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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只是迟早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废除秽多制，宣布国民平等。秽多就相当于中国的地富反坏右，是社会上最低的一个等级。”我本来是在安慰罗培江，根本没料到一年后，中国当局果真宣布了对“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政策。可惜的是官方宣称摘帽的原因是由于地富反坏右份子已得到了改造，而不是因为要确立人权的合法性和政治迫害的非法性。如果有一天，当局与反对派关系又紧张起来，这些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反革命分子又会因为“没改造好”而重新被戴上帽子吗？！我刑满后的一个月，仍没有收到长沙接收我的消息，那时我已开始与刑满就业人员一样每月领取十五块的工资。就业人员的工资按他们是否仍戴“帽子”而定。仍戴有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的人工资比没有戴帽子的要低百分之十至十五，而是不是戴帽子完全由干部根据你是否驯服而决定。出监队的人都是身份未定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头上是否有帽子。我们的工资与戴帽子的劳改释放犯一样。有不少刑满的犯人在出监队等了半年甚至一年，还不能回家。有个姓严的小伙子实在等不耐烦了，就逃跑到长沙家里去了。小严回到长沙，打通派出所的关节，确定接收证会马上发出后，才回到出监队。他回来那夜躺在床上给我们讲长沙的新气象。马路上男女情侣已开始公开手挽手地“游马路”了（这是十几年没有过的事），女孩子开始穿裙子了（女孩子也有十几年没穿裙子了）。很多人都开始穿“的确良”的衣服了。那时的的确良对我们来说还是极奢侈的衣料。这些新鲜事对同屋的人来说真是够刺激的，大家听他讲到深夜还没有睡意。但令我不高兴的是，他也告诉我们，很多造反派领袖又被当成新上台的老干部的政敌抓到牢里去了。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和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总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不是共产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到那么多高贵的人成为共产党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地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共产党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
那正是四月春天季节，周围的气息是如此生机勃勃，油菜花香，稻秧的清香使人神魂颠倒，我也感到国家正进入大变化的时期，比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更大的繁荣正在到来。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家一样，正在一天天好起来。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小刘的信，他告诉我，我的接收信马上就会发出，他去过我家多次，我们家住在过去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里，环境非常优美。但是我相信自己不再会是一个充满优越感的干部子弟，我会永远与那些被迫害的国民党人、地下反对党以及刚被关进监狱的造反派领袖认同，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我也相信，中国政治最后稳定下来的一天，必会是这最后一批被迫害的人（造反派）被解放的一天。我深深地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会在历史上恢复名誉。
我满刑的那天，妹妹杨晖赶来建新农场接我。她端庄而美丽，脸型很像妈妈。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我坐牢的十年，她一直代表全家与我保持联系，差不多每年要来农场看望我。我们也有过争吵。她听说我在劳改队与干部发生冲突的消息（那次因宋绍文打小报告使我受到批斗的事）曾写信劝我顺从，字里行间透出她为我的处境担忧的疼爱心情。但我却托就业人员寄给她一封信，指责她“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在暴虐面前顺从，在无辜面前专横。”我在信中自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绝不会对迫害我的人顺从”。坐在去岳阳的公共汽车上，看得出杨晖真为我出狱而说不出地高兴。我们前面坐着一个已有白发的妇女，满脸愁容，眼角还挂着泪，大概是刚探监看过服刑的儿子回家去。我想起卢国安的母亲去三大队看他的情形，母亲一见儿子就把他抱住，亲了头，再用手从上到下把他的肉全捏一遍，一边哭，一边喊着“我的骨肉啊，你好孽障呀！”这位我们座位前的妇女的身影提醒我，今天我已从这扇隔开骨肉的牢门的一边走到了另一边。我感到一身轻松。我凝视着窗外的田野，稻田正在变绿，远处有一座我参加修建的渡槽，再远处有座我参加修建的水库。我心中向往着未来的生活，却又有一丝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犯人的留恋。汽车经过闸口时，我忽然想到堤外的那片草地，心中涌起一阵悲愤。李金培、雷中成、付子庚、黄文哲，多少我熟识的好友的冤魂还在这里。我又想到刘凤祥、张九龙，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刘凤祥预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出现的这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越过十大队的棉花地后，我们的汽车进入了君山农场，建新农场在我们的视野中渐渐远去消失在君山的茶树后面。后记
杨曦光出狱后，因他的反革命名声，没有一个单位敢雇佣这位著名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利用这一年时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杨曦光恢复使用他的乳名杨小凯后，杨曦光这个名字就消失了。不久，湖南新华印刷二厂终于雇了杨小凯当校对工。一九七九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他的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他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发表了不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经济问题的文章。一九八二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他又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安排下，杨小凯于一九八三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当时杨小凯的反革命罪一直没有平反，出国的政治审查不能通过。邹至庄教授只好亲自写信给当时的赵紫阳总理，希望得到帮助。赵紫阳的秘书批了个条子将邹至庄教授的信转给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请他办理（未说如何办理）。刘道玉校长欣赏杨小凯的才学，批准了让杨小凯出国的手续。
杨小凯于一九八八年正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导师极高评价。他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客座研究员后接受了澳洲莫纳石大学的聘书，现在他是莫纳石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他出国后在中英文的各种专业和一般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经济、政治、文化革命方面的论文，他和黄有光教授的一本题为《递增收益和经济组织》的英文专著已作为有名的经济学专著系列“对经济分析的贡献”之一由北荷兰（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后，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后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它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它“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后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共产党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后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