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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把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作为文化革命的开始。但对于我来说，“文革”开始在这个刺骨寒冷的春天的傍晚，在这座北风呼啸的北海大桥上，在原本亲如兄弟的人的这道冷冷的、锥子一样的目光中。
回到家，暮色四合，心头的空寂竞比暮色还重。许多已经发生的事情忽然在我心中清晰起来。
团支部的活动我好久没有参加了，是没有活动还是人家活动了没有通知我？我一下失去自信。而且，我交了入团申请书也已经很久，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回音？前几天，几个同学忽然来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折中主义，当时我没有在意，因为我是班上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方面的佼佼者，经常有人来这样请教我的。但现在想起来也有一些可疑。我回忆起她们的提问中带有明显的挑衅。这是因为，上海会议把毛泽东给林彪的一个批示当做批判爸爸最重要的一件武器。毛泽东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我们应当有所警惕。我的那些消息灵通的同学们，这时候已经知道了会议上的这些细节。而我竟然还认真地和她们讲究了一番到底是“折中主义”还是“折衷主义”，最后的结论是两者都对。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爸爸和我们全家在革命阵营中的优越地位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从天上到地下的变化。所以虽然心存疑窦，但第二天早晨，我仍然在心中装满了信心和理想，急冲冲骑上自行车，去认真地履行革命接班人的职责。
在这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却有一件事使我乐不可支，我发现了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亲切耐心的父亲正在向我走来。
爸爸不常出去了，在家里的时间渐渐多起来。他的目光更多时间地停留在我们身上。一向忙得脚不沾地的他，忽然有了大把的时间。
我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爸妈都并不特别宠爱我。大约是14岁女孩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开始一天天地接近父亲。原来那种隔着一层轻纱的感觉消失了，我开始注意到爸爸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带些探询的神气，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那些灵活、恰到好处的手势，注意到他高大的身材、好听的声音，注意到他眉宇之间那股凛然正气。
现在想起来，爸爸那一段时间确实显得疲惫和忧郁。妈妈看我们疑疑惑惑的，就对我们说，爸爸身体不好，你们要多陪陪他。我对爸爸的变化只觉得亲切和温暖。他比以前有耐心得多，我们聚在一起玩、闹、大叫大嚷，或者自以为是地争论什么，总能感觉到他在一边默默地注视我们。
由于家里修房子，我们搬到北京西郊的新六所，住在二号楼。新六所是一个沉闷的地方。高大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叶子，仍然密密匝匝填满了天空，让人喘不过气来。天气寒冷，二号楼的暖气烧得热火朝天。在房间里只能穿一件衬衣，到院子里散步要加上毛衣、棉衣，还要穿上大衣，回到房间里又要依次脱掉，实在令人心烦。
但我喜欢和爸爸在院子里散步。我喜欢挽着爸爸的手臂，走过院子里坚硬的水泥地。我老是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爸爸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甚至可以因为这简单的把戏乐得出了声。
也许是感觉到爸爸总有些忧郁，我就絮絮叨叨地讲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给爸爸听。爸爸如果回答我一两句，我就更加情绪高涨。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忽然感觉到谈话并不那么热烈。我就会茫然地注意到二号楼前面的两棵大树。是松树还是柏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它们在北京浓密的工业灰尘里保存着的那么一点灰绿色，在清白的月光下，总在我心里引起一点忧伤和神秘。
有一次散步归来，爸爸在脱大衣的时候对妈妈说：“你说这孩子不爱讲话，点点今天和我讲了不少话呢。”
我多少感觉到了，这话里不是赞扬，而是怜惜和悲悯。但我不知道这怜惜和悲悯从何而来。
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301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我不知道爸爸怀着这么沉重的痛苦。否则，我也许就不会用那些愚蠢的想法来娱乐自己，就不会用那些饶舌来烦扰他。
在我和爸爸散步的时候，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给我讲了一些年轻时代的故事。讲他在找到共产党之前那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带有一种遥远的传奇色彩。我把它们和我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革命者不平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这些我并未听到过的事情却好像是熟悉的了。它们像一阵风，似曾相识，轻轻地掠过我的脑海，却没有在其中掀起真正的波浪。
实际上，爸爸是在这些回忆中检视自己，追问自己跟随革命，加入共产党的初衷。尽管上海会议给他制造的罪名荒诞到难以置信地步，但他毕竟是个老共产党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他的眼睛里神圣无比。尽管满心里都是抵抗，满心里都是想不通，但是，他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都强迫他接受痛苦万分的事实。
在这些沉重的自省中，阳光有时也会透射出乌云，因为自省的结果往往使他增加的不是自责而是自信。
有一天，吃中午饭临近尾声，爸爸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咱们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爸爸的声音是轻松的，声音里还带着笑。这句话引起了全家人一阵小小的欢乐。
爸爸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他相信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全家人回四川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不久，妈妈发现她上街的时候后面有人跟梢。她告诉爸爸，爸爸说那你就尽量少出去吧。妈妈就更多待在家里，待在爸爸身边。
妈妈回忆说：
快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负责人都来找瑞卿谈，但是还是不准见毛泽东和林彪，只让写检讨。说是没有上海会议上说的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对老帅够不够尊重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啊。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检讨，送上去，康生先说不行，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
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月份会议突然来了。3月3日下午瑞卿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下午通知，3月4日上午就开会。瑞卿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不是上海会议上提出的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那三条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林彪家的猫踢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是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还讲没有三条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
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30本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多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可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连书都看不下去，我就等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那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抄写过妈妈以上的回忆，不止一次地沉浸在爸妈当年经历的痛苦中。每一次抄写和沉浸，我的心都比上一次更加阴暗沉重。因为，每一次，我都古怪地想起了受迫害的犹太人。
长这么大，我觉得文明世界中最难以理解的是迫害犹太人这件事。犹太民族创造了最古老的一神教，也就是创造了上帝，可不知为什么，从它被上帝指定为“特选子民”的那一刻起，却成了永无穷期的世纪漂泊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文明世界对犹太人的迫害，超越了民族、人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几乎全部由它发明出来的划分人群的概念。很长时间以来，我只能在那些主要由小说和电影提供的历史资料里苦闷和疑惑。近读中国犹太学学者徐新先生的大作①，其中对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情况有如下颇为凝炼的表述。
他说：“历史上，几乎所有有一定数量犹太人长期生活在其中的国家都曾把犹太人视为异己、敌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其进行歧视和迫害。犹太人从古至今，无论是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还是其他宗教信仰社会，无论是生活在宗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还是世俗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无论是在古代罗马社会，还是在中世纪社会，或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封建制度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在集权主义国家，还是在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常常是社会憎恨和迫害的对象，是人们仇恨和杀戮的目标。固守犹太教规的犹太人被指责为民族沙文主义者；同化了的犹太人则被指责为以同化手段毒害非犹太人社会的第五纵队；富有的犹太人被视为国家的吸血鬼，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贫穷的犹太人被看成是社会的负担，沦为人们袭击的目标；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而受到社会的怀疑；生活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被看成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受到人们的攻击。”
许多学者绞尽脑汁，试着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分析这个不可思议的迫害犹太人的现象。在反复观察“文革”早期父亲的遭遇后，我忽然发现了这个遭遇与受迫害的犹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我想，这是深藏于人类天性之中的一种欲望使然。这种欲望和食、色等等从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只是它与人的基本生存的关系没有那么经常和紧密。它在人的基本生存要求被满足后，才会日益膨胀，所以它带有明显的文明痕迹。但这并不是说，它是人有人无或若有若无的东西，只要时刻来临，人人都难逃它的掌握和摆布。这种隐秘奇怪的欲望就是：发现和证明世界上有比自己低贱的人时的愉快。而发现和证明的方法就是迫害。
听上去，这念头不大光彩，东西方的道德标准都难以容忍。但如果你因此否认自己有这种欲望，却未免操之过急。不妨设想，当你再找不到世界上有比你更低贱的人时候，你还有勇气活下去吗？
但为什么恰恰是犹太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人类这种隐秘欲望的牺牲者？我想，这和犹太民族拥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彻底的责任感有关。
犹太教宣称，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与他们订约，要他们在世上传播拯救人类的“上帝之谕”。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犹太人必得忍受苦难，蒙受屈辱，历经折磨直至死亡。
正是犹太宗教理想中，这种包容人类所有苦难的，如此彻底、完美的献身精神，激发了人性中无法容忍自己比别人更低贱的罪恶情感。
换句话说，当有人自认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他就得罪了整个人类，就激惹了深藏在人类天性中这种邪恶的迫害欲，就在理论上沦为受迫害的犹太人。
历史不止一次使迫害犹太人的举动变成一扇奇妙的窗，让我们窥见人性中最丑陋最隐秘的部分。
当然，我不是历史和社会学家。关于这个话题，我只能东拉西扯到此为止。我想告诉读者的是，每当回忆起爸爸1966年3月份的遭遇，我就会想起受迫害的犹太人，就会看到人类天性中这种活生生的迫害欲。
爸爸好像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和有责任的人而得了报应。他更不幸的是处在一个狂热代替理智的时代。总而言之，这些参加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为什么和反犹主义者在两千年中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荒谬绝伦。
上海会议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罗瑞卿“反对你（指林彪），还没有反对我……”所以上海会议没有给爸爸扣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是，上海会议以后，再不给爸爸扣上这两顶在当时吓死人的大帽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林彪要置爸爸死地而后快的要求了。所以，三月会议要开出和上海会议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来才行。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爸爸，对爸爸说，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爸爸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爸爸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比爸爸有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爸爸是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人，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爸爸度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维数据库中没有这样的储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种，但爸爸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土壤。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
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这眼光的分量我是知道的，它们和北海大桥上射向我的那些冷冷的目光相同。但我又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我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可爸爸与他们却是生死与共、志同道合的战友。我失去朋友心痛，可失去同志和战友，爸爸就等于丢了命。
对于爸爸这样洁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来说，三月会议给他罗织的各种罪名，“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哪一个都可以使他七窍流血。或者，话反过来说，如果爸爸能对人类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从毛林的关系中发现他们正在结盟的蛛丝马迹，他也许就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就能从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复杂的意义。
只要细想一下，这样的蛛丝马迹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会议期间“背靠背”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驻地和爸爸“谈”。爸爸谈到情急处，激动地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人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分理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训。不久，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恩来说恐怕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