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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波动，反倒在定县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大四合院，爸爸妈妈睡在北边西侧的屋子里，我和弟弟睡在南面东侧的大房间里。四合院旁边住了许多农民，我和那些农家的小伙伴玩的非常融洽。他们请我吃烤白薯，我则叫他们骑自行车。我那时是有点傻里傻气的，还曾经一边蹲茅坑一边吃白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
四合院的西边有个网球场，在网球场的南边有一个平房，我父亲的英文秘书就住在这个平房里，我们都叫她金小姐。她的名字我忘记了，不过我还记得她养的哈巴狗的名字，叫Terry。小狗长着柔顺的、金黄色的毛，非常招人待见。Terry最喜欢我们的厨子，到了厨子做饭的时候，Terry就颠颠地跑过去。Terry这时候表现得特别乖巧，厨子说“你打滚”，它就在地上打个滚。Terry除了跟厨子好以外，跟我也特别好。我经常带着它一起玩。
爸爸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多，除了带我们出去玩以外还会给我们讲述他童年的故事。父亲小时候读的是私塾，他六岁那年，又一次放学回家，在路看到一个庙里有唱戏的。他就挤进去看，戏台上那些入将出相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他。看得正入神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后面推撞他。他回过头一看，他的一个同学正在得意洋洋地嘻笑。这下可把他气坏了，照着那小孩的面颊就是一巴掌，打得那个小孩脸上立马出了五个红手印。父亲知道自己闯了祸，赶忙回家躲在卧室蒙头大睡，不料那孩子跟他的母亲跑来跟我祖母吴太夫人论理。吴太夫人给人陪完不是，也不说话，拿了一个小木棍，来到父亲睡觉的屋子，掀起被子，狠狠地揍了父亲一顿。父亲说这件事对他一生的影响非常大。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2）
1903年，父亲在父母的安排下随同他的大哥到外国人在保宁办的一所学校去读书。保宁离他们家大约有四百里的路，中间还有许多山。父亲和他的大哥要走着到达保宁，在路上，他们跟背盐包的劳工一起气喘吁吁地爬山，晚上就跟他们一起在村里简陋的客栈中寄宿，大家在一个大木盆中用热水烫脚，然后一起吃饭。这是父亲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的“苦工”，并且感受到他们的生活。
第二天，父亲从天津赶回北京，早有人在车等候父亲并告诫不要回家或者“平教总会”，因为那里都有军队看守了。父亲当即就决然前往宪兵司令部，质问拘捕“平教总会”同仁的理由。气焰嚣张的宪兵在父亲浩然正气的质问下竟然推诿起来，说是奉命办事。父亲当即要求“本人愿入监，请释放我的同仁”。
父亲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报人，我觉得他有那个时代报人的风骨。在父亲创办“平教会”初期，他和他的同仁们还创办过一份报纸，叫《农民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国民间都要集会纪念这一国耻。1928年的5月9日，《农民报》发表了勿忘国耻的纪念文字。北京奉军宪兵司令部竟然认为有损国家威严，派兵封查《农民报》，还包围了“平教总会”，指名要逮捕总干事晏阳初。
当时父亲正好有事去了天津，父亲的同事陈筑山面对气势汹汹的宪兵面无惧色，并自请前往宪兵部。可是宪兵部不但带走了陈筑山，还把“总会”的全部职员一起带走。第二天，父亲从天津赶回北京，早有人在车等候父亲并告诫不要回家或者“平教总会”，因为那里都有军队看守了。父亲当即就决然前往宪兵司令部，质问拘捕“平教总会”同仁的理由。气焰嚣张的宪兵在父亲浩然正气的质问下竟然推诿起来，说是奉命办事。父亲当即要求“本人愿入监，请释放我的同仁”。宪兵虽然拿父亲没有办法，但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父亲通过张学良将军才把他的同仁们救出。说起这一段事情，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父亲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回复之后，前往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发现陈筑山正在专心致志地教两名宪兵读千字文，都没有发现他的到来。当陈筑山他们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有的宪兵竟然依依不舍起来，希望陈能教会他们读书。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今天的人们经常说博士下乡这个词，其实我父亲跟他的同事们在78年前已经在当时的定县亲身实践了。
刚才我跟你讲过，我们家在1929年搬到了定县。父亲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
当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区每年在职人员大约120人，除了我父亲，还有担任过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陈筑山、创办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的郑锦，留美的谢扶雅、瞿菊农、冯锐、熊佛西、李景汉、汤茂如、霍六丁，留日的陈筑山、张天放，留德的黎季纯和留法的孙伏园等海外归来的博士、硕士，也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有专家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3）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父亲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向平民学习。他们受了千辛万苦，他自己有一种不朽的经验，他们受过的苦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民间流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触景而行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气派多大！这些话很能代表一般乡民的精神状态。”
当时父亲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文艺教育在定县包括运用注音字母识字遣词；阅读联系实际指导行动的课本、文艺创作和民间读物；学习科学技术常识开展实验。还创办农民报、组织农民投稿、编辑、发行，稿件涉及文艺、生计、卫生、社会公益活动、抗日活动诸方面，不会写的字可用注音字母代替。当时平教会创办了县广播电台，组织农民编排节目，播放国内外新闻、教唱歌曲、播送农产品日用品行情及教育动态。公民教育主要是进行团结、自治的教育和组织工作。以平民学校毕业生在各村的同学会为核心，开展各项社会教育公益活动。实际上，农民报、广播电台、农民剧团、卫生保健网、农业合作社都起着教育和组织作用。
我对平教会的印象，对农民工作的印象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跟我讲他们在农村的故事。他说：平民学校毕业生是以后乡村建设的骨干，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毕业同学会。他们有时候去抓赌，赌钱都是地主在那里赌，他们抓赌地主把他们赶出来。那么怎么办呢？只好在地主的门上洒粪，洒的是驴粪。我父亲说：〃抓赌好是好，但是，当是用法律的办法去解决，不要自己去这样做。〃
那时候日本人已经越来越逼近定县了， 那一带已经开始武装了。我看到平民毕业同学会有自发的武装。我们有一个巴中县的亲戚，，黄埔军校毕业的，他学的是警察，他到定县给平民学校学生做军事训练。他们是有带武装的，带盒子炮。
从我父亲的工作，我对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干些公益的事就有印象了。后来我到了南开中学，那时候有个同学对我说共产党的事，说共产党组织农民打日本，我就信了，我说农民是可以组织起来的。从那时起我就比较笃信共产党了。
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就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口述“平教总会”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就叫《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册》……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4）
二次大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父亲对这种说法作了补充。那就是于这四种自由之外，人们还应该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他把这个论题跟美国的朋友研讨，获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应。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加以阐述。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就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口述“平教总会”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就叫《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册》。并先由把纲要写成文章，刊载在当年11月的美国《读者文摘》。文章简要叙述中国“平教”工作以及父亲荣膺“现代革命者”的事迹，结论引述他的话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陷于苦力阶级”，“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且受教育而参加他们自己的建设工作；否则将没有和平而言。”“平民教育将造就每一个人成为完全的人，那时他就是任和其他人的兄弟！”“我谦恭地相信，世界需要这一世界民主、世界和平的教育。这样，我们不能只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种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何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当时《读者文摘》有九种文字版，每期销售一千万份。父亲的警语就藉它的广泛发行传布世人。60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在想想父亲的话，应该还是很有意义的。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平教总会”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父亲的“平民教育”在国内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平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我认识到父亲的价值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刚才跟你讲过有一件事影响了我，使我对于共产党的事业非常相信。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平教总会”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父亲的“平民教育”在国内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平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口气，没有说话。看得出他对我是比较失望的。
1950年我选择回国，父亲没有阻拦。回国后，我对国内的形势感到雀跃鼓舞，当时我说，如果让我在父亲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共产党。当时我给父亲写信宣扬我们国内的建设是如何红火。他都不置一词。
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父亲最喜欢的是我的小弟弟晏福民。弟弟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男孩，他讲话很有分寸。小时候家中来电话，他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有条理，别人也常常对父亲夸奖他。
后来他到了北京大学学政治经济学，是父亲推荐的。父亲的本意是要他在将来继承他的事业。在那个时候他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在国家体委工作，当时贺龙是体委主任。当时体委的许多会议就是弟弟福民主持的，贺龙元帅很欣赏他，经常点名让他主持会议。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贺龙元帅被关押起来。作为贺龙的得意门生，弟弟福民也被隔离反省。他想不通，就卧轨自杀了。当时我也在隔离之中，让我写了很多检查，主要是检讨父亲的反动，后来我就把这些检查烧掉了。弟弟的情况比我要复杂一些。
对于弟弟的死讯我们对父亲隐瞒了很久，可是没有多久他就察觉到了。他说，怎么这么久没有福民的消息呢。之后就隐瞒不住了。弟弟的死使父亲很悲痛，也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现在，我也老了，逐渐认识了父亲思想的价值。我觉得父亲的思想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补充，如果可以让他的平民教育在国内继续推行下去，国内的农民状况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刘半农：是真名士自风流（1）
人物简介
刘半农（1891—1934），文史学家，名复，原名寿彭，后改为半农，晚号曲庵。1891年5月27日生，江阴人。1917年夏，受蔡元培校长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后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先后发表《灵霞馆笔记》、《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译作、杂文和评论，宣传新思想，抨击保守派，倡导文学革命。1920年3月，赴欧洲深造，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后入该校语音实验室工作，次年转至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攻读实验语音学、创声调推断尺和“刘氏音鼓甲钟”，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被外国以国家名义授予最高学衔的中国人。同年秋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辅仁大学教务长、北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文史部主任，并创立北大研究所语言学实验室。1934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方言方音时不幸染病，7月14日，在北京逝世，年仅44岁。一生著有《半农杂文》、《半农谈影》、诗集《扬鞭集》、方言民歌集《瓦釜集》、《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刘半农
口述：刘育伦
1925年，父亲拿到了博士学位，就回国了……
说起我的父亲刘半农，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当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化名王敬轩和钱玄同表演双簧戏，另外则是他创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了。第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他创作《叫我如何不想她》是在1920年，那时我刚刚出生，自然是一点也不记得。
1920年2月，父亲被北京大学派到英国去留学。因为当时母亲还怀有身孕，他走了之后家中无人照顾，所以父亲就决定把母亲和姐姐一起带到英国。。
到了英国之后，父亲在伦敦大学上课，在那里呆了大约有一年的样子。1920年8月，我和妹妹在英国出生了，是龙凤胎。我们的降临自然给家庭带来了欢快和惊喜，但也增加家庭的负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经济拮据，父亲不得不考虑换个地方留学。他听说法国的生活水平比较低，需要的钱少。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五口人，飘洋过海从英国到了法国。在法国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到了1925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就回国了。
当时我实在是太小了，对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深刻的印象。姐姐比我大四岁，她对于那里是有很多记忆的。
1926年3月18日，听说外面出事了，后来才知道是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从法国回国之后，我们先是回到了老家江阴，没有几个月，父亲就又到北京大学去报到了。我们在夜里上船离开江阴，第二天早上到无锡，然后在无锡上火车，陆陆续续地走了几天，到了天津，然后再从天津到北京。当时还赶上了军阀们在打仗。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家住在协和医院旁边的帅府园。1926年3月18日，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到二叔家里，姐姐小蕙那时已经在孔德小学上学了，父亲则去了北京大学。不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二叔家里听说外面出事了。二叔就和母亲商量着去学校接我的姐姐，在这个节骨眼上，姐姐自己回来了。那时我们也闹不清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到了后来才知道是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我记不清父亲那天是什么时候回到二叔家里的，只记得他匆匆忙忙地来去了几次，脸色阴沉、忿然。
刘半农：是真名士自风流（2）
在二叔家吃完晚饭，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妹几个坐了三辆人力车回家。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倚在父亲的膝上，感觉到萧瑟不安。第二天，我们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一夜没睡。他怀着很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呜呼三月一十八》，并教我们在家里反复背诵着。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