吴蔚云替我购买幻灯器材。等我解决印刷厂的问题时，我的脑子也比较清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不可能让我搞宣传抗日的幻灯的。于是，这年冬天，我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遇到在仰光经商的哥哥。我告诉潘，他眼睛一转，突然问我：“你到仰光去好不好？”我笑笑摇头。他就对我谈他在仰光搞一个据点的设想。我介绍我哥哥和他见面，由我和蔡楚生当翻译。爱国主义加上革命道理，综合官话加双手比划，很快说通了，我和蔡只是偶尔作必要的补充。哥哥答允为我专开一家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哥哥离开香港时，潘交给他三个人——范长江、蔡楚生、陈曼云 （潘的助手，蔡楚生之妻，“文革”中备受折磨致死） 的照片，由他在仰光办理入境证，随后，我也离港经越南、昆明转乘飞机去仰光。
一九四一年春，潘打电报叫我去港，他告诉我：因皖南事变，周恩来为了保护留在重庆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国民党迫害，已从几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尽量到香港、仰光。他向我了解仰光的情况。当时已有一些人陆续到港，我们商量筹集了一笔开办剧社的经费，然后叫我乘飞机去重庆转回仰光。
我到重庆的次晚，孙师毅陪我去曾家岩五十号见了周恩来同志，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在我到仰光后不久，就陆续来了一些人。
之后，潘又来信说：“旅港剧人协会已演出了第一个戏，下次你再来时，可以看到金山演的《马门教授》了。”
一个投敌的叛徒、特务，关心这些干什么？ 难道这不正是他在敌人面前立功的机会！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潘又忙着撤退在香港、仰光的自己人。那时有好些和我这个据点素未谋面的人来找我，我的运输公司买卖兴隆 （后来，我在重庆《新华日报》春节聚餐时碰到这些顾客）。以后很久没有潘的确切消息，但对他的武侠式的传说，什么坐着高级轿车长驱直入敌方某要人公馆啦；什么敌方一个官员在大会上训话时，举目一看，他的上司——潘赫然在座，原来潘是为了一批军火的转运，只得冒险来找他，等等。一些熟朋友都非常高兴，也乐于传播。
哀思和忆念（2）
三、关切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我曾从新加坡到香港三次，其中两次我因事去过上海。潘汉年每次都托我带一些小东西，如雪花膏、小棉衣、线装书等等。我说：“带什么东西你别告诉我，但一定要装得妥善。”在过上海关时，我告诉关员有一些丝袜、衣料要报税，于是他忙着估价、填单子，我迅速过了关。
我在南京西路成都路口一座大楼内找到廖梦醒，又去看了陈曼云，把东西都交了（后来听说宋庆龄先生收到香港民主人士给她的联名信）。
一个投敌已###年的叛徒、特务，他干这些事究竟为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更大的图谋？
全国解放前的两年，我和潘有较多的接触。他的“流动办公室”设在九龙、香港的香港酒店、告罗士打等等咖啡座中，地点几乎天天在更换。每天总有许多各式人等来找他，一个接一个，从无倦意。谁也难统计他每天说了多少话。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着某一些来找他的人，一张张兴奋的脸用笑眼盯视着，听他侃侃而谈。我曾开玩笑说他像在摆测字摊，善男信女争相求问流年休咎之卦。我们一些熟人和排队的人时常在他的台子旁边另占三两台，用人墙来隔开外界，让其他人听不见潘在讲什么。他一天天更忙碌了，但他还要注意照顾一些同志的生活上的问题：
“唐，老任和老婆住在南国（地下党创办的旅馆，任后来接收一个重要的单位），恐怕需要一些零用钱，你明天给他送些钱去吧。”
“上海有个朋友介绍两个人来找我，晚上你陪我去交际吧。”
有一次，从郭沫若住所出来，我们走在九龙弥敦道上。他说：“形势逼人，看来全国解放的日子要比预期的快得多，你自己也要有个准备，将来你不可能再过那种像游侠似的、打抱不平式的革命生活了。” 我说：“我不懂做官，我还是想搞幻灯，在战地服务队和重庆都没有搞成，解放后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如果能通过小小的幻灯给农村做一些文化知识和启蒙普及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他到上海不久，在于伶给我的信末，加了几行字，说上海有一家幻灯厂，可以按我的希望工作，他催我速即动身。但那时，夏衍同志交办的一件事仍未办妥，去广州时陈沂、宋之的邀我参加部队的电影工作，宋告诉我，全军当时只有两三部旧放映机，我想在一个空白点工作，比较容易藏拙，我婉言函谢了潘（在我一九六二年同潘相处的谈话中，也庆幸那回没有去上海）。
“有人请吃饭”，他就利用我们当临时演员，包括丁聪、吴祖光、凤子、孙景璐、陈歌辛等，待我们吃完了饭，他的工作也完成了。
四、重逢
日月如梭，转瞬过了七年。时当一九六三年初夏，在东安市场的北门口，突然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影——董慧。我们双手紧握，眼眶内的泪花模糊了现实与梦境，也代替了倾诉不尽的语言。她告诉我，潘“释放”了，现在住在京郊一个农场的“小别墅”，那里可以种花，可以钓鱼，时常能够钓到大鲫鱼。潘被允许到市内探亲访友，但他怕带累人家，所以一直没有进过城。我约他们每个星期都可以来我家。我说：“什么影响、带累，反正就是这样；潘那顶帽子我戴起来不像样，自由主义的帽子比较便宜，送一顶还可以凑合。”
星期天，潘和阿董来了，带来了阿董去上海整理抄家剩余物资，顺便取来的两瓶陈酒和几条自己钓的鲫鱼。我把它放到水盆中去，每条鱼都吐出几片茶叶。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却相对许久无言，终于从鲫鱼与茶叶开始，潘说，在鲫鱼口中塞几片茶叶，可以多活两三个小时……
我们首先谈到一九五五年在上海的分别。他诉述他遭致入狱的前因以及当年的情景，他只强调自己的过失，表现了一个把一生献给了党的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他严责自己对人轻信，以致几乎陷入敌人的圈套，虽然他没有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在引来一些流言蜚语之后，他向陈毅说要到延安见毛主席。后来，潘到了延安，在杨家岭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正在看文件，他非常高兴，和潘握过手，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自己也举起一杯祝贺潘工作的胜利。潘说，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等到他离开延安时，他又深深后悔了。
五、预感
有些小事，可能说明潘的某种预感。
一九五三年我和妻到上海度假，他约了夏衍、于伶、叶以群、蔡叔厚等同志和我们在他家吃饭，饭后在一株玉兰花树下聊天。妻夸奖他的保姆，潘说：“介绍给你们怎样。”“你自己呢？”“我可能要调动工作。”“那你就带她去吧。”“我去北京得住集体宿舍。”我说：“部队的集体宿舍都可雇佣保姆，何况一般的机关。”我当时是只当他说着玩的。
走的时候，他送我一只烟盒和打火机，他说他要戒烟了。
一九五五年，那一次我们在国际饭店分别后，他到了北京。从此便入狱，不断地写材料，有许多不属于他、同他没有什么关连的问题，也都塞进他的案件中。
他说他几年中一直在写材料。经过反复核实、查对，后来，有位管这事的负责人向他说，情况基本查清。这位负责人劝潘安心休养，等候最后的批示。他还在农场为潘设便宴，请了一些有关的人，请他们对潘妥予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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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思和忆念（3）
他们曾在一个游人稀少的日子去逛颐和园，恰巧遇上了陈毅同志陪外宾在那里。陈老总亲切地问他一些简况，还说要设法催促一下。
六、董慧
董慧曾在女友间讲述江青在延安时代施展丑技的故事。那时她们住在一起，她曾劝过江青不要这样做。阿董错了，那女人的一生就是在扮演各种丑技。
反右、反右倾以后，人们心里的余悸震荡未已，像这一类的事，少说为佳。我劝阿董不要多谈这种无聊闲话，尤其是在外面。我所知的江青的胸襟是极狭隘的，前祸未清，不要再惹新祸了。
有一次在一起闲谈。潘汉年说：“阿董是最冤枉了，我犯了错误，关她什么事，她却也陪坐了几年牢狱，算什么名堂！”
革命冲洗掉这位大资产阶级小姐的铅华，自从投入党的怀抱以后，她永远是那样质朴、纯真。她说：“有人劝我和潘汉年离婚，就可以恢复党籍、职位。”她冷笑了一下：“为了荣华？ 为了富贵？ 我连生命也视若等闲了。”这么多年了，阿董的浓厚的广东口音还是没有改造好。
孙师毅坐在远远的地方插了一句话：“阿董，你是嫁错老公罚坐监，罪有应得，何冤之有，哈……”
人们说潘汉年是一个传奇性人物。董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香港一个大银行家的继承人之一，从年轻时在北平当学生参加“一二· 九运动”之后，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开始后，她从延安到
上海、香港。她回到“老家”，又打扮成原先的“小姐”，但她实际上却在掌管地下党的经费开支，而形式上则是她父亲的银行中一名兢兢业业的女职员。同时通过她广泛的社会关系，潘的一包包“小东西”从香港总行带到上海分行，还有一些取保、证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