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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晕，在一般人眼中也大多被认为是他神采的一部分，而根本不会想到它们竟然是结核病菌顽固盘踞的红色据点。在了解了这一不幸事实以后，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一直以父亲般的感情对待他的邵先生为什么在几乎每首赠他的诗中，都要喋喋不休地强调健康与心平气和的重要性。据黄自己回忆，邵甚至还千方百计为他觅来秘方，以细楷端抄寄赠于他。但黄身世与天赋之间的完全不成比例使他注定要成为李贺那样自虐型的诗人。这很难说是他的过错。正是与生俱来的那种强烈诗人气质使他敢于蔑视任何现实秩序和人情藩篱，象寻找风暴中心的火焰在发出巨大光照的同时也令自己坠入永恒的黑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虞山祭墓前的某个时期，他的身体再度遭受来自血液中的秘密敌人的无情打击（有关这一点后来我已经在黄作于次年的《呈袁简斋太史》四律所附的作者自注中“去秋先生招宴，以病未往”找到了佐证）。黄山绝顶的云烟，汩罗与剡溪深寒的秋水，这些骨清神逸的意象对诗歌也许是绝佳养料，而对一个资深肺结核患者来说则无疑是致命的。从他此后九年终因病入膏肓，客死异乡这不幸事实来看，当日虞山宗祠里的惶恐以及安排后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对自己日趋恶劣的健康状况有了清醒认识后，他非但没有就此有所收敛，恰恰相反，从他当年晚些时候作出选择寒冷的北京作为定居之所的决定来看，那简直是打定主意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了。仿佛某种飞行速度的随意拉升和长跑运动员的中途冲刺——既任性又耗费能量——有关这一点我想我们以下很快就能看到。
无论对于家人、朋友以及作者个人，一七七五年冬末黄敝裘蹇驴突然出现在北京应该都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镜头。尽管时间过去已有两百余年，研究者对当初促成这一事件的内在原因依然缺乏必要的重视。从表面上看，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情既令人眼花缭乱彼此间又看似毫不相干。首先新年伊始他突然作客南京随园一事就颇多蹊跷，紧接着又通过袁枚与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公子尹似村拉上了关系。三月风风火火编定了个人诗集并自叙生平。四月再度拜访好友安徽太平知府沈既堂，作诗留别，首次透露自己即将北上的计划。六月以后情势又急转而下，出人意外地任职安徽寿州正阳书院讲习，与当地太守及地方缙绅打得火热，诗酒唱酬，一副打算长期住下去的样子。十月女儿病亡，家报传来，尽管悲痛不已，却又不想回去处理后事。十一月尹六公子应请为黄绘的那幅《云峰阁图》寄到，几天后我们发现他就立即辞去了寿州的职位，一马一担，冲寒冒雪，正式起程北上入都。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当作一册年度日记来观察，那么作为引人注目的封面与封底的两个重要事实，应该是他的恩师朱笥河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的消息和一直以来对他的政治偶像李白当年入都后的风光和传奇生活的倾慕与神往。一个大胆的设想是在此之前他因疾病日甚、功名蹉跎不得已再次上书朱乞求垂怜，而且这一招很有可能就是《乾嘉诗坛点将录》里封为“及时雨宋江”的袁枚代为筹措的妙计。朱当然不是那种胸襟狭隘、记人小过的人，这从他先安排黄在寿州任职用作过渡，入京后又将自己家的三间偏房让给他住这两件事就足以看得出来。
当在功名之途上打算走捷径的黄“絮帽不暖头，迎面玉龙戏”，拖着病体在通往京师的风雪中冲寒而行，洪依然羁留在阳湖家中。他本来也打算到北京去。在象黄一样以惊世才名蒙受连续十年名落孙山的羞辱后，终于在上年时来运转，乡试中举。但母亲的突然病危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难得的三年一次的会试机会。当他接到黄通报自己最新行踪及打算的书札后，他显然对故友这种不肯下死功夫读书，挟策侯门，投机取巧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尤其是这么多年来扔下老母妻儿不管，只顾自己天南海北的潇洒，在他看来也与圣人“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相去甚远。在随后题为《送黄大之都门》的四首律诗中，他不仅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甚至还不无“应忆楚越依都遍，更向燕台试转蓬”“涉世未妨颜更冷，依人何意舌尚存”这样委婉的讽喻。许多人对黄殁后洪在致毕秋帆的信中公开披露两人的分歧，以及挽诗自注里抱怨“君（黄）不善摄生，去岁别西安，余又苦规之，君虽颔之，而不从也”的做法感到有些吃惊，其实这种态度倒是为洪所一以贯之，属于纯粹的朋友间的直言相告，依稀有几分类似杜甫当年对李白苦口婆心的劝阻。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朋友的诗文里，他们两人的关系确实也时常被比李白和杜甫。
按照当时常州到北京的水陆邮递速度，洪的回信及赠诗大约要到近一个半月后才能被置放于黄在京西横街寓所的案头，更何况当时他的人也早已乐颠颠赶去天津迎恭圣驾。当然，即使能够及时开缄，估计对他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自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昏抵达京城，其风尘仆仆的身影仅两天后就已在朱笥河于陶然亭举行的那次诗会的座中俯仰随人，（据黄《哭龚梓树》自注，龚“正月初三卒”“时予至都甫十日”。另集中又有《乙末除夕前五日笥河先生偕集陶然亭分韵得影字》诗题，由是推之）并由此结识了翁方纲、纪晓岚、蒋心余、王阑泉等京师文坛的权要人物。这些城府极深的长者大人为博取举荐贤者、奖掖后进的名声，加上主人朱筠的面子，大大的称赞几句那当然是免不了的。这不免令黄深受鼓舞。这时命运也似乎要给这位困顿多年的落魄才子一个难得的机会，因平定金川噶尔丹叛乱从而踌躇满志的乾隆在班师回銮的途中，突然心血来潮，恩准天下才子寒士在天津接驾，并决定同时举办全国性诗歌大赛，获胜者将根据成绩分别奖以大小不等的官职。闻讯之下大喜欲狂的黄当即呕心沥血准备了长短诗作二十一首，外加颂文两篇赶去参加，并以二等奖的名次获得两匹绸缎和一个四库全书抄写员的封赏。也许在旁人看来，以黄当世第一的诗名位居朝中最微的官职，这就象神话中的孙行者被授予弼马温那样简直就是一种讽刺。而事实上黄自己当时非但不这么认为，甚至不无提刀而立、顾盼自雄之色。这从他随后发给洪的一封急函中可以看得出来。在信中他除了以洋洋得意的口气命令洪立即设法将他的老母妻儿弄来，以便让她们同沾圣恩外，还大言煌煌地宣称：“人言长安居不易者，误矣！”而后者尽管认为这种安排十分不妥，但由于为朋友事业上的进展感到高兴，同时也不想败了他的兴头，于是百般设计将黄的祖居两当轩质押，得银三十两，物色可靠族人将黄家主仆七人及时护送进京。然而不过两年以后，我们将看到这扶老携幼的移家一幕再度在连接常州与北京的运河上重演，不过方向恰恰相反——不是进都，而是出都——由于经济窘迫加上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黄不得不为自己当初的浪漫与轻率付出代价。当然，回程的盘缠以及家眷回乡后的生计等俗事，照例还得由洪一一代为筹措。而他自己需要做的也许仅仅是：仰天长啸，荷戟彷徨，用清遒的八分书在仿宋古纸上写几行类似“野火春风句全删，今日长安住较难”或“入世无妨醒是醉，谋生敢道贫非病”这样风雅、潇洒的句子，再将它们寄给洪——让他学习学习、揣摩揣摩——这事看来也就完了。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3）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北京发生了什么？这无疑是我们解剖黄晚年生活的关键。虽然这方面的大致轮廓并非无迹可寻，但要将这些散落在他诗集以及旁人著作中的零言片语拼凑成完整的生活图象则依然困难重重。首先记事人的身份、背景、目的与传主的亲疏关系，看问题的角度等无不影响着文字的可信程度。更何况某些长者大人在回忆与黄生前的交往时有意推卸责任，文过饰非，尽量往自己脸上贴金。在此我只要举出翁方纲为黄诗集所撰的那篇序言就很能说明问题。此人系乾嘉诗坛的一位重要角色，清代四大诗派之一的“肌理诗”的理论创导者，常州文人的精神领袖。自黄入都后就一直以同乡与前辈的身份笼络着他。又是请看收藏又是以先祖画像索题。还共同发起组织都门诗社，几乎三天两头混在一起诗酒酬唱。然而正是这个伪善的老头，在黄死后不仅胡说什么“每来吾斋，拜文节（宋代诗人黄庭坚，据云为黄先祖）像，辄凝目沈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语，欲与相观于深处，而孰知其饥寒驱迫……其精气已长往矣”，甚至还单凭个人好恶将黄的两千首遗诗删得只剩下五百首。以至连一向不与人忤的洪稚存也看不过去，出来打抱不平，批评翁“删除风月少精神”。《清诗的春夏》的作者周黎庵先生更是认为“幸而仲则诗后来有了足本行世迄今，而翁刻究未为人所知，那是幸事，否则，这位绝代风华的薄命诗人不知要被肌理诗论糟蹋到什么样子。”
黄仲则诗中有一种类似海底珊瑚与昆仑灵芝那样的东西——瑰丽与清俊。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加上对事物细致精辟的本质把握，以及体贴入微的语言，使得他写诗神奇得犹如魔术师从盖有黑布的暗箱里掏东西，又仿佛一手握管一手同时拿着显微镜。从表面上看，他的作品与当时风靡文坛的性灵主义诗歌同出一辙，但同样的生活场景、意象、山水与情感细节，在他笔下往往别是一番面目与滋味，这就是天才的力量。他写七言古诗犹如大禹治水，写七律好象庖丁解牛，或者孔令辉打乒乓球。尤其是他艺术生命达到颠峰的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那几年，功力上差不多达到了打通全身经脉的武学大师那种摘叶成剑，无招为有招的境界。我们几乎完全可以假设，如果不是随后突然作出的贸然入都的决定，在支撑清诗辉煌与高度的由吴梅村、龚自珍与他所组成的那个令人有高山仰止之叹的三角型支柱，由于他的高出一头，以至这个比喻可能有因此无法成立的危险。
京师的七年公务员生活是一块珍异宝石在世俗的熔炉中变成石头的精采文本。我们将再次看到一颗理想的头颅如何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低垂——疲倦而沮丧——最后干脆完全停止了转动。在此之先它甚至已将他的才华提前送上了艺术的断头台。在这座连皇帝也会写诗的传闻中的开明城市，尽管黄的诗才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其现实处境却一直未如向往中那样有所改变。首先他一年年满怀希望参加的顺天乡试依然保持着与在江南时同样的失败纪录。虽然他的老师身为掌握录取大权的同考官，但以朱笥河一向的严正刻板，想寄希望于在录取名单上弄什么手脚显然过于乐观。其次是效法李白以诗词名动公卿的路子，那也只能证明他对清代严格的人才制度缺乏起码的了解。再说他那恃才傲物、喜怒无常的名士派头也让很多人受不了。因此，整整七年中，这个清代历史上的杰出诗人除了上班以外，大多时间消磨于各种无聊的名人聚宴和社会应酬，以陪衬人或风雅摆设的身份，在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受到了热情欢迎和酒食款待。而一旦他们认为不需要他时，也许他就得知趣地主动离开。贫病潦倒和性情古怪逐渐成为他天才以外的第二特征。当他在某侍郎的生日盛宴上捧场，当他在某相国的藏品前趋奉谀美，当他面对某尚书的涂鸦之作作违心之论。我的内心之所以满怀忧伤与怜悯之情，或许是因为在我看来他那时的形象已不像是神姿英发的李白，倒更接近于“剩酒与残炙，到处潜苦辛”的落魄长安期间的杜甫。虽然对于这种难堪的现状，包括洪稚存、杨芳灿等在内的好友曾一再提醒过他：时代不同了，“千金辟士置幕府，此风古有今则微。”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一直到死，黄似乎仍然深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不肯回头。
作为黄晚年最激动人心和充满想象力的事件，陕西巡抚毕秋帆客观上确实扮演了某种“火焰守护者”和“希望工程主持人”的角色。然而让人感慨且油然而生敬意的是，这同样归功于他命定中的贵人——生平知己洪稚存的大力吹嘘。当时他们的一个共同朋友孙星衍在毕那里混得不错，来信要在京等候秋试的洪前去帮忙。毕的豪爽与一向体恤寒士的作风立刻给洪留下了深刻印象。洪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在一次宴饮进入到高潮时不失时机向毕详细介绍了黄的窘状并私下里约同孙合力举荐。对于乾隆年代的中国文坛，毕是天下公认的最慷慨最伟大的财神爷。如果我们抛开戴在他头上的那些巡抚总督之类的官衔不论，此公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巨贪兼慈善家。多年来受他资助与施舍的落魄知识分子那真是多如过江之鲫。由于本身是知名文人的缘故，他当然也听说过诗坛巨星黄景仁的名头。尤其是在洪为他背诵了黄《都门秋思》里的名句“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以后，毕当场神为之往，“谓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游。好事惜才，亦佳话矣！”（陆继辂《春芹录》）
于是就有了黄一七八一年秋天突然的陕西之行。此前他出于避债与养病的双重目的寄居京西法源寺。虽然详细情况少见记载，但从洪《法源寺访黄二病因同看花》中的“今年花盛病亦盛，转恐病久花难寻”这两句来看，恐怕已有几分潇湘馆药炉病榻间无力回天的林妹妹的样子。在这种背景下，毕轻财怜士的古风确实如同一支强心针令他的生命顿时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位几年来被京中大佬们的空头赞美与虚情假意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清朝的李白，这回大约感觉自己可真是遇上韩荆州或贺知章了。加上此前不久他正科级的武英殿校书官可援例升为副处级主簿这件事也令他精神为之一振。从现今保存在《两当轩集》内的那些纪行诗来看，他当初的扶病千里访毕有一种易水西风式的悲壮，物质上的目的则可能是唯恐夜长梦多，好事易黄，先把那答应下来的五百两银子拿到手再说。何况对这笔钱的用途他私下里也早已有了明确安排：加捐县丞外放。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将一个文化部的副处闲职弄成实实在在的地方上的副县长。尽管对这个看似偶然的决定背后隐藏的动机多年来没有人提出过疑问，但想象我们的诗人会如晚清谴责小说里的那些猾吏那样将这纯粹看成一种生意，打算通过穷奢极欲地收刮地皮，以尽早收回投资成本仍然是相当荒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合理的推测是他可能已打算离开北京，到南方的某个温暖地带，担任一名收入丰裕、生活稳定的地方官员。这不仅有利于他的病体，或许还能让他自觉负疚过多的家人也跟着沾上些实惠。京师的北风与飞雪，以及比风雪更冷的人情看来已经令他感到寒入骨髓，而他当时最想做的事情也许就是尽早离开它们。
对西安的匆匆拜访很象是黄一生理想主义的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而且途中也出乎意料地顺利——甚至没有发病。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这几乎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他不仅如约拿回银票并受到巡抚大人异乎寻常的款待，同时与洪、孙等故友的重逢也让他感慨万千，分外动情。虽然到后不久从京师方面传来恩师朱筠去世的消息令三人感到震惊与伤感，并一同在附近有名的兴善寺中设奠大哭了一场。但总的说来黄对这次旅行的感觉相当良好。唯一的不愉快看来就是离开前与洪有关那笔银子用途的激烈争吵。洪主张以了结债务为当务之急，余下的用作赡养家小和生活药资之需，黄却坚持自己的打算不肯改变。从洪后来对此事的回忆性文字来看，那次两人虽未闹到不欢而散的地步，但彼此心中已有些芥蒂恐怕在所难免。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关河冷落、朔风凄紧的咸阳古道上的挥手一别，竟然已是他们生前所能见上的最后一面了。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4）
虽然一七七五年冬在“诗少幽燕气”的借口下对帝都狂热而理想化的进军以及后来的一再抱有幻想，已被黄的研究者、生前的好友甚至黄本人认为是人生策略上的重大失误。但对做出这一错误决定的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依然缺乏必要的反省。以当时的事实而言，黄的才名在江南一带无论政界还是文坛都已经逐渐如日中天，同时也不乏某些风雅权要对他的赏识以及经济上的支持，而这应该足以令一个职业写作者维持诗酒放纵、风流自赏的名士形象并游刃有余。更何况北京的风沙与燕山大如席的雪花与他的肺结核症又是那样势若水火，不同戴天。在这种任何人都能轻易作出评判的利弊得失面前黄仍然坚持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可畏精神北上入都，除了说明他的轻率与固执己见，另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也许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正是因为他那种不同凡俗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与作派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之所以落到后来这样“才人落魄如君少”的狼狈地步，也许并非因为他寄于满腔希望的北京对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事实上北京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口蜜腹剑，老于世故，自高自大。而且这方面已有李白当年在长安的遭遇可供前车之鉴。因此，尽管黄诗歌的高度可以成为他所处时代的标尺，但在政治与生活常识上确实表现得相当弱智。同情他的人虽然尽可义愤填膺地强调社会与政府的责任，但当一个人不能对自己的才华负责，甚至不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那么所谓的他人的责任又从何谈起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毕的五百两银子是黄基本上已经放弃挣扎，随波逐流的京居生活最后的漂浮物。因此回来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顾债主追讨和衣食无靠的现实窘状，立即将它们全都送进了吏部，然后继续躲在法源寺的佛光香烟之间，看花养疴，静候佳音——一种表面的自以为是的风雅。一位名叫武亿的旧日相识当年晚些时候游寺时偶然遇见他，发现那时他的情况实际上已相当糟糕。“病寝一木榻，出新著诗两卷，皆其游太原、秦中所寄兴者，持示余。且起太息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