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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
《牛鬼蛇神录》于1988 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小凯先生和苏珊·秦将之译为英文本The Captive Spirits （直译是《囹圄中的精灵》），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原似应有二十八章，但后学仅在互联网上搜罗到除“后记”之外的二十章，而包括描写私人企业家卢瞎子等在内的多章未得一见。
因尚未看到原书目录，这里只能以事件发生顺序和上下文揣度罗列。又因所有材料均来自互联网，错讹颇多，我虽勉力修订，但疏漏仍在所难免。附录中的五篇文字（其中，未列出作者姓名的为先生所作），并非原书的一部分，但对于理解该书，进而杨氏的核心思想，确有助益。
值中国晦明不定，而后学初识这位独立战士的思想之际，先生的离去即使于我个人，也是一大损失。谨以此纪念。——迅雨疾风楼案
向土匪
向土匪不是一般的扒手，尽管他的两个手指被人砍掉了，他的右手甩动起来角度不对——这是他“捉鱼”时没有跑脱的证据。于他的“钳工”职业而言，他是太严肃和诚恳的人。他一点也没有土匪气，憨厚后面有一点不讨人厌的狡猾。他比起本来就矮的一般湖南人还矮一点，圆圆的脸上印刻着动荡生活留下的痕迹。他的眼睛小，和鼻子挤在一堆，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早年农村中的劳累，他被扁担压得有点驮背。
那时他不会大于二十一岁。由于他是湘西土家族人，来自一个过去土匪很多的地区，因此他得了个“向土匪”这个小名。他的原名“向远义”在我看来比他的小名更准确地代表了他的气质。
“这回可是成了砧板上的肉，横切竖切只由得他了。”向土匪刚进九号时叹口气向我说，“唉，如果我当初第六根肠子不快活那一下，我不去看那一眼，我今天也不会虎落平原了。”他讲一口很重的湘西语口音的长沙话，令人忍不住发笑。“这回我可是真信服了，”他认真地继续道，“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工作’，是会倒大楣的，这真不是迷信，我当初要是不破这个禁忌，我现在一定是在长沙街上抖葱！”
“抖葱”是他们扒手的语言，抖威风的意思；“工作”在他们的词典中是做爱的意思。几天后我才知道，那被向土匪看见在“工作”的是他过去的同寝室的同事和朋友，李良，现在他也被关在左家塘，正在我们隔壁的十号。我不会相信这个圆圆脸的、穿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卡其布工作服的人是因为犯了看见他人性交的禁忌才进了九号。他的案子在当时的长沙是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用高射机枪发射燃烧弹，烧毁了市中心的湘绣大楼。
多数扒手喜欢穿得“抖葱”，也有些故意穿得很朴素，装得像诚实的学生模样。九号每有一个这样的扒手进来，我都能一眼看出他们是扒手，因为他们的态度使人感觉出他们的不诚实，他们白白净净故作真诚的脸上显露出太多的欲望，过分的自我表现，混合着太多的狡黠。但向土匪却没有给我这种印象，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诚实。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发生时，向土匪才十多岁左右。他那个村庄里二十多个身体最强壮的劳力由于食量最大，经不住饥饿而死了。向土匪的父亲也只剩下一口气，他对身边的妻儿留下的最后的话惨不忍闻：“我死后，把我身上的肉砍下来，不要让孩子饿死了。”那些日子，向土匪告诉我，世界好像到了末日一般，每天都有人饿死，人们心中唯一的念头是不择手段地活到第二天。向土匪和他妈妈果真煮了他父亲腿上的肉吃了。那以后，向土匪的妈妈送他上了逃荒的路，她自己嫁给了一个管食堂的干部。“三年饥荒饿不死伙头军”，那个干部是少数不挨饿的人之一。向土匪到了长沙，碰到了一些像他一样的逃荒的小扒手。他学会了“钳工”活，开始了他的扒手生涯。很多小扒手都称他为“义贼”，因为他每次扒窃后都会把钱包里的工作证或其他重要的东西给失主寄回去。他被抓过很多次，每次都被教育释放。最后一次他被罚以“行政处分”，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送到长桥农场去劳动教育三年。三年期满后，他没有地方可去，于是留在长桥农场就业，二十五元人民币一月的工资。自然捉鱼还是他少不了的副业，长桥农场离长沙城只有二、三十里路，星期天或假日一天就能打来回。在劳教农场肚子虽不再是空的，但也总是不够吃，日子并不好过。所有在劳教农场的人被划为四个等级。最上层是管向土匪和其他犯人的干部，第二层是劳教期满就业人员，第三层是劳教人员，最底层是劳改犯。向土匪说劳教人员与劳改犯的差别并不大，他们的伙食、劳动都是一样的，只是劳教人员过年时经干部批准可以请假回家。
长桥农场生产棉花和其它农副产品。每年农场会在犯人和干部中分配几次他们生产的产品。干部总是分到质量最好的产品，其他人员只能得到质量最差的产品，余下的交售给政府收购机关。虽然干部和其他人得到的产品的质量相差悬殊，但是价钱却完全一样。向土匪喜欢讲他在长桥农场的生活及文化革命中他的经历，他甩着他那只角度不对的右手，在九号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我们躺着或坐着，听得津津有味。他讲过一个叫三毛伢子的扒手在长桥农场挨打的故事。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早上不能起床。那时已是一九六五年，任何物质刺激的制度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所以干部缺乏经济手段刺激人们工作，装病拒不出工的事越来越多。这回干部又认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于是硬逼他出工，言语无效，干部开始用木棍子打他。
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这时众多干部跑过来，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我手里的，我会十倍地要你还这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厉害的。”三毛伢子在烈日暴晒下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麻绳勒出很多永不会消失的印痕。三毛伢子文革中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春夏，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做“长沙青年”，参加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向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报复。长桥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公（公安局）、检（检察院）、法（法院）”，他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
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长沙青年”是第一个带头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的造反派组织。那次抢枪是发生在军队支持保守派、用民兵武装装备保守派之后。由于江青和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抢枪，“长沙青年”的抢劫行动导致了后来湖南所有造反派在七八月间的抢枪运动。那次抢枪后，长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风，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长沙青年”趁机抓到了几个长桥农场的干部，其中包括当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弄到“长沙青年”的办公室，开始自己“审讯”他。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支手枪。旁边几个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按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间，把他的一只眼睛挖掉了！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是由政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不会想到，对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暴力迫害引起的，正像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
这位长沙话都讲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无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识形态黯然失色。从此后，我很注意听向土匪讲的各种故事。他与一般的扒手的确不一样，他谈政治、谈经济、却很少谈扒窃。向土匪参加过不少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装冲突，知道很多细节。九号的人都知道长沙有名的易家湾战斗，向土匪有天偶然提到他参加过易家湾战斗，大家都兴奋起来，连连催促他给我们讲他在那次战斗中的经历。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从长沙逃到湘潭之后，长沙的造反派决定向湘潭进军。“长沙青年”在各次武斗中总是造反派的先锋，进军湘潭也不例外。那次行动中，“长沙青年”的指挥官是李良，他出身于旧时代的名门望族，六十年代初是位大学生。由于大跃进后对共产党政权的反感，他几次试图越境逃往香港，被抓获后劳教三年，三年期满被强迫就业。他是“长沙青年”中文化最高的人，也是“长沙青年”的大脑和灵魂。当时的湘潭有几座大军火工厂，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军械。大军工厂的工人都支持当局，是因既得利益而持保守政治立场的一个明显例子。长沙的工人大多则是反对当局的造反派。他们进攻湘潭时，湘潭长沙交界处的小镇易家湾成了必经之道。“那正是暑气逼人的时节，热得我恨不得扒下自己的皮”，向土匪来回走动，向我们讲叙“易家湾战斗”，“我们全副武装爬上了几辆卡车，大家都是一副要去当战斗英雄的样子。大多数人都争着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或自动步枪。每辆车上有一挺机枪，卡车开动了，总共有八辆。最前面的四辆是‘青年近卫军’和‘长沙青年’的车。‘青年近卫军’是工厂学徒工的造反派组织，也是造反派中最亡命的家伙。最后四辆是‘红旗军’的车，他们甚至带了几门八二迫击炮。‘红旗军’是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组织，是由有战争经验和专业训练的退伍复员军人组成。由于当局极害怕他们的军事能力，所以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由周恩来定性为‘反动组织’。
“卡车快开到易家湾时，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在第二辆卡车中，从驾驶室顶的帐篷隙中我看到远处公路上有几个黑点，变得越来越大。有人在叫：‘我的天，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坦克，坦克！’我从未见过坦克，电影中的坦克总是大而笨重，人们可以追上它爬到它的顶上去。但我那天看到的那些是黑点，移动起来如此快速，比汽车还快。“我听到另一声炸弹爆炸的声音，接着又一声，似乎就在我头顶上爆炸。有人在叫：‘坦克在向我们打炮！’我感到恐惧，天空惨黄的，我心里直战抖，没有一点英雄的感觉，只觉得手足无措，分不清东西南北。小刚，一个五分钟前还英雄气概十足的男孩，把他的头钻到驾驶室后的帆布里，他的枪对着天空。他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我听见他的枪还在射击。他的样子像赖蛤蟆垫床脚，又要硬撑，却直颤直抖，撑不起。”向土匪喜欢把他学来的长沙歇后语混在自己的故事中，但他的发音总是不准，会把“蛤蟆”说成“隔膜”，引起我们发笑。但他却从不在乎。
“等我们从卡车里逃出来找到地方躲藏时，我完全忘掉了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我搞不清周围的情况，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呆呆地伏在地里。小刚已经被吓得连对空的枪也不打了。一会儿后，我们才看清两辆坦克绕过一辆正在燃烧的卡车朝长沙方向开去。“突然我们听到另一种炮弹的爆炸声，好一会我才想到，这是朝坦克打的炮，因为坦克周围有爆炸的烟尘。战斗过去后，我才想起这大概是红旗军的人用八二迫击炮从山上打来的，他们真正不愧为有实战经验的人。
“坦克和八二迫击炮对射一阵后，坦克开始向湘潭方向退去，这时小刚已因害怕把裤子都尿湿了。”我们都笑起来。向土匪又故作神秘道：“有人说易家湾战斗后，台湾特务把地上坦克履带印复制了下来，他们第一次证实湘潭有一个生产大型坦克的军工厂。那个工厂的名字与军事工业毫无关系：江麓机器厂。”
一九六七年九月，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的形成了支持新当局的“工联派”，而没有席位的在野派形成了“湘派”。“长沙青年”成了“湘派”的成员。“湘派”与“工联派”发生过几次武装冲突，向土匪就是在这些冲突中之一——五一路湘绣大楼事件中验证了他犯禁忌的后果的。当时“长沙青年”占据了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六层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两派公开分裂后，两个大楼里的武装人员开始互相射击。向土匪在所占据的大楼顶上架起一挺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湘绣大楼扫射，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整个大楼完全被这场大火毁掉。向土匪相信他闯下的大祸是因他两次违反了不能看别人性交的禁忌引起的。湘绣大楼事件前不久一天，李良从长沙回长桥农场时，碰到一位非常诱人的女子，他便把她带去长桥农场向土匪与他共住的寝室。
那一周向土匪一直在长沙。但那天夜里，他赶回长桥去取衣服和其他东西。他来到房间外时听到女人的声音，他迟疑了一下，但终于抵抗不住好奇心，忍不住从窗户朝室内看去。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两个正在做爱的人影，女人坐在李良身上，是那种所谓的“伞把流水”的方式。这可是倒大楣的象征，向土匪看了性交后，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这件倒楣事之后不久，向土匪又碰到一件倒楣事。那是夏秋之间，“长沙青年”在长沙的总部办公室里，有人提议到烈士公园去抓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烈士公园遍地是花草，是长沙环境最好的公共场所之一。中国人住房紧张，那些有婚外情的恋人往往在春夏或秋夏之交时来到这里寻欢作乐。“这正是在室外‘工作’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查一查烈士公园的树丛后面过瘾的家伙？”不少声音应和道“走，去调查调查，那一定是使所有肠子都会快活得直跳直蹦的事！”
向土匪怕又看见做爱的场面，拒绝随众人去烈士公园。半夜前，这些家伙回到了“长沙青年”总部，向土匪听到外面人声沸腾，走出他所在的房间，看到一大群人进了一间会议室。他跟进这间会议室，发现一男一女一丝不挂地被“长沙青年”的家伙们围着。有人告诉向土匪，这对男女正在灌木树后的草地上做爱时，被他们抓住了。在这群粗野的男人的目光下，这对男女窘迫不堪。
有人叫道：“给我们再表演一次！”有人附和：“趁这一夜还没过，再‘洗次槽子’给我们看看！要不然明天天塌了也不让你们走。”另一个怪声音道：“你们再搞一次，我们就不把你们交给你们的单位。”
这最后一句话打中了要害。那一对男女互相对视一眼，女的开始搂男的，但几分钟后，男的反应不起来。指着那女人，一个旁观者嚷道：“你帮他搓一搓！”又有人附和“对！赶快搓，赶快搓！”向土匪不忍看下去，离开了那间挤满人的会议室。“这就是我坐牢的原因，”向土匪靡痨的样子，讲完了他的故事，“我真是不走运，这种打破禁忌的事走也走不脱。”
向土匪后来被以反革命纵火犯判处七年徒刑。他接到判决书时十分高兴。他向我们解释，判决比他预期的轻，大概是因为当局认为他只是执行者，而下命令的是“长沙青年”的灵魂李良。我猜向土匪那付与世无争不讨人厌的样子和态度可能也给判他刑的人留下了好印象。李良的命运却悲惨多了，他像张九龙一样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向土匪知道对李良的判决后，好几天都在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长沙话，他忍不住会骂起来：“这些公检法的家伙真是一帮畜生，他们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长沙青年”的人乱打乱杀，早就没有命了。他们今天得了势，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认为他有文化，有头脑，政治上危险，不杀他不安心。这些家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套！”像张九龙一样，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良被拉出去杀掉了，因为李良也是“政治隐患”。与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时，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枪决的那天早晨他拖着他的死镣从九号门前走过，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到阎王老子那里先占个位子，明日你来时，一定不会亏待你，”边说边笑，“十八年之后又会是条好汉！”他相信来世又会投胎，成为一条好汉。听到三毛伢子那轻松的语调，我们才觉得心里稍为好过一点。红色怒火一兵我和毛火兵同床。“毛火兵”不是原名，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守派中最极端的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他与我这个造反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睡一个床这件事本身就充满着对文革中政派冲突的讽刺意味。刚进九号时，我们互相很少交谈；我那时没有情绪聊天，而他好像生性就不是那种话多的人。我们的床是后面窗子边的上铺，床正对窗口。夜幕降临时，他喜欢坐在铁窗边对着空荡荡的后院唱他喜欢的电影歌曲。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电影《乘风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来客》中的歌曲，《马儿你慢些走》以及《婚礼曲》。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歌曲”，社会上已有好些年听不到了。每当这时，九号的年轻人都会静静地侧耳倾听他的歌声，伴着黄昏景色带来的伤感，想各人的心事。好多天后，他才告诉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他停一停，又微微一笑，“杀人凶手”。
长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传着各种有关“红色怒火”的恐怖主义和残忍的故事，而我面前的毛火兵有张圆圆的脸，诚实本份的样子，使我很难将他与恐怖主义联在一起。他真诚地邀我同床的态度显示了他对我的好感，这种好感显然与我俩政治倾向的绝对对立不相容。但后来他总是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