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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住你的狗嘴，上死镣！”办公室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接着是锤子钉铆钉的声音，声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划破寂静的夜空，惊心动魄。粟异邦从办公室出来时步履艰难，手上戴着铐子，脚上戴着沉重的死镣，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但刚才他那镇静的声音使我可以想象出他的脸色。罗钢在我耳边轻声说：“这该死的脚镣不到执行死刑上死绑时不会取掉。”我没想到这死镣套在粟异邦的脚上竟有一年多。我在九号还听到过两次类似的死刑判决，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组织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决才在监房内宣判，其它判决都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宣布。这些宣判中，粟异邦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另外那两个中，一个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认有个反革命组织，另一个则否认自己是另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头头。粟异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决面前不作自我辩护，反而进行攻击的人。
粟异邦离开八号的前一天夜里，又给我打了次“电话”。他的语调没有一点悲伤。“杨曦光，再见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没有被马上处死，而是被转到省公安厅模范监狱去了。肖福祥猜测，共产党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处死，以便“杀鸡给猴子看”。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对面号子里有人站在上铺的窗子边向我这边打“长途电话”。他在空中慢慢划着字，我留意看，他写的是“小——凯——我——是——学——孟”。学孟是我的堂兄，小凯是我的乳名，他是在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开始用“长途电话”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已被判十五年徒刑，罪名是组织“大同党”。不久登有对他的判决的布告就分发到九号来了。那张布告上共有一二十个判决，他的判词是“杨犯学孟，一九六一年趁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大同党’，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我专政机关破获”后来据学孟自己告诉我，没有判死刑的原因是，这个“大同党”一九六三年经济局势好转后就散了，也没有任何活动，直到文化革命时才被人查出来。
学孟的父亲是位中学数学教师。我这位叔叔有七个儿女，学孟是长子，在银行做事。学孟和我的祖父是个地主，且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来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这种儒家教育传统肯定对学孟有很深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组织叫“大同党”的原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学孟是非常老实厚道的人，想不到他也有组织政党的野心。
一年多以后我快被判刑时，粟异邦又被转回左家塘看守所，住在与九号斜对面的一个号子里。一天，刺耳的脚镣声使所有窗口的人犯都朝粟异邦的号字看去。那是个暖和的冬日，一个左家塘放风的日子。随着脚镣的响声，一个看去像十四五岁孩子的瘦小个从号子里走出来。“粟异邦！”罗钢小声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比我一年前看到的粟异邦矮小得多，脸像掉了一圈肉，与我知道的粟异邦很少有共同之处。要不是我早知道粟异邦在那个号子里，我绝对不会相信罗钢的判断。他的棉衣露出棉花，好像破了一样。待我仔细看后，才发觉棉衣已被剪成几块，用绳子系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手脚被铐着，棉衣不能直接穿上或脱下。他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苍白带暗黑色。像其它犯人一样，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由于戴着脚镣，他走得比别人慢得多。我发觉他的嘴在神经质似地动，他在说话，尽管我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他周围的人应该听得见。没有人理会他的演说。从他的视线中，我觉得他有点不同常人，他的目光没有固定的目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在他的言语中。但他看去绝对没有神经失常，他的目光并不呆滞，他的表情并不麻木。然而，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了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时传到中国来的一个词：“被迫害狂”。粟异邦并没有神经病，但也明显地不同于正常人，这大概就是所谓“被迫害狂”的状态。我文化革命前听到过很多共产党关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宣传，电影“白毛女”大概是个典型的例子。但我却亲眼看见共产党把粟异邦这样高贵的人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精灵，与白毛女的故事比起来，粟异邦的故事不知要令人心寒多少倍。徐络腮站在一边监视着放风的犯人，有人在做操，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扯野草。不到放风完，徐络腮就走到粟异邦身边，恶狠狠地把他提前赶进了号子。粟异邦慢慢拖着脚镣回到号子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后的形象。我被判刑后，被转到了集中去劳改队的犯人的二十三号。在那里我碰到了与我同一个案子判刑的宋绍文，他是从粟异邦那个号子转来的。我向他问起粟异邦的情况，“这真是人间奇迹！”一提起粟异邦，他就忍不住惊叹。“他现在已经瘦得和一个十几岁小孩一样重了。所有人都嫌饭少了，他却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别人。他吃得这么少，却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说几个小时，不停地骂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谁都能轻易把他举起来，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任他攻击。”“他攻击些什么呀？”我轻轻问。“说现在是法西斯暴政。听到广播里讲中苏边境冲突，就大骂共产党又在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报上讲什么，他攻击什么。”他满脸不愿细说的样子，我也不好再问。他看我不再问，连忙补一句：“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是精灵变的。”
我离开左家塘前不久，粟异邦就被执行了死刑，但他临死前的一些细节我是到建新农场后从一个当时在场姓杜的犯人那里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马笼——乱了套，”他语气里和眼睛里还有一丝恐怖，“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还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我们对发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们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边，渐渐看清了那场景。他被上了死绑，头很难抬起来，但是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这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枝枪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我觉得那天的天气特别惨黄，全身被这故事刺激得起了鸡皮疙瘩。“这成了那天长沙市民中的新闻，参加东风广场宣判大会的十几万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动口号被当兵的当场刺死。”小杜神色悲伤地结束了他的讲述。
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一块旱地上劳动，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个鸡场的屋檐下躲雨。鸡棚里，一位老头子犯人正在给鸡喂食。小杜问我：“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他是个戴反它的家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对共产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务的称呼。“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惊，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杜小声说：“在劳教农场时，干部发现粟异邦与其他几个政治犯关系密切，就有意把他们安排到同一个小组，并让这个老家伙与他们一个组。这老家伙私下里表现得比粟异邦更‘反动’，积极参与粟异邦及他的同志们的交谈，大家都把他当成‘内伙子’，鬼才晓得他是公安局派来专门戴反它的。他也是劳改犯，但干部向他保证，如果他协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组织，至少会被提前两年释放。”我可以想象以后的故事，公安局通过这个所谓特情（特别情报）人员，把粟异邦的秘密民主党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但我还有些事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家伙现在还在劳改呢？”小杜笑道：“恶有恶报！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加上他本来就是因为有类似的政治观点坐的牢，使干部怀疑他心底里完全赞同粟异邦的观点，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粟异邦的组织被破获后，这个组织的人都一口咬定这个老家伙是真正参加了他们的民主党。干部不但没有给他奖励，反面给他加了五年徒刑。其实当初干部正是要他不择手段地骗取粟异邦的信任，但是再没有人提起当初干部的空头支票。本来也是的，三年苦日子，饿死那么多人，谁都会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这来老家伙心里可能也是真的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而干部也是哑巴吃黄连，知道这些政治犯没有一个不恨共产党的。”小杜口气中又有了一点对那老家伙同情。直到今天，我并不真正了解粟异邦的政治观点，我并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但他那血肉模糊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比对第一个粟异邦更深的印象，特别是他与我“打电话”时诚恳镇静的声音与他临死前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可悲的是，世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了。“联动份子”有个“二十问”的游戏，对九号的所有人都是新鲜的，程德明告诉我们这是他从在北京的“联动”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发现玩这种游戏的诀窍是找到适当的方法将世界名人不断地分成相等的两部份。我和张九龙是九号最会玩这种猜名人的游戏的人。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外国人”？如果回答是“是”，则我会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第二个问题常常是“死了的人？”如果回答是否，我就会把所有死人排除在外。一般我能用十七个问题从对方的“是”或“否”的回答判断出他心中默想的一个名人。我的问题不能超过二十个，他必须在我提问前将他默想的人秘密告诉游戏的裁判。我猜出来我胜，否则他胜。我从来没有输给程德明，但是他也知道我屡玩屡赢的诀窍。他告诉我，按照商农的信息论，只有当问题设计得把剩下要猜的名人分成相等的两类时，我能从“是”或“否”的回答中得到最大的信息量。这对我来说很合理，因为死人与活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可能性大概都在一半左右。程德明心中默想的人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外国人？”我开始了第一个问题。
“否。”
“死人？”
“否。”
“男人？”
“是。”
现在我要用点脑筋了，“一九四九年后成名的人？”“是。”
“南方人？”
“是。”
“文革前成名的？”
“否。”
“湖广地区的人？”
“是。”
“两湖人？”
“是。”
“湖北人？”
“否。”
“仍在当官？”
“否。”
“保守派？”
“否。”
“大学生？”
“否。”
“现在还自由？”
“否。”
“被公安机关关押？”
“是。”“在省看守所？”
“否。”
“在左家塘看守所？”
“是。”
现在范围已缩得很小了。这里关的有名点的学生有周国辉——但他是大学生；张玉钢——也是大学生；黄杏英——女人这家伙真鬼，有八成我们在谈论我自己。我还可以提几个问题以更加确定我的判断，例如问他“在北边号子里？”“在九号？”但我算一算，我还有四个问题可提，而左家塘满足已知条件的候选人不可能多过四个，于是我问：“杨曦光？”
“是！”
又是十七个问题问出来了。但是我不高兴道：“杨曦光算什么名人，一个科学家或政治家才能算名人。”
“怎么不算名人？我进九号前看到过几个批判杨曦光的材料都将你的思想作为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典型。有人说《中国向何处去？》已被译成英文，通过香港传到了世界各地，你这还不算有名的‘反动人物’？”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难道我在历史上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反动人物”？像栗异邦一样，程德明在长沙一中算是有名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思想与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非常接近。“联动”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前身是北京最早的“老红卫兵”。成员大都是高干子弟，他们歧视和迫害出身不好的反动组织。长沙一中的学生们谣传程德明是个“联动份子”。尽管他是保守派的思想家，我是造反派的思想家，我却喜欢他这类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我猜他喜欢我这种头脑里充满着异端邪说的人，因为他进九号的那天，我们俩互相认出对方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天我一边帮他安顿行李，一边急着问他自从我离开后长沙一中的情况。他匆匆叙述着各所学校里的各种事。现在学校完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控制之下，学生中的两派不再有任何权力。大家都讨厌军宣队和工宣队，他们比文革初的工作组还要糟糕，因为这些工人和军人比工作组的干部对教育和学生更不了解。学生们被迫上山下乡，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男同学热衷于用电焊制造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女同学热衷于编织各种毛衣。大家都说现在是“男焊女织”的年代。过去最正经和专注于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学生，现在也在爱情的海洋里游泳了，好多起桃色新闻在同学们中流传。“你记得吧？”程德明问我，“文革前一年，有个男同学与女同学有了麻烦——怀孕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害羞，学校动员所有墙报批评他们，而且开除了他们的学籍。现在没有人对这类桃色事件持那种态度了。”他犹豫一下，问我：“哦，你有个女朋友吗？”我摇头。
“同学们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你的故事。有人说你在看守所领头抗议军人打犯人，还有人说有个女孩经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见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亲属的证据，总是被拒绝。”后一条新闻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记起曾经收到过不认识的人送来的日用品。但我实在想不起认识这么一个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不追问，只是会意一笑，好像在说，我不会捅破你的秘密。他接着又问：“你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怎么熬过这么长的日子的？”我告诉他，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要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最后这本书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后未公开发表的毛的内部讲话及批示。这里还有人能全部背诵《唐诗三百首》，能把《三国演义》每章的细节都讲给你听。如果你对词赋有兴趣，有人能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苏东坡的《岳阳楼记》。我转过头去看着号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说：“我正在找数学老师。文革时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是读书的机会。”程德明与我臭味相投，马上要看我所有的书。他把我床头的书翻了翻，挑了那本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一边说：“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加重“极左”二字，并笑起来。他的话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对权威的极大胆的挑战。程德明很快就订出了他的学习计划。他与我一块学英语和电机工程。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张桌子。过去我需要一块木板放在木桶上做椅子，用下铺的床沿做桌子。后来我发现我无法与打牌的人争这种椅子。我只好盘腿坐在床上，把一块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块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开始在床上做功课。找老师在左家塘不是难事，因为不少工程师、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那个时期都被关在那里。我们的电机工程老师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他右眼白内障，说话时有点口吃，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回来后，他失业在家一段时间，后来自己与街道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办了一个专门修理潜水泵的小工厂。那时湖南没有人能修潜水泵，所以这个厂的生意极好。虽然他的技术是工厂生意的根本，但他因为是个右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优惠是他们两个儿子被接受为工厂的工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因为攻击江青，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被这个太后搞得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烦和复杂。朱老师讲话慢条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讲话很重的卷舌音，显得十分诚实和稳重。我和程德明都很喜欢他。
我们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们的电机课中，师生间常会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有天朱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有两套电机铭牌和工业标准系统，一个是英美系统，另一个是苏联系统，两个系统对马力、频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符号。“解放后，所有大学的英文教授都要学俄语，教俄语，而所有的工业标准都从英美制转换成苏联制，我们被这种转换搞得头昏脑胀，非常不习惯。”“哪个制好些呢？”程德明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支持者，他总是问这类敏感的问题。“当、当、当然是英美制好些。”朱老师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欢的。第二天，朱老师悄悄问我：“小程是为什么进来的？”“像你一样，攻击新慈禧太后把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朱老师笑起来。程德明走过来，不知我们为什么事好笑。朱老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吗？”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点迷惑。
朱老师抬起他那有白内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们引述这段历史。“光绪改革失败被慈禧太后废掉后，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就准备立一个新皇帝，当时叫大阿哥，就是后来的溥仪。消息一传出，国内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