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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写下了《呜呼三月一十八》，并教我们在家里反复背诵着。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死者今已矣，生者肯放他？！”
1931年以后，父亲常常练习书法，也经常有朋友让他写字。我那时十几岁了，他就让我在一旁帮他研墨、准备纸张。1933年，父亲的好朋友李大钊被杀害了，父亲心情悲愤极了。
他给李大钊写墓碑的时候，依然是我给他在旁边磨墨，一个很简短的墓碑，他反反复复写了很多次。当他写到“某年某月死”的时候，父亲沉重地给我解释，写墓碑一般都不用“死”这个字，而是用“仙逝”、“过世”等等。之所以用“死”，是说明这个人是死于非命。
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在我的家乡被称为刘氏三杰
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在我的家乡被称为刘氏三杰。我的二叔刘天华和三叔刘北茂，都是著名的音乐家。在音乐方面，他们兄弟几个的合作是很默契的。当时父亲和二叔刘天华借了五块钱一起离开家乡到上海讨生活。后来，二叔刘天华要改造琵琶，就给远在法国的父亲写信，父亲就在法国给他搜集了资料再寄到国内，并且从音韵学的角度给二叔提出意见。二叔去世之后，父亲写了一个挽联：体力过人，毅力过人，乃缺年寿；为家门哭，为艺术哭，摧我肝肠。这个挽联生动地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手足情深。随后，在父亲倡议下，他会同二叔的弟子们编辑了二叔所著的全部二胡和琵琶曲稿，这些曲稿现在依然是音乐界的经典文献。
三叔刘北茂原本是燕京大学教英国文学的副教授。二叔去世之后，三叔在父亲的建议下，在三十多岁改学了二胡，后来到音乐学院当了教授。最近我听说他的全集也快出版了。二叔的弟子大多数都是演奏家，能作曲的人很少。而三叔一生作了一百多首曲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父亲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我们家里有暗室，可以自己冲洗照片
在几个孩子当中，父亲比较钟爱姐姐。姐姐非常聪慧，她出生在法国，在文学上很有天赋。姐姐小时候曾经翻译过一本《朝鲜民间童话》，父亲逐字逐句地为她做了订正，后来还出版了。我小时候，父亲曾经教过我读《孟子》，不过我天资不好，父亲教了没多久就意兴阑珊了。
那时候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父亲教我们摄影了。父亲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我们家里有暗室，可以自己冲洗照片。父亲曾经自己做过一个照相机。那个照相机是拿硬纸壳做成的，镜头是一个针孔，利用针孔来成像。这种照相机十分简陋，但是也能照出相片来。我记不清楚照相机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只记得我们小孩子晚上早早的就睡觉了，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研究。
那时候，我们住在大阮府胡同，他和我们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拿着照相机到院子里，把照相机对着一个静止的事物放好，打开快门，过个二三十分钟关上，照片就算照好了。那时候胶片也不像现在的胶卷，是一张一张往外抽的。后来在照相馆里还用这种照相机的。
父亲还给我买过一种机械的玩具，是从法国带回来的，法文叫“MECANO”，也就是积木，上面有些螺丝钉之类的东西，可以任意组合。他经常在我们小孩子睡觉之后，自己搭出一个大玩具来。
蔡先生为父亲做了三件事：一是为他写了墓志铭，二是写了两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还有就是为父亲的讣告拟定了标题……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从内蒙考查方言回来之后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当时以为是感冒之类的小病。在我们家当时住的大阮府胡同请了一个中医，看了两次没有好转，又请了一个姓梁的西医，但是还是没有治好。于是胡适建议我们到协和去医治。
当时家里人是很不愿意到协和的，因为我的二叔刘天华，还有他的一个女儿都是因为得了“猩红热”在协和去世的。因为这个顾虑，我们都不愿意让父亲住到协和去。但是当时协和医疗条件是最好的，最终我们还是把父亲送到了那里。协和规定，病人进去之后，要先洗脚，然后把胡子头发都剃掉。经过这样一折腾，父亲上午住进去，下午两点就去世了。那一天是7月14日。
作为长辈，蔡元培先生十分爱护我父亲。父亲去世之后，蔡先生为他做了三件事：一是为他写了墓志铭，二是写了两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还有就是为父亲的讣告拟定了标题。父亲去世之后，很多人都对父亲做了评价，在众多的评价之后，我认为蔡先生的评价最为精当，他说：自然科学家习惯于机械的实验、数字的统计，虽有时也有大胆的假设，而精神是收敛的；文学家习惯于高尚的理想、菽妫的语言，虽有时也有严格的写实，而精神上是放任的。两种长技，不易并存。培根以科学者而莎士比亚编剧本，歌德为文学家而于植物学上有所发现，张弛自由，最为难得。我们的刘半农先生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大意）这里面不免有长辈对于晚辈的溢美之辞，但是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父亲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两个方面。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1）
人物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办《光明报》，为“民盟”言论机关。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多岁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
梁漱溟
口述：梁培恕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我1928年出生，父亲1988年去世。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到我二十岁，父亲很少在家，在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很难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跟父亲有关的故事来。
童年记忆深刻的两次“逃难”，父亲却都不在场。一次是1932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且开始南下威胁到河北，住在北京的人也人人自危，纷纷逃难。那年我4岁，哥哥7岁，母亲带我们先去张家口又从那里辗转大同，住在我的一个表舅家里。那个时候，父亲在山东邹平，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进入实质阶段。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三个月，母亲在1935年已经去世，这一次带我们逃难的是堂姐培昭，从山东去青岛。我后来从资料上知道，父亲当时正在南京开会。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自己，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重庆，把我和哥哥送到湖南的姑姑那里。到了湖南，我却不肯留下，在我幼小的心里，已经知道湖南和重庆离得很远了。父亲和姑姑商量着怎么安置我们兄弟的时候，我躲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哭。他们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就说，我也要跟着父亲去四川。
这让父亲很不忍心，于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的另外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哥哥却哭了。问他时他才说，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他的身上了。那一年，哥哥十三岁，我十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2）
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当时他把我们带到南充，主要是因为南充是继邹平之后的朋友聚会之处。1940年，“朋友聚会处”从南充迁到重庆，一年后再迁到北培。虽然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是我毕竟是他的儿子，潜移默化之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后来他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
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佛书，看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发愿要去出家，想法十分坚决。当时我的祖父还在世，祖母已经过世了。我的伯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并没有儿子，如果他出家，按照那时的观念便是要绝后了。虽然祖父百般劝阻，但是他也不为所动。
后来他对一位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说起这件事，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如果让他到山上的庙里去住，他会很高兴。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他对那个美国学者说：走上这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就是不是到庙里当和尚，而是跟知识分子在一起。父亲所说的这一步是指他到北京大学教书的事情。
“走上了这一步”之后，父亲对于孔子的“仁”有了深刻的体认，他觉得必须遵循和按照孔子的思想去生活。这样，父亲又决定不出家了，“暂留几年，为研究孔子开端”。又过了几年，结了婚，也安了家，而当时中国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家了。
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父亲听过我的暗示，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
人的一生是在一代一代的重复中又有变化。我儿子长到三十来岁的时候，差一点通知我“不要管我恋爱结婚的事”。他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意思体现在他的缄默中，似乎我只需等着看结果。当初我比他显得谦恭，虽然我的心里也是不要父亲管，但是我采取了主动汇报的方式，跟父亲说了我择偶的标准，并且对他说，虽然谈婚论嫁的时间已到，但是我并没有急着结婚的危机感。
他听了只是一律点头。有一次我还特地跟他说起我不喜欢让别人介绍，我跟他说，我厌恶去见一个女人的目的是看她能不能和我结婚。即使如约去了，也是心绪恶劣，直到告辞走开才如释重负。他听了还是点头。
但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四舅母的同事。我当时在心里埋怨他“多事”，但还是决定“圆满地”处理这件事，当然结果还是“不圆满的”。四舅母就表示我应该有话直说，她宁愿我及早回绝，以免给那位同事平添苦恼。我的心思是不伤害我的长辈，而舅母的心思是不伤害同事。显然舅母比我更有理。
父亲是听过我的暗示的，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看来他只是首肯我的情趣不流于俗，而忽略了我的暗示。后来他对舅母解释：“培恕有一点变化，现在是外圆内方。”
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的父辈们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父亲是反动派，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是我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他的反动也不是真反动，是别人给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3）
所谓划清界线就是在经济上没有来往，政治认识上也是各有各的立场，生活上就更不能有“亲密接触”了。我和哥哥每周六、周日到他那里，有时在他那里呆三四个小时，有时呆大半天。偶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下班之后就骑自行车赶到他那里。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我们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只是知道他大体上怎么生活。
当时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上次你采访张燕妮不知道她说到过没有？（记者插话说，说起过，张老师说起梁先生当时到张先生家里去，就给张先生打电话，说让大嫂给我准备一碗素面。）
有一次，我和培宽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幅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的，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虽然造成了我们与父亲的距离，但是父子之间的情谊很默契。
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
新中国之后父亲退出政治舞台，世人多认为是因为父亲在一九五三年的“九天九地”说触犯了毛泽东，被迫离开政治。其实并非如此。早在一九四六年，父亲就写信让周恩来转交毛泽东，表达了自己不想参加联合政府，只想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但是当时毛泽东不同意，他对父亲说，搞政治与搞研究并不妨碍，你可以一边做联合政府的成员，一方面搞你的学术研究。作为父亲多年老朋友的周恩来说得更直接：我们一起把蒋介石逼得放开了政权，让大家都可以在政府里享有一定的权力，你怎么可以退出呢？
父亲最终并没有如愿，一方面是两位老朋友的盛情难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当时民盟没有秘书长，有些人想当，但是别人却不愿意让他们当，而父亲不想当却偏偏推托不掉。所以父亲答应在民盟暂时当三个月的秘书长，可是三月之后父亲依然无法脱身政治。
1949年3月，父亲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父亲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面，不是更好吗？当时毛泽东就有些不高兴，但是他的不满一直克制到了1953年才发作。父亲当初的想法是：如果我参加政府，就落到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当时父亲的想法，可谓天真极了。
到了1953年，毛泽东的不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这之后，父亲的处境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被迫耗费了自己治学的时间，但是对于父亲来说，那却是个耕耘和收获的年代，他陆续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等著作。《人生与人心》是父亲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在我的理解中，父亲是个不喜欢不能工作的生命的人。
父亲弥留之际，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待。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划清界线、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虽然没有人说那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遵守了，无形中也就不存在了。当时父亲住在一个一居室里面，他和继母一人住一个屋子。我过去也没有地方住，所以只是比以前更频繁地去看望他。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下班之后轮流过去陪他一起住。后来哥哥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父亲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着以前的习惯”。在父亲那里，为了迎合他的生活习惯，我们都主动放下了自己的生活爱好。他是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虽然我喜欢西洋音乐，也只好不听。而谈话，则就是围绕着学术或者政治这些话题展开，但也只有我和哥哥这一代人能够跟他沟通了。
1984年，父亲因为患肾衰竭进入了协和医院，后来他去世，也是因为肾衰竭。在他1988年进入医院之前，我已经看出他不行了，作为儿子，我们只能尽量多陪他走过最后的岁月。但是父亲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还不去，到了医院还一直嚷嚷着回家。但是过了几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点自己的病情，就没有坚持回家。
为了排出他身体中的毒素，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泻药。他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十分认可，但是他认为医生为自己看病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责任，医生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应该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医生，那就会让医生为难。所以虽然他觉得泻药并没有必要吃，可是还是按照医嘱吃了很多的泻药。
这期间我去美国参加了一次会议，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宽的电话，告诉我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回来后我听培宽说，当时他在父亲的身边，父亲让他取纸笔过来写遗嘱。父亲没有什么财产，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后来钦东说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还不如捐赠给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好捐赠给哪个机构，所以文稿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宽那里。
冯友兰：不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