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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本目标——族群利益至上，族群延续至上
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家族组织的凝聚力强，个人依赖于家族组织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发展、身份都和家族组织的存续发展息息相关。在这样的关系约束下，族群利益高于个体利益，族群的持续发展是家族组织最基本的目标。
个人自身也压抑、掩盖甚至贬低个性主体，以尊重、护卫族群的伦常结构。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不强调个人权利，而是更强调个人对家族的义务，人们似乎不为自己而存在，为了家族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3。信仰——祖先崇拜，重生重情
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信仰，没有类似上帝的外部力量约束人的心灵。一方面，中国人把精神寄托于对祖先的崇拜。这种崇拜为个人树立了行为的标准和榜样，也使个人形成了学习先人、追求“内圣”的人生理想。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没有上帝和人这种两个世界的存在，中国人更加注重现实和人际感情。人们不相信上帝审判或者来世天国之说，于是人从理智到情感、从现实到观念都处在以家族组织为基本纽带的人际网络中。中国家庭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建构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亲情是人生最珍贵的情感之一。这使中国人产生轻集团生活而重家庭生活的观念和以家庭、亲情为中心的伦理。
2。3由家族到社会——家族组织的基础性
家族——社会——宗教
悠久和深厚的“家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突出特征。家族及家族伦理不但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宗教信仰的基础因素。
“家文化”特别注重家族之间的亲情，追求“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悌”、“长惠幼顺”的境界，强调“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为了维护“家”的稳定利益、声誉和永续存在的发达兴旺，中国传统家族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约束父子、夫妇、兄弟及其亲属关系，并形成了几千年一贯的宗法式的“家族主义”行为规范、观念体系和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是：以父系单系家长权威为轴心，形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族亲情关系，以及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等级秩序。在这种文化里，每个家族成员都依附于家，视家为根，都对家的利益、声誉和兴旺负有责任，并且对家的责任胜过所有其他责任。在家族群体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一旦超出这个圈子与“圈外人”交往时，信任感便会逐渐减弱乃至消失。这种传统文化体现了强烈的人际等级意识和族类意识，内具亲和力和凝聚力，外具排异性和分散性。它的信任感仅局限于家族范围或“自己人的圈子”里，而不扩大到非亲非故的交往关系中，因此社会信任度低。
正如费孝通所言，我国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呈波浪状扩散的差序格局，由此形成亲疏有序、远近有别的人际关系网络。家族观念在人们心中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厚而浓烈。传统儒家以家族血缘伦理及其观念体系为中心和前提构建社会的一切，由伦理而引申到政治，再引申到宗教。从本质上来说，家庭血缘伦理（亲子之爱、兄弟之爱）、社会政治伦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宗教观念（三年之丧、祖先崇拜）三个层次是内在同构的，即遵循的是一套逻辑。道德规范、政治行为规范成为中国管理传统中的重要规范。道德约束强调个人自身内在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道德约束与政治行为规范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宗教信条强调的观念、思想统一结合起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塑造人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特征。
之所以会呈现这样一种特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多年来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基础，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活实践和家族组织形式得以稳定发展，同时要求家族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其他特征扩张到其他的社会组织中去，使得家族血缘关系和形成的人际情感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李泽厚语）。
组织基础与基本观念的统一性
构成传统管理基础的基本观念和家族组织，具有内在一致、价值契合、互为印证、强化的特征。
一方面，家族组织内在的血缘基础、等级系列、伦理规范，与“天人合一”、“中庸”、“和合”、“阴阳平衡”等基本观念中体现的“天道”、“人道”——自然、社会的内在规则和秩序遵循的是统一的规则或“道”，家族组织构成的纽带和秩序规范暗合了“天道人道”。家族组织是基本宇宙、人生观在人的群体、组织中的载体和体现，维护家族血缘伦理规范的同时，也是遵循、强化、维护“天道人道”的过程。由此，家族血缘伦理及其规范便由自然种群基础上形成的解决和维持人际矛盾和冲突的规范，上升为符合宇宙人生内在规则、符合“天意”、具有哲学意味和命定性质的法则。
另一方面，中国先祖形成的基本观念，作为对宇宙、对人生的基本认识和信念，不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要体现、贯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关于“天人合一”、世间一切无不受自然之道支配的认识，关于阴阳相生相克、变化生生不息、取“中”用“中”的变化规律和行为信条方面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基本观念一致的儒家有关积极入世、尊崇祖先、忠孝节义等一系列行为信条，要体现、贯彻到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去，首先要贯彻、体现到须臾不离的日常家庭生产生活中去。家族血缘伦理秩序的形成、维持、强化，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同构的社会政治伦理和宗教观念，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在基本观念基础上构建基本组织单元、构建社会、获得信仰寄托和情感皈依的努力、“社会性事实”和意义投射。
这两种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印证和强化，形成中国文化中自然和社会、现实世界和观念世界、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高度一致、一体的整体性和完成性，成为一种一般的、独特的文化类型。
中国传统的管理，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中，受其中基础和内在规则约束，同时又巩固其生存基础，实现和强化文化的规则和精神的管理。
归结起来可以认为，家族乃中国传统管理最基本的渊源和集大成者。家族既是自然血缘关系基础上生成的结构化、制度化形式；也是“情理交融”意义上理性、自然性“融会贯通”的组织形态；同时还是表现为祖先崇拜、家国情怀，与基本观念契合的“意义象征”系统。家族本身，建立于最基本的自然关系之上，是一套理性系统，具备生产生活功能，它把理性和感性熔于一炉，自我生成目标和相应管理规范，同时也提炼升华出相应价值意义，既是意义之母，也是意义之体现。家族是中国式管理总根所在。
2。4传统家族组织规范确定的“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存在类似西方文化中的独立个体。传统家族组织规范约束下，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通过身份来决定的。个人自我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身份来体现的，没有脱离家庭和社会伦理格局的独立自我，只有格局、秩序中的人和身份规定了的人的行为。
与个人的身份相对应的是一整套行为规范。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来达到“内圣”。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一旦遇到问题，会反求诸己而不外责。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人有深刻的等级观念。这种伦理秩序不仅是确定个人地位、价值、应当行为的一套规范，而且上升为一套一般的尺度和标准。尤其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排出个高低，找不出等级格局中的位置，就会无所适从，必先定上下而后安。对上应该以“孝”和“忠”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对待家族组织，主要的原则是要“孝”；对待国家的基本要求是“忠”，强调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对下则应该仁、慈、德、爱。
对待平行结构的其他人则讲求“义”，“四海之内皆兄弟”。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是人生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径是一代又一代士大夫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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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管理目标
中国传统管理以维持组织生存为最高目标，追求组织的稳定、和谐和长治久安。组织稳定和社会稳定，高于其他一切价值。
以维持组织生存为最高目标，是由中国传统管理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以及思想观念基础所决定的。传统的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其存在与维续主要是为了保证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商品经济不发达，以资本增值为基本追求和内在动力的机制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反倒是一切视为自然之赐、安于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追求内部的伦理和道德秩序，强调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家族的兴旺发达、传承永续成为家族的最高理想。传统的“天人合一”、“中庸”、“和合”等为特征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不可能去改变天命，不可能超越自身局限性。维护社会与组织的稳定与和谐成为文化的基本导向。这种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物质、组织和观念基础，就使得建立于其上的中国传统管理确立了维持组织生存的最高目标追求。
这种目标追求，使得稳定成为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追求，其他的价值只能在稳定的框架内起作用。同样，功利性的追求，个人权力支配，都只能在符合组织稳定和帝国长治久安的框架内有限地起作用。
把组织的延续和生存作为管理的最高追求，在管理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逻辑或伦理必然是协调，是组织的延续本身。“治国安邦”、“长治久安”、“丰衣足食”，等等，中国人口头笔端使用频率极高的这些表述突出反映了这种特征。
在这一目标下，中国传统管理成为一种相对于西方“功利型组织管理”的“维持生存型组织管理”。稳定、和谐方向的努力和积淀非常丰富，而效率、功利追求的手段和工具非常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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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核心价值（1）
全局为重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是一种“全局为重”的整体化管理方式，强调把握管理活动的整体，把全局作为权衡考虑的起点和归宿，关注全局的平衡。
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全局为重”的价值观念首先表现为赋予全局以考虑的优先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管理强调谋划和行动应该从“大处落墨”、从根本性的整体布局着手，这是中国传统管理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突出特征。只有首先“总揽全局”、“先立其大”，在大的方面把握住了，才能正确地展开其后的行动，获得对局部“高屋建瓴”的把握。
其次，“全局为重”的价值观念要求在考虑局部问题时，始终应该以全局作为局部行动的指南，并认为局部行动的效果取决于全局，局部行动也只有在全局的谋划指导之下才能起作用。这种价值观推崇和鼓励“顾全大局”的行为，并强调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舍车保帅”，牺牲局部的利益，以维护全局利益和整体的发展。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尤其反对那种缺乏全局眼光、为了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行为，所谓“因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都是针对那些眼光只看到局部、不以全局为重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在整个管理活动中，传统管理方式是以全局作为考虑问题的重点和具体实践的重心的。
全局平衡是全局管理另一种表现，即从全局平衡着眼，看待和处理差异、矛盾、和冲突，懂得运用“物极必反”、“矫枉必须过正”、“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之类的反映事物发展演变规律的易学智慧去处理、把握组织管理中力量消长、此起彼伏、动态演变中的全局平衡。
中庸适度
中庸适度，是传统中庸观指导下的管理准则。“中”是上下之间的贯通，是对立两级的通和；“庸”是用，是把握、处理、调节的至艺。中庸适度强调的是，在管理活动中处理各种关系时，不去追求拘于一端的是非对错，认为正确的事物之道在即彼即此、非彼非此、贯通彼此的“中和”中。
中庸适度不是简单的取平均值和中间值，而是一种酌情增减、随物赋形、把握平衡的艺术。中华传统观念认为道在“中”，而不在任何一个极端，矫枉过正也是为了求得“中”。外在环境瞬息万变，管理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复杂多样，不可能执手一端或以一种无条件的绝对原则可以一劳永逸地处理这些变化着的关系，随着情境的变化具体地把握这个“度”，才可能跟得上问题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它既排斥了片面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带来的盲目和僵化，又排斥了一种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假中庸。建立在一种动态性基础之上的中庸适度包含了丰富的管理智慧，是中国传统管理中最为独特的一个特征。
具体管理过程中，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各方面，包括个人行为中也渗透着这种“中庸适度”的管理规则和信条。“抱中守一”、“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中国管理过程的标准和规范，是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凡事要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在个人行为观念上，则表现为凡事不为先、“出头的椽子先烂”，“外圆内方”之类的人生哲学和行为方式。
然而，片面的一味的中庸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官员、管理者都能达到“天人合一”、通晓万物、“化育天地”的认识境界和行为层次，由于传统中缺乏独立于“礼”之外的理性制度框架，在认识有限、运用能力有限的管理者手里，中庸很多时候流变为是非不清，“纲不举，目不张”，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框架；另一方面，中庸之道与“礼治”、“德治”的制度性压力和情感性压力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性和个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8＇。 。。
3。2核心价值（2）
求同存异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中的和合观主张在追求整个管理活动的和谐运作的同时，在不违背大目标、共同追求的前提下，积极协调各种力量和个体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以达到共存共赢。这样一种和合观并不否认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并不追求通过对差异性的抹杀和掩盖来达到一种表面上的管理和谐，而是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在这一传统的价值观指导之下，“同”与“异”都可以在与管理有关的活动中得以包容兼顾。
和合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传统管理以“求同”为特征，对此古人有着清晰的论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的“礼”的作用在于“和”。孟子也倡导“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通过寻找不同观点、态度、利益的共同交集和相容性来求得整体的协调状态，“和而不同”是处理矛盾、对待差异的积极态度。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与“中庸适度”的管理一脉相承。对立和斗争可用来辨别黑白对错，决定胜负，但不利于“用中”、“执中”贯通和把握适度。而且，“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力量消长的变化过程本身就是“道之用”，是规律法则支配下的表象，是中庸的实现，又何必执著于一端呢？求同存异，和而不同，静观其变，顺势而为，难道不是更有利于“中庸”的实现，更有利于贴近“道之动”吗？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在差异和变化中实现共同的目标，顺势而为，贴近事物本来的规律和法则，才能营造稳定和谐的组织状态，才能在同和异、左和右的此消彼长的变化中提高和升华，使管理的人为操作符合事物内在的“道”。
执经达权
执经达权，是中国传统管理又一显著特征。在管理活动中，既要把握内外部环境的“变”，又要“有所持”；既要认识到管理的客观规律性并坚持基本的原则，又要关注变化并作适当的变通和融通，从而在实践中做到“执经达权”和“通权达变”。
首先，这种经权观强调“执经达权”，即根据事物的“道”和一般的管理原则，选择和使用适宜的方式方法，达到管理的目标。随着具体条件环境的变化，要求管理活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为适应这种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仅凭“执经”尚不够，必须同时具备适度“达权”的灵活性，只有两者结合起来，管理实践才能成功应对变与不变。
其次，这种经权观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变通来延续和实现，在管理领域中同样如此。变通之道，在管理实践中有着丰富的体现和应用。中国古人历来讲求灵活性，讲求破除“我执”，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可拘泥僵化，那种死守律令或者泥古不化的管理方式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秉持“通权达变”的观念，当基本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原有的“经”已不能应对和处理新情况、新问题时，除旧布新，寻求新情况、新形势下的应对之策，才能实现管理的目的。
家国情怀
在中国，“家国同理”，“治家如治国”，家族制不仅在家族组织中存在，而且是一种一般的组织原型。不管是民间组织还是政府组织，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