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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也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应该由同类一起来承担的道德理想背在自己身上，他无所畏惧地触动了人类隐秘丑陋的天性，他不幸处在一个历史的“独裁”时刻。所以他注定沦为被迫害的犹太人。
1966年3月18日，天阴无风。爸爸吃了早饭，从桌上拿起他装满检讨的公文包，准备去开会。这时候，秘书桌上的电话响起来，军委办公厅通知说今天的会暂时不开了。
在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决心。
如果说爸爸一直希望向党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说清事情的真相的话，从他｛〃文〃｝接到｛〃人〃｝暂时休｛〃书〃｝会的通知｛〃屋〃｝的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实本身无法替他辩污，而是那些关键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实际上是这个发现使爸爸方寸大乱。他赖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写下遗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爸爸写好这张字条，把它放在抽屉里。
爸爸推开妈妈的房门，妈妈正拿着一本书读，妈妈回过头来看爸爸，爸爸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爸爸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爸爸回到自己的卧室，换上一身洁净的睡衣和一双家乡四川出产的布底鞋。为什么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时想到了什么？是永远的安息吧，是彻底的回归家园吧，我想，在这个诀别生命的时刻，是这两样东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灵魂。随后，他轻手轻脚，形容镇定地走上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在走上楼梯之前，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珍爱地脱下那双家乡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楼梯旁。
顶楼只有一扇小窗通往露台。这扇窗太狭小了，我猜爸爸通过它时一定十分费力。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这番情景，爸爸高大的身躯正固执又急切地通过这扇小窗。爸爸，你的决心一旦下定何以竟这样顽强？难道人世间就再没有你可以留恋的事情？上下五千年，多少疲倦的政治家东篱种菊，闲云野鹤，多少报国无门的将军挂甲拴马，终老田园，而你何以这般毅然决然？是什么样的绝望吞没了你的理智，是多么狂暴的风雨熄灭了你的生命之火，是多么沉重的矛盾使你给妻子儿女留下专一、凄凉托付，而你本人却不肯在这世界上再多活一分钟？窗外的平台是毫无遮拦的，爸爸踩着已经和理想一同破碎的生命走完最后几米，投向一片虚空。
阴沉的天光，镇静缓慢地溶化了他的身影。
这时候，安静的世界上，微微地，起了一阵风。
这一天，家里的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在院子水泥地上留下的血迹已经被细心地冲洗干净。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好，因为我写了一篇墙报稿，歌颂几天前为拦惊马，救儿童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刘英俊，这篇稿子被登到校墙报上了。
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得了感冒，住进医院了。那天晚上我们家的屋顶下，只有知道真相的妈妈通宵未眠。
爸爸命太大，他没有死，只是落地的时候摔断了右侧的足跟骨。他做到的，只是让那个旨在折磨人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注释
①徐新著《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
20。天塌没塌
愿您的光明照耀我心中的蒙昧，使我能够适应这个伟大主题的崇高境界，……
——《失乐园》4页
爸爸的天塌了，可我的没塌。
我已经差不多被培养成了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北京所有的学校里气氛空前活跃起来。年轻的学生们都在跃跃欲试，包括我自己在内。各种消息，各种观点都在流传。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举足轻重的人。
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事情接踵而来。先是我知道了在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大哥去执行爆炸原子弹的保密任务被取消。后来知道发展我入团的工作干脆被团支部搁置一旁。在学校里，同学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富于挑战性。比如有人会拦住我的路，对我说：“你说，突出政治是不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三月会议上他们批判的爸爸的观点。爸爸曾经说过：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军事训练，也就是要落实到本职业务上去。
总之，妈妈不能把事情瞒得太久，总得让我们知道。
怎样和孩子们说呢？妈妈去问领导，去问汪东兴，汪东兴木着一张脸说，去问罗。妈妈去问爸爸，两人只有痛苦万分地相对沉默。
一天下午，妈妈走进了我的房间，对我说：“点点，你说你写了入团申请书已经很久，支部一直没有发展你，你现在应该知道原因了。”
妈妈随后说了什么话我都已经忘记。但直到今天，我仍在感叹，妈妈实在是有不寻常的智慧，才能为自己不谙世事的小儿女，找到如此合适简捷的谈话开头。
妈妈走出我房门的时候，我觉得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我和革命之间的。有许多问题，现在要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考虑了。我很奇怪周围一下子变得空旷冷清。我只好爬上床，蜷在角落里等待天黑，这时候，我们刚刚停了暖气的大房子里冷极了，简直是寒彻骨髓。
从此，我最怕两件事，早春的寒冷和落日前的孤独。
不过，我并没有花太大力气就决定了自己的态度。第二天早上，我和太阳一起起床，阳光重新装满了我的胸膛。我觉得自己又坚强起来。我决定和爸爸划清界限。我悲壮地想：老子犯了错误，儿子照样可以革命，只不过这条革命的路比别人更艰难罢了。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想法，是一个被父母、师长教训着革命重于生命的15岁女孩所能做出的唯一决定。此时，文化革命终于在毛泽东的运筹中拉开了大幕。“文革”中红得发紫的重要人物都已经登场。继对《海瑞罢官》进行严厉的批判之后，林彪又在2月份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对这个会议的纪要先后进行了三次修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党，并加批语说，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毛泽东在和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他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说，去年9月他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还说，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1966年的4月至5月，在一般的群众之中，再平庸的人也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一场它在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关于“海瑞罢官”或者别的什么学术问题的争论，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倒是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那些后来成为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的人，那些后来被“文革”大棒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对这点一直估计不足。毛泽东对这些人的轻蔑和不满日益增加。他终于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康生传达了他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指示，并通过了由他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向他的敌人公开宣战：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6日晚上8点半，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这个通知，我们在家的孩子和妈妈一起在楼上，在已经没有爸爸的爸爸办公室里听这个通知。男女播音员的声音宏亮清晰，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们是最棒的播音员。从60年代初，中苏两党论战的时候，人们就从电台播送的一系列重要反修文章中认识了这两个完美坚定的声音。很长时间以来，代表党中央精神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是由这两人播出的。“文革”中，由这么美丽的声音传达出的信息，总使我能够保持对革命理想的信服和沉醉。
从我们这个位于小巷深处的二层楼的窗户望出去，全北京城都静悄悄的，所有人家的收音机都开着，所有人都在收听这个广播。人们的政治热情正空前高涨，没有人会错过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机会。
通知里的内容没有引起我们太大的震动，全国人民都已经习惯任何方式的群众运动在任何时候的来临。广播听完了，我们几个走下楼，聚在猛猛哥的房间里，不记得谁在我们那架苏制唱机上放上了一张苏联唱片，它们都是爸妈在公安部时访问苏联时给我们带回来的。那时候没有录音机，这是我们听音乐的主要方式。唱片是芭蕾舞“天鹅湖”第二幕的音乐。那些华丽的乐句忽然在我心里召唤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以后恐怕没有再听这种音乐的机会了。这个想法当时并没有使我有丝毫的悲哀，我只是忽然意识到，它也许是我一生中自己下的第一个判断，得出这个判断所有的根据当时还很庞杂混乱，但这个判断却显见得那么简洁明了。我当时就坚信它正确，事后证明它果然基本正确。所以我今天还记得。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潮中，首先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走了几个秘书，后来警卫班的许多人和爸爸的公务员还有秀芳阿姨都走了，炊事员也走了，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他们的职务从服务变成了监督管理。先是规定我们每人每月只可以有20块钱生活费。那时候，爸妈每月的工资还是按数发给我们的，但规定20块钱，我们就只用20块。打破这个规定的只有猛猛哥哥，他常常用额外的钱去买点好吃的东西，我们吃掉这些东西，却批评猛猛不该打破这个规定。妈妈担心猛猛的不听话会惹来麻烦，只有他自己不在乎。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我们班团支部的一位干部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说：“我们给你念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说完这些，她很得意且坚决果断地放下了电话。我如坠五里雾中。第一，我觉得她念的，根本不像对联，文字语气的粗俗且不论，对联的基本特征对偶工整、平仄协调也根本谈不上。第二，我从她的口气和态度里，能猜出她并非善意，但不明白她的确切意思所在。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在这幅对联里虽然很富于变化，却含混不清。具体到我，老子英雄时是好汉，老子现在反动了就是混蛋了，叙述这个过程是想说明什么呢。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满校园的墙上都刷上了这些字样。毛泽东在他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长时间以来，在一代青年中培养出来的革命热情急于找到实践的机会，当“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毛泽东的当年的分析标准对今天的青年学生已经不能再用，但是，不解决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带有封建种姓制度特征和明显流氓口吻的对联一经提出，就一夜传遍全国。当然，提出这个对联的人实际上不是流氓，他是个中学生，但当然自认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那一种。
全国的青年学生们迅速地被好汉和混蛋的标准分裂开来，一夜之间，许多人无缘无故地拥有优越的权利，更多的人则无缘无故地丧失了基本安全。确实有人，当然主要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也就是老子不能称为英雄的青年，在“文革”中成为这个对联的牺牲品。
团支部开始组织会议，希望能证明我一贯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对“文革”的抵触情绪。有一次还找出我的一个笔记本，说封面上毛泽东的烫金头像严重剥落，怀疑是我故意弄的。这时候我才明白，团支部并不念我曾经有过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历史，只是强调我现在已经因为老子反动而是个混蛋了。但是她们好像在这种事情上经验不足，每次这样的会议都有点虎头蛇尾，比如关于毛泽东头像的事，我争辩了一下说那应该是烫金工艺的质量问题，天大一件事情就此没了下文。再后来，学校里更乱了一点，大家都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再听团支部那几个人的话，而是各自为政地成立了各种战斗队和造反组织。我自觉日子好过一点，更认为我也有革命的权利，就自己组织了战斗队。不过由于老子反动儿混蛋日益深入人心，我自己老有点儿披着羊皮的狼的感觉。好在那时建立组织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大家干革命又都很兴奋，很忙，所以没有人顾得上认真和我理论，我到底是狼还是羊。我们的组织叫红灯照，是义和团运动中女青年组织的称号。那时候战斗队都得有名字。红灯照里一共四个女孩，续亦红、王依农、孟满和我。除了我，她们三个人的家庭出身好像都还可以，其中续亦红的父亲还是海军的干部，这是。“红五类①”里的头一份——革军。
我这么说，是因为虽然谁都可以成立组织，但儿子的身份要根据老子的变，所以组织的高低贵贱也要分三六九等。一等一的是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以下是各种杂牌军。红灯照里因为有了我，充其量是个外围游击队，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业绩。我们只是煞有介事地将一间学生宿舍据为已有，在门上写了红灯照的字样，还通知说随时接待兄弟组织来串联。一两次去学校总务室领写大字报的毛笔、墨汁和浆糊之类，并且确实写过一两张大字报。红灯照的主要作用是在每个人都有一个组织可以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时候，使我们这四个散兵游勇也有一个名义上的落脚之处，除了显得不太孤单外，也能大体上像个职业革命家。再后来，我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再闹革命，因为我们的革命对象，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卞仲云，被我们，她的学生们活活打死了。
我总是觉得下一代人孤陋寡闻，精神世界贫乏单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一些良家女子，本该最温文尔雅的女学生怎样一下子变成了杀人凶手。
据说卞校长不是被一个人一次打死的，而是你一下，我一下被很多人，在很多次里不断地打死的。加上她原来就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所以直到今天，没有人对她的被打死负责。“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儿——迫害致死。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逃避法律的最伟大的文字创造。
想起来，当时我对卞校长的死并没有感到太吃惊。还不如我第一次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同年级的女生，剃光了头发，光着脚，手提带着大铜扣的军用皮带的时候来得刺激。后来，我又见一群我的女同学，大约都是红五类，把女附中的两个特级教师绑在一起打。这两个人为了献身教育，终身未嫁。两个老处女几十年来相依为命，只是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好有坏的学生。我看见这两个人在女学生的皮鞭和棍棒下面无人色。她们的细皮嫩肉很快开了花，鲜红的血从苍白的皮肤流出来的时候，我只觉得有点恶心和难以置信。两个老处女中较年轻的一个叫张玉寿，她的嘴巴一张一合，像条快干死的鱼。又过了几天，我又看见也许是同一群女学生，也许不是，把另一个副校长胡玉涛的头发剪成阴阳头，从头到脚倒上一桶浆糊，又倒上一桶墨汁。胡校长一直在和学生们分辩着，到底是革命干部出身，她此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教育责任，不像两个老处女早就吓破了胆。她因此挨了更多的打。经过了这一切，到了卞校长被打死的消息传来，我一点也不吃惊了。
说起来，这些曾经呕心沥血，现在饱受虐待的教育者们也不该太为被她们自己的学生毒打而痛心。多少年来她们教过许多东西：从李时珍到牛顿，从达尔文到詹天佑。但她们从未告诉过我们，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在我们接受的人生观教育里，就算是依稀听到过这种说法，实际上也都是作为一种陪衬，都是在蜻蜓点水地被肯定之后，又被郑重地，不可质疑地否定了。提到生命的宝贵，只是为了最后说明它们并不真的那么宝贵，真正宝贵的东西只有革命的理想和事业。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小说主人公写下的一段名言：“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最浪漫的诗句也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