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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广泛非议的同时，奈保尔自然也有不少知音，他们对奈保尔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性大为激赏，认为他是世界知识分子的典范，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至于“我们”是谁，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了。对奈保尔而言，要是印度不独立，继续接受殖民管治，只要管治者是大英帝国，相信是会比现在优越的，这种论点部分还有数据和事实支持。
鲁迅的东方后人们在“自我东方化”？
作为2001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自然引起其不同家乡的广泛注意。他经常对第三世界各国—特别是自己的第一祖国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和第二祖国印度—辛辣讽刺，如此“内举不避亲”地大公无私，自然被同胞批评为“数典忘祖”，他的世界之旅被批评为“猎奇抹黑之旅”，而这位已获英女王册封的大英爵士，也毫不忌讳怀有高等印度人的“再殖*义者”（recolonizer）心态，虽然他也在作品中讽刺模仿英国人的印度同胞为“假英国人”。萨尔德甚至认为：奈保尔是地地道道一个“叛徒”。一旦以奈保尔《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尺度，来重新量度福斯特和大卫·里恩的《印度之旅》，“他者”就有更多。因为整出电影的印度人，连同那些同情印度人的白人，都可以说是缺乏自我批判能力、把第三世界盲目予以浪漫化处理的“他者”。
虽然奈保尔总算是半个印度人，但他和落后故乡的互动、和内里潜藏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情结，以及始终身份不明的痛苦，似乎比《印度之旅》的小说和电影台前幕后的班底都要强。若我们将一切概念符号化，内地学者以1924年的角度来研究电影，看到的“他者”可当是基数X（全体印度人）；西方导演大卫·里恩在1984 年拍电影时，拍出的“他者”就是X–1（印度人，但不包括西化印度精英）；而西化印度文人奈保尔在21 世纪看印度，反而得出了“他者”最多的X＋1（印度人，加上同情印度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观众变成是你，阁下会闷出鸟来，还是自己构想属于你个人的寻找“他者”的故事？
延伸影画：
* 《甘地传》（Gandhi） （英国/1982）
* 《Heat and Dust》（英国/1983）
延伸阅读：
*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王宁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Pengui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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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见希特勒 （Mein Fuehrer： The Truly Truest Truth about Adolf Hitler）
时代背景 公元1944—1945 年
地域背景 德国
电影制作 德国/2007/95 分钟
电影导演 丹尼·雷维
电影编剧 丹尼·雷维
电影演员 赫尔基·施楚奈德/ 乌尔里希·穆埃/ 西尔维斯特·格洛斯
剧情简介 二战末期，德国败局已呈，希特勒信心尽失。宣传部长戈培尔从集中营召来犹太演员为希特勒训练，希特勒居然乐意接受，视之为亲信，向他坦白透露一切心理病源。戈培尔原计划暗杀希特勒，嫁祸予犹太演员，但演员代希特勒幕后演说时自由发挥，被杀。
黑色历史幽默还是恶搞？
德国电影《拜见希特勒》，以《帝国的毁灭》、《再见列宁！》幕后班底兼《窃听风暴》男主角乌尔里希遗作作招徕，犹太裔导演利维表示，希望电影“以轻松的方式展现纳粹政权的荒谬”。那位以饰演东德秘密警察导师而在西方成名的男主角，在他的遗作却扮演希特勒的犹太裔演讲导师，这已可算是黑色幽默。
希特勒的病：研究，还是揭秘？
拿希特勒和纳粹开玩笑的传统更是源远流长，一些德国人苦中作乐，就制作了大量希特勒笑话。近年德国作家赫尔佐克（Rudolph Herzog）重新整理这些笑话，还出版了《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Heil Hitler，DasSchwein Ist tot ！ Lachen unter Hitler … Komik und Humor im Dritten Reich ）一书，以结合理论层面去探讨当时的黑色幽默，此书已被改编为德国电视纪录片，中译版也已出版。可惜相信参考了上述著作的《拜见希特勒》，似乎未有上述德国佳作的人性刻画，只是单刀直入地嘲讽一国元首，纵然也有一点*意味，但手法近似互联网流行的平面恶搞，大多能引起大众反思的立体反讽。为什么一般恶搞不能上升到更高的思考层次？答案涉及“个人”和“结构”两者在宏观历史分别占多大比重的问题，触及后者的往往是黑色幽默，停留在前者的，相对就偏向恶搞了。
《拜见希特勒》以希特勒的心理病为卖点，处处刻画他虚弱、缺乏自信的人性化一面，这似乎应是讽刺*者的绝佳切入点，因此出现了我们难得一见的希特勒尿床，或躺在泡泡浴里玩军舰玩具等超现实场景。其实这也算是稍有所本，因为希特勒是公开的迪斯尼卡通迷（迪斯尼本人也是一个大右派），戈培尔曾以米奇老鼠画送给他作礼物。不过希特勒的精神状态飘忽，即使在当时也并非什么新闻，从来没有正常人—包括他的盟友墨索里尼—私下认为纳粹“元首”（Fuhrer）不是疯子。但他个人的病，和纳粹德国的国家政策，究竟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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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妓、恋母狂、同性恋者，都是希特勒？
电影说，希特勒年幼时曾被父亲无理虐打，导致长大后心理失衡，因此才要在弱小民族身上发泄。这类病情并非空穴来风，而且还有更多尘封的蛛丝马迹供我们捕风捉影。例如近年确有美国作家海登（Deborah Hayden）在著作《天才、疯狂与梅毒之谜》（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中，推论希特勒曾经从犹太*身上染上梅毒，所以才那么憎恨犹太人（乃至女人），并要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抹黑梅毒为“犹太病”。
此外，却有立论相反的德国史家马赫坦（Lothar Machtan）在《隐藏的希特勒》（The Hidden Hitler ）一书中，通过翻阅旧警察档案言之凿凿地“证实”，希特勒不但是一位同性恋者，对男性肌肉有特殊喜好（并以之演化了著名的纳粹男体审美观），而且还在奥地利维也纳当过应召男（相信价格也不会高），只是他掌权后为了掩饰性取向，才欲盖弥彰地将同性恋者列入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吉卜赛人之后的*名单，但依然“本性难移”，还是忍不住和头号亲信、军备部长施佩尔—即电影唯一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纳粹高官—维持众所周知的暧昧关系。施佩尔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二人以“艺术”平辈论交，他也是战后唯一认罪的纳粹高层，梦工场也出品过关于他本人的传记电影。
问题是，要判断希特勒的童年阴影是否真的影响了他的具体施政，电影要么得证明他有能力凌驾全体德国人，让个人病扩散为集体病；要么得相信纳粹高层官员都有类似情结，都和希特勒所见略同，否则，就不能否定纳粹推行的集体*有其他更深远的渊源。只要我们承认纳粹逼害犹太人和反同性恋，在欧洲有深厚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成因，这类政策的出台，就需要上述成因共同负责，令希特勒本人的心路历程，甚至是他本人有少量犹太血统的说法，在宏观历史而言，变得相对不重要。过分聚焦个人，只会沦为纯八卦式揭秘，让应有的视线被转移，这就像我们容易因为殖民地出现了救苦救难的传教士，而忽略殖民制度的本质，或过分喜爱丑化布什失言的一面，而忽略其外交政策的精打细算。反而另一部同一班底制作的电影《帝国的毁灭》，则着墨于希特勒晚年患上的帕金森病，这背景却真正改变了历史，因为帕金森病确实影响了希特勒对战争的判断力和自信，以致军事理论家认为，他晚年犯下的军事失误和早年的军事成就同样惊人，而他决定向哪里出兵是乾纲独运、密室决策的，毋须像落实反犹政策那样，要启动政府机器反复公开宣传。两出电影的分别，大概就是历史和恶搞的分野。
丘吉尔和希特勒有同样的心理病？
谈起心理病，其实包括你、我、他，大家多少总有一点，《拜见希特勒》中希特勒的精神面貌，绝非独一无二。法国记者阿考斯和瑞士医生朗契尼克合著的名作《病夫治国》（续集《非常病人》），就记载了20 世纪几乎所有主要领袖的心理病。以希特勒的同代人为例，生于政治世家、以实行绥靖政策闻名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就因为要隐瞒患上肠癌而变得越发孤僻，以致偏执得一意孤行地相信希特勒的和平“诚意”，在二战爆发后不久不得不病死（和气死）。
张伯伦的老对手、也是希特勒老对手的一代名相丘吉尔，据二人研究，原来同样患有焦虑症。丘吉尔患病的成因据说包括：（1）童年时家道中落，缺乏家庭温暖，造成“恋奶妈情结”；（2）有轻微语障，不能操标准牛津腔，令他在传统英式贵族家庭里感觉不够贵族；（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败仗，导致自信心严重受损。丘吉尔在二战前是公开的墨索里尼崇拜者，曾说“假如生在意大利就会加入法西斯”，二战期间做出过大量*指令，经常提出暗杀敌人、狂轰平民一类非常举措，冷血无情的指数直逼希特勒，原来都是“病”。难怪不少史家认为，他虽然保卫了英国，但他的“病”也多次让英国走到毁灭边缘，全靠身旁的顾问和医生力挽狂澜。相对而言，丘吉尔始终比希特勒幸运，因为希特勒的存在，就是丘吉尔的病的最佳解药，唯有他的顶级疯狂，能够让丘吉尔的次级疯狂有机会合法地、英雄地发泄。二战结束后，丘吉尔多次承认，这让他“很失落”，因为真正的“医生”已一去不返。嗯，这是多么的令人同情啊！
单看上述档案背景，可以说丘吉尔虽然是大英贵族，但他的童年阴影和成年行径，岂不是和侍母至孝（Vs。 恋奶娘）、出身贫寒（Vs。 家道中落）、一战战败（Vs。 在战胜国打败仗）的希特勒大同小异？所以英国人不但对希特勒有戒心，对丘吉尔其实同样有戒心，认为这位“病人”根本是不适合治国的。战争过后，丘吉尔立刻被洞悉世情和理性的英国选民抛弃。然而，《拜见丘吉尔》是不会面世的，因为一方面，讽刺英国战时制度的黑色幽默没有多大市场；另一方面，丘吉尔已成为世界英雄，把他的“病”无限夸张地恶搞又显得政治不正确。成王败寇，对病人而言，也是金科玉律。
猫哭老鼠Vs老鼠爱上猫：“最后解决”的玩笑
《拜见希特勒》另一个希望营造幽默感的讽刺对象，是那种干什么都要填表的日耳曼官僚主义。表面上，这似乎是德国的民族性，和纳粹无关，但电影要说的，正是纳粹反犹主义必须和德国官僚主义的传统结合，才会变成“将人化为数字”的僵化管理，才能把惨绝人寰的暴行轻描淡写地执行。将残酷的现实和儿戏的决策过程、从容的领袖风范并列，从而带来巨大反差，理论上，这是很“幽默”的。例如电影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多次神态自若、故作轻盈，对那位协助希特勒演讲的犹太教授格林巴姆说：“嘿，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那件事，请不要介意”，还叫他“看开点”、“大度点”。希特勒也对他说“最后解决”的事，“其实与我无关，我也曾提议将犹太人送到别的地方，好像马达加斯加”（这倒是真有其事）。戈培尔和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更拿出印上不同集中营图像的扑克牌，“仁慈”地让主角选择要拯救哪座，不过“诙谐”效果就不及布什通缉伊拉克萨达姆政府高层的扑克了。
毕竟，“最后解决”实在太血淋淋、非理性，戈培尔、希特勒的话就算更“有趣”，观众都难以相信其他德国人有资格发放相同的“幽默感”，只会觉得这是少数当权派直截了当呕心的邪恶。这是猫哭老鼠、一切布局都由强势的猫主导，而不是老鼠主动爱上强势的猫，没有什么命运弄人的喜剧感。与另一部同一班底制作的电影《再见列宁！》相比，后者才算符合黑色幽默的定义，因为片中的专制当局没有直接染血，行为的荒谬没有令人那么沉重，而且电影有力地解释了何以有普通*德国老人会真心相信共产主义，黑色幽默的发挥也就有了群众基础的普遍性，观众容易相信主角的经历纵然夸张了点，但起码精神不假，而且具有相当代表性。假如我们要做归类习作，《再见列宁！》也许有点后现代，《拜见希特勒》却显得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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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式数目字管理应怎样幽默？
其实，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式数目字管理曾做出不少“创见”，值得喜剧作家大书特书。例如纳粹曾下令进行优生学“实验”，以测试雅利安人种是否真的比其他人优越，实验内容由读书识字到性生活无所不包，内里的荒诞、实验方法的反智（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都将史家黄仁宇所言的“数目字管理理论”发挥到极点。怎样将极左和极右加以比较，相信也会是黑色幽默的好素材。
《希特勒万岁，猪死了！》记述了以下一个真实的幽默小故事：有位德国天主教神父，大力反对希特勒青年团干涉教会的教育，被纳粹党员当面批评说“没有儿子的人就不要谈什么教育”，神父立刻响应说“我绝不容许任何人在我的教堂内讽刺元首”，从而刺中希特勒缺乏家庭温暖的死穴。这些幽默，应比《拜见希特勒》安排希特勒无缘无故扮狗叫，或讽刺他性无能含蓄一些（其实希特勒和情妇伊娃的柏拉图式关系亦没有什么可笑），也比不痛不痒地讽刺纳粹总部的文件主义，或日常生活对希特勒的造作敬礼“Heil Hitler”更一针见血，更能让不同年代的人较易心生共鸣。
不过最后还得话说回来，今日德国人能正视希特勒，将他的形象作“王晶化”处理，总是民族自信上升的具体表现，反映他们已逐渐消解了这个难以痊愈的心病。曾几何时，德国人流传关于纳粹的笑话，并非完全是为了讽刺他们，反而有制造了喜剧领袖的效果。例如空军元帅戈林的身形和勋章越是成为讽刺对象，他的真正暴行就越是被群众有意无意间忽略，因此无伤大雅的笑话其实是被纳粹鼓励的。这就像对一个曾经沧海的老人来说，能够对小学时代的窝囊事坦率自嘲，又能同时看清笑话背后的本质，不再被幽默掩盖真相，这就代表了人生境界的升华。
延伸影画：
* ？《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 Downfall） （德国/2004 ）
* ？《Hitler： The Last Ten Days》（英国/1973）
延伸阅读：
* 《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 （Rudolph Herzog，卞德清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
* 《The Devil’s Disciples： Hitler’s Inner Circle》 （Anthony Read：）
窃听风暴 （The Live of Others）
时代背景 公元1984 年
地域背景 东德
电影制作 德国/2006/137 分钟
电影导演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电影编剧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电影演员 乌尔里希·穆埃/ 马蒂娜·戈黛特/ 塞巴斯蒂安·科赫/ 乌尔里奇·图克尔
剧情简介 1984 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特工魏斯曼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妻子演员克里斯蒂娜的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渐渐对这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兴趣，开始暗中帮助他们。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的文章引起了特工头目的注意，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德莱曼写的，并逮捕了克里斯蒂娜，希望能够从她口中得出她丈夫的秘密。而审问克里斯蒂娜的正是魏斯曼……
文化人自我陶醉的谎言
获选为2006 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好评如潮，但它究竟能引起多少普罗大众共鸣，其实不宜过分高估；“不堪回首”和“人性光辉”以外，究竟“东德”这心结如何影响人心，《窃听风暴》则有不应低估的引导性。主角的文艺身份容易让各国评论员对号入座，反窃听主旨又政治正确，但电影对大时代心态的刻画，也许及不上《再见列宁！》等后冷战德国作品，亦不像讲述东德青年的《红色白鹦鹉》（The Red Cockatoo ）那样聚焦世代心结。电影始终回避一个问题：究竟东德1 800 万人全是被迫生活于共产制度，还是有自愿成分？再问：为什么？
共产东德与维希法国
《窃听风暴》的背景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1984 年。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特务大头子安德罗波夫。不到十年，冷战档案全面解密，世界才发现多达数十万东德人曾为他们的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Ministry for State Security，Stasi）服务。不过高压以外，不能否定多少有些东德人相信分配制度和共产式刻板社会，也许更符合日耳曼民族性。不少文化人以外的东德人在德国统一后，都抱怨生活不及从前，既要面对同一欧盟屋檐下的东欧外劳抢饭碗，又不能适应西方生活水平。也许如那位在电影中下令监视作家的东德部长片尾所言，统一后的德国“没有斗争、没有理想”，作家除了伤痕文学，也写不了什么。这自然是当权派的自我开脱，但《再见列宁！》中那位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的善良女教师，以及她代表的一代老人，无疑都有类似情结。她们可不是权贵。斯塔西的特务行为，其实被这些人默许—这是德国人不要揭的疮疤。
这不得不勾起我们对合作主义（collaborationi*）的回忆。近代最著名的和敌人合作的案例都出现在二战期间，中国有汪精卫，法国有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传统史书记载，他们都是叛国贼，战后政府都希望塑造一个“史实”：全国上下一心抗战。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东德和共产苏联合作，就像维希和纳粹德国合作一般羞耻。然而汪精卫和贝当的个人声望原来十分崇高，汪精卫被日本衷心称为“*一流人物”；一战击败德国的英雄贝当“卖国”后，出巡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