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画船在拂去篷顶的硝烟与战尘后，也大都已经恢复当年脂香粉腻、笙歌彻夜的盛世景况。柳叶渡口的春宵，丁字帘前的花朝，前度刘郎与王谢燕子纷至沓来，“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碍宿娼”（施康强先生语）的才子名公在掌握发辫的拆编技艺以后，私下里很快又开始蠢蠢欲动。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信号是顺治七年新朝权贵龚芝麓一掷万金迎娶名妓顾眉生，其才调韵事大可媲美于当年柳如是之嫁钱谦益，董小宛之归冒辟疆。而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恋情虽因吴的矜持与多虑，一时难成其好事，但名士美人芳心暗许，灵犀别通的欢好场面毕竟也只有在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才有可能产生。因此，乌衣巷至钞库街一带月夜重现的钗香鬓影、红巾翠袖是否可看作是一个新的开明时代的某种衍生物，答案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深谙怀柔之道的满清政权在以武力征服了一个民族倨傲、虚弱的躯体的同时，也在它的血液与思想中注入了新的活力。异族入侵，朝代更替对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更如同一出公案戏里中间的座位上换了个主儿。治人的依旧治人，治于人的依旧治于人。居庙堂之高的依旧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依旧处江湖之远。当时代开始以某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速度与方式从容运转，人民安居乐业。商贾熙去攘来。新老儒生继续埋首故纸堆中克己复礼，为三年一度如期举行的会试而努力奋斗，而知识精英、党社魁首经过一段时间的迷惘与失落——在生命取向与民族节气之间进行痛苦抉择——也终于羞答答地扯去罩在脸上的道义的面纱，先后走上与新政府坦诚合作的政治不归路，其中甚至包括象黄宗羲、傅青主这样曾经以抗清领袖著称的知名人物也深明大势已去，逐渐放弃了抵抗。“自有明既亡，吴中好事者亦弃去巾服，以隐者自命……既而天下荡平，苦其饥寒顿踣，有能初终一节，且老死窗下不恨者，盖实无几人！”作为同时代人的汪钝翁这样尖刻的论调当然出于某种程度的自我解嘲——为自己明亡不久即在清廷担任刑部郎中一事略加开脱。但任何人只要有兴趣对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坛作一清点或鸟瞰，就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完全基于当时的事实——的确相当残酷——然而不容回避。尽管在后来的文学史和历史课本中，我们读到的却是满纸犹如平型关或台儿庄那样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和民族英雄。
人物
当明室倾覆后一直象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并有幸出现在上述汪那张“以隐者自命”“初终一节”的人物名单上的余怀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出生于古城金陵，并一直在那里长大时，他在当地人的眼里却依然不能被看作是地道的南京人。这显然与他的移民身份有关。事实上他的老家在福建莆田，仅仅因为走私贩运洋货的父亲在江南经商偶然暴富，才决定在当地置产买宅，娶妻生子。根据与他全家都渊源甚深的方文《涂山集》里的有关线索，加上李笠翁移家金陵后与他的书札往来，可以大致推断当时他家的位置在城东西华桥驾装巷一带。限于资料的匮乏，不清楚这位洋货巨商的儿子幼时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的一身惊人才学传自何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仅二十岁以前他在文坛名气就已经很大，手边的一个现成例子是当时名扬吴中的前辈诗人葛一川出版文集时，就曾慕名向他求序。这以后他在明末重臣苏州人大司马范公幕中短暂担任过平安书记一职，业余时间则与孙克咸、姜如须、方坦庵一帮朋友在他终身就读且好学不倦的名牌社会大学——秦淮两岸的妓院里厮混。他的性启蒙老师中既有尹子春、李小大、顾喜这样的风韵徐娘，也有顾媚、李香等少年名妓。崇祯壬午他参加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他正与曲中翘楚李十娘的侄女媚姐相好。据余晚年自己回忆，那段时间后者每天都在床上以一种民间方式卜卦，祈祝他能够一举高中。当然，象旧时代绝大多数才华盖世、命途乖戾的名士才子一样，这次会试的结果也相当不幸。尽管整件事情只是出于对家庭压力的敷衍，这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在内心仍然无法原谅自己，以至于“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终年不相闻矣。”
乙酉鼎革那年余怀刚过了二十九岁生日。面对清军攻陷扬州，南京城破在即的黯淡现实，江南的巨室大户纷纷南迁，他和全家也只好凄凄惶惶加入了逃难者的队伍。在此之前他甚至已经逃过一次——躲避大顺国的流兵——并渡过钱塘江一直到了绍兴境内才敢停下脚步。战争与动乱所带给余怀全家的灾难看来也足够受的。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和妻子，还有店铺和一部分藏书。唯一可供慰藉的是他的艺术。当年由汲古阁精刻的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如《江山集》《甲申集》《五湖游稿》等几乎均写于明亡以后的数年之间。另外从林佳玑《江山集序》中所说的“今淡心豪情逸韵，不以衣食累诸公”，以及他平时纵酒、征色、到处买书，在一次旅行中随随便便“又买一舟，载书画酒茗，以锦缆牵于大舫”这样的豪绰出手来看，可以推测他家的财产在战乱中虽遭受到一些损失，但相比一般中产阶级依然毫不逊色。这大约也是他为什么能在此后几十年的遗民生活中一直维持不事生产、放歌纵酒的现状的秘密所在。
入清以后余怀的表现显然有别于他的同时代人。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形象是“暂向西园采薇蕨”“吞声忍恨归山丘”——一种想像中的效仿前贤伯夷、叔齐的隐士生活，而实际上也就是在南京的家中闲着呆着，诗酒自娱。与统治者采取既不斗争也不合作的态度。仿佛一个现实的盲师或时间遗忘症的患者——出于某种刻意表演。生活在他眼里有些象是两百年后某些西方现代派名剧所演绎的境界——既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将来。除了依旧去丝竹重整的秦淮曲院里听歌观剧，他的另一项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寻找各种理由出游，通过凭吊山川胜迹，谒访海内耆旧以排遣胸中郁积的块垒。这样的方式虽说不上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却是唯一能令他钟情并忘却现实的最佳途径。他的朋友吴梅村当然看出了这位落魄才子的襟怀与故国山水之间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因此曾将他一次次慨然独游的屐履譬之于“阮步兵途穷之哭，谢康乐凿山之游，谢太傅讽海之舟，韩吏部华山之恸。”现在所能考证出的他多次频频光顾的城市先后有苏州、华亭、嘉兴、青浦、湖州、海盐和嘉定。啸傲。沉吟。濯足沦浪。剪烛西窗。把栏干拍遍或将风尘倦容贴在道旁的半截残碑上，看来这些都是让一个前朝遗民找回自己从前的祖国的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在其余的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将发现包括伎乐、美色、醇酒，甚至娈童在内的世俗欢乐对他仍然有着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如果你是一位慕名拜访的当地文学青年，想要向他请教，不妨可以到戏院中间的雅座间去找一找。或者——那就更方便了——妓院当红粉头的床上。
这期间他还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和他的其他著作不同，《三吴游览志》一书最初仅仅作为私人日记被压在他的枕头底下，死后才偶然由他人发现，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子里流传。考虑到作者的政治背景这应该不是很令人意外的事情。何况书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悖逆时尚的语句和对文坛权威人物的尖锐批评。尽管余怀不是经常这样锋芒毕露，但相对于他在此书开头部分所声称的面对“江山花鸟，洞壑烟云，画舫朱楼，绮翠锦瑟，丽客高僧，以及荒榭遗台，残碑寒驿……若置其身于空青缥渺之间，而不复知行路之艰难，与羁旅之憔悴矣”却是一个不小的讽刺。一个想要通过出游逃避现实的人，当然就象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那样愚蠢。在以下对这个“私人照相簿”式的珍贵文本的介绍与剖析中，我们将很快就看到：旅行中，三吴幽绝的山水并没有如他出行以前所指望的那样遮去生活中的阴暗部分，相反，它以一种更强烈也更集中的方式唤醒了他胸中熟睡的故国之情和年华蹉跎之恨。当他以简洁、传神的文字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刻蓦出来，一个典型的沧桑、孤傲的前朝遗老形象于是跃然纸上。尽管那一年，他的实际年龄甚至还不到三十四岁。
第三部分余怀出游（2）
路线或行踪
初春。从南京家中出发。又一次辞别尊长和未及冠笄的二子一女，以及新置的姬妾。斜泊于桃叶渡口的豪华私人游艇中满载着酒瓮、书籍、琴箫、纸墨，以及成箱成柜的戏装。这是他每次出门都必须配备的不可或缺的行头。时间是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四月初一的早晨。这个具体纪年应该为日记中所没有，考证它当然也颇花费了一番精力。另外细心的读者还将发现景点与行期的分布上看来也不尽合理，虽说整个旅程总共约有八十来天，但非常蹊跷地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他一直以旅行途经的借口逗留在华亭。由于事情的真相后面自有交代，请允许我暂且模仿一下那些手艺精湛的侦探小说作家——在这里先设置一个小小的悬念。
在四月六日抵达苏州，招上艺人王公沂结伴同行以前，旅行的最初几天他几乎坚持以一天一座城市的速度进行，而且萧然一身。寻访故友，饱览山水，随看随记。其形象完全符合我们对一个兴致勃勃的旅游者的主观想像。日记里有他在句容钟无期宅中留宿的记载，丹阳由于是他风月场上的老哥方坦庵的地盘，自然玩得也分外开心尽兴。“忽不知沉疴之去于体也”——连离家时就略染风寒的病体也霍然而愈，以至半夜深更还要到城东河边去闹，最后携陈清持、李俊卿二人买舟共宿才告罢休。奔牛没有人事方面的记载——可能因为不熟——因此在日记里也只能找到一个有关地名由来的典故。无锡的烟雨在余怀看来仿佛米南宫湿笔山水的某种意境：“空蒙有无，云气与天相接，不复辨草树峰峦岭岫也。”他还特意移舟惠山品泉并为它的屈居天下第二愤愤不平。作为个人行动的实际表现，他当场掏钱一下买了数十瓮置入舟中。“初五晴，舟过虎丘，徘徊山门外，拟买一庵作六月息，饱餐枇杷杨梅，此时未免作道逢曲车想也。是日闻黄鹂声，啖樱桃甘蔗，买新岕茶。”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觉他一直逗留在苏州。阊门、半塘、三板桥、平远堂。这里是他精神中的第二故乡，歌馆曲院，僧舍道观间到处是他的新交故识。事实上去年此时他就曾在这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忆去年暮春，公沂与吴中诸君邀余清泛，挟丽人坐观音殿前奏伎，丝肉杂陈，宫徵竞作，或吹洞箫度雅曲，或挝渔阳鼓唱大江东，观者如堵墙……。”除了访友，猎艳，唱曲，听书，在苏州的活动似乎还有两件事情值得特别一提。一是他对前辈作家王元美颇具权威的《艺苑卮言》一书的批评。此人系嘉靖间大名士，其文艺思想对后世深具影响，并被清代学者一直认为是小说《金瓶梅》的作者。余怀认为他的学问博而不精，与杨升庵犯的是同一毛病。二是四月八日烟雨迷离中与王公沂在舟中洗岕自烹后即兴为湖州岕茶写的那篇广告式文字。此茶出湖州长兴西南六十里之罗岕山中，尤为明清士大夫阶层所酷嗜，从陈眉公，龚芝麓到袁随园辈，莫不甘之如饴。从文中对岕茶采、洗、焙、藏等独特工艺的熟悉程度来看，说作者到过当地甚至还有实际制作经验恐怕不算言之无据。而我的遗憾仅仅在于作者所处的年代——生于三百五十年前的明清之际，不然有他这样全国知名的诗人学者不遗余力地为之吹嘘推介，我想当地政府肯定是愿意拿出很大一笔钱来的。
然而余怀在苏州的行踪尽管诗酒风流，飘逸潇洒，是一个如同唐伯虎、侯朝宗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形象。但如果谁据此想象他青衫白袷、锦披峨冠的华丽服饰——象我们在新派古装戏里所见的那样——估计要出问题。至少当时他的头上除了已拖着一根屈辱的辫子，应该还有一顶象今天海边渔民所戴的那种斗笠，笠顶甚至还系有一绺模样古怪的红缨。因为就在他到达苏州的两天以前，当地清军政府突然在城内四处贴出告示，下令“时当初夏，民间俱应戴凉笠，缀以红缨。小帽满巾，俱不许戴，五日外以违制处。”考虑到余怀在法律生效日以后还一直呆在苏州，因此那个西塞山前斜风细雨中张志和式的渔翁模样，想必也非得扮演不可。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在头颅与思想之间进行残酷选择的大事。当然我这样说丝毫没有任何取笑他的意思。相反，我钦佩他通达的人生态度，也同情他的遗民身份在当时国家的政治条件下所承受的屈辱与压力。
四月十二日天气晴暖，他与王公沂一早就驾舟出发，这次的旅行目的地是二百里外的江南文化重镇华亭，明末清初那里的才士高人从董其昌到陈眉公、陈子龙、董孟履真可谓多若过江之鲫。途中花费的时间为三天两夜。当天中午和风丽日中如果他像往常一样推开船窗品茗闲眺，正好可以看到顾炎武、归庄的昆山。可是因为意外事件的干扰——一个舟中女郎，“鬓发如绿云，美姿容，衣罗衫，弄手腕荡桨，翩若惊鸿，杳不知其所之”，使他的注意力被全部吸引过去。此前一天他在苏州半塘也有过类似艳遇，当时他甚至还情不自禁放舟急追了一阵——有如当代开放城市里某些马路求爱者的骠悍作风——后因实在追不上才只好怏怏作罢。而第二天薄暮舟过绿家滨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深沉、儒雅的景象。这里有他一个认识的朋友赵仲衡。“仲衡昆人，教授村私塾，兼善医，足不入城市。去年经过此地，闻苇帘内读书声，披帷访之，布袍草屦，古风蔚然。携樽柳下，出茶笋相供”。此次重访大致上还是依稀旧时风光。是夜赵还被邀请到客人的画舫中去谈诗论道，聊了半宵。看得出来，我们文中的主角喜欢这样的多姿多采、散漫放任的生活。如果有意往他脸上贴金，甚至说他是出于纾解生存压力、排遣胸中郁闷所需也未尝不可。
华亭是余怀此次三吴浪游最重要也最尽兴的城市，他将在这里一直住到下个月的二十一日，才因急事所迫，不得已依依惜别。这里有他的一大帮崇拜者兼追随者，其中既有书画大家董孟履，名臣张冷石，郡守陈天乙，高士陆子玄、王伊人、冯天垂、宋尚木这样的社会名流，又有艺人戴文卿，舞台艺术家张友鸿、宗汉，歌妓陆浣月、陆楚云等娱乐界人士。这位三十四岁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当时无论其文学天赋还是所谓民族节气，都是众人眼里理所当然的明星。想象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著名的诗人作家去内地小县城讲课所能引起的轰动与追捧吧！何况他又是那样一副平易近人又言谈无忌的朴素派头。不遗余力地举荐后学，同时又谦恭有加地造访前辈。既能在官府的豪宴上面对山海珍馐食不厌精，而一个寒士招待时羞答答端上饭桌的一碗豆一篁饭和一碗用油炒过的盐也能让他吃得津津有味，并由衷赞叹：“道味冲和，使人之意也消”。四月十八日他在李素心家中发表了一通对艺术真实性问题的精辟议论。而几天后在为好友张友鸿《野庐诗》作序时又大胆提出了“诗有别肠”的观点，并将自己数十年的诗学心得归纳成十六字真言悉数相赠——“总括群辞，孤行一意。怀新标异，理至则顺”——也让崇仰他拥戴他的那些当地文人感到受益匪浅。
象他以往所过惯的自由放任生活一样，华亭近四十天的客居记录上也留下了一个散漫成性的家伙才可能有的种种古怪念头和诡奇行迹。包括梵门独坐，花间自语，水上夜宿，清言竟日，与陆子玄“连袂行紫藤翠条中”等等等等。一次他与一帮朋友男男女女二十余人在街头轰饮喧歌，仿佛行为艺术家那样几乎闹了一整天。还有一次当地居民发现他一个人从早到晚独对刚被砍伐的沿河垂柳，神色肃穆，涕泪涟涟。也许在余的推崇者看来，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言行举止，大约就是所谓名士风度吧！至于他对当地文坛巨擘，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陈继儒毫无顾忌的抨击，更让他华亭的朋友们为之胆战心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人拿来一部眉公生前的手稿想要卖给他，结果非但为他所拒，反而就此借题发挥，断言“此老纯盗处士之虚声，以为终南捷径，言无足法，行有可疑。今墓士拱矣，佘山一片石，急须倾百尺瀑布，以洗其羞。”一百年后这个观点被与袁枚、赵翼同称江左三大家的蒋心余写入他的《临川梦》一剧中，并以此得享大名。考虑到当时距眉公去世不过十余年，其生活态度与文学思想对时人影响尚在，这样指名道姓、不留情面的批评，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性格中轻率、偏激的一面。
然而，尽管花酒风月、伎乐歌吹融汇成余怀三吴游览的主要特色，但在世俗欢乐的表层之下，与他的遗民头衔息息相关的河山之痛和爱国主义仍然如同暗潮汹涌。这尤其表现在我敢断言他多半不敢拿出来发表的纪行诗篇中。四月二十二日在华亭赴一个朋友的宴请，本是相当平常的诗酒唱酬的世俗场面，突然就出现了“闲来莫把离骚读，山鬼纵横难问天”“杜鹃飞去冬青死，六代花残恨未平”这样惊心动魄的句子。几天后与前重庆太守、甲申乱后以冠服投蜀江、绝意仕进的张冷石的赠答也是这样，由于彼此谈得投机，“帝阍不可叫，豺狼欲登天”十个行楷小字也就乘着酒意一下写在了纸上——且墨痕淋漓。在至交张友鸿的来鹤楼，当他偶然得知一个从前认识，并有过一段情好经历的雏妓及他年轻时候的两名狎友仿村止园均死于战乱，当场发出“地轴已翻，天河莫挽，义士青萍，朱颜黄土，浩歌盈把，如何可言”这样令闻者生色的悲恸。而五月五日他移舟卧龙桥边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民间社集，面对“箫鼓沸天，楼船匝地”的旧日情景，突然触动愁绪，禁不住悲从中来，“焚一炉香，炊茶灶，几上置《楚辞》，且读且哭，观者皆目摄余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