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三：大江
大江万里流，泥沙挟俱下。
千古不伐功，万人不嫌骂。
狂亦圣之徒，鸣鼓攻求夏。
观过可知仁，忠直发叱咤。
日食还复明，天衢期腾驾。
一望而知，三首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的。
经历过那十年动乱的人稍稍回想一下，就会想起1967年七八月间，正是全国大乱、党组织涣散、工业停产、交通断绝、社会混乱达到高峰的时候。从那年年初兴起的“造反派夺权”的恶浪席卷南北，大到省市委，小到基层单位，都在争先恐后地夺权、夺权、夺权。扯旗造反的“战斗队”、“战斗团”纷纷到处抄家、砸烂，攫夺党、政、财一切大权。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战功煊赫的元帅将军，身膺重任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纷纷都被打翻在地，惨遭残害，身陷囹圄，更不用说顶着“黑帮分子”、“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三名三高”等等帽子的学者、作家、教授、文人。天下滔滔，在劫难逃。但是赵朴老在诗词里强烈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对自己安全的忧虑，而是记挂着他最敬爱、也有深挚私交的周恩来总理。上面三首诗词，篇幅都不长，笔墨不得不隐晦曲折，却是真情流露，感人至深。林老和我坐在沙发上低声吟咏，一面想着周总理忍辱负重，日夜辛劳，容颜憔悴，忍不住潸然泪落。
风雨诗心——赵朴初在“文革”中（2）
朴初老人那一时期忧时伤逝的诗篇，1972年1月写的《陈毅同志挽诗》可以作为代表作：
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
赖有尧日护，差免跖斧伐。
众望方喁喁，何期大树拔。
岂徒知己感，百年一席话。
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
短短的十二句，六十个字，真挚沉郁，爱憎分明，充分表达了对陈老总这位老领导、老市长、老朋友的深情厚谊。诵读再三，衷心如沸。朴老又写成一幅小立轴见赠，我装裱了悬在斗室中，朝夕相对。不少同志读了都受到感动，有的还抄录下来珍藏，或在知友中私下传播。也曾有友人好心劝我藏起来，免得被心怀不善的人去打小报告，诬指末句“风雨黯华夏”为“诬蔑大好形势”。但是所有来到我们小屋读到此诗的人，都以为这句正是充分表达了老诗人在风雨如晦年代忧思不已的诗心。
陈毅元帅去世后，赵朴老接受陈夫人张茜委托，着手编纂陈总遗诗。他曾多次征询林林和我的意见，我们当时有个共同想法：尽可能搜集完全，而不必顾及当时出版的条件。因为事情明摆着：在江青及其党羽控制下，陈总诗词集当时绝不可能出版。即使周恩来总理曾经指示逐步恢复出版事业，也只是重印《史记》、《三国志》和四部古典名著、八部“样板戏”，哪有可能出版陈毅诗词集？现在先编好，将来有条件出版时就省事多了。朴老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他还说：编好了，对陈老总尽一份责任，也对张茜夫人有个交待，谁知道何年何月能出版？那两年，温都尔汗一声爆炸，使许多人震愕之余，也冷静地陷入思考，这么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何以竟能骗取那么多人狂热信奉吹捧，何以竟能得到最高领导人那么高的信任和评价，何以竟能史无前例地作为正式接班人写入党章？那么多的革命功臣、党政领导，遭到残酷迫害以至受折磨而死，而最高领导人竟然一言不发？纲纪何存，宪法何在！这混乱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这种种疑问、惶惑、忧虑，只能在朴老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轻声议论。从他府上告辞出来，我们绕过人民大会堂西侧到长安街搭公交车，举头仰望天安门城楼和大会堂楼宇，心中百感交集，却只能默默无言。
赵朴老诗词作品，历来爱憎分明，充塞着一股浩然正气，在“文革”动乱年月更加突出鲜明，对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尊敬挚爱和对那些窃权奸佞、跳梁小丑的憎恨鄙视，跃然纸上。对那些满口假话的骗子手，他用讽刺诗形式，嬉笑怒骂，一针见血，入骨三分。比如1971年他写了两首《反听曲》，就直刺那个到处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和开口就称“高举红旗”、“收获最大最大”的林彪。
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可爱唤做“可憎”，亲人唤做“冤家”。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高贵的王侯偏偏要称“孤”道“寡”，你说他还是谦虚还是自夸？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哈哈！
听话听反话，一点也不差。“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共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大呼“共诛共讨”的顶呱呱，谁知道，首逆元凶就是他！到头来，落得个仓皇逃命，落得个折戟沉沙。这件事儿可不假，这光头跟着那光头去也！这才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是吗？！
1974年8月中，我收到朴初老人寄来一信，并附诗一首：
袁鹰同志：
近自医院归，始获奉手示，承赐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极所欣感。出院后殊忙乱，环境一变，骤不能适应，因而发病又较频繁。屡思奉访，辄未能如愿，先此复谢，附呈近作小诗一首（阅二十五号文件后作）聊博一粲，并请指正。林林同志已返京否？晤时乞代致候，得闲当图与两兄一晤。此致
敬礼
赵朴初八月十七日
附诗《变色龙》，是讽刺“文革”初期张狂一时前几年又获谴下台的野心家、伪君子陈伯达的。早在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嘴脸被揭露，当时尚在台上的陈伯达假惺惺地责骂他们是“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高呼还有变色龙，要追根到底。不料才过了三年，“小爬虫”后边的“变色龙”就被揪了出来，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自己。这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上的事。四年以后，陈伯达的罪行印成“党内文件”下达，即信中所说的“二十五号文件”，朴老便写了此诗（1978年3月出版《片石集》，题目改为《陈伯达罪行材料阅后口占》），六句诗就揭示了那个两面派政治骗子的真面目：
当年捉到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起。
高呼还有变色龙，说要追根追到底。
三年露出龙尾巴，原来就是你自己。
风雨诗心——赵朴初在“文革”中（3）
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变本加厉进行篡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忽而“批林批孔批周公”，忽而“评法批儒”，忽而又批“资产阶权法权”，操纵舆论工具，愚弄人民群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花样翻新，阴谋诡计层出不穷。许多有识之士，虽然处于艰难危困境地，却都能冷眼看清他们不断变换的卑劣手法。赵朴老那时写了不少借古讽今的诗，如《读李贺诗》、《读韩非子》、《读庄子·盗跖篇》、《读骆宾王集》，其中《读史杂诗》一组，从秦始皇、李斯、张良、汉武帝、曹操直到柳宗元、王安石，一一写来，在当时一片“非法即儒”的喧嚣声中表明自己对这些历史名人的冷静客观态度。那时在北京前门饭店正举行一场“评选法家”的会，朴老借用鲁迅诗句“西游演了是封神”作题作打油诗加以讥刺：
如来佛胡授记，姜太公乱封神。
吃一顿涮羊肉，便硬派做回民。
无需长篇大论，有这二十八字就足够勾清那帮小丑的面目了。
1976年刚过新年，中国大地迎来一个寒冷哀伤的春天。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举国悲痛，人心激愤。赵朴老立即写了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
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
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写完以后，朴老照例另抄一份寄给林林同志和我。晚上我去林老家，两人围坐在火炉边，反复吟诵，含泪无言，心中涌动着无法遏止的哀痛，深深感到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目前特别需要周总理这样的人物坐镇中枢，力挽狂澜。朴老挽诗末句，“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完全写出了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心情。
三个月之后的清明节，人民群众由周恩来逝世所引起对“文革”的不满和对江青一伙奸佞的愤怒达到无法遏止的高潮，于是酿成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行动。遭到江青那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屠戮和迫害，一时间黑云压城，刀剑飞舞，到处追查政治谣言，追捕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在那个黯淡无光、欲哭无泪的日子，赵朴老把悲愤强压在心底，用委婉隐晦的笔调写了一首词《木兰花慢》（芳心）：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
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
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
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两个月后，又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朱德委员长辞世。朴老同朱老总还是诗友，他挥泪作挽诗一首：
春初读公诗，意深而味永。
笃信导师言，丹心见耿耿。
电视近传真，雍容气深稳。
谓当享期颐，孰知变俄顷。
中宵噩耗传，万眼终夜醒。
回思创业艰，老辈存已仅。
堪伤一载余，叠见众星陨。
峨峨井冈山，巍巍杨家岭。
长庚傍日明，大旗凌霄炳。
史垂不朽功，人勉征程迥。
绕床想英烈，无语泪如绠。
那一年灾难频仍，二十天后，唐山突然发生大地震，一座工业城市顷刻间成为废墟，人民群众死伤惨重，本来就已颓丧沉重的人心更加彷徨无计。赵朴老经有关方面安排，暂时迁居阜成门内广济寺。有一天我去寺拜访问候，朴老随手递过一首诗，是地震后一天所作：
大波掀涌风雷激，齐向华胥破梦来。
地发杀机恣吼爆，物为刍狗任拉摧。
余生幸未循墙走，众力知能泯劫灰。
多难兴邦吾益信，窥垣熊虎漫轻猜。
老人指着诗中第五句笑着说：这里“循墙走”三字是纪实，我家的墙真塌了两处。我一边说“万幸万幸”，一边衷心钦佩朴老一贯处变不惊，在突发灾祸中仍然保持乐观精神，坚信“多难兴邦”的古训。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病逝，山河垂泪，举国同悲，几天后，朴老寄来挽诗并附一简：
我国迭遭大故，毛主席逝世，尤为不可弥补之损失，可胜哀痛！曾作挽诗二首，附奉左右，期与兄同此一恸，并希有以教我。
毛主席挽诗二首
忽播哀音震八方，人间方望晚晴长。
悲逾失父嗟无怙，杞不忧天赖有纲。
永耀环瀛垂训诲，群遵正道是沧桑。
乱云挥手从容渡，万古昆仑耸郁苍。
当年立志拔三山，终见神州奋翮翰。
更遣风雷驱鬼蜮，普教天地为回旋。
人心早有丰碑在，真理争从宝藏探。
满月中天瞻圣处，遗言永忆勖登攀。
（自注：主席逝世适值中秋月正圆时，圣处意为最高境界，见唐人诗。）
这可能是朴初老人十年动乱时期最后一首诗。他自然知道，即使挽毛主席诗，当时也不可能在被“四人帮”把持的报纸上刊登，寄给我无非“同此一恸”罢了。一个月后，四凶翦除，他以兴奋欣喜的心情写了不少诗词曲，不复有风雨如晦年月的黯然情绪，也就安详怡适地步入夕阳如火的金色晚年。
铭记那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1）
——追忆《丙辰清明纪事》的出版
倘若同今天的青年人讲三十前的1976年，他们恐怕都会茫然不知所云，要是再谈那年发生的几件事，更会有隔世之感。但对中年以上尤其是老年人来说，那是终身难以忘怀、永远历历在目的一年。从年初的哀痛到年终的欢歌，那一年出了多少大事！国家的政治生活，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大动荡和大搏斗；亿万黎民百姓的思想感情，经历了大悲哀、大愤怒、大苦闷到大欢欣的巨大波澜。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千万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声讨万恶的“四人帮”的自发祭奠活动，导致残酷的暴力镇压、被诬蔑为“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清明节以后，乌云压城，阴霾遍地，多少人遭到毒打、追捕、迫害，多少人流亡天涯。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后，人民群众在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之余，共同的强烈愿望之一，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然而，在一年时间里，“两个凡是”的迷雾弥漫，当时执掌舆论大权的领导人，竟然一再下令不许提“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胡耀邦同志策划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亲自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这两项全国性拨乱反正的头等大事，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党中央顺应民意人心，撤销原先的错误决议，宣布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终于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它以本来面目。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一宣布，早已编成的《天安门诗词选》迅即公开出版，以后又陆续出了其他版本。我们也在《人民日报》上编发了整版的“天安门革命诗选”，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但是，总觉得这还远远不足以反映那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因而决定在报纸上举行一次征文，这个建议得到报社领导人胡绩伟、秦川、李庄等同志支持。1978年12月5日，在报纸第二版“要闻版”上刊登了《丙辰清明纪事》征文启事。启事一开始就说明缘起：“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革命行动。它以鲜明的战斗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才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千百万群众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这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将以辉煌的篇章载入千秋史册……为了更充分地反映这一场全国规模的伟大革命运动，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斗争纪录，使它更好地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我们特举办《丙辰清明纪事》征文，热烈欢迎全国广大读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予以支持。”
征文要求真实地记载1976年丙辰清明前后，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贵阳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讨伐“四人帮”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从一滴水看到大海，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的面貌。每篇稿件，不要求全面、详尽，但一定要真实、具体。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时，为了使征文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特请茅盾（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贺敬之（文化部副部长）、宋侃夫（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胡德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沙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季（《人民文学》主编）、冯牧（《文艺报》主编）和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天安门诗抄》主编）等十一位同志担任顾问。他们都很关心支持征文工作，茅盾同志还题写了书名。
征文启事发表之后，很快，应征稿件就如雪片飞到我们文艺部来。反响之强烈，既在我们意料之中，又是始料所不及。除台湾以外，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寄稿件来的，仅仅半年多时间，来稿就达两千六百余件。作者不仅有工人、学生、干部、解放军官兵、报刊编辑记者，也有专业和业余文艺作者，更为难得的是还有家庭妇女、兄弟民族同志，还有驻外人员、香港和海外同胞。所有来稿的作者，都热情赞扬、全力支持这一征文。他们在来信里情真意切地写道：“我时常含着眼泪，怀念‘四五’运动中那些不畏强暴、敢于向那帮凶神恶煞开战的勇士。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并不是为了登报、出名，我只是想：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永远不该忘记前驱者的血。”“征文启事使我产生了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我感到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我见到的一切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留给子孙后代。”“我为自己文化低，不会写而苦恼。我曾经灰心地不想写下去了。后来，只是凭着，‘不写对不起周总理，不写对不起人民’这个信念，才勉强把它写完。”“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仇恨，这就是我写这篇征文的动力。”“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山乡，虽然看不到天安门广场那种气势磅礴、悲壮激烈的场面，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民的赤诚的心。”这样的信实在太多太多。有的初通文字的作者，为了完成一篇征文稿，耗费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有一位作者，为了让我们准确了解4月5日这天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几起斗争的具体地点，还特意画了示意图。还有不少作者，寄来自己冒着风险拍摄和保存的照片。冰心老人经历十年劫难之后，刚刚恢复执笔不久，也参加征文，寄来一篇题为《等待》的散文，只有一千六百字，情深意挚，特别让我们感动。
铭记那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2）
我们每天强抑住激动，噙着泪水，一篇篇阅读大量征文稿件，一次次受到感动和震撼，编选征文稿也是我们重温三年前“四五”运动历史和再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每当我们读着那些在这场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冲锋在前的勇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感受着那些不知名姓的革命战士、机关干部、工厂职工、大学生和少年儿童对周总理那种出自肺腑的爱戴和思念之情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编辑《丙辰清明纪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