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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陈毅应邀到会与知识分子见面。了解陈毅的人都知道他平时是不戴帽子的，可是那天他特意戴了一顶大礼帽走进会场，站在主席台，什么话也没说，众目睽睽之下先脱了帽，向台下几百名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人们都被这个有儒将之称的诗人元帅的举动惊呆了。只见他把帽子放在桌上，亮开大嗓门，说出了如导弹炸响般、震慑四座的话来：“今天，我是来为大家脱帽加冕的，就是说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顿时，全场掌声响如潮浪，把气氛抛上了浪尖高峰。
广州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甚至超越了预料，进一步稳定了知识分子这支大军的军」臼，推动了正在研制的原子弹、中远程导弹的进程。会议的召开，使到会的科学家、文艺家、一分院的导弹专家、二机部九院的原子弹专家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特别是曾当过国民党保密局少将的技术专家蔡金涛和家人都在西方国家的导弹专家梁守桨好几天都处在激动中，回到院里见人就说，广州会议把他们心里的大石头搬开了，轻装上阵，一定要好好大干一场，创造出中国的奇迹。
多年以后，特别在“文革”中人们才又更深刻地认识到《 科学十四条》 和广州科学技术会议，在新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对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科学界的精英们至今也难以忘记，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绚丽灿烂的科学的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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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布泊升起了中国的蘑菇云
为重点发展国防尖端事业，增强国防部五院自身的试制生产能力，建立比较完整配套的导弹与火箭的工业体系，中央认为实现由研究院向工业部的转变势在必行。而迫在眉睫的两弹结合试验，促成了这一新型工业部的诞生。
1964 年11 月23 日，中央决定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从第三、第四、第五机械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省市抽调若干工厂和事业单位组成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火箭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并在年底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一次会议通过了这项决议。七机部由国务院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归口管理。
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由此改称为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简称一院），建立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调整与充实，总揽了各种运载火箭的研制与试验生产任务。作为回应中央《 科学十四条》 的下发与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中国科学界，献上的第一份厚礼就是1964 年10 月16 日在西北原子弹试验基地升起的中国第一朵震惊世界的蘑菇云。核爆炸成功的知情人在欢呼兴奋后，却产生了一丝疑惑：这长国家威风、扬人民志气的天大喜讯，为何在当晚8 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没有播出？全国人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这个消息？后来聂帅透露了内情，是毛主席指示说，我们先不忙于公布，等外电报道后再公布。他们可是比我们还急呀。当天试验现场送来报告，经各测试点的数据核实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相当于两万吨TNT 炸药同时炸响。而就在当天晚上7 点左右，西方各大通讯社用长短波同时播出消息说：“美国侦察卫星侦察到中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当晚10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郑重广播了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重大喜讯，佐证了西方通讯社的消息。《 人民日报》 随即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大城市同时散发了套红大字标题的“号外”。
那天夜里，数十万北京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争抢《 人民日报》 号外，连聂帅、贺老总、陈老总的儿女也不约而同蹬着自行车从各自的家里，奔向天安门广场参加“争抢”。这张“号外”至今还像文物一样不知被多少家庭珍藏。朱总司令、聂帅、贺老总、徐帅、刘帅、陈老总今天都不在了，可他们子女的家里还珍藏着40 多年前这张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前辈科学家心血和欣喜的“号外”。
“号外”刊载的是中国政府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取得成功的新闻公报，公报上写的是：
“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 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 …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然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炸响并没有把美国政府试图遏制中国的头脑炸得清醒一些，恰恰相反，他们更加紧了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战略包围。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甚至有人悄悄地策划对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导弹研制基地进行核打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上报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分析说：“中国也许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将核武器用于实战。在这一时期内，中苏关系会发生难以逆转的全面冲突，苏联势力会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掌握核武器的实际应用之前，即先发制人，对中国进行摧毁性的核打击。”
中国能否尽快拥有导弹核武器，对未来的命运可说是生死故关。早在1963 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后，苏联利用中国北部疆域战略防御纵深大大缩小的缺口，调集重兵进驻蒙古，部署核战略部队对我构成严重威胁。20 世纪60 年代初，美国在越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井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结成旨在反对中国的战略同盟，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也日益紧张。1962 年中印边境爆发战争，使我西南边睡一时间炮火连天。战争虽然以我们的军事胜利告捷，然而3 653 公里的西南边境线仍处于一触即发的暂时停战状态。中苏关系恶化后，使长达7000 公里的中苏边境线冲突不断，而由于外蒙独立，致使中苏边境到北京、长春等内地战略重镇的直线距离缩短到只有570 公里和525 公里。中国就好像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可以引发世界大战的火药桶上。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仅仅6 个多月，1965 年5 月14 日，在我国西北核试验基地，一架“轰6 ”飞机又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这一次蘑菇云的飘起让西方世界的神经又颤抖了一下，然而他们依然嘴硬说：“中国的飞机落后，导航系统还是20 世纪40 年代的水平，不定哪个时候一丝误差就会把原子弹投向自己的城市、乡村。”
西方政客的话不值一驳，但是中国科学家心里明白，靠飞机投弹是躲不过美苏卫星的侦察视线的，恐怕我们的飞机刚起飞，就会被看不见的导弹打下去。
4 两弹结合，令西方世界惊颤的杀手铜（1）
中国人要想真正扬眉吐气，两弹结合才是真正令西方世界惊颤的杀手铜。美国人估计，中国研制出能够运载原子弹头的导弹，大概还像梦想一样遥远，而中国就是要来一个闪电般的跃进。
早在1963 年9 月，聂帅在听取刘杰、李觉、钱三强、钱学森、刘西尧、刘暄、张钧、朱光亚的汇报时说：“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三个月后，中央专委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项研究，确定核武器以核导弹为主的发展方向，责成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立即对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作出全面的计划安排。
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比起核航弹来，其体积和重量都大大缩小，在所经受的环境气象条件下，其要求更加复杂苛刻，研制难度确实很大。聂帅提议这项工作由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
1964 年9 月n 日，中央专委就两弹结合作了部署，此时，“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终于发射成功，作为运载原子弹的“东风二号甲”导弹也已临近成功。不久，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由二机部、七机部（1965 年初，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共同组织两弹结合试验方案论证小组，由七机部抓总。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为组长，一分院导弹专家谢光选为两弹结合技术协调组组长。会后，中央专委成员、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召开了专题会议。会上，谢光选等专家提出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好比一个“哆嗦汉”的丈夫“娶”了个“娇滴滴”的小姐。为啥有这个比喻呢？因为导弹起飞前要有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火工品安装、燃料加注、精瞄等一连串的哆嗦
事。而原子弹却是个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的娇贵的“小姐”。导弹、原子弹同属于尖端技术，但由两个系统分别研制，双方互相都不了解，“联姻”难度确实很高。“两弹”从“恋爱”到“结婚”，有一个相识、结合的复杂过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谢光选说到这里，忍不住抿起嘴巴觉得好笑。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听得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把两手一握风趣地说：“我就要当‘哆嗦汉’和‘娇小姐’的介绍人，硬要把他们撮合在一起欢欢喜喜拜天地，我要当他们的证婚人，给历史做个见证。不要怕美国人说中国是‘有弹无枪’，我们就要枪好弹好，打出一朵朵漂亮的、有声有色的蘑菇云。”钱学森插话说：“当然，搞两弹结合是非同一般的事情，美国从原子弹到两弹结合搞了13 年，苏联搞了6 年，我们暂定3 年‘结婚’，或者再提前1 年，那就要我们在座的介绍人加把劲。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一道关口，怎么过关就看我们的弹道专家咋个唱戏啦。中央专委已经给大家把台子搭好了，这个台子就是我们辽阔的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美国人在海洋上搞导弹核武器试验，那是因为他们有海上霸权，有20 多艘航空母舰和几百架飞机，他在海上打靶，世界上哪个国家敢干涉他。苏联有2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疆域，不需要到大海上去。苏联的原子弹、导弹试验是在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进行的，试验的风险很小。我们试验既不能到海上，因大海大洋的出入口都被美国封锁了，更不可能到西伯利亚，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为避免不幸事件发生，弹道设计一定要准确无误，所以产品必须是高质量、最可靠的，二机部、七机部都要采取严格的措施，特别是担负具体设计制造任务的单位更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只有追求永远的成功，这一对‘夫妻’才会和谐美满。”钱学森的话令在座的科学家肃然起敬，更感国家使命的庄严，肩上责任的重大。
经会议审慎研究，作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有备无患的决议，由二机部负责对核弹头进行撞击和发生燃烧等异常状态的严格的地面模拟试验，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情况也不会发生核爆炸。由国防科委组织一院和试验基地在正式发射前进行若干次不装核装置的飞行试验，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装上核装置进行热试验。由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切实做好疏散居民和参试人员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甘肃柳园“两弹”飞过的地方，那里有5 万居民。周总理十分担心居民安全，弹道设计确定后，就多次询问这件事。尽管弹道设计专家余梦伦经过多次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导弹落到柳园的概率是十万分之六，可在发射那天，总理还是问到了此事，可见周总理的心牵挂的尽是老百姓的安危啊。6 月18 日，国防科委确定两弹结合试验的发射阵地在东风基地进行，采用野战方式发射。东风基地很快研究提出了发射方案，并开始选择发射阵地的位置，抢建了临时地下指挥控制室和人员掩体等工程。马兰核基地也勘探出弹着区的位置，进行了相应的防辐射工程的施工。
4 两弹结合，令西方世界惊颤的杀手铜（2）
作为原子弹运载工具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是在“东风二号”的基础上改进的中近程导弹，发动机的推力从405 千牛提高到455 千牛，比冲从219 秒提高到223 。 3 秒，导弹采用全惯性制导方案。它列人了一院“八年四弹”的发展规划，即在1971 年完成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规划。正当两弹结合发射试验进人最后冲刺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上搅起了满天风云。主持中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聂荣臻排除一切干扰，于1 ％ 6 年9 月5 日召开两弹结合试验前有关单位的责任人会议，听取试验谁备情况汇报。当许多发言人不断提到“文化大革命”对试验的冲击干扰时，他紧皱眉头果断地说：“这个试验关系到国家安危、国防的稳固，一定要认真搞下去，决不能停下来。如果因受到冲击思想不集中，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那是对国家、对历史的犯罪！〃
随后这个问题反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立即召开中央专委会议，详细了解各个部门对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以及存在的困难后，语气沉重地说：“要百分之百地保证，百分之百指一切试验结果都没有问题了。从今天起，要一心一意抓好这件事，不能三心二意。”
盛夏的戈壁滩，马兰基地一条简易公路上有一辆苏式吉普来回奔驰着，驾驶室里李觉副部长对司机大声说：“快一些，再快一些，颠得再高些。”司机闷着头一脚把油门踩到底，车像发了疯似的晃荡、乱窜，仿佛散了架似的轰响颤颠。就这样李觉还嫌不过瘾，仍然喊着：“再颠得高一点，越颠越好。”司机也豁出去了，索性开得让车轮像跳舞一样，冲前倒后，几乎不沾地地腾飞了起来。
疯车疯人，这是逼出来的，因为这车上装的是一颗货真价实的核弹头，就是要来接受这种振动、碰撞，甚至自毁燃烧等一系列异常状态下的模拟试验。这项试验本来是二机部九院院长朱光亚安排给技术安全负责人苏光耀的，然而二机部李觉副部长不放心，非要亲自来试验。就像当年打鬼子，他在冀中军区兵工厂当厂长时，对每一批新制的炮弹，他都要抽检能不能炸响，有没有瞎火的，直到抽检合格才交给部队使用。
试完了车载，他又和苏光耀一起进行综合静力、噪声、底部压力、脉冲试验，以确保弹头在解除保险之后即使发生异常情况也不会发生核爆炸。李觉曾说：“小振动分步分次在振动台上做了后，我们在没有大振动台前就上汽车干，看看核弹头能否经受得住这个振动才行。就这样拉一拉，跑一跑，土办法照样会让咱们心里有数。要百分之百的可靠呀I 同志，这是在咱们自己的国土上搞两弹结合试验，不容易呀！总理一开始就非常谨慎，毛主席虽说准备付出一些代价，承受住这个代价，可咱们是具体搞的人，就是要强调确保安全，保证核弹头万一掉下来也不会爆炸，口自们要给毛主席顶起这个担子呀！〃 那次是李觉和钱学森一起去向总理汇报，总理却老是有接不完的电话，好不容易回到座位上劈头就问：“二位，怎么样？〃
钱学森挠着头皮说：“我们保证导弹不掉下来。”
李觉跟着说：“我们保证核弹头就是掉下来也不在地面爆炸。”总理点了点头严肃地说：“二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在本土上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的“热”试验，其风险之大，那是可想而知的。在两弹结合热试验进人倒计时的20 天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先后进行了三次“冷”试验。第一次试验在东风基地新建的导弹发射场实施，“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载着模拟核弹头拔地而起，喷着玫瑰色的火焰，向预定方向飞去。敖包山后观察的参试人员都显得格外轻松，好像一点儿也不担心万一有个闪失，因为这次试验是实际检验导弹安全自毁系统的飞行试验。导弹起飞后，弹上与地面所有设备全都运转正常，导弹起飞50 秒时，地面安全系统发出了炸毁指令信号，只听“轰”的一声，弹头在先、弹体随后凌空爆炸，炸毁的弹体残骸碎片“僻僻啪啪”掉在几十公里范围的地上。这是我们故意炸掉的一枚导弹。这场试验在人们的欢叫声中证明导弹飞行正常，安全自毁系统可靠。
4 两弹结合，令西方世界惊颤的杀手铜（3）
在同一时间，罗布泊弹着区也按正式试验程序进行了合练。
随后，东风基地又成功进行了两次“冷”试验，发射区和弹着区均按正式试验程序展开工作，从而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了“热”试验前的各项谁备。10 月8 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热”试验工作和安全问题的汇报。
听完汇报后，周总理神情严肃地强调说：“这次两弹结合的试验，安全问题是一个关键，美国是在海上搞，苏联是在西伯利亚搞，法国还没有搞，我们是在自己的大陆上搞，不能出乱子。试验弹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才行，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到，核弹头要用专列运输、武装保卫，弹着区要保证安全，人员尽量撤远一些，这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张震寰负责，李觉、钱学森参加。”
导弹核武器试验期间，“文革”的烈火烧得各地各行业陷人了###，红卫兵大串连，造反派横行。在导弹、核弹头运往东风基地时，周总理下令发了一个专「丁布告，这趟专列不许任何人登车，不准随便靠近和检查。
由于导弹核武器发射的危险性，除东风、马兰两个基地外，还有二机部、七机部一院、空军、总参气象局等十几个大单位数千人员参加，是东风基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试验任务。整个试验队伍犹如一台大机器，必须大力协同，紧密配合，紧张而有序地运转。为保证安全，经慎重研究决定，由东风基地第一试验部队政委高震亚、司令部参谋长王世成、二中队长颜振清等七人，定位于地下控制室操作发射。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次试验一旦失败，将是什么后果。他们更记得1960 年10 月苏联在拜科努尔发射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