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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具有独特魅力的一座山峰，至今让人仰之弥高。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县城的书店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在被大量出售，评点它们的当代名人有钱钟书、台静农、郭沫若、毛泽东。
袁一生的最后十年（1787─1797）大都是以一位旅行者的身份兴致勃勃度过的。他以七八十岁的高龄下广州，登武夷，二到杭州，三上天台──当然是在他那些年轻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那时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时期，到处是盛况空前的欢迎、礼待、宴请、馈赠。如果谁对这一点缺乏想像，只要回忆一下前些年刘德华或郭富城来大陆演出时的狂欢场面──并从这中间减去闪光灯与摄像机——就可以了。或者读一读他的好友诗人赵翼写的那篇有名的戏谑性妙文──其中几句正是对他出游的生动调侃：“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
其间他还干过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那就是作诗自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一位著名相士曾预言包括七十六岁死亡在内的他后半生的人生大事。由于其它诸事都被先后验证，他于当年年初便作好了辞谢人世的准备，并毅然作诗为自己送行。可以想像这种知天达命精神对社会感官的刺激与冲击力。整个国家上下沸腾了，一千多首和诗从天南海北寄向小仓山房，敬佩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但事实上他神奇地存活了下来。四年以后的一七九五年，由于自觉不支他戏作自寿诗十首，交代生前死后诸事，但死神再次与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然后这样又过了两年，他于扬州舟中偶染风寒，腹泻不止。在小仓山房冬日宁静中略带几分清寒的光线里，他披着皮袍，倚着病榻，用仿佛平时给朋友写信那种平静语调给两个儿子阿通、阿迟写遗嘱，中谓“用淡红纸小字写讣，不可用素纸，其余平行用小古简最雅，用大纸便市井气”。“恐尸硬不便着靴，有极华刺诱朱履一双，白绫袜一付可用”。“但题一碣云‘清故诗人袁随园先生之墓’，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书毕摘下眼镜，脸呈笑意。这次，他是真的去了。
写于2000年4月─5月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1）
在采石矶太白楼头把酒看栏外的长江依稀是一派典型的盛唐诗歌景象：开阔的视野，雄壮的气韵，平稳而有内在节奏的流动速度，而这三样东西正是构成一个杰出艺术品所不可或缺的部件。尽管长江沿岸赏心悦目的登临处不少，但采石矶的江山如画在文化上的位置一向得天独厚。诗人李白当年选择这儿跳下去从而结束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至今他的躯体与思想尚安睡在距此不远的一抔寂寞黄土之中。尤其是在暮雨潇潇的残春或深秋的黄昏，惊涛在故垒西边拍击出苏东坡词中那种铁绰铜琵的声音，而江心的点点帆叶仿佛被历史的大风拂乱的正史或野史的残篇断章——讲述时间与沧桑——既深沉又凝重。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你刚巧有兴致在那里凭栏怀古，你会觉得卷起千堆雪的浪花与你的思想形体是如此相象，而浩荡的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此刻则仿佛正从你的胸中流过。
公元一七七一年，几乎出于同样的偶然因素，一大帮文人雅士在这里的一次浪漫集会，至今尚被认为是安徽文化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在那一年春天的上已佳日，洪稚存、黄仲则、孙星衍，还有汪容甫和杨荔裳，这些清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名头响当当的人物，在时任安徽学政——文化教育厅长——朱筠的发起下，假座太白楼头举办规模浩大的诗酒文会。由于与会者的长长名单不仅囊括了该省的名士宿儒，更有正好来当涂参加当年春季会试的全省各州县的青年才俊，其盛况空前的情景应该不难想象。有关这次诗会的详尽情况以及天才诗人黄仲则如何技压群雄，一举成名，以至被誉为“清朝的李白”的整个出镜经过，在后来现代作家郁达夫的著名小说《采石矶》里应该有着生动的叙述。其中学政大人磨墨、侍从摊轴等明显模仿李白当年初入皇廷派头的细节恐怕出自郁的自撰，至少在记录此事的文献中很难查到明确出处。不过黄的《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一诗在与会群贤中引起的轰动以及诗坛权威人士的酷评却全然有史可稽。无论黄后来的座师王昶的《黄仲则墓志铭》，还是乾隆名士吴兰修的《黄仲则小传》等均不吝笔墨描写了他当时“年最少，著白袷立楼前，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客为之辍笔”，和朱笥河学政见诗后惊叹“黄君真神仙中人也”等出风头场面。何况那时他的年龄才二十三岁，与他的同学兼良友洪稚存同在朱的官署中担任秘书工作。因性情落落寡合加上恃才傲物的才子恶习，以至与衙门里的同事时常搞得关系紧张。每逢这种关键时刻，作为他一生利益自始至终的主动维护者，洪的厚道、谦恭在大多情况下总是起到了某种调停与缓冲的作用。有关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着重提到。
黄清代中期“乾隆六十年来第一人”的盛名，与他一生贫病潦倒的身世所形成的那种触目惊心的对比，一直是令后世文人唏嘘感慨，为之痛心疾首的一件恨事。这大约也是自感怀才不遇的郁达夫情有独钟的更为内在的原因。郭沫若当年也说郁写《采石矶》纯属某种“夫子自道”。就一般而论，让一个天才诗人同时又是交际大师和弄钱好手当然所望过奢，这不仅因为艺术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回事情，更要命的是才华的拥有者在通常情况下都会据此向社会索取某种报偿——比如说，官职或财富，或者两者都要。但假设有人能从更高的境界——社会普通一员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并尽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谦逊与低调，想象中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而黄乐于扮演的正是自屈原、杨修、嵇康，到李白、徐渭的那种恃才倨傲、愤世佯狂的夸张角色。一个让人永远无法回避的参照物是他的朋友洪稚存。同样的出身低贱，同样的才华横溢而屡试不第，但两人在世俗形象的定位上却大相径庭。洪谨小慎微，修身养性，待人温良礼让，在遭受多次功名失败后勤学不倦，终于以庚戌科榜眼的风光一举成名，官居翰林院编修，一度还担任过皇子的老师。嘉庆初年由于犯颜直谏流放伊犁，后以皇帝公开下罪己诏承认错误的结局赐还复职，从而成为清史上受人敬仰的名臣和经学大师。黄则自怨自艾，疏狂放浪，坚持以“遗弃”和“蔑视”的方式处理个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尽管一生中不乏文坛名公和朝中大佬的推许与赏识，包括对其作品的揄扬以及经济上的资助，却始终深溺在诗酒放纵与牢骚不平的名士怪圈里无力自拔。由于两人的过命交情一直被认为是清代历史上的经典与佳话，如此殊异而又耐人寻味的文本，简直让人无法不对隐藏在这背后的某些有意思的东西深感兴趣。同时，在同时代人的赠诗里，黄的杰出诗才又曾有太阳之誉。假设这个比喻成立，我想我们是否有理由将他后来的不幸结局看成是两种物理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力的挤压与内部黑子的爆炸——但愿我持这样的苛论不至于惊扰已在地下沉睡两百一十八年之久的古人。
如果将场景从太白楼头的诗酒狂欢移到五百公里外江阴小城的旅舍孤灯，而且时光也同时往前倒溯五年，那时黄作为科举场上又一跃跃欲试者正在当地一家廉价客栈里发狠苦读。三更灯火五更鸡，废寝忘食，卧薪尝胆，怎么形容也不过份。因为这毕竟是那个时代有志之士实现生平理想最原始的途径，尤其对黄这样出身贫寒的市民阶层子弟来说更是如此。此前他已顺利通过县里的童子试，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得到常州知府潘君恂、武进知县王祖肃的器重与嘉奖。当然，这样的荣誉对几年后扬名天下，朝中名公贵戚争相结纳的黄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当时也确实令这位十七岁的少年新进很得意了一阵子。黄的计划是以同样的成绩通过郡试，正式取得庠生资格，那么日后的青云直上、仕途通达似乎也就有了一个良好而坚实的起点。以黄当时“慕与交者，争就趋君，君或上视不顾”的倨傲与自恃，这样的打算当然不至于被认为是什么奢望。有意思的是，他与后来成为他一生至交的洪就相识于如上的一次夜间长读——在某日夜间灯火昏昏、书声朗朗之际出于好奇相互循声寻访。相同的身世、家境、幼年丧父以及对文学的狂热爱好，很快令两位素昧平生的贫民知识分子一见如故，并从此相依为命。当时黄因家庭反对尚未习诗，洪行前偶然塞在行囊里的一册汉魏乐府不免令他大开眼界，于是复习功课之余两人竞相仿作。仅仅几个月时间，洪就坦然承认黄作无论诗艺及意境均已在自己之上。这是一个信号，也是本文的一个关键。在此后两人长达一生的友情关系中，我们将发现洪一直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尽管他的年龄较黄要大上四岁，却令人奇怪地甘愿对黄惟命是从，这与一个世纪后兰波与魏尔伦在伦敦的那段交往多少有些相似。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黄的天才和傲慢对他的神奇的征服力。这也就是说，令洪俯首称臣的并非黄的精神人格，而是艺术上的天赋与高度。了解这一点相信对我们认识两人一生的过命交情至关重要。
次年初春他们再度聚首，形影不离，不过地点已换在了由地方名士、经学家邵齐焘主持的常州龙城书院。作为一名资深学者和从前的翰林院编修，邵退隐以后一直热心于讲经授道，以培养和举荐地方才俊为己任，其身份地位略相当于现在地市一级的文联主席。而洪与黄的勃勃才气和风雅吐属也很快令他们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邵在公开场合乐于向他人主动言及，并引以为傲的一个不倦话题。邵同时也是第一个发现在黄的天才光芒里潜伏着某种危险阴影的人。在他现存与黄酬答的七首诗中，几乎都暗蕴指谬摘疵之旨。细玩词意似可明显看出，当时的黄极欲以诗词动公卿，扬名立万，事业上走的是李白当年那样的偏锋一路。这不免令一向主张以文学作修身养性之用的邵深感忧虑。从《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里“得失亦区区，何时成忿怒”的苦心劝解到《和汉镛对境行》中“轻狂慎戒少年行，沈静更于养病宜”的直陈其非，一个语重心长的前辈形象跃然纸上。以黄的孤傲与大牌脾气，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恐怕很难听得进去。此后他的身影于是频频出现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以谒造名贤、拜访座师等各种世俗名目。游山玩水，乐不思蜀。当他得知嘉兴的著名学者郑虎文、湖南按察使王太岳等均系邵同榜好友，又央求邵分别修书代为引荐。“郑太史、王廉吏皆以国士待之。”（洪稚存《黄君行状》）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后者，除了日日酒宴相待，更是“每有所作，必持质黄秀才定可否”（左辅《黄县丞状》），简直是将这位二十出头的诗坛新秀当老师看待了。湖南向为诗国胜地，汩罗湘灵，水悲风郁，这使逗留那里近一年的黄从思想到艺术都受益匪浅。“自湖南归，诗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矣。”（同上）清朝的李白至此好象开始在诗坛上正式亮相。两年后朱笥河太白楼头黄吟毕掷笔那一瞬间“望之若神仙中人”的美誉，确实就象是当年贺知章在长安酒家初遇李白时所发出的“真谪仙人也”那一声惊叹的另外一个版本。
当黄仲则于一七六八年——一七七○年间在名山大川间浪游，意态萧闲，行万里路之时，洪稚存一直寄居阳湖亲戚家奉母尽孝，挣钱养家，孜孜不倦读万卷书，同时致力于经籍金石的研究与考订。常州向为清代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乾嘉学派的开山之地，一大批经学名家如孙星衍、翁方纲、汪容甫、朱筠等均与这里渊源颇深，一时间犹如星斗灿烂，竟相辉映。洪后来终能自成体系跻身一流大师行列，与孙、翁齐名并史称经史江左三大家。这样的荣誉在旁人看来自然风光无限，但只要读一读几年后他在京师所绘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机声灯影图》上的名人题咏，比如“读勤母心喜，读倦母心悲”“楼风刮灯灯一粟，书声机声互相逐”这样的句子，就会知道“业精于勤”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一句空话。
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洪、黄二人艺术、性情、生活见解，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等均无多少共同之处。尽管有些书中热衷于以浪漫笔调对他们的友情作出夸张描述，但实际上两人的关系微妙、被动、热情高涨又相互厌弃。对此黄的一个经典说法是“颠狂落拓休相笑，各任天机遣世情。”而洪在著名的《与毕侍郎笺》中则说得更是直接干脆：“此君平生，与亮吉雅故，惟持论不同”。然而也许正是这种相互不以为然又能彼此容让的情感结构，反倒阴差阳错地成全了两人之间近二十年的交情。以今天的观点而言，洪一生成就在份量上较黄丝毫也不逊色，但在当初的实际交往中却摧眉折腰，整个一个谦卑、低调、息事宁人的老大哥形象。上海古籍版的《两当轩集》收录有黄存世唯一的一封致洪的书札，看看文中那种“欲足下深心阅之，求其用意不用字……更欲足下多读前人诗，于庸庸无奇者，思其何以得传”的狂妄口气，完全是拿后者当学生来教训的。还有一件事，黄当初在邵门下求学时呈献于邵的大量诗作，在邵死后不久出版的那本《悔存斋集》里却一首也没保留下来。而仅就邵文集里提到具体诗题的就有七八首之多。有一次邵偶然与黄提起自己从前的一次游历，黄当夜就写出新作《长句述邵叔宀衡山旧游》拿来投献。另外黄在诗集自叙里说自己当年“苦吟无师”，邵对他如何有知遇之恩，“遂守弗去，三年，公卒，盖无有知之者，乃为浪游”。而文中提到的这三年事实上正是他一生中感觉最为良好的浪游时期。更何况邵甚至在与他相识次年就已黯然与世长辞。当然这么说并不表示我对黄有什么偏见与不满。我的想法仅仅是：当我们描述一个人并试图对他的整体形象作出评判，某些为人忽略的细节有时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抵达完美与真实。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2）
现在请允许我再将镜头切换到安徽，不过是在学政大人府署所在地的古城安庆。时间大约为公元一七七一年的春末夏初。尽管这里正厅设有圣人香案的办公大楼在黄一生的功名事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他却仍然时常感觉沉闷与乏味。当然，比起前些年芒鞋青衫、书剑飘零的旅行生涯，这里的一切太过于按部就班。好在有朋友洪的终日相伴，加上朱对自己确实也似乎格外器重，再说几年来仿佛火焰加速器般积蓄的灵感也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安宁的环境来加以整理，以便让它们完美、精彩绝伦地呈现在纸上。白天两人一同在衙门喝酒批考卷，晚上则奋不顾身写诗。一段出自洪手笔的生活实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他的写作热情到了如何疯狂的程度。首先晚上不大想睡觉是他的一个习惯。其次新作完成喜欢当场有人拜读叫好才算过瘾。由于两人同寝一室，作为唯一听众的洪于是只好每天晚上迷迷糊糊被他从床上拉起来。有一段时间黄才思敏捷，一晚上要接连写出好几首，“以是亮吉亦一夕数起，或通晓不寐”。天才人物身上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思想与行为不受制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不管别人死活。二十世纪的朱湘在自杀前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说自己“每天二十四个钟点之内都在想着写诗，如今，总算是已经结清了旧账”，言下之意不无自忏与痛悔。以洪的厚道与豁达，当然不可能令对方扫兴，但一天公事下来晚上时常又无法安息，那种尴尬处境想来也实在令人同情。
几个月后发生在学政衙门里的一个小小事件，突然又使这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生活土崩瓦解。由于与同事某就某个诗歌问题——以才气为诗抑或以学问为诗——争得不可开交，双方一时都不肯退让，黄一怒之下竟然扬长而去，并从此不见踪影。根据后来从徽州方面传来的消息，黄当日出门后即典衣买舟，乘兴访戴，去那里看望一个旧日朋友。这样的乖僻行为对黄本人来说当然是潇洒得可以，但对于洪，既担惊受怕，在朱和同事面前又要打起笑脸做和事老，也真够难为他了。此后黄俨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浪游者形象，足迹遍布江南各处，凭吊山水，谒访名贤，而洪则被迫回到阳湖家中，继续他兢兢业业的学问生涯和养家责任。
一年后两人在常熟虞山再度相见，祭奠他们的恩师兼道德楷模——死去差不多已有六年的著名学者邵齐焘先生。但黄一向天马行空的行事方式使这短暂聚首再度出现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向洪突然托付后事——以前所未有的伤感语调与郑重方式——并且非要洪担任自己遗作的编辑兼出版代理人。这样的荒唐念头当然为后者断然拒绝，但黄显然不是那种能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人。甚至在洪力辞不果，不得已而勉强答应下来以后，还硬逼他在该地仲雍祠的大殿上焚香立誓才告罢休。在此我想我们恐怕已经开始涉及到隐藏在他身体内的那个家族的秘密…一个阴影令黄家数代人谈虎色变的肺结核症。现有文献资料不仅表明他的祖父、父亲、长兄、女儿、儿子均死于此症，“甚而至于他的夫人赵氏，我疑心她也是因病肺而致命的”（郁达夫《关于黄仲则》）。当时黄的年龄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私下里受此病折磨已有近二十年的悠久历史。在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有关他形象的描绘中，黄看来属于那种宋玉、潘安式的标准美男。现存《清代学者像传合集》里的那幅唯一的遗像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也许正是因为他传神的文笔与俊朗的风仪一直令同时代人倾倒的缘故吧，以至白皙脸蛋上那两团终年不散的红晕，在一般人眼中也大多被认为是他神采的一部分，而根本不会想到它们竟然是结核病菌顽固盘踞的红色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