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尽管我有这样的意识，但我还是要从离乡说起，因为我的八十年代是从离乡开始的。这样的返乡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当时的乡村与我，坦率说，我并无把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我以前的生活既熟悉又陌生了，而我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几乎也快面目全非了。
许多年以后，我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中读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这是王安忆对陈卓然、南昌一个对话场景的描述。他们的“不知道”和“知道”，困扰了他们这一代，也困扰了我们这一代以及比他们和我们更年轻的一代。——我在“不知道”和“知道”中离乡又返乡。
熟悉与陌生（1）
那是秋天的中午，我坐在文科楼三楼的教室里睡意朦胧。这幢教学楼前面一边是开阔的球场，一边是小树林。四季的阳光充足地照耀它，但从来没有烘干它的潮湿。我靠在南窗前，阳光仍然散发凉意。这个印象一直到我工作后仍然强烈。九十年代初，办公地点从那里搬出后，我再也没有进过这幢楼。这幢楼好像封了，南北大门的锁也已锈迹斑斑。我大学时代的大部分经历和记忆都锁在这幢楼里。
弟弟来信说：家里“分田分地”很忙。在我离开村庄后的一段时间，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队”重新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公社”字样也逐渐从牌子上消失。在我出去读大学的那一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没有了，恢复为公社管理委员会，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就开始实行的一种体制即将终结。其时，农村的变革已悄然开始。一九八三年寒假，我在镇上看到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又改为“人民公社经济联合委员会”，建立了乡人民政府。这是根据农村体制改革的精神，政社分开，党、政、经分设。这一年的暑假后，我写信回家，地址已经不是某某大队，而是某某村民委员会。这一年的下半年，以原生产大队为区划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建立了村民小组。 我那时的家庭地址就变成了“东台县时堰乡莫庄村五组”，又过了些年，撤县建市；又过了些年，村子合并，我们村与我以前做代课教师的那个村合并在一起，叫做“茂富村”。茂富，这是个至今都让我不愉快、不舒服、也不适应的村名，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多数人似乎也和我感觉一样。据说合并时究竟用什么村名，两边相持不下，最终由上级一位领导敲定了这个颇具时代特征的名字。
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变化。我是在那个大集体中长大的，现在，大集体没有了，原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村庄的种种面貌并不是在取名为“茂富”后改变的，在我离开之前，乡村社会其实已悄然变动，但村庄的历史以及它的表现则或明或暗地散布在各个角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想，我还是先简笔勾勒一下这座村庄的地图。我在自己未刊的长篇小说中曾经详细地说过村庄的地理，这里只能简单点了。在我们那儿，“村”和“庄”是区别开来的，“庄”是一个行政村的中心，庄以外的地方就是“舍”和农田。以前，比较殷实的人家住在庄上，住在舍上的多半是困难人家，庄上几乎是瓦房，舍上几乎是草房，即便是解放以后许多年也还是这样。因此，庄，是一个村的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这些年来，以草房为主的舍差不多都翻新了，再也没有我小时候见到的那种草房子，而且以前称为舍的地方，比如南舍、北舍现在也像庄子了，样子很时兴的楼房多数建在这些被称为舍的地方，因为庄上的格局已经不容许建楼房。这就是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个庄的先人选择居住地是聪明的，庄的四周都是河流，河流之外都是农田。
我所说的河，是庄前（也就是庄的南面）的河，所说的桥，是架在这条河上的桥，过了桥向南的路就通往公社、镇和县城。离开这个村庄去外地，都要从庄前走，过了桥再上路，路的南端是一条公路，右拐向西，是公社和镇；左转向东再向北是县城。
熟悉与陌生（2）
庄上南北打通的巷子有四条，两边的按照方位分别称为“东头巷子”和“西头巷子”，中间的两条，东边的称为“大队巷子”，西边的称为“供销社巷子”。大队部处于庄的中心，是大地主家的建筑群，非常气派。我读小学时，大队部和礼堂是连在一起的，学校在巷子的东侧；读初中时，学校搬迁到南舍，学校拆了，盖了新的礼堂，旧的礼堂拆了，成了一块空地。南面的旧礼堂拆了，大队部的东门封闭，开了南门，以前见不到阳光的大队部一下子亮堂了。一九八一年的一月底，我和往常一样被大队部叫去帮着填写各种报表，连续几天坐在大队部办公室，虽然是冬天，但呼吸到的气息和我小时候进去时的是不一样的。那天中午，我站在门前的空地上看大队部，觉得它很像县城里的那些旧院落，可以想象出当年这户地主家发达时的气象。
大队部向南，是村民的住宅。再向南，靠近河边的高大建筑就是供销社了。前面两进房子是门市，后面一进是宿舍。我很少见过这么高大宽敞的平房。除了镇上的供销社，就数我们庄的供销社最大了，周围几个大队都是到这里来买东西。西边的巷子叫做“供销社巷子”，也显出当年计划经济时农村供销社的地位。因为供销社的房子特别高大，它的东山墙就成为天然的宣传阵地，比邻大队，又是商业集散地，凡是要张贴的东西，都贴在这面墙上。
在我离开这个村庄时，庄上还是这样的：找人说闲话在供销社门前，看布告专栏在大队巷南，办事到大队部去，看电影进大礼堂。这是多年的秩序。
我离开的那一年，村子里两部电话机，大队一部，供销社一部。电话机是手摇的那种，很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用的电话机。在七十年代中期，大队部东厢房是公社邮电局的一个分总机，公社西部各大队的电话都由这里转接。无数的电话线和插头，是这间房子留给我的印象。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这个总机撤了。供销社的电话是内部使用，没有特别的情况，村庄上的人是不会去那里打电话的。
大队的电话机差不多是公用电话，那间房子是西厢房隔开来的一半，北面是大队以前来客人住的一个小房间。电话房还有一套扩音机，连着家家户户的广播和一只高挂在电线杆上的喇叭。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要讲，比如春耕，秋种，防洪抗旱，过一个革命化春节，征兵，等等，就要通过广播宣传，由大队（村）领导讲话。先在喇叭里通知收听时间，然后每家的广播就传出领导的声音。这个喇叭还有一个用途，通知某人到大队部接电话。我寒暑假在家，这个喇叭就经常呼我的名字。我五分钟后就能赶到，等待电话铃声。这是一个进步。以前，大队的通信员张爹，一个和我外祖父同辈的老人，总是把电话挂下后拱着手跑到我家，在门口喊一声。这位老人在解放后一直做大队通信员，直到我上大学。他走路时不管春夏秋冬，两只手都交叉插在袖口里，个子又矮，碎步走路。大一寒假，好像还是他到家门口喊我接电话的。我跟在他后面，觉得他走路的速度慢下来了，人又矮了些。我记不得他哪年去世的，等别人在喇叭里呼我时，张爹肯定走了。张爹见证了这个村从土改到人民公社的全过程，当他离世时，这个村庄与外部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熟悉与陌生（3）
等电话也是件麻烦的事。在你等的时候，别人可能正好往外打电话，给你电话的人则怎么也打不进来。知道对方是谁，我有时就打过去。打电话不好直拨，需要镇上的总机转。等我通完话了，大队通信员再打电话到总机，询问刚才的通话费用。读大学期间，没有急事不往家打电话。工作以后，父母亲两边跑。那时学校住房紧张，事业心特别强，有一阵子，我们索性把女儿丢在老家，这样，打电话次数就多了。不必说村上，我在学校的宿舍也没装上电话，总是跑到宿舍附近的小店，那里有公用电话。打两次，先联系上大队的通信员，约好时间，等父母带孩子来了，再打。后来有经验了，就约好时间，父母在大队部等着，我把电话打过去。女儿在那头说什么，听不清楚，只听奶奶对孙女说：叫爸爸。感觉女儿在电话里喊爸爸了。
女儿在老家学会叫爸爸妈妈时，村上已经不止两部电话了。不少老乡家里装上了电话，邻居家也是比较早装上的，这时，我就很少往大队部打电话了，偶尔电话，就打到邻居家。寒暑假回家，也很少听到那个喇叭呼谁接电话了。再后来，有手机的人也不少了。我在青年时期，听到电话铃声都突然紧张、兴奋，但现在，庄上鸡叫的声音已经几乎听不见，电话，座机和手机的声音就像当年鸡叫一样普遍了。
供销社东山墙上最后一批大字报专栏是揭批“四人帮”。山墙上是大队和各个生产队的专栏，大队的专栏从内容、图案到抄写几乎是我一个人的手笔。我只记得其中有郭老的词“水调歌头”，就是大家熟悉的“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我自己也填了一首所谓的词，那阵子很奇怪，我对填词兴趣浓厚，实际上我对词的常识知之甚少，真的是在写“长短句”了。这大概是大队最后一次政治高潮了。这面高高的、长长的山墙上渐渐失去了一张张白纸的覆盖，风吹雨打后，残留在墙上的纸片也逐渐腐朽脱落。我到大队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还像往常一样从这条巷子穿过，我当时已经忽略了这面山墙与政治的记忆以及我在上面曾经留下的印痕。我穿越的这条巷子，往昔的气息正在散去。
当我从学校回到村上时，大队巷子已经是另外一种商业的气象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八三年以后，这条巷子仿佛是镇上的那条老街，许多户人家的大门改成了商铺一样的结构，有柜台了。巷子还有卖瓜果蔬菜的摊子，卖肉的案子，甚至有人家捧着筛子卖香烟之类的东西。这是我少年时不曾有的现象。我在苏州城冷僻的小巷子里见过这样的场景，在我回到村庄后，农村商品经济的最初迹象已经在改写村庄的面貌。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的是，供销社的生意逐渐冷淡，甚至有些衰落了。当年在我看来无疑是一座宏大建筑的供销社，在这个村庄的位置越来越渺小了。小时候，在节前，我会有几次走进柜台后面的仓库，悄悄给父亲买回两包飞马香烟，这在当时需要有关系才能弄到，而这个牌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即使在我们村庄也几乎没有人抽，后来也看不到这个牌子了。曾经短缺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在村民私人的小店里到处可见。这大概就是乡村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吧。
我曾经熟悉的、几乎是几十年不变的场景在读大学的那些年逐渐改变甚至消失。当我带着记忆回到村庄时，有许多印象已经无法吻合。我在变，我熟悉的村子也在变。
熟悉与陌生（4）
原先的那个大集体没有了，村庄上各种大集体的气派也没有了。四合院式的大队部成了私人住宅，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搬到了桥南新建的两层红砖楼上。这块地原先是农田，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居民点，而且以楼房居多，到外面打工或者以其他方式赚了钱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造了楼房。和这些村民的楼房比起来，村民委员会所在的那幢像教室一样的红楼实在是简陋和粗糙。这是个变化，而且极具象征性。多少年以来，在一个地方，标志性的建筑物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我所熟悉的村庄、公社、乡镇都是这样。在八十年代，当苏南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时，各级办公场所在当地总是标志性的建筑。我们这个村、镇也在发展中，但它和苏南的乡镇是不同的模式。苏北的乡村缺少企业，农民自由了，也比过去日子好了，但集体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在一个村庄，如果没有企业，没有称为农民企业家的能人，这个村庄其实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庞大的集体的解体，一方面释放了原先体制对农民的约束，另外一方面，集体经济的匮乏，无力改变这个村庄的面貌。这样一个特点，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大的改变。不在农村长大的人不知道，改革后的农村是不一样的。
在“大集体”时代，村庄上的路灯到了晚间总是亮的。我夏天回去时，感觉不到路灯的变化，夏天没有路灯巷子里也是亮的；但到了冬天，夜间没有路灯就乌黑一片。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路灯不亮了，就问起原因。这才知道，路灯是公共事业，需要由村民委员会付费，但村里经济很紧，无法支出，只得关闭了路灯。这让我唏嘘不已。可能也因为这个情况，每家的大门前差不多都装了电灯，这个费用是各家付的，自然节约用电，有人进出门时，门前灯才会亮起来。我注意观察，有些大方点的人家，到了夜间，睡觉前才会关掉大门前的灯。平时，巷子里通常是黑的，只有厨房里灯光会透出窗户。差不多到了春节的时候，每家都不再节约，大门前的灯都亮着，这个时候才有了万家灯火的气氛。
大礼堂已经基本不开会，也很少放电影，更不必说文艺演出了。偶尔放电影，差不多是在外地打工的人赚钱后包场的。放映电影少的原因，除了费用问题，也与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有关。八十年代初中期时，有电视的人家还很少，如果有特别好的电视剧，邻居会集中到有电视的人家看，客厅坐不下了，会把电视移到堂屋门口，这样，天井里会站着更多的人看。这个情形，就像当年在场上放映电影一样。后来，逐渐有电视了，从黑白到彩电，从无线到有线，电视也构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放映电影的重要性在村庄消失了。
文艺演出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是多彩多姿的，“大演大唱”的光景自然不复再现，但从七十到八十年代的过渡中，文艺演出仍然是乡村生活中的亮点。我们这个村在“*”时期的文艺活动持续多年不衰，也因此出了不少具有表演才能的人才，我的两个阿姨当年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声名。样板戏从乡村的舞台上退出了，极具政治性的节目也不再是一种任务，每到冬天就集中活动的文艺宣传队也早已解散，我的两个阿姨以及当年和她们一道演出样板戏的人已经进入中老年。作为乡村文艺活动传统的延续是，每到春节，有两个姑娘挑着花担子到一些门户走几步，表示祝福。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挑花担子的姑娘也不见了。这个时候，一些远处的民间艺人在春节期间会挨家挨户地走，唱几段吉利的词，主人给了钱后便离开。也有些人家听见琴声过来，便迅速关上大门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熟悉与陌生（5）
在我离开村庄之前，耕牛已经没有几头，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消失之后，一头耕牛也没有了。我出去之前的拖拉机自然早已报废，现在使用的拖拉机和收割机则是个体买的。说来也很奇怪，上大学之前，我好像没有吃过牛肉，耕牛老死病死之后是如何处理的，我毫无印象。我读高中时，物理课有一学期几乎全是讲授拖拉机原理，还有不少实践课。让我们回到大队，任务就是开拖拉机。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台拖拉机，有专门的人负责，从学校回来实习，也只是协助，结束时带一张大队盖了章的表格回学校。劳动对体力的消耗是巨大的，让机器代替手工，也就是实现机械化，一直是农民的梦想。
然而，拖拉机、收割机是私有财产以后，所有的使用就存在一个费用问题。有些人家舍不得花这个机械化的钱，还是靠体力、靠原始的劳动工具去耕种收割。我假期中回去，就发现有许多人家还像当年那样用锄头、大锹、镰刀等。特别让我不安的是，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在田里干活的几乎是中老年人。在现代化也成为乡村的关键词和现实生活时，耕种的传统方式并未消失。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耕牛，它毕竟可以代替部分人力。但是，我们这个村上已经没有人会养耕牛了，也没有人会使用耕牛犁地了。
我至今无法说清楚在我离开之后，这个村庄的变化究竟怎样。无论如何，乡村发展进步了，但“三农”仍然是个问题。以前的集体化，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限制了农民的出路。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村庄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不少人家已经富裕起来。我们以前羡慕的县城，越来越多的人下岗，或者在低效益的企业工作，而这个时候在农村，有土地的人至少是可以吃饱肚子。我在村上，在县城，也听到一些人说农民的日子比城里人好过。其实这是彼此都隔膜的原因。乡村生活的改善，除了农民有了土地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副业和外出打工的收入。这个变化减少了农村人口，富余劳力在城市里有了出路。但同时，另外的问题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成为村庄上最后的农民了。我的那些同学，没有出去的，成了农村的主力，比我们年轻的几乎很少有在农村干活的。我不知道，以后这个村庄上的主人是谁，危机就在不远的将来。
七十年代留给我们太多的争议和纷扰，乡村也是如此。大寨式记工、赤脚医生、河工、文艺演出等在八十年代的村庄已经成为旧黄历，但是当这一切消失或者改变时，却少了一些新的事物衔接。特别是在村民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之后，乡村社会基本处于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人民公社化时期，村庄的公共事业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总在发展中，现在能够用于公共事业的经费短缺。有乡镇企业的乡村，这一点似乎不同。我们这个村没有一家企业，也就没有经费投入了。让我悲伤的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村庄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