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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化的今天，恐怕我们唯有遵循人类那些普世的价值观，并从普世的价值观出发研究问题、思考问题，才可能获得真知灼见。就以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言，通货膨胀也好，股市涨跌也好，不都是我们自身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吗？根本就与所谓的“阴谋论”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实在应当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伟大著作中去寻找灵感，而没有必要去读什么《货币战争》——这样迷惑人心的书籍。
当然，伟大的著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毕竟是少之又少的。我们读书也并一定都读伟大的著作。很多书都是值得读的。其实在我看来，即便是那些无真知灼见的书也是可以读一读的。作为出版人，我知道我们今天出版的大部分图书都还是多少具有阅读价值的。我所鄙夷的是那些貌似有真知灼见，而实际上是误导读者的书——《货币战争》也许就是这样的书。
（200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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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留给我们的启示
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之后，当代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于2006年11月16日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91岁。作为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宗师，费氏坚持开放市场和企业私有化的主张。他的理论曾经深深地影响了1980年代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形容弗里德曼是“学术界的自由战士”。
弗里德曼一生中曾经三次访问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他曾经针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我国领导人提出了“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建议。今天看来，我们所走过的并不平坦的改革开放道路，确实早已经为弗氏所预期。
当然，我们还没有理由陶醉于今天的繁荣与进步。一方面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可以说都是因为我们采取了弗氏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依然面临的许多问题，也与我们不能够彻底执行或者说拒绝某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关。
这不禁令我想到了最近备受社会批评的中国邮政的涨价举措。此次近似疯狂的大幅涨价行动，既没有事先举行过价格听证会，更缺少相关涨价的透明信息，中国的广大消费者（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只能够再次无奈和被动地接受如此不公平的结果。我们都十分清楚，无论采取怎样的涨价措施，如果中国邮政的垄断体制不能彻底打破的话，将不可能根本扭转其声称的亏损局面（是否真实亏损目前并没有第三方公正的审计和认证）。近日，“铁老大”——铁路行业也传出了全面涨价的消息，涨价的理由仍然是弥补经营性亏损。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点仍然是垄断经营的问题。
分析中国目前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严重垄断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与历史遗留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几乎全部是由于行政性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仍以中国邮政为例，由于其多年来对邮政业务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导致的结果是服务质次价高，且效率低下，消费者有苦难言。可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快递业务方面，由于有了私人公司的介入，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使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在北京，同城快递一份文件，私人公司只收10元钱，长期客户甚至可以享受到8元的优惠价格，而且基本上当日即可收到文件；而同样一份文件交给中国邮政快递业务，收费则要贵到20元，收件时间也不能够保证。据闻今年的中秋节期间，有人曾通过中国邮政快递业务邮寄月饼给亲友，直到中秋节过了许久亲友才收到月饼，邮政方面的答复竟然是“中秋节放假，没人送货”。
费里德曼早在上世纪的1988年就曾经郑重地告诫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依靠详细的集中计划的国家能够为它的大多数人民谋得较高水平的繁荣。相反，每一个使大多数人民都达到高水平繁荣的国家，都主要依赖自由私人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今天重温大师的话，我甚至想到应该因此为我们自己庆幸，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庆幸：庆幸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时间里毅然抛弃了曾经固守坚持的所谓“伟大正确理论”，而回归于自亚当·斯密以来便被文明社会视为普世的经济观、价值观；庆幸我们的国家直到今天仍然能够坚定不移地走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同样充满了崎岖和艰险，但却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2006年11月18日）
像克鲁格曼那样去思考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把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获得这一殊荣可谓是实至名归。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而此次克鲁格曼获得世界性美誉，其实与他在1999年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有重要关系。在这本书中他审视了发生于东南亚并蔓延至世界许多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一般称之为“亚洲金融危机”），并发出了世界经济将重现“大萧条”的警示。十年后的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如期而至，世界经济也面临衰退的危险，克鲁格曼的预言再一次应验。
我是在1999年年底接触到《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这本书的。当时，我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畅销书随便浏览而已，并没有深刻思考书中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经济虽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作为一个整体依然在继续增长着，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纷纷抛出“世界经济将保持长期的繁荣”、“黄金十年”的论调。在这种氛围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克鲁格曼关于“世界经济面临大萧条”的“异端邪说”。对照当今世界动荡的经济形势，重温此书，我在钦佩克鲁格曼真知灼见的同时，对书中的内容也多了一些理解和思考。
在书中，克鲁格曼郑重提出了“萧条经济学”理论。他认为，萧条经济学的宗旨是对“免费午餐”的研究。“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正统经济学中最言简意赅的金句。它指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想要多一样东西，就必须少要另一样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但是，世界上确实存在“免费的午餐”。在经济大衰退情况下，“只要我们伸出手来，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正像克鲁格曼在书中描写的情况那样：“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时，可以看到到处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有愿意工作的工人，却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有完美的工厂，却没有相应的订单；开设了商场，却没有顾客。如果某几种商品供大于求，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过去以后，整个世界的主流经济学都在对付通货膨胀的问题，克鲁格曼认为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对付衰退和通货紧缩。他援用“国会山保姆公司危机”的浅显例子，说明经济衰退的原因和应对的策略。在美国国会工作的150对年轻夫妇，为了更好地调整在家看孩子和出门休假这对矛盾，就组织起互助的“国会山保姆公司”。公司印制了一些临时票券，每做一小时保姆工作，可以得到一张票券；每请人看管孩子一小时，就付出一张票券。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没想到却出问题了。公司印制的票券是有一定数量的，因此当有人试图为将来的旅行积攒更多的票券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储蓄的票券会相应减少。时间一长，每对夫妇都要积蓄足够的票券，以方便自己外出时可以利用。到一定时间，流通中的票券就不够了，少到无法满足会员需求的程度了。于是，保姆公司的活动进入了衰退。公司解决问题的手段很简单，再多印些票券，让员工们感到票券供应充足，于是又开始舍得花费这些票券了。保姆公司重新良好地运转起来。由于保姆公司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印票券，就开始想法控制它们的流通。既然票券是保证员工在未来得到服务的权利，那么他就要为这个期权付一定的税。公司的做法是：当很容易找到保姆，但很难找到照顾孩子的机会，就降低票券的税率，鼓励会员增加外出，增加照顾孩子的机会；相反，如果难以找到保姆，就可以提高票券的税率，让会员减少外出。
让我们从故事回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来，国会山保姆公司就是一个缩小的经济体，票券印刷者就是中央银行，票券就是流通中的钞票。克鲁格曼认为经济衰退主要是缺少“有效需求”：太少的人消费实际的产出（照顾孩子的时间），因为公众作为一个整体都想积蓄现金（保姆票券）。针对此种情况，只要采取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中央银行多印钞票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克鲁格曼认为要遏制经济衰退，就必须制造一种持续的通货膨胀预期，即要人们认识到，在一个月后、一年后，他们现在持有的同等数量的货币能购买到的东西比现在要少。克鲁格曼强调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对经济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衰退中的经济；通过提高利率使经济降温。
克鲁格曼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他看来，应对危机的最佳办法就是刺激有效需求。因此，克鲁格曼反对布什政府目前推出的7000亿救市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旨在稳定金融市场，而不是刺激有效需求。
无庸讳言，克鲁格曼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争论，现在仍在继续，一时之间也难以判断出孰是孰非。但是，克鲁格曼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矛盾与周期性循环的视野，并因此两次成功预测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却是不容置疑的。“与骄人的学术成绩相媲美的是无畏勇气”，克鲁格曼尊重事实，不畏教条，挑战传统学说，并结合实际发展新的经济学思维和经济理论的勇气和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的结尾，克鲁格曼告诫人们：“在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更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
举一反三，联系我们自己今天面临的严峻经济现实，如何顺利渡过这场“世纪性灾难”，克鲁格曼那里或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
（200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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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权利与穷人的权利
我相信2008年的“两会”，有两件事将有可能被历史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今后*政治生活中的标志性事件。其一便是政协会员、内地女富豪张茵“为富人降税”的建言被许多人诟病；另一则是三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履行职责成为明星。
张茵女士的建言（议案）有三项内容：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是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三是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有些人之所以对张茵的建言进行攻击甚至反感，主要是认为张茵在为富人讲话，在为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维权。仅依我个人的判断，张茵建言的每项内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大利。比如第一项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见，事实上自从《劳动合同法》颁布那天起，就存在着很大的社会争议。华为、央视等众多大企业赶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量裁员，便说明了这一法律存在的严重缺陷。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而市场经济体制又刚刚初建的国度里，制定并实施过于倾斜劳方限制资方利益的法律，是不利于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的。设想如果资方（企业）谨慎用工，甚至撤资，最终伤害的是劳动者的利益。从民生的角度看，有没有工作干远比工作稳定与否、工资多寡更重要，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张茵女士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见，我倒是希望应扩大到全社会所有的企事业单位，也就是说应该全面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又比如第二项关于“降低富人税负”的意见，我相信不是富人的平民都有理由赞同张茵的意见。时下我国的个税不仅起征点过低，而且税率过高、税负过重，甚至为发达国家所罕见。在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完全有必要让全体国民，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实施降税政策，也有利于缓解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政府可能更愿意加息而不愿意减税，毕竟后者会减少自己的收入，而前者于自己收入却没有影响。张茵第三项关于“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的意见，看来同样是有利于国家环保政策实施，因为这样可以调动企业提升环保水平的积极性。这项意见之所以也让某些人不舒服，可能还是因为张茵的出发点是从自己企业利益考虑。
三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履行职责并成为明星。我更相信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固然他们背后代表了亿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但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参与政治经验的不足，所以他们的作用或许只能是“在各种场合为维护农民工利益大声疾呼”（新华网报道语）。尽管他们也发了言、提了意见，我们却没有发现他们提出了如张茵委员那样的于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有着实际操作价值的“真知灼见”。当然，对于他们我们有理由寄予更高的期望，毕竟他们对于亿万农民工的真实利益诉求，远比我们清楚和了解。况且他们的出现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政治开放与*进步。
现在可能最让我们困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张茵委员为自己及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提出的有价值并且明显利国利民的建言受到了许多人的诟病；而三位农民工代表为维护自己及广大农民工的利益大声疾呼，却受到了社会几乎一致的肯定与赞美？我们认为这需要我们全社会反省与思考。众所周知，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我们必须保证立法机构与民意咨询机构有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代表的参与，保证富人与穷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令我们满意的是，我们的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机构全国政协，近年来正朝着这样的方向不断发展着。2008年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三位农民工代表当选、参会并且成为“明星代表”受社会广泛关注，可以说是一个生动的证明。令我们尚不满意的是，富人利益群体的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张茵委员建言受到一些人攻击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过去，我们更善于剥夺富人的利益与权利，维护穷人的利益与权利；然而事实证明当一个社会不能够保证富人利益的时候，其结果只能是社会普遍的贫穷与贫困。今天如张茵一样的民营企业家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甚至是批量地产生出来；而且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还能如张茵那样以富豪的身份当选政协委员参与国是，这恐怕是我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恰恰证明了我们今天制度方面的进步。
就让我们像欢迎农民工代表发言一样欢迎张茵委员为富人讲话吧，因为只有更多的张茵出现，才会有更多农民工的机会。
（200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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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与“无惊奇规则”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主编弗雷德·哈亚特先生，在谈到该报社论立场的时候，指出他们遵循的是“无惊奇原则，也就是不会突然改变固有立场，没有“惊奇”。同时坚持独立性，支持自由贸易、*，和政府职责在于帮助最穷苦人群的理想等。
当然，弗雷德·哈亚特先生的言论是专门针对他们报纸社论发表的，但是在我们看来适用到做人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群体都是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的。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价值观与世界观，比如*、自由、*、济贫、宽容等观念是不唯某个人、某个民族、某个群体所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也可谓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或许也可以被认为是符合“无惊奇原则”的。
具体到富人与穷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除了拥有所谓人类共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之外，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比如，富人普遍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富人常常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者；而穷人往往更欢迎公有制度，因为穷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常常处于无助的地位。前不久，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法国工人在巴黎**，抗议政府将部分国营垄断企业民营化。事实上，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工人也常常对于自己所在的国有企业所实施的产权改革持消极态度。他们更愿意吃过去计划经济的“大锅饭”。
再比如，富人总希望社会保持现状、保持稳定，不愿意推动对社会更多的改革，因为富人多是社会既得利益的获得者，保持现状总是最好的选择。而穷人则常常是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因为只有改革，穷人才可能获得改变现状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英国，更多代表富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保守党，总是倾向于坚持传统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更多代表穷人和平民利益的*党和工党，总是乐于实施大胆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而且，在我国，最先发动改革的就是当时十分贫困的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由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我国今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应该还是来自于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不太可能寄希望于今天的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