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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了，有两天休息——没有政治学习。春节前我妹妹杨晖带着一提包食物和书籍来看过我一次。食物中有两罐炼乳，还有一包咖啡块和一包可可粉。我们基建组的所有人除开我这个过去的“高干子弟”，从未见过咖啡和可可。春节那天，我请卢国安在监房里用一个我们自制的煤油炉煮了一大脸盆咖啡和一脸盆可可（平时在监房生火是非法的，但犯人总偷偷地背着干部煮东西吃）。几位泥工师傅和学徒加上我的小工郭中柱坐在卢国安靠监房后部的窗口边的铺上喝咖啡、可可过除夕夜。大家都对第一次尝试这种“洋玩艺儿”十分感兴趣。尽管我们放了不少糖，还是有人在皱着眉头叫“苦”。卢国安家里是长沙市郊外菜农，喝了一口咖啡，连连咂嘴，“怪不得‘政府’（意指当局，干部们常常自称‘政府’）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得不得了，这真是一点不假。他们天天喝这么苦的玩意儿，真是活受罪！”大家哄堂大笑。政治犯们每天不开这样一个政治玩笑就觉得肚子里对共产党的气不能消。郭中柱慢慢品味着热咖啡，满脸热气腾腾。我从众人满意的神态感到一种慷慨的自我满足。郭中柱靠近我说：“老刘文革中很早就注意了你，他不喜欢张家政，但却很喜欢你和张玉纲，他认为你是这一代人的一块牌子，他说‘我们争取到杨曦光会是个极大的成功！’。”我心里暗暗吃惊，眼角看着左右，发觉其他人都在大声聊天，没有人特别注意郭中柱的话。在这春节的夜里，我回想起一九七零年初在左家塘老刘那次与我的密集的交流，我那时怎么就没有认识到我早就是他的“目标”呢？一个月后，我突然从其他组一位犯人口中得知，郭中柱很可能是出卖他的被杀的几位同案犯（老刘、雷特超和另两人）的人之一。但此人只说是听到犯人中的传说，并没有确切证据。我想起我曾问过郭中柱他被判死刑时感觉的细节，他默不作答，我再问他是否感到了巨大的恐怖和强烈的求生欲，他点头默认了。从他的气质，我感觉到，他是那种对个人得失很敏感的人。我凭直感，相信在死的威胁面前，他完全可能出卖同志。“怪不得，他从不肯直接谈他自己的案情，从不肯直接谈‘中国劳动党’的情形。”我对自己说。从那以后我的“小工”又换了别人，我们再没有像以前那样深谈。我对老刘的案情了解以后一直无法深入下去。但我越来越相信，老刘是反对有形的政治组织的，当局也没有任何他参加组织“劳动党”的过硬的证据，而一九七零年杀他的理由完全是因为他的政治潜在能量太大，不杀了他，共产党觉得不放心。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对共产党政权的极大威胁。我很奇怪我见到的地下反对派政治活动中第一流的人物，像刘凤祥、张九龙，为什么都被共产党发现和杀掉了呢？共产党也真厉害，要不是杀了这些人，共产党的江山可能早就不牢固了。但是，他们也付出了代价。像“中国劳动党”一案，由于四个核心人物都被杀，这个知识分子密谋团体的很多细节也许对世人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可能全部搞清楚这个团体的整个故事。出监队关教导员有好多天没有露面。几天后三大队来了位姓周的新教导员。周教导员比关教导员年纪轻，瘦瘦的，阴沉着脸，从来没有笑容。犯人中传说他是从监狱里调来的。调来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农村户口，而监狱在城里。他妻子不能长期住在城里，因为她没有城市户口。他要求调到农场来，农场的干部吃“国家粮”，家属也能分配到配给粮食，有种虽比城市居民低但仍比农村居民高的地位。周教导员来了几个月后，我发觉他对我非常注意。有天我去借书时，管图书的犯人郭眼镜（他是个曾被打成右派的小学教员），悄悄地附在我耳边说：“周教导员来图书室检查，把书架上所有与鲁迅有关的书都拿走了。他还问有哪些犯人借鲁迅的书，特别问到‘杨曦光是不是借过鲁迅的书？’。”我知道很多政治犯喜欢鲁迅，因为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当政者国民党持一种非常敌意的反对态度。很多政治犯喜欢引用鲁迅的话来批评和攻击共产党当局。但是三大队的干部从前没有人注意政治犯对鲁迅的兴趣，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对政治犯的意识形态既没有理解能力也没有了解的兴趣。从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的敏感，我发觉他是个对政治犯意识形态较敏感的人。他一定是破获过监狱中类似刘凤祥、粟异邦那类“反革命组织”的人，他看来在这方面十分有经验。我并不喜欢鲁迅，与大多数对鲁迅有兴趣的政治犯相反，我认为鲁迅是个没有大著作的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但是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和对我的注意，使我感到他是只非常危险的警犬。接着，有犯人告诉我周教导员在我们出工时，独自一人仔细检查过我的床和行李，特别对我的书籍，写有文字的东西过细检查。我心里开始有点紧张。凭我几年来的经验，这说明他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思想及我与其他政治犯谈话的情报，他在找证据核实他得到的情报。幸好他检查我的床的那几天，我没有留任何有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笔记在床上，我有记笔记的习惯，每天把自己有关政治、经济、文学、数学方面的灵感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读书时，也录下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的《参考消息》报经常刊登美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基建组的人经常偷干部的《参考消息》报来看。报上有关水门事件的报导，以及卡特的竞选演说和他的就职演说都使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有了些较直接的了解。我每次得到偷来的《参考消息》报总是要把不少有趣的东西摘录在我的笔记本上。几年下来，我已积累了十几个笔记本。我每记完一个笔记本就把它存放到曾爱斌监房外的木工房里。身上只留一个正在用的笔记本，床上只留一些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的写满数学、工程方面的笔记。我的那些记有我的经济学和政治方面思想的本子，或者我的那个电影文学剧本只要有一本掉在周教导员手里，我就会有杀头罪。虽然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些过硬的证据，但我一想起他那阴沉的目光，头上就冒冷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告诉我的他的劳改经验：“在劳改队，干部有一切手段得到他们所要的绝大部分情报。你要假定你说的一切话迟早总会被他们知道，因为他们用一切办法鼓励犯人提供情报，而对大多数犯人来说，这种引诱总是难以抗拒的。”一想到我平时与其他政治犯讨论政治局势的言论传到干部耳朵里的情形，我就头皮发紧。在他们眼里任何这类讨论都说明我们这些政治犯还有“政治野心”，还属于应该消灭的“政治隐患”，不管这种讨论是否有意识形态上的敌意或者只是纯客观的政治分析。从宋绍文给我带来的麻烦和我在“认罪服法”学习班的经验，我已懂得了这一点。但是可悲的是，我们这些有政治头脑的人，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前后，明明知道中国面临大的政治变动，根本不可能不在一块讨论政局，我总会忍不住与朋友探讨毛泽东与周恩来去世的先后次序对政局变化可能的影响，文革中的政治迫害对将来可能的“翻案风”的影响等等。这些讨论一旦传到周教导员耳朵里就会成为“反革命”的“证据”。一个月后，犯人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周教导员正在调查三大队政治犯中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这个集团与民主党、劳动党和反共救国军有关，而且与“文革”中的造反派“省无联”有关。我一听到这个消息，脑袋像要炸裂一样地痛，神经变得十分紧张。我明白周教导员正在进行的调查，矛头直指我。我在三大队的政治犯中是个中心人物，与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的犯人及右派犯人、造反派犯人都有很好的关系，我自己文革中就曾经是“省无联”的成员。我那几天心神不定，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刘凤祥临死前用死镣撞牢门大叫“冤枉”的样子不时闪现在我眼前，我脑海里不断出现着文革中被指控搞反革命集团的犯人被判死刑的故事。
我虽然明白自己从来没有与其他政治犯建立过任何有形的组织关系，但我也知道，我一直在有意识地了解和接触各种政治犯，与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我清楚地知道，任何非官方的有形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沟通在这个国家都足够判死刑，更不用说在劳改队。我一直采用一种“君子群而不党”的策略，建立广泛的私人关系，但不留下一点正式政治关系的痕迹。这种策略对付关教导员、刘大队长、何指导员这些文化不高，没有理解政治犯意识形态能力和兴趣的人是非常有效的。我在他们鼻子底下与各种政治犯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政治犯中一位有威望的人物。但碰上周教导员这类有点文化，对政治意识形态有一点嗅觉，但又不真懂的人，我可能会有大麻烦了。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把我与其他政治犯的谈话内容大部分弄到手。如果他还得到我的笔记本或剧本的一两件，则判我的死刑是足够的。像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案子，当局并没有得到过得硬的有形政党组织证明，他们还是被杀害了。一想起张九龙临死前那阴沉的脸色，刘凤祥临死前的呼号，我不由得感到寒冷彻骨。这正是我快满刑的日子，如果周教导员在调查中真的抓到了什么证据，我可能永远出不了这个牢门了。
那几天，大队的几位主要干部对我态度特别坏，一点小事也会把我骂一顿。看得出他们已从周教导员那里听到一些对我的指控了。我在这种不安中过了一个星期，局势渐渐缓和下来。大队干部们似乎因为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支持周教导员的调查，我没看到他们有任何新的行动。这有可能是因为周教导员没有来得及建立与其他和他“水平”不一样的人的私人关系，也可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自四人帮垮台后越来越缓和了。我庆幸局势的转变。我与刘凤祥的命运的差别也许只是国家政局的差别。要是周教导员对我的调查发生在一九七零年，我可能早已像刘凤祥一样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杀害了。刘大队长坚持将我按时转到“出监队”去。我离开三大队时，周教导员曾向我训话，警告我“你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抗拒改造，你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一辈子也摘不了！”他的话提醒我，他可能在我档案里塞了一些他调查的材料，出了牢门后，我可能还是个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劳改释放犯”。出监队离场部不远，犯人满刑前四五个月就转到这里来，由这里的干部与犯人家乡的公安机关联系，决定犯人满刑后的去向。
出监队没有围墙，一进这里，人身就比以前自由得多了。经常有人偷偷跑到岳阳甚至长沙的家里去，即使被抓住了也不会被加刑了。但是犯人之间马上就有了社会等级的差别。那些原来家在城市的犯人将有机会回到城市里去，而来自农村的犯人却可能被送回农村。由于人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户口制度使一个人基本上一辈子住在生下来的地方，而城乡的生活水平却有几倍的差别，所以农村来的犯人都千方百计拒绝回家乡，而要求留在劳改农场“就业”。一个叫杨孝文的犯人告诉我，他的家乡每年每个劳动力只能挣回自己的口粮，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分钱现金收入。家里买灯油、买盐完全靠他母亲养几只鸡，生了蛋拿到集市上去卖。特别是农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对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迫害比城里更残酷，杨孝文的父亲是地主，他们家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抄家，他父亲、叔伯每次运动中都被批斗，他们养的猪在政治运动中都被充公。所以他最大的愿望是满刑后留在劳改队就业，不要回家乡。这里大家都有劳改的经历，互相至少不会歧视。就业人员每个月还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资，比农村好多了。但是城里来的犯人能不能回城里去及农村来的犯人能不能留在劳改队并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要由出监队与我们家乡的公安机关安排。出监队负责安排犯人的是一位姓周的干部，他长得肥头大脑，我们都背地里称他周胖子。我来出监队的第二天，周胖子就召集和我同时来出监队的十几个犯人开了个会。他开会的方式与其他干部不一样，完全不教训我们，也不谈任何有关“改造思想”的事，而像谈生意一样。他样子很凶，也很干脆。那天夜里，他从他的公文包中取出一迭档案，我们知道这些档案有关我们的命运和前途，都屏住呼吸，仔细听他的每一句话。他叫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老头站起来，周胖子高声说：“站到前面来！你家里还有几个人呀？”“我没有家了，也没有一个亲属在这个世上了。自从土改我被判刑后，我家里人就死的死，走的走，我已有二十年与家里没有联系了。”听得出这个老头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从共产党当权以来就在牢里，已经在监牢里度过他的半辈子了。周胖子把他打量一番，然后不高兴地说：“你家里真没有人了呀？几十年没联系不一定没有人呀！你老成这个样子，赖在劳改队，要我们养你呀？我会给你家乡去封信，争取让他们接受你，你不要只想留在劳改队！”他说完把手一挥道：“下去。”第二个被叫到的是位姓李的长沙青年。他穿着一身工作服，一看就是过去在长沙当工人的人。周胖子显出对他很有兴趣的样子，脸带笑意地问他：“你家里有几个人呀？”李象所有城里来的犯人一样，都尽量把家里情况说得好一些，以争取回长沙去。李告诉周胖子，他父母都在国营大工厂工作，两个兄弟也参加了工作，妹妹在学校读书，他们每个月都有信来。周胖子要李把他父母家里的地址详细写下来交给他。这样逐个问了所有人的情况，从他的态度，我们看得出来，他希望把有劳动能力，有特别技术的人留在农场，希望把没有这些条件的人送回家。他对那些家在城市，家庭有社会地位的犯人表示出特别的兴趣。不久我碰到一位姓刘的长沙来的技术员，他因为写文章批评毛泽东被判了七年刑。刘和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周胖子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对农村来的犯人态度极不好，但对城里来的犯人，却想尽办法说服他们家乡的公安机关接收他们，条件是从犯人那里得到一批报酬。刘告诉我，周胖子每个星期都要出差到犯人的家乡，与当地沟通，做出犯人回家或留在农场的安排。周胖子去过刘的家里两次，示意刘家送给他三十多元的礼物，周胖子现在已为刘作好了回长沙定居的安排。刘告诉我作好送礼的准备，只要送了礼，周胖子会不遗余力为你办好回长沙安家的安排。回长沙的关键是长沙市我父亲居住的派出所（长沙公安局的分支机构）要发出一个“接收证”，允许我在长沙报户口，并且建新农场要有个文件同意我回长沙。而这些公文都要由周胖子经办。那时建新农场的人（包括犯人和干部）对有了“长沙市接收证”的满刑犯人都十分羡慕，就像几年后中国人都羡慕有机会去西方世界的人一样。听了刘的经验，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周胖子怎样开口要礼物呢？我真是无法想象。但我还是要托刘回长沙后去我们家一趟，把这些经验告诉我妹妹杨晖和我父亲。几天后，我自己开始相信刘的经验，因为周胖子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一趟，态度非常和气，仔细问了我父亲的情况，并要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地址。我父亲文化革命中一直被关在五七干校，七五年后才回到长沙，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却挂了一个省轻工业局副局长的空头衔。周胖子向我建议，由我妹妹到农场来看我，他希望当面与她谈一谈。春节前后，我妹妹杨晖来了建新农场，她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正在一个高中教书。周胖子对我妹妹非常热情，一定要她睡在他家里。妹妹与周胖子谈了将近一个下午。第二天我送妹妹上车站时，她告诉我，昨天周胖子为她订回长沙的汽车票时，当着她的面亲自提了一篮子礼物到汽车站去了，回来向她解释说，“现在不送礼办不成事，连买汽车票都得送礼！”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当天晚上我妹妹与周胖子一家人烤火闲谈时，他妻子似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