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崛嘶剐校昙痛蟮木褪羌以诔抢铮部缸判欣畹桨旃抑Ц鲂芯不蚵慵缚榛疃澹硖搴玫母纱嗌匣馄痰仄獭２还茉趺纯啵灰桓鋈私锌唷Ｔ勖羌赴俸湃斯氖谴岛牌鸫病⒊璩苑埂⑾窬啦慷酉蛴蚁蜃罂雌氲木禄睢Ｒ桓稣蕉返募澹蛔刑诘谋恢窒蛐牡哪郏推咀耪庵峙畈蛏稀⑶诜芎醚А⑼沤嵴蕉贰⒏腋沙啊⑽匏椒钕椎木窬辰纾嫉⒒鸺黄鸱闪咸煲疾换岽鹩Φ摹！痹菏克档秸夤α似鹄矗灯鸬蹦甑拇匆担欠莞咝司⒍瓜窀隼贤缤频摹�
4 中国导弹第一课
当年，钱学森院长亲自编写教材，为第一批集结的航天队伍开讲了启蒙课，题目为“导弹概论”。讲课地点在北京西郊一家腾空的简陋医院里，讲稿是钱院长自己一笔一画书写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核技术、喷气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控制论、信息论的出现使世界导弹武器、火箭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导弹成为现代战争中左右战局成败的重要武器之一。新中国开创了中国的导弹事业，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钱学森带领着一批航天新兵，开始向尖端科学、太空宇宙，迈出了艰辛长征的第一步。
那天是1957 年11 月29 日，400 多名学员大多是1956 年和1957 年的应届毕业生，还有五院一分院的专家和院本部机关工作人员、从军队来院的军师团营干部。他们排成纵队，每个人手里提着院里统一发的绿帆布马扎凳，走进既是药库又是礼堂的教室，正襟危坐。课前，政委指挥大家高唱队列歌曲《 我是一个兵》 。歌毕，钱学森院长走上讲台。他在黑板上写下“导弹概论”4 个字后说，这就是今天的课题，这课题分为5 篇、20 节课、30 个小时，10 天讲完，每天2 节。
400 多名学员的心里早就对这位世界级的名人、大科学家心仪已久，仰慕崇敬之情闪耀在默默相对的目光里，洋溢在欣喜的脸上，大家仰望着讲台上含笑的钱学森院长，宛如仰望着科学之神、智慧之星。随即钱院长以他动听的男中音把学员带进了一个神秘的科学殿堂：导弹学、气动力学、冲压发动机、火箭发动机、弹头防烧蚀技术、风洞技术、导弹结构等，他以严密的思维逻辑、形象生动地将渊博的知识深人浅出、春风化雨般播洒在学员的心里。大家认真地听着，记录着，生怕漏一句话，记错一个字，两眼盯着黑板上的公式、挂图，心随着他的思路飞翔。听钱院长的课是学习，更是一种精神亨受，一种思想的升华与净化。从弹道式导弹到飞航式导弹，从总体设计到分系统布局，循循善诱，画龙点睛。他不断提示，活跃课堂气氛，实行教与学互动、问与答的思辨，留出思考的空间，又指明研究的方向。他要求学员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还要学点哲学、心理学，特别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形式逻辑，为逐步形成科学的研究方法打好理论基础。科学家也是一个思辨家，他用亲身的经历讲述他在美国探寻科学规律的艰难历程，回国后他发现白己所探索的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里早已有了明确解释和答案。他说利用唯物辩证思想指导科研和学习，能收事半功倍之奇效。
演讲结束时，他用一个小故事划了个圆满的句号。他说：“在美国时我收到一个小青年的来信，信中说我著的一本有关工程控制方面的书上某一个公式有误，我半信半疑地进行了复核，结果证实果然有误。我诚恳地接受这个青年的意见，作了更正。”这个故事给学员们留下的启示是：任何一个科学家，不论他的名气有多大，成果多么显赫，但在搞科学研究上都应有敢于修止错误的勇气，这就是科学精神。追求真理，修正错误，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每一个从事科学事业或从事任何一种事业人的座右铭。
课堂外刮过来一阵阵热风，那是南苑工程基建工地腾起的一股股热浪。
啊，中国火箭大本营动土开工了，起飞了。在推土机、挖掘机轰鸣的交响乐下，开路前进的是工程兵施工部队的八一军旗，伴随着“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军歌燎亮，南苑工地一辆辆载重汽车搬运土山沙堆来回奔驰。
在工程兵战士高举的铁锄、十字镐下，南苑地动山摇。
打夯机的呼吼夯实砸平地基，挖掘机铁臂卸下的混凝土把一个个坑洼填平。
几千工程兵战士的双手，搅起天翻地覆的建设高潮，正将挂在院部办公室墙上的中国火箭城代号“8102 ”的蓝图，化成几十幢航天楼的崛起，围城而过的柏油路上车如流星。
1 指向胜利的旗帜
1964 年的春天依然是大雪纷飞，而大雪下的南苑一树树早开的桃花却探出了一分院的大院，给人带来春来早的喜悦。刚刚走出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大地暖气在升腾，人』 臼也在早春的笑颜里复苏。1964 年，一分院面临着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所提供给他们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更加能施展其聪明才华的舞台，那就是要在继续追赶世界各主要强国的战斗中，力争使中国成为拥有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的大国。让中国的声音震动世界，就是要世界知道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是中国百年历史大转折竖起的里程碑，而一分院科技战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竖碑的功臣。
随着国民经济三年大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我国的国防尖端事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在成功发射了“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后，又全面展开了中程导弹“东风三号”的研制工作。一分院正从专业院向更为科学的型号院转型。
光荣的事业从来都是越是艰险越向前，谁让我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航天人，第一代尖端武器的开拓者与创造者呢？重任在肩的长征又开始了。1964 年，一分院在重点发展液体导弹技术的同时，还要尽快掌握运载火箭的技术。
还记得我国导弹事业起步时，基本上是按专业类别组建分院的，参照的是由苏联提供的一分院建设工程即“8102 ”工程四项任务设计书提出的组织形式。依靠这个形式，一分院在1960 年前后开始了中近程导弹的设计工作，但很快各种问题开始暴露。当时人们并未认识到，事后通过对故障的深入分析表明，除了总体方案的失误，技术抓总不得力，各分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表面上看，各分系统似乎是一个整体，但实际运行起来大家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导弹研制是一项庞大而填密的系统工程，在设计、生产、试验方面，总体与各分系统既有大量技术问题需要抓总协调，又有很多管理问题函待解决。而专业院恰恰是总体和分系统不全在一个组织体系内，人为地将导弹研究中各分系统的内在联系分割开来，无形中给整体研制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也就是说，原本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却分成好几个团队，而各个团队都有自己的指挥官，谁想办事就得找一个又一个指挥官商定，才能把整个团队拢到一起，万一有一个指挥官不同意，就得找更高的指挥官来协调。如果一分院承担几类不同型号的研制工作，就往往顾此失彼，形成谁都负责，谁也负不了责的局面。一分院从实战中找到了适应大型国防科研工程研制中必须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这就是以型号为主建立研究院的体制。这是从失败中获得的进步，从失败中寻到的制胜之宝。
调整后的一分院，转型为从总体到分系统，从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到试验，门类齐全、力量配套的主体型号研究院，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体制的飞跃，为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快速发展找到了一条捷径。
就在焕然一新的一分院大展宏图之时，从核试验基地的罗布泊传来了震惊世界的特大喜讯―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1964 年成了吸引全球眼珠的中国年。这一年的6 月29 日，“东风二号”导弹第二次飞行试验圆满成功，7 月至10 月间又连续5 次发射成功，10 月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年是中国大跨步进入世界核俱乐部的光辉年，也是中国走出自然灾害后获得最大喜悦的丰收年。
在周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非洲时，美联社从开罗发出一篇报道说：“本周从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会议上传出一个消息预测，中国将在年内试验一个原子装置。”记者向周恩来提到这个消息，周恩来对此避而不谈，他说：“我对此毫无所知，我劝你还是去问那位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这个消息的部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闻。”
美国人不死心，他们向中国上空派出了高空侦察机窥探我军事机密，而我方在导弹、原子弹基地进行了更加秘密的伪装，严防卫星从高空拍摄与监听我有关尖端武器研制的绝密情报。尽管华盛顿声称：“要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方面的研制绝育。”但中国“两弹”的自主研制却扔开了仿制的拐棍，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大道。
美国仍不甘心地在我国周围建立了20 多个监听站、30 多个测向站。而苏联也同样害怕中国人造出原子弹、导弹，也想对我国“两弹”的研制进行阻止和干扰。这反而更加激起了二机部九院人和一分院航天人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导弹，打破他们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的决心。其实周总理在开罗回答那个记者的问话时，中国原子弹的设计方案早已于半年前完成，铀浓缩工厂已经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产品。聂帅向一分院布置的原子弹运载工具― “东风二号甲”导弹的设计方案也完成了。
2 第一个科学的春天（1）
国防工业系统正在贯彻被邓小平同志称为科学工作宪法、由聂帅亲自主持拟定的《 科学十四条》 ，全称为《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这个具有划时代战略意义的文件，是针对前几年出现的对科研工作及知识分子的极左倾向，进行纠偏、拨乱反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国贯彻执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科研战线来一个思想大解放。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一、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
五、科技人员要在工作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但又要与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结合的“三敢三严”精神。
六、保证科技人员每周用五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
七、采取措施，着重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对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科技人员，要重点支持、重点培养。
八、科研部门要与生产单位、高等院校加强协作和交流，共同促进科技进步。
九、在人力、物力、财力的使用上，要发扬勤俭办科学的精神。十、科学工作中，提倡自由辩论和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的“三不主义”，允许保留意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
十一、知识分子“红”的初步要求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强调“红”与“专”要统一。
十二、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行政和政工干部要特别强调为知识分子服务。
十三、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逐步从外行变为内行。十四、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组织起保证作用。
文件的要点，一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鼓励科技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二是整顿科技工作的规章制度，保证正
常科研程序；三是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这个文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聂荣臻在汇报中满含深情地说：“近一年来，我老是在考虑，怎样使我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快一些，现在出现的一些严重的偏向，妨碍着我们出成果、出人才，我们各级领导部门是有责任的。科学研究与生产不同，工业生产中，机器是转动的，不管怎样，干活与不干活一眼就能看出来。农业生产搞得好不好，收获时马上就能反映出来。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未知为目标的创造性劳动，想法在他的脑子里，不调动他的积极性，或他本人思想苦闷，就拿不出成果来。他表面上在做事情，其实脑子在怠工，你也没多大办法。因此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广大年老、年轻、党内、党外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那天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与会政治局委员都认为这是个好文件，给予了肯定。
李富春说：“文件中所提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科研是这样，文教、高等院校里也都存在这种情况，工业上也是如此。我建议可发给工业部门试行、贯彻执行。”
邓小平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的宪法。我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怎样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
周恩来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要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刘少奇总结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有偏就要纠。党成了执政党，这是好事是成绩，但乱指挥是要跌下台的。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
《 科学十四条》 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经毛主席批准，1961 年7 月16 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那时正值“543 ”导弹一连几次打下美国制造的U 一2 高空侦察机，举国欢庆的日子。文件下发当即就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其声势不亚于打下U 一2 飞机。第二天，聂帅在人民大会堂向五院6800 多名大学生和各级领导干部传达文件。虽40 多年过去了，离休干部必世湘说起当年的情景仍是激动不已，他找出当年的入场券和珍藏的纪录本说：“那天下着细雨，我们早早就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前，排列成整齐的三路纵队，由刘暄院长、张钧政委率领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也许我们是研制导弹的，被特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前排就坐。当时整个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一万多个座位全坐满了人。陆、海、空三军井然有序，宛如一场重大战役开始前的动员大会。9 时整，会议主持人、国防科委安东秘书长宣布会议开始，请聂荣臻元帅传达中央关于十四条意见的文件。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中，聂帅身着海蓝色元帅服缓步走到讲台前，以他洪亮有力的声音吸引着会场千万双睁大眼睛的人们。聂帅话音清晰洪亮，节奏感很强，富有极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2 第一个科学的春天（2）
必世湘是当年院机关的工作人员，他翻开当年珍藏的笔记本，指着写在上面的正楷小字说：“那都是聂帅报告的原话，我认认真真地记了下来。”人们至今还记得聂帅在报告中非常严肃地说：“目前有些单位对科技人员‘红’的要求确有些不切实际、不加区别、要求偏急等毛病，有时甚至主次不分，求全责备，乱戴白专帽子，而且只是空洞地要求“红”，忽视对‘专’的要求，忽视对实际工作表现的考察，这样做效果是不好的。白专这个提法不确切，不适当，我们不开这样的帽子公司，我们也不承认这顶帽子。过去给人扣上了，现在要去掉。”聂帅接着讲了文件上规定的“红”的标准后说：“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是专家不‘专’，那还算专家吗？我们今天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了，我们国家需要很多杰出的科学家。”聂帅语重」臼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完不成发展国防尖端事业的重任，我们就要犯下历史性错误。同志们，不知道你们怎样想，我」臼里确实很着急，每想到这点，我就睡不着觉。”
必世湘说：“虽然这个报告已过去40 多年了，但是历史在这里沉思过，聂帅的话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耳边，激励着我一生奋斗在航天战线上。”半年之后，聂帅在广州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得到一向热心科学事业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支持。根据《 科学十四条》 的精神，陶铸竟率先在会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真是语出惊人，把天捅了一个洞，虽说是中南局的“地方粮票”，但毕竟党内高级干部有了这个了不起的认识，开了一个好头，对艰难中的聂帅是思想上、政治上强有力的支持。第二天，周总理来到广州，正好陈毅也在广州出席军委常委会议，聂帅和他见了面，并邀请他也到会上讲讲话，他欣然答应了。
1962 年3 月2 日，广州市政府礼堂里知识分子齐聚一堂，当时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也在广州召开，两会便召开联系会，共同听取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主题讲话。总理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他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从旧社会过来的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12 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总理接着又说：“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我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一个总的道歉。”总理的道歉，激起了热烈的掌声。聂帅也感到振奋高兴，既然总理代表中央道歉了，科学家们的气也就该消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陈毅应邀到会与知识分子见面。了解陈毅的人都知道他平时是不戴帽子的，可是那天他特意戴了一顶大礼帽走进会场，站在主席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