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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冲绳人民以万众一心的精神冲击着美国军事基地时，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日本人不
会是仅出于道德满足式的原始愤怒。美帝国主义历史罪孽的必然报应一——在这一刻显现
了。历史的因果感——尚未降临到歌舞升平的美国人身上。然而应得的教训的首先是我们—
—我们有必要再想一想沈崇事件造成的中国社会演变的深刻后果。
我们的生活不像日本人那样舒适，我们在战后得到的好处不及日本的万一。但我实在担
心处在美式日光浴初级阶级的我们，在国家基本权力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有没有失掉像其
他的苦难民族那样的警策？”
最近台湾的局势对我们的心灵就是一场考验。
美国国会的乌鸦们——他们代表了某一些民意——张罗着“武装保卫台湾”。正如我们
所料想到的——好像是五、六十年代对峙的重演，第七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巡洋，当成亿的
中国青年热烈而兴奋地讨论着一切可能时，想过没有？假如一切临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底
气，勇敢地站起来对那些美国佬大吼一声：
“你敢？！”
我心里回荡起黄尊宪颂扬黑旗军时那首战鼓般的诗！
我说过了：中国是一个有热烈文学情感的国家，诗酒般的画面可以一壮我们的行色。但
是随着社会价值的深刻变化，实用和物效占据了我们思维的更大空间。我们更多的不是用英
雄主义的态度看待威慑，而是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但怎样才能叫“现实的态度”？如果构成我们国家基石的起码要素都不能成为最大的现
实，那么还有什么能算得上是“现实”的？
我们部不愿意看到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冲突的焦点。甚至说了：我们不愿意看到因为使用
武力而使整个国家出现困难的后果。
但深厚的历史感将使我们在美国的耀武扬威面前涌起高贵的愤怒。到那个时候，我们不
会铣足蓬首地以血肉之躯迎接美式火箭，我们会赢，这是最大的事实。这是那永恒的规律告
诉我们的。
我曾经问过一个在大陆开高尔夫球场的台湾老板：假如在台湾搞“全民公决”，赞成独
立的人会有多少？他回答说：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五。从其他的资料来看：对台独最有
利的预测是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确乎是台湾
社会现实的反映。台湾人民有着较独特的感情历程，因此一部分人民出现一种异乎中国传统
的骚动，或者叫迷航。这种迷航其实是非常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来导拔一下子
的，或者文雅一点说：确乎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民意来否决一下子的。国家是干什
么吃的？就是于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纯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
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
对我们来说：台湾的从属地位是真实的，不容辨别的。当李惠堂被国际奥委会驱逐出会
场时，他说：美国人越使劲越糟。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淤弋，导致内心受折磨的决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那个彼岸。那个彼岸突然发现很孤立，很疲惫。它的内心在说：
打一打，没关系，然而它更沉默的内心说的却是：我经不起折腾了。
至少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心灵上有这么一次短兵相接，这是两国人民意志上的抗
衡。这更是对中国人民最基本道德观的考验。
我们退一千步来设想：即使上苍注定要气力战胜道德，有一天非打不可，而且很大可能
出现阿根廷人在马岛那样的羞辱，我们有没有意志来承受这个东西？”
这种设想是有现实意义的。就好比你和你妻子逛公园，歹徒用刀逼着你抢走你们的钱
财，你忍耐下来了。然而歹徒并未罢休，他示意你滚蛋，并胁迫你的妻子朝密林里走。这
时，你明知反抗只能徒增流血——然而，仁义的情怀令你反抗了，并且喋血了。凡夫俗子是
很难将此认同为一种智慧的。
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种威慑。
流血会让歹徒的淫兴消退，流血会使妻子激起勇敢的心，她可能因此逃脱厄运，或以自
尊的悲壮的心消除自己的耻辱感。流血将在未来岁月中向歹徒复仇，它将在命运上对作恶的
人以压迫。
尼泊尔前国王马拉享德写道：
牺牲的热血，我们也会有。
堂·吉坷德式的战斗形象绝对不是以雅滤的意义照耀人类的。二十世纪的事情证明：公
理会战胜强权，高扬的精神理念将得到历史的回报。而美国人在这方面是绝对缺乏道理勇气
的。
所以我们以坦荡正大的强力纠正台湾部分势力的迷航时，应扭过头逼视美国人的眼睛喝
出这样一声：
“你敢？！”
不要忌言“准备打仗”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领袖阶层才放弃了毛泽东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断以
及有关动员。全世界为此舒了一口气。
前苏联的一部反华影片对中国托儿所孩儿们玩耍的镜头作如下解说：
“在世界各地的幼儿园里，玩具枪是孩子们所喜爱的；但在中国，玩具枪是孩子们唯一
的玩具。”
言外之意，整个中华民族，从领导人到小孩都“好这一口”。“黄祸”的恐惧心理，与
我们对帝修反的嫌恶和警惕心理，在一个平行的时空里，谁也不比谁松弛多少。我们曾经无
限激动地向往有一天的来临，指望那一天改变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那一天也许是：苏联红
军冲进了我们的课堂，枪杀了我们的老师，烧掉了我们的房屋。我们的班干部当了汉奸，而
我们（当然包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齐齐到背后去找队伍，再也后的幻想，自然是《青年近
卫军》跟《英雄小八路》的混合物。
自然的，我们自小喜爱打仗游戏，喜爱每一件画面的或现实中的武器，直到我们步人成
年，我们仍然热衷于“战争审美”。
我们对上述事物的鉴赏，包含了对传奇的追求和武夫们勇毅精神的倾慕。这注定了我国
人民战争观的东方特点，是和人生理想密不可分的。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意谓着劳动，也
意谓着道德上的整肃。即使举国上下深深陷入战争狂热时，明眼人都一看便知，这里头丝毫
没有攫取的成份。
中国人民的集体品质，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帝国主义的基因：即贪婪。甚至中国人的对外
战争也缺乏一种基本倾向：即暴力倾向。中国的战争正史是一部仁义之师“恭行天罚”的说
教史——我们的父辈常常向我们灌输这种“战争道德”。
毛主席逝世那天下午，我们一齐蹲坐在球场上。在丧父的哀痛中聆听了那个对全世界的
许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二十年来的事情证明：中国是尊守了这种国家道德的。
但是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存有疑虑：不称霸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做“超级大
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争取做世界势力的积极领导者和强大斡旋者？
我们没有理由因“瓜田李下”之嫌向世界隐蔽掉我们的雄心，我们没有必要因国力的迟
钝而“口将言而喂嚅”。连利比亚这样的国家都敢于提出“小联合国”这样诗意而可爱的想
象，那么试问：我们是否应提出一场战斗！当大规模的世界冷战结束。许多重要国家和组织
都变得面貌不清的时候，我们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正义色彩是足够
了，但感觉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强度不够，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是意志的强大。
我们多一点精力去设想：我们今、明、后天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或国家联盟负起更大的责
任。
从自由思想者的角度。我对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弃权持担心的态度。因为我
有这么一种“唯恐”——唯恐这苦心积虑为西方人所轻慢。。
这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式的苦心积虑在未来更加尖锐的国际矛
盾中会不会显得孱弱无比？——稳健未必能左右逢源，跃进也未必会失掉此岸。
西方就在我们的地盘上动手，我们别小瞧了尼加拉瓜们袖珍小国联盟的议案，更别小瞧
了塞内加尔与台湾“建交”后的渐进影响。注意：这些可都是大有来头的哩，如果我们仍照
常规办事，将来我们在主权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蒙受羞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决非危言耸听——正反映在国际事务微妙变化之中。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我们长期认为是无害的国家，最近都叫嚣着要加入“保卫台湾”的行
列之中，更呈明了我们要缩短解决台湾问题日程的急迫性。
爱情往往是一秒钟之间发生的，量变到质变的奇观也与之类似。台湾问题，尤其是离心
主义的量变迹象充分反映在岛内岛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连串动作和言论之中。
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曾引起人们的惊骇。那种真实而悲痛的独白，平心而论，不
能简单地认知为心理扭曲使然。李氏经过日占时期，我看过一部台湾乡村电影，很惊异于台
湾社会生活被日本同化的程度：青年人整洁而笔挺的学生制服、和蔼而热心的乡村警察、农
妇头顶的白色头巾、房舍内的榻榻米，俨然一个亚热带的日本。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台湾
小调，其风格明显的承袭于东瀛。不能否认它们构成许多台湾人温馨童年的一部分。李与一
堆和他有同样感情经历的人，都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亦认识到李是一个有政治敏感度
的人，他走过的探索之路恐怕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描述“一二·八”血腥之夜时
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当局“一二·八”
大屠杀给台湾人民的心灵创伤也是台独势力的情感煽动法宝之一。历史亦写道：日本殖民者
对台湾发展的某些照顾和部分台湾人的某些栽培优于当时的“满洲国”（统治历史长、同化
程度深的缘故）——至少我是这样理解李氏的感情背景的。我确认李的生涯决定了他在台湾
方向上的隐晦言行的内在真实性，其个人经历也折射了台独理念的由来。由此我不能不提到
日本，因为台独势力的日本背景不逊于美国。日本国内要求突破宪法以实行集体自卫权的喧
闹不仅引起亚洲周边国家的担心，而且顺理自然的，会埋下未来中日对抗的种子。根据“集
体安全”的法则，日本可以有根有据地向它的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道义以外的援助。——我
们可以由日本同台湾省的历史关系及国际势力对台独（或叫事实台独）的推动，进行一次危
险的推理：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假如日本国权丰满完毕，那么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什么
样的同盟？那时候的我们，将出于对孤立的顾忌和人民安宁幸福的考虑，忍痛放弃既定目
标。
台湾海峡将筑起一道无形的哭墙，我们目睹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心底流泻着千年长恨。
我们认为：至少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应将那句克制的警告再递进一层（“坚持和平解
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
—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每刻都
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
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
现在言战，会以我们的五年计划为代价，可能波及面更深更远，甚至于造成我们国家前
进的一度滞迟，但如果一切凌辱无故而加之，我们有勇气不惜代价。
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
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著编年史。
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青年开始怀疑，为祖国应征去死是不是值得骄做的事
情（这种价值观早已被其父辈所认同）。那么，中国是不是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彻底确信这
一点？在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另一座是朝鲜
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中国游客来到华盛顿时，总是怀着激动而感慨的心情在其中的一道墙
前面留影（那墙上刻满了美国青年的名字，至今我们可以屏息听到墙体内传出的诅咒）——
中国人很有必要到那里走一圈，因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奉陪者是
中国大兵。
由此我联想到将来，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
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
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
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
英国著名外相麦克米伦说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已经逼近
了国际合作中永恒的真相的核心。
在本章开宗明义地检讨亲美情绪时，我曾毫不犹豫地退出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厌恶心情一
——顺便指谪几句我国社会的“标准”用语，动不动“前苏联”、“前苏联”的，好像一夜
之间谁都有了历史沧桑感的样子。苏联就是苏联，它是一个永恒的具象，且在时空中它永远
是现实。我毫不掩饰地说：如今我有一种较彻底的回归，我对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及其他独
联体国家有着前所未有的好感，这种好感，从苏联解体那一天起便达到了质的飞跃。
一个广大壮丽的国家在一次狩猎之后，便四分五裂。这使我感到一种宿命式的悲哀。
同样，作为强大国家而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种很强大的积
累是以民用消费品短缺为代价赢来的）。同样令我感到震惊和困惑。
民主德国的实例也能印证我的困惑，民主德国曾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紧随英国，在东欧
阵营中光彩夺目。然而在完成统一以后，却变成西部财界的巨大无底洞，这不得不让人们发
问：到底咋啦？
理念的崩溃、秩序的崩溃一夜之间发生了，当这些国家在痛感中翻过身来，似乎变成了
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发出了丧失言说能力的嘤嘤。
五年以前，俄驻北京大使馆曾热情支持一本中国企业专题画册在俄境内的传播，那本画
册充斥了白砂糖、猪肉之类的产品。一时间，独联体国家的萧条令我们有许多嗟叹。
可是我们差一点忘掉了基本概念：即使俄罗斯在世界风景中继续黯淡许多年，她也永远
不可能是一个二流国家。就像我们越发痛责自己，越发不满足于我们硬件和软件的缺乏，我
们就越发坚信我们作为现代化大国的基本素质已经具备——一样，一回事情。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俄两国基于未来宏大目标的合作，我们热情地注视着中国和其他独联
体国家的亲善。我们以尊敬的心情看待俄罗斯的痛楚，认定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福
音。
着眼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俄罗斯必将成为思想上和利益上的盟友。同样的着眼点也将放
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比较有前途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如德国、东欧、东盟和南非。这绝不是一
种诗意式的跳跃．而是基于世界变化趋势的深刻事实。
我们的利益守恒原则是基于未来的不求回报的原则，这出自于东方佛教的“功德”观。
因为我们深信世界大同的思想源泉在中国——关于这一点，已经由拿破仑起造了两个多
世纪的舆论。今天已经拥有了实现的空间和模具。
对远大目标的企盼不意味着对现实的轻弃和对西方采取孤立主义态式。
因此，利益守恒原则对于西方主要国家需采用双重标准，哪怕是缺乏大度的、睚眦必报
的。麦克米伦小语：“只有永恒的利益。”
李鹏总理出访法国，带去一大堆订单，全然不顾英美人幽怨的眼神。此举我双手造成。
我极端赞成对西方贸易的“长官意志”，——不要跟我奢谈“政治和贸易是两回事
情”，这一守则对西方政客们不合适。在我们看来，西方七国对我国市场的争夺正好是我们
贯彻“麦克米伦精神”的最好契机。
“费厄泼赖”——公平竞争对于西方大国来说，从来就不是商业成功的法则。对于顽冥
不化的西方列强来说，取消订单才是医治他们忘乎所以的最好药剂。
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尚有思想活力的法国。
同样的，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具备良好大国雄心的德国。
以后也赞成把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那些政治上表现一贯良好的发达国家。
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言概之，才是最大的“费厄泼
赖”。
同样的，关于《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的题目，也想试图就中国对于不发达世
界的责任做一点探究。
我们曾有过“坦赞铁路”这样的工程。
因此谈到责任问题，我们的民众有一些逆反心理。
我们可以完全不理睬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跟他们较劲没多大意思。但是我们
是否应该采用一种更博大的战略。以铺开我们的善果、打开我们的经营、丰富我国劳动者的
世界经验，为我们走向全球做更全面的预备呢？
要知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相比，后者是无法“费厄泼赖”的。我们曾经有过同样的痛
苦经验。
因此增加对世界贫困地区和弱小民族的援助也是中国最大的“费厄泼赖”。
“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
尼克松曾经一语而譬之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启示我们：什么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内
在动力。
时髦人物的政治花祥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