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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纪事》这本书的深远意义。这不仅仅是历史的珍贵资料，还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形象、感人至深的教科书。最后，经反复挑选，从两千六百件征文中，选定一百四十余篇，五十四万字。其中有直接叙述北京和各地重大事件和斗争的，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小的角度来反映丙辰清明人民心底的爱和恨的，从一个浪花；同样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此书1980年1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三万册。
编辑工作接近尾声时；我给征文顾问之一、老作家刘白羽去信；请他写篇序文。白羽同志一直是我们文艺部的老朋友；常有新作在报纸副刊和作品版发表。“文革”前我和他也常常晤面。但从大风暴一起；他的消息就一无所知；听说曾受林彪、江青党羽迫害；陷身囹圄。他的夫人汪琦是报社记者部主任；我们都曾被关在“牛棚”里；虽是难友；也不便打听白羽的近况。就在那年清明前不久；有一次在报社大楼北侧的王府井药店里；忽然看到他由女儿扶着在买药。显然已走出铁窗；稍稍获得一点自由；但看来身体大不如前；面容憔悴而苍白。劫后重逢；自然意外惊喜；但在药店里不便谈多少话；只问清他仍住在报社西边的红霞公寓；就匆匆握别。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就迎来了十月春雷。
白羽同志在序文中；用慷慨激昂的语句；高度评价热情赞颂丙辰清明节那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铺砌天安门广场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最雄辩的证人；经历千秋万代；它将告诉人们：一九七六年四月；在这里；泪滴凝结着仇恨；鲜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了一场大搏斗。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以头可断、血可流的宁死不屈的决心；在‘四人帮’法西斯恐怖镇压之下；给予‘四人帮’这帮丑类以致命的一击。让我们从历史深处考察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些惊心动魂的行为，历史将会黯然失色。……”老作家充分肯定编辑这本书的意义，对它的出版寄予厚望：“《丙辰清明纪事》为这一伟大事件留下了可贵的史料，我相信，它还将为反映这一宏伟历史而必然出现的文学艺术杰作提供可贵的资料，开拓新的创作道路，使四五运动这《国际歌》一样震撼人心的斗争，永远让我们子孙后代放声歌唱。”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做文字工作，编报纸，编杂志，编书，大半辈子与笔墨为伴，经手编辑的书也有一大摞。可以说，这一本《丙辰清明纪事》是我编辑生涯中最动情动心的一本。能参与编辑这样一本记下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记下民族五千年青史中一个伟大时刻的书，是一个编辑最高兴也最能引以为荣的机遇，一辈子能遇到几回呢？
《日记何罪》呼唤被践踏多年的公民权利（1）
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江苏杂文家乐秀良的一篇新作《日记何罪！》全文如下：
日记何罪！
乐秀良
日记，是生活的镜子，是战斗的武器。日记，最真实地记录着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也记录着个人生活中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经常翻阅这些日记，会帮助你拉开回忆的帷幕，看到自己前进的脚印，让青少年时期的理想，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烟，亲友、同乡的音容笑貌，让成功的、失败的、悲哀的、欢乐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激励着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忘怀过去，不迷失方向。
我们党的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戎马倥偬、紧张战斗的岁月里，坚持用日记来记录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这些日记是党的宝贵史料，是揭露党内野心家、阴谋家罪证的武器，因此，也就成为那帮奸贼千方百计必欲得之的东西。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法制荡然，许多日记和日记的主人，遭到了惊人的浩劫。成千上万本日记，在抄家时被劫走了。而且被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歪曲捏造，罗织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只要你在日记里对领袖的个别言论稍有异议，即使是正确的，也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组织批斗，判处徒刑，直至以“恶毒攻击”的“莫须有”罪名处以极刑。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正直之士就是这样惨遭迫害的。 那年头，马路上贴着揭发所谓“反革命日记”的大字报，宿舍里飘出了一阵又一阵的火焦味，大量的日记本化为灰烬。人们不仅烧掉了心爱的日记，而且愤然掷笔，让更多的不平和怀疑埋在心底。
历史的长河在曲折中前进，政治的风尘埋没不了生活的脚印。慢慢地有些人又开始记日记了。因为，人们需要用它来记录斗争，记录工作，记录生活，立此存照。但是，四害横行，国无宁日；法制不立，民主不保；抄家的阴影不散，写日记的余悸难消。有些人为了保险，把日记变成了“记事册”，而且大段地抄着“语录”，抄录着“东风浩荡”；为了留下一点思想的痕迹，人们也只有用暗语、用代号，用……，来记录自己想说而不能说、不能记的事件和思想。甚至用“开天窗”的方法，留待来日补记。
朋友们，同志们，你们不觉得可笑吗？这便是几年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现象之一，这正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一种祸害，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一个后果。这种情况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逐步有所改变。但是，仍有一些因记日记而遭迫害的冤案还未得到平反，“反动思想”的“尾巴”未除，人们的余悸犹存。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日记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保护日记的关键。什么是反革命罪？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的第一部刑法，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第一是有目的，第二是有行为。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而艰巨，许多理论观点往往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证实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此，这就更需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允许人们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保留不同意见。即使错了，也是认识问题，只能通过说服教育来改正，怎能随意给人加上“恶毒攻击”的罪名！
日记无罪！因日记被抄家、批斗、判刑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昭雪。国家的法律必须真正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真正保障记日记无罪；保证日记不致成为抄家的目标，文字狱的罪证，保证日记的作者不会成为思想犯。当然，我们知道，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要把法律的条文变成保护人民的武器，需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如果你是真正热爱日记的，那末，让我们共同学习谢觉哉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为革命记日记，用垂危病体保护日记的顽强毅力；学习党的好儿女张志新烈士为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作一个“强者”，无所畏惧地使日记成为探索真理和捍卫真理的武器吧！
作者乐秀良是我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结识的老友，解放后一直在南京工作，主编江苏省委的理论刊物。动乱十年，不通音讯，忽然接到来信，才知他已来到北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劫后重逢，我高兴之至，连忙去信请他为副刊写杂文。当时，正是四凶刚刚翦灭，余毒很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拨乱反正成为全党急需解决的头等重要任务，自然也成为报纸包括副刊在内的重要选题。我就请秀良兄共同参与这项斗争。果然，不久他就寄来这篇杂文，看来他对这个问题久已郁闷在胸，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了。全国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个人日记、私人通信、亲友闲谈（即便是夫妻间的枕边对话），都可以成为证据，罗织罪名，肆意上纲。由于日记中的片言只语而戴上这样那样帽子的，无从统计，却也决不在少数。这种做法，不仅无理，而且违法。作者质问得很对：“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是啊，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这个质问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当然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也牵动那些曾经因日记遭罪者的痛苦的回忆和愤慨。
“一石激起千层浪”是人们常用的形容语，形象而有点艺术夸张：一块即使上千吨的石，哪能激起千层波浪呢？但是，一篇《日记何罪！》确确实实激起不止千层的浪花。文章发表后没有几天，就收到读者来信的反应，有的热烈赞同作者的观点，更多的是倾诉个人过去某次运动中由于日记遭到批评、斥责以至错误处理的种种遭遇。我们读到这些来信，心情实在不能平静，本是安份守己、善良正直的公民，勤恳工作、奉公守法的基层干部，仅仅为一篇日记、几句言词就遭罪多年，锒铛入狱，妻离子散，甚至含冤而死。这样的信，尤其令人同情以至义愤填膺。有关《日记何罪！》的来信，有时一星期就能有十多封，有具体单位和地址的，我们都转到有关部门，请他们认真处理，其余都转给作者。三个月后，乐秀良同志又写了一篇《再谈日记何罪》，发表在197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上。他说：从来信看，日记“出问题”，主要是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和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段时间。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人们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在日记里“议论朝政”，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提出质疑，对革命导师的有些理论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本是共产党员和公民无可争辩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思考的精神，也应该得到鼓励。即使有些意见错了，也只是认识问题，“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何况，日记的内容是不公开的。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影响别人，更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十年大动乱中，法纪荡然无存，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卑鄙野心，任意侵犯和践踏公民民主权利，非法抄掠日记，诬陷好人，罗织冤狱，株连无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灾难，那倒是真正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日记何罪》呼唤被践踏多年的公民权利（2）
据作者说，这两篇“日记何罪”发表以后，他前后收到六百多封读者来信，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和回到南京以后，每天都要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回复和处理那些四面八方的来信，其中申诉冤案，要求平反的信，都需要转给有关部门。他个人无法处理，只好委托外地来党校学习的同班同学或者请江苏省委统战部、宣传部转给当地相关部门，请他们帮助解决，却并不都那么顺利。他感慨地说：平反冤案也要走后门、找关系，可见经过长时期缺乏民主法制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活，要恢复被践踏的公民权利是何等艰难！
一篇杂文，引起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影响，成为那一时期许多媒体、许多正直人士议论的议题之一，《新观察》1983年第12期和16期连续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杂文〈日记何罪！〉引起的反响》和《续闻》（并由上海《报刊文摘》转载），在我个人多年副刊工作的经历中还不曾遇到过，几乎是绝无仅有。
时光匆匆过了十年。1988年6月，正值《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文艺部广泛约稿，请一些同报纸比较熟悉的作者撰文，对副刊提出批评和建议。秀良兄应邀从石头城下寄来题为《编辑的良知》的信，对编辑多所鼓励。信上说：《日记何罪！》发表以来，共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推动了“日记罪”的平反改正。他认为“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不嫌其烦的把一批批来信转来，把一部分申诉刊载在供领导部门参阅的《来信摘编》，或转给有关地区和单位，使一些蒙冤者得到昭雪”。“当时，‘遍于域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刚刚开头，认识不一，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敢于公开披露这两篇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杂文，确实是需要有一股政治勇气的。报刊编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随时作出独立的判断。对的，就坚持，提倡；错的，就反对，批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这样，才是急党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为党和人民分忧解难。我以为，这才是列宁教导我们的报刊的主动精神和党性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我想再说一遍：谢谢编辑！”
作者说“谢谢编辑”，使我们不胜惶恐和感愧。两篇“日记何罪”，增加了读者对报纸的信任，紧密了读者和报纸的联系，应该由我们对作者和读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对副刊编辑来说，还有什么比读者和作者的支持和信任更大的安慰和奖励呢？
“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1）
近日从电视荧屏的纪念电影百年回顾的节目中，看到一个“赵丹专题”，连续两天，简要地介绍了赵丹从影历程和他主演过的重要影片，重新见到他从三十年代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来创作的许多光彩照人的形象。尤其建国以后武训、林则徐、聂耳这三个时代不同、经历迥异的人物，给亿万观众至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禁不住又一次为他本不该在六十五岁的年龄就离开了人世而哀伤，更为他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被称作“赵丹遗言”文章所遭致某些人的非议和责难而感慨万千。时光如水，竟已二十五年了。
话要从1980年9月中《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起的一次讨论说起。
1980年9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四年，文艺界从为害十多年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心情舒畅，意气风发，陆续出现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话剧、电影、歌曲、漫画、曲艺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热情评价几年来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指出：“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些话，都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尤其是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当前更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多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强调：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多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07…214页。）
凡是参加过第四次文代会的人，一定都会记得邓小平同志讲到这句话时，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的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经历过多年风吹雨打雪压霜欺的文艺工作者，感到一阵和煦的春风，自然都爆发出内心的拥护。“不要横加干涉”这一句，立即不胫而走，从此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口头上传诵、文章中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领导。这些领导人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搞一言堂，他们也有一句故意歪曲而针对性很强的话：“不能横加干涉，竖加干涉总可以吧？”他们也习惯于凭个人意志、兴趣，一两句话就草率地否定一部艺术作品。正如两栖于文艺、电影的作家李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几年来文坛活跃，影坛沉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审查电影、戏剧的人要比小说多得多！一篇小说写成，两个编辑人员看了就可以发表，一部电影要经过三道、五道甚至于十道关卡。结果是小说繁荣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电影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观众怨声载道”。李呼吁：“我想，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大胆改革的时候了。”
1980年9月17日，我们在报纸第五版上发表了北京两位文艺干部题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来信。来信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事业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学艺术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活起来的问题呢？文艺界的现状有很多方面还是死得很。放任自流、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是存在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搞一言堂、瞎指挥、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关系不正常的情况更为普遍。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限制过死的问题相当突出。近一个时期以来，横加干涉的现象有所抬头。对某些领导自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摄完成，也不准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强令销毁或停止发行；对某些虽有缺点和不足，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有的领导人还是坚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政治诬陷；某些领导部门的不适当干涉，已经不仅干涉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甚至连作品的细节、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过问。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