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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在中国，“家国同理”，“治家如治国”，家族制不仅在家族组织中存在，而且是一种一般的组织原型。不管是民间组织还是政府组织，无论是基于血缘联结，还是依靠地缘、同乡、同事、邻里故旧关系形成，其内在结构和运转规则都具有家族制特征。家族组织基本结构、运转逻辑及其相应观念渗透、融化在其他社会组织中，成为中国最具典型性质的组织原型＇8＇。
个人生于斯，长于斯；托祖宗庇佑，求造福子孙；与家族同荣辱、共命运；精神支撑、宗教情怀遥寄先祖，寻常喜怒哀乐荡漾于血缘亲情。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人努力奋斗之所为，是中国人信仰情感之所依。
中国家族组织中，在个人行为和个体追求层面，家国情怀成为一个鲜明特征。从启蒙教育开始被告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到对上要光宗耀祖、对下要造福子孙的责任，再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现实感悟，从“家”到“国”，无不体现出血缘亲情、家国情怀的人际纽带和归属认同作用。
家国情怀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导向和特征，也构成中国组织中人际结合的重要纽带和精神凝聚的核心理念。家国情怀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心理深层次密码之一，有意识无意识地支配着中国组织和中国人的行为。时至今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厂为家”、“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族”，等等，家国情怀仍然是激励人心、凝聚精神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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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基本途径
塑造“人”的管理
由于“道”在寻常日用中，做事无非领悟、体会事物内在的“道”，使人的行为符合至道，达到“游刃有余”。做人要紧的是修身养性，恰当处理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天人合一”至善境界的过程。做事做人沿着“中庸”、“和合”、协调一体的思维向度努力，而非专业分化、人事分离的导向。做事就是做人，举凡渔樵耕读、商贾官宦、三教九流，无非维持生命、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的过程。做事的要害在于做人。“身教重于言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传统中国观念中，做事的人的品德、行为要比做事的方法重要得多，人格、道德修养方面的提升远比物质、事功方面的成就有价值。
因此，中国的传统管理重心在于“人”的培养、塑造，以对“人”的管理为中心，通过对人的管理达到事功、人性塑造和组织和谐协调的统一。
管理首先是培养人、塑造人，塑造人是解决管理问题的根本。没有塑造人作为管理的基础，其他方面的管理最多做到事倍功半，或者做到了也是无意义的。
为了塑造人，有效解决、协调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传统管理充分发展了“人事”方面，发展了一整套管理人、融洽人际关系、解决人际冲突的方法和手段。从“忠孝节义”、“用人之道”、“情理交融”，到如何处理、调节人群社会、生产活动以及个体身心，以维持和延续组织生存，成为中国传统管理的主要实现途径和显著特征。
总而言之，“人”成为中国人管理的起点和归宿。传统管理方式由“人”这个起点出发，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走向组织生存延续的实现。管理就是管人，做事就是做人。管理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塑造人。
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中，“管人”的核心在于造就人。
一般而言，约束、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主要有三个层次：习惯、道德性行为层次，职业规范层次（历史上主要是官员职守和政治规范），信仰意志层次。相对于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尊重个性前提下的层次分化，中国传统管理方式讲求全面地、上下一体地、一以贯通地塑造、造就人。在传统中国观念和管理中，人是从一开始就被全面形塑和彻底造就的。道德化管理强调个人自身内在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管理过程更多依靠道德感化、榜样和楷模的力量、“身教重于言传”。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宗教化管理强调的观念、思想统一结合起来，构成中国传统管理规范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特征，这些特征与管理中的职能培育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传统管理方式特有的“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的塑造人和管理人的特有方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方式以“道德修养”、“职业操守”和“精神信仰”内在统一的基础和逻辑贯通，把家族血缘基础上的“孝”和社会政治、政府组织职业规范层面上的“忠”，乃至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家国情怀”融汇、凝聚为同一的逻辑和精神指向。从个体道德培养、品德育化开始，到读书为官、进入社会后的职业规范、操守，直到精神所寄、情感所依，都纳入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宇宙观、人生观指导下的人生理想追求当中。由此导致中国人出生伊始便潜在地是儒家理想人格认识中的“人”，应该，也只应该成为符合儒家理想人格标准的“人”。中国文化从道德习惯、职业操守、精神寄托三个层次，全面封闭地、一以贯通地、无可逃离地安排好了人的来世今生，形成文化、管理对人的全面支配。管理无非是一代又一代地培养和造就这样的中国人。
这种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塑造人的方式与西方大异其趣。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也存在塑造理想人格的文化指向，但东西方理想人格的界定和指向不同：西方是在上帝和人类构成的世界中，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理想人格；中国文化中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情境下人世家园中的理想人格。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中的人性塑造，是“与自然和谐”观照下的人性塑造；是面向群体的人性教化，利于管理；具有人性内在契合、圆通的特点；它不是灵与肉的对立，是需要、理性、情感、信仰的适当发展和融通，具有未来导向、人性引领特点。在适当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的基础上，中国传统塑造人、造就人的方式，或许是兼顾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意义上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3。4制度特征（1）
宗法等级制度
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就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古老的氏族传统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50＇。
宗法制度，规定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
宗法制度重家族本位。宗法制度中强调以家族为本位，因此其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维系宗族利益的严密宗法观念下，个体被包围在家族群体之中。因此，个体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自己对家族的责任与义务，即所谓的“人道亲亲”。在这种对宗族关系极为重视的传统观念作用下，中国社会就产生了一个由家庭扩展到家族再到宗族的联系缜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儒家伦理的改造，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儒家思想中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序的理想社会景象。
宗法制度突出父家长的家族核心的地位。随着父系血缘的确立，父权统治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一个重要而突出的特征。在宗法家族中，父家长高居全体成员之上，是一家之长、家族的核心，掌握着治家的权力，对整个家族进行支配。父家长统治下，“讲孝道，重权威”，确立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儒家思想进一步将其道德化，“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孝”成为封建宗法家族中最根本的礼法，并靠它来维护父权在家族中的统治地位，而宗法家族中的个体只能服从和依赖宗法群体的权威性。
身份与角色
血缘宗法等级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组织本身就体现“尊尊，亲亲”的家族特征，其组织天然附着权威、等级，对制度约束的个体首先要求的是这套道德标准，即作为“家族”组织中的一员，要首先明白自己在“家族”中的身份、责任和义务。其次，才是自己在组织中所从事工作的职能要求。中国传统管理在组织制度上，也就表现出道德与职能要求相融合的特征，通常对道德的要求更是重于职能要求，如在招人、选人过程中，德才兼备而德为先。
传统组织中的个人首先要遵从家族等级、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管理者一贯强调自身修养，强调正己正人、内圣外王。而被管理者也要注重内在修养、内在教化，追求个人的自我完善。这样，传统管理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促使个人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按照道德约束来形成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组织的各种关系。从这一点来看，传统管理制度强调的是自律。
传统管理强调管理者的“修己安人”，强调个人的“克己复礼”。“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自律与和谐的管理方法。“修己”即管理者要按照符合社会道德的规范自觉地约束自己，自己成为道德表率，靠“言传和身教”、借有形的教育和无形的感化影响被管理者的行为，从而达到管理上“安人”的目的。老子曰“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能够放弃自身的、眼前的利益和局部利益，才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在道家的“无为”思想中，强调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按照“克己复礼”的自律原则，个人要通过克制自身的欲望来实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状态。
3。4制度特征（2）
传统管理希望通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律，来实现组织存续的目标。以自律的管理逻辑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管理境界。
现实的管理过程中，仅仅依靠外在的规范、条例、程序、标准约束人的行为，只能达到有限的效果。它可以从外部借助于激励的压力迫使人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要使外在的要求变成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使个体不仅迫于压力，而且从心理上、观念上认同管理上的要求，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正人必先正己”，在严格执行管理制度、规范的同时，管理者能做道德规范的表率，能着眼于全局、未来的“私”，抑制、约束个人的“私”，创造人人自觉自愿努力工作、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管理氛围，才是理想的管理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靠着这样的管理方式，人们为了民族利益牺牲自身利益，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下利益，达到了许多靠纯粹外在规范力量难以达到的目标。
个人行为规范
传统家族组织内对人的行为规范要求，我们可以抽象为“克己复礼”。
“礼”主要是指周礼。简单地说，周礼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礼，周礼是在家族组织和血缘关系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管理体系，是以尊卑长幼、上下等级为核心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揭示了“礼”的规范下的社会结构和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克己”，要求从自己出发，通过对个人思想、观念、行为的约束，以达到“礼”的要求。克己就是修身，使自身加以克服于礼。
传统家族组织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是通过身份来决定的。人的自我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身份来体现的，人没有独立的自我，更不会过分强调与表露自我。
依据血缘关系和差序格局，一个人从自身出发，推演出围绕自己展开的关系结构。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既有纵向的等级权利关系，也有横向的远近亲疏关系，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中，一个人的身份被确定下来。
与个人的身份相对应的是一整套行为规范，也就是个人对自身的品德修养的要求，达到身份的要求。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来达到“内圣”。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一旦遇到问题，会反求诸己而不外责。
身份的决定性导致了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个人依赖组织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发展和荣辱都与组织的发展存续息息相关。个人会掩盖个性，以尊重、维护家族的伦常结构。由此造就了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特点，不强调个人权利，而更强调个人对家族的义务。个人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为了家族整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
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已经浸透到中国人“习焉而不察”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中。等级序列对个人的要求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待上级强调“忠”和“孝”。关于“孝”，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这样阐述：“人之全德为仁，仁之基本为爱，爱之源泉，在亲子之间，而尤以爱亲之情发于孩提者为最早。……故曰：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揭示出“孝”是对一个人内心来说各种修身、养性的道德要求的开始，由“孝”才能推出对国和天下的责任。同时，“孝”也是维护家族组织存续的基础，由于“孝”，人们拒绝流动，使家族组织这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得以强化。而“忠”被看成是“孝”的延续，是把“孝”置于组织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表现。“忠”“孝”是内在一致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3。4制度特征（3）
其二，对待下级讲究“德”、“正”、“信”。处于等级次序中高一级的个人，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以德为核心和根本来要求自己，而对待下属，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依赖德治达到目的。而要实现德治，也要求上级或者管理者具备“正”的品质，“政者正也”，正己方能正人，才能产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效果。而这种德治，也伴随着“信”，一方面是上级自身的信，“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另一方面是对下的信任和放权。
其三，对待平等地位的他人追求“义”。个人对待平行结构的其他人以“义”为行为标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朋友之间“近于礼，远耻辱”。
制度实现：情理交融
中国传统以人文精神和非理性主义为特点，故十分注重伦理道德、人际关系和情感意志。因此，中国管理常常采取“情、理、法”的管理次序，而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齐之以法”中，又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理讲不通，迫不得已才动法。
在中国，“家国同理”，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百姓的“严父”，“天下一统”是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中心是“礼治”，礼的核心是“仁”，“仁”的要义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
“礼者，履也”。“礼”的实现，不仅仅停留在理性层面，而且渗透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居家日用、饮食起居中。传统儒家以人性的情感心理作为出发点，以亲情作为中心和前提构建社会的一切，由伦理而引申到政治（“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再引申到宗教（三年之丧、祖先崇拜等）。从而，“孝悌为仁之本”不是理性哲学思辨的结果，也不仅是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规范，而同时是营造某种感性心理的情理结构。
这种情理交融的人性，是一种包含情绪、欲望，又和理性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复合物，基本上是以情—理为主体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它不只是由理性去控制、引导、支配感性，更重要的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合情合理”，是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和渗透，贯通和统一。
因此，“礼治”既要求具有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分工专职的金字塔形的组织框架及其管理、控制过程，也要借重亲子情、朋友义、同学谊、同乡恩等这样一些情感化的因素去规范、融通和实现。
汉董仲舒开始，中国社会管理逐步建立了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考核、推荐而构成的人才管理和文官体制，这种体制既包含了正式结构的一面，也包含了非正式结构的一面。科举制度、文官制度与各种亲族关系和人情关系交织成一张张复杂的情理交融之网。
中国人经商注重“礼尚往来”，注重同乡、同事、同学、邻里故旧等感情的培养和维系，饮食文化、酒文化发达而不厌其烦，看重各种暗示的心理作用，其内在的感性化、情感化管理规范是重要原因。
领导规范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在领导与控制方面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素质修养
从素质修养的层面来说，中国传统管理方式特别强调对领导者个人素质的砥砺和个人修养的要求。只有施行仁爱的领导人才能成功地带领和凝聚一个集体并带来有序的管理，而要具备这一品质就必须努力培育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传统儒家思想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认为只有个人修养上去了，才可以管理好一个家庭，进而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使天下达到太平。因此，领导者的素质与修养就成为管理活动中的关键要素，对于领导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述对待上级的“忠”和“孝”，对待下级的“德”、“正”、“信”，对待他人的“义”，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和修养。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