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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中，人们一直相信冥冥之中是神在主宰这个世界的，人在做，天在看—在根本没有办法和能力与自然相抗的情况下，人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希望以诚意感天动地，博取天地的怜悯。就这样，禹殚精竭虑，别妻离子，在清晨和傍晚，面对山川河流默默祈祷，乞求着它们不要涂炭生灵，而要给人类以生活。与此同时，禹将谷物的种子分发给灾区的人民，供给他们有限的食物，带领他们进行局部有限的治水……有人推测，禹实际上不完全是在治水，他只是以治水为名，传扬着自己的名声，也弘扬一种道德操守，让人民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也以此来感天动地。不管怎么样，禹毕竟在治水上做了一些工作，虽然这些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天气的变化—天不再下雨了，洪水慢慢退了，土地重新显现了。人们走下了高坡，继续开始耕种。每一个人都把功劳看做是禹的，人们振臂欢呼，禹治水成功了！
《史记》中，司马迁记载的舜、禹、伯夷和皋陶之间的一场对话颇有意思：有一天，舜帝上朝，跟禹、伯夷、皋陶商谈有关事宜。皋陶建议说：如果能按照道德行事，谋划就会高明，辅佐的大臣就会和谐。以德服人就是要谨慎自身的修养，要有长久的打算，要使九族亲厚顺从，使许多贤人努力辅佐，政令由远及近，完全在于自身的德行。皋陶进一步阐述说：察验一个人的德性需要从他所做的事情开始，性格宽宏而能庄重，柔和而能独立行事，忠厚诚实而且恭敬，办事有条理而且认真，性情柔顺而且刚毅，正直而且温和，简约而不草率，坚强果决而作风踏实，任事勇敢而合乎义理，经常修明这九种品德，那就很好哩！
皋陶口若悬河地阐述“以德服人”的理论时，禹一直默默无语。舜对禹说“你也发表一下你高明的意见吧”，禹出人意料地低调，只是说：“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想整天努力不懈地办事。”皋陶问禹说：“什么才叫努力不懈？”禹这时候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一番“自我表扬”，说：“洪水浊浪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山冈淹上了丘陵，下面的民众都在从事治水的活动。我在陆地的时候乘着橇，山路上行进的时候穿着草鞋……同益一起送给民众稻粮和新鲜的肉食，也决导九条河流通到四海，疏浚田间大小沟渠流通到江河……”说到这里，禹又不失时机地把“三过家门而不敢入”的事情细细地说了一遍，然后又接着自我表扬：“生下儿子启我不能抚养他，所以能够完成平治水土的事功。辅佐形成甸、侯、绥、要、荒五服制度，国土的宽广达到了五千里，每州动用了十二个师的人力，一直开辟到了四方最为荒远的地方，建立了每五个诸侯国任命一个‘五长’的制度，各自的首领遵循职守建有事功。”
禹后来居上的演说感动了包括舜在内的所有人。舜帝说：“用我的德教去开导他们（蛮族），要靠你的工作来使他们归顺。”负责刑狱事务的皋陶也敬重禹的功德，下令让民众都效法禹，不按照命令中的话来做，就用刑法处置。一时间，禹的美德和名声传遍了九州，口口相传中，禹成为一个圣人，一个每个人都愿意顶礼膜拜的圣人。
明与暗 四
禹的名声就像天宇上的五彩祥云一样，闪烁着光芒。他的事迹被编成歌谣，在这个世界上传唱。不仅仅是中原了，那些偏僻地方的部落和诸侯也对禹表示出崇敬。禹已经变成一个神祇了。
不久，舜老了，舜同样以“禅让”的方式，将帝位传给了禹。禹的接替，在所有人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这时候禹的威信，甚至超过了舜。禹为帝之后，天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理，道德在弘扬，榜样在树立。禹以道德的武器，让四方八荒臣服—东南方的东夷集团归顺了，南方的苗鸾集团归顺了，西北方的羌戎集团归顺了……他们都倾慕禹的名声，对于这样一个道德完人，一个天生神力、连洪水都听命于他的神祇，有什么理由不顺从他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禹顺水推舟，俨然以天子的身份到南方各地巡视，并和各方诸侯约定时间到涂山相会。
那几日，来自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国君，也可以说是酋长，包括他们的随从，一同来到了淮河边的涂山。他们穿着华美的礼服，脸上画着饰纹，头上插着鲜艳的羽毛，带着珍宝玉器，前来朝见大禹。禹站在高高的涂山之上，面带微笑，像一个神祇一样低垂着眼睑，平静地俯视着大家。这些来自九州各地的人，能见到神话当中的禹，一个个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们心悦诚服地伏在涂山脚下，聆听着禹音乐一般的言语。禹会诸侯的那些天里，涂山脚下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呼歌唱，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地的芦笙、船夫的号子、南方婉转的民歌、西部高亢的花儿……完全可以说，这是一场“以德服人”的聚会，禹以他巨大的道德力量促使了各部落之间的融合。各路酋长纷纷到来，人们愿意接受道德的教化，就像接受阳光雨露一样。
可以说，禹当时竭力弘扬自己的道德和名声，肯定是有超出常人的考虑的。很明显，他是想用这样的道德教化和弘扬来凝聚人心，也达到统一的目的。那个时代的人是淳朴而单纯的，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理解力还停留在非白即黑的框框里，思维方式倾向于感性，也倾向于简单化。在这种情况下，在涂山之上，禹高高举起了这面旗帜，自然会引得淮河两岸一片沸腾。
一个以德服人的新纪元开始了，道德，就这样成为风中猎猎飘扬的旗帜，无数人沉醉于那样的传说中，也感动于那样的传说中。她呈现出金黄色的光芒，照耀着芸芸众生。禹第一次认识到道德的巨大力量，也感受到道德号召力的甜头。他开始专心致志于道德的教育与典范的树立了。禹很快下令收缴了各部落所有的铜器，用这些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九鼎的铸成，不仅使禹将权力神圣化，同时，也借机收缴了各部落的武器。禹让人在每个鼎上镌刻了各州的地理出产、珍禽异兽等，然后将九鼎运至宫中，号称是镇国之宝。各部落首领定期向禹王进贡时，都要向九鼎致礼。这九个鼎成了华夏的图腾和象征，禹自然也“一言九鼎”—一个带有明显专制意味的朝代，就这样具有雏形了。
也就从那时起，可以说，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坠入了一个误区，由于过于相信道德的感召力，人们重视和弘扬道德的同时，必定会忽略法律、自由、平等。道德的利用一直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性善说”，相信一个人能对自我进行完全的约束。后来的儒家思想，正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言，“修身”是前提，也是基础。如果一个人忽略这样的前提，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只是把道德的剑刃对准别人的话，那么，道德的旗帜极有可能会变成狼牙大棒，成为打击敌人排除异己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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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暗 五
不过有关禹的传说却如化石一样沉淀下来，先是口口相传，然后镌刻于甲骨之上，青铜之上，竹简之上，后来，等毛笔和纸出现，它们又呈现在纸上。一种思维方式也涌透在空气之中，让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呼吸吐纳。
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当上了帝。启死后，又将帝位传给了儿子太康帝。太康帝死后，将帝位传给了弟弟仲康帝……中国古代的部落制彻底地消失了，禅让制也变成了世袭制。最初由“禅让”而形成的“共和制”，就这样在禹手上变成了“家天下”，变成了专制的政权。这样的变化，不知道是不是禹深思竭虑所想推动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禹所做的一切，包括高举道德的旗帜，就像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
名与实 一（1）
关于管仲的故事，已是耳熟能详了。
管仲出生在淮河的一条支流—颍水畔，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颍上县境内。这一点，《史记》上有明确的记载。颍水发源于中岳嵩山，迤逦东下，流经河南登封、禹州、许昌、临颍、周口，流经安徽颍上、阜阳汇入淮河，为淮河第一大支流。管仲出生时的颍水河畔，应该更像现在的江南吧，春天里草长莺飞、鸟语花香。这个地方在管仲之前，也曾出过很多人物，他们在少年时努力求学，稍大一点之后，便去了附近的晋国、蔡国、曹国、燕国、齐国等地，读书、做官、做生意。
管仲的祖先姓姬，曾跟随周武王打江山。后来周朝分封诸侯，被封为管国国君，因此改姓管了。到了管仲父亲管庄这一代，家道中衰，管仲家也从山东一带移至颍水畔。不过管仲少年时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诗书、懂礼仪、会驾车、善骑射。成年之后，管仲开始外出做点小买卖，到过很多地方，也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对社会的现状以及大众心理很了解。这一段经历，对于管仲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这使得管仲在行为习惯上，讲究实际，不迂腐，有民间智慧和草根经验。
说管仲，就不能不提他的好朋友鲍叔牙。鲍叔牙也是在颍水畔长大的，少年时与管仲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又一同外出做生意。鲍叔牙对管仲很了解，也很包容。每次两人做生意赚了钱，鲍叔牙总是让管仲多拿一点，自己少拿一点。一些外人看不惯，说管仲贪图钱财，不讲义气，鲍叔牙总是一笑了之，解释说管子家境相对较穷，需要钱。管仲还当过兵，先后好几次参加战斗，但每次都从战场上逃跑。人们说管子贪生怕死，鲍叔牙却为管仲辩护：管仲不是怕死，而是家中有老母要赡养，不得不这样做。管子也曾好几次当过一些小官，但每次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解职。人们都议论管仲没有贤德，鲍叔牙却铮铮辩白说，管子不是没有贤能，是没有遇到好机遇。
大约是做生意没赚到什么钱，当兵也没获得什么利，管仲和鲍叔牙一同来到了齐国。一番辗转之后，二人由于学问高深，很快受到重用，分别担任当时齐僖公两个儿子纠与小白的老师。不久，齐国政局陷入动荡之中—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欲杀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小白。公子纠和管仲避难逃往鲁国；公子小白和鲍叔牙逃往莒国。齐襄公执政后荒淫无道，一直跟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通奸，文姜嫁给鲁桓公之后也不中断。齐襄公与鲁桓公因此发生了角斗，鲁桓公被齐襄公杀死。接着，齐襄公也被杀。群龙无首的局面下，管仲带着公子纠，鲍叔牙带着公子小白日夜兼程赶往齐国，谁先赶到齐国，谁就会成为国君。聪明的管仲想阻止小白回齐国，便带着一小队人马阻截小白。当小白路过时，埋伏在那的管仲开弓射中小白的腰带玉钩，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中装死。管仲见小白倒在车中，以为威胁解除，便和公子纠不紧不慢地回齐国。谁吃小白风雨兼程，先到了齐国，当上了国王。
接下来的故事，更体现了管鲍之间的友谊—公子小白在成为齐桓公之后，想杀管仲报仇。鲍叔牙挺身而出，力劝齐桓公不仅不能杀管仲，而且还要重用他。鲍叔牙说，管仲有经天纬地之才，不可多得，只有他，才能使齐国变得强大起来。在鲍叔牙的力荐之下，齐桓公没杀管仲，还任命管仲为齐国的相国。
名与实 一（2）
管仲当上相国之后，整肃秩序，力促经济，三年就使这个边陲国家民富国强，初见成效。此后，齐国变得越来越强大，齐桓公也顺理成章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不仅成为春秋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成为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思想最开放的国家。这个国家呈现出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氛围，齐国专门设立一个“稷下学宫”，以极高的礼遇招揽各地人才，让他们自由发展学派，平等参与争鸣，形成了当时学术思想的一片繁荣景象。稷下学宫不仅成为齐国的智力和人才仓库，甚至成为当时最大规模的中华精神汇聚地，也成为最高等级的文化哲学交流地。
执政数十年后，管仲卧病垂危，齐桓公来到管仲病榻前，询问管仲对诸大臣的评价，看谁更适合当相国。桓公问：“鲍叔牙如何？”管仲答：鲍子是个正人君子，善恶过于分明，如果仅仅是好善尚可，但他记人一恶，终身不忘，没有人能容忍得了。管仲虽然跟鲍叔牙私交深厚，但仍实事求是向齐桓公阐述了鲍叔牙思维直观的缺点。齐桓公又问：“隰朋如何？”管仲答：隰朋不耻下问，过家门而不忘国事，是很好的人选。只可惜他与我形同喉舌，我一死，他恐怕也活不了多久。
这时候日益昏庸的齐桓公最宠幸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把自己儿子杀了让齐桓公尝人肉滋味的易牙；一个是背弃自己祖国和父亲的卫公子开方；再一个就是为了亲近讨好齐桓公阉割自己的竖貂。齐桓公很想三选一接替管仲的相位，他试探管仲对这件事的态度，管仲明确表示反对。
齐桓公问：你看易牙这个人怎么样？
管仲答：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
齐桓公又问：你看开方这个人如何？
管仲答：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
齐桓公再问：那你看竖貂这个人行不行？
管仲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
管仲不同意的理由都是“非人情”—在管仲眼中，这三个人的行为，违背了人之常情常理。一个人，连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都会背叛，肯定心术不正，图谋不轨。这样的行为，当然得让人警惕才是。
由于管仲的强烈反对，齐桓公只得拜隰朋为相。隰朋当了一年相国后去世，齐桓公又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在当上相国的两年，眼见得齐桓公日益昏聩，天天与易牙等人厮混在一起，不由愤愤不平。鲍叔牙死后，易牙等三人更是各树其党，争权夺利，根本不把年老体弱的齐桓公放在眼里。最后，一代霸主齐桓公孤零零地饿死在深宫，十数日无人收尸，齐国也陷入了动荡和战乱之中，国力一天天变得衰弱，由管仲创造的辉煌也走到了尽头。
纵观齐国的盛衰历史，可以说，管仲是一个成功者。这一点，管仲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都不一样，他能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个人，能亲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如种子一样，生根、开花，并且结出累累硕果，应该是一件殊为欣慰的事情。
名与实 二（1）
那么，智慧的管仲在齐国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使得这个地处海滨、偏僻又狭小的齐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大国的呢？
中国文化向来是喜欢贴标签的，比如把谁看做儒家，又把谁划为法家；或者把什么归结这个主义，又把什么纳入那个思想……好像标签一贴，万事皆成似的。然后，就按标签所贴，用一种僵死的概念来诠释，根本不愿意尝试顺着事物的纹理和规律去探索。这样的方式，使得人们在遭遇管仲时碰到了难题—这个来自淮河岸边的人，他的思想和手段到底归于哪门哪派呢？他的主张似乎兼有各家的影子，又似乎不专属哪家—他尊重人性，道法自然，像道家；提倡道德，讲究秩序，像儒家；重视法治，刑律严酷，像法家；同时，他在用兵上神出鬼没，法无定法，又像极了阴阳家……也正因如此，任何一派都不好意思将管仲奉为他们的祖师爷或者纳入他们的范畴。
管仲治理齐国的方式和手段，同样给人们带来诸多疑惑。管仲所做的一切，根本就是“无门无派”—相比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管子的思想一点也不具有浪漫的成分，也没有理想化的成分，他很少提一些纲领，不像儒家那样热衷说教；他似乎从不按规矩办事，而是如商人般唯利是图。管仲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国家的稳定与秩序，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都必须建立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要想实现这些，就要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积累资金……这些，在当时，乃至后来的中国文化的主流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事。
让人们无法把握和首肯的还有管仲的私德，以及他做事的方略和手段。在人们看来，不仅仅管仲弃公子纠而投公子小白，算是道德上的一个污点，而且，管仲为了齐国的强大，可谓心机用尽手段用尽，很多手段，都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比如：管仲为了鼓励商业，竟在淄博设立了七百处“女闾”，也就是妓院。这样的方式，又让道德保守的儒家“瞠目结舌”了……如此情境之下，也难怪管仲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了。
管仲就这样成为一个让人费解的人。其实哪有什么费解的呢？很多时候，认识上的隔阂与框框纯属“庸人自扰”。现在看起来，管仲的执政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天地，尊重人心，尊重人们的需求，也遵循人们的欲望。这当中有道家的成分，也有浓郁的民本主义的思想。管子的出发点是“与俗同好恶”，其实就是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办事—既然人性当中皆有“求利远害”的自利之心，为什么不因势利导以人心的走向来制定国家政策呢—这样的方式，似乎又有点*社会以及现代经济的影子。不过，管仲所做的显然又不是放任不管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相反，他的政治经济措施不仅具体，而且严酷，比如强制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政策，使士、农、工、商各归其所，聚居一处，世代相传；不准百姓随便迁徙等。这一方式，又具有强硬的国家管理模式—从这一概念上说，管仲又像法家。至于提倡道德，对农民推行减税政策，有效地保障农民利益；在军事上不主张滥用兵力，奉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又跟后来孟子大力提倡的“王道”有几分相似。显然，这又具有儒家的成分……现在看起来，当年的管仲就像是武术中的“自然门”，他是无门无派的，他的一招一式，都是从具体情况出发。他不是儒，不是道，不是法，不是墨……他什么都不是，但管仲所做的，似乎又带有这些门派的影子，他只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每招每式，都能击中要害。这样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最切合实际的方式。
名与实 二（2）
后来，孟子把儒家学说的核心归结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