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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终于要提到他颇具创意又广受訾议的家庭戏班子了，这个类似今天夜总会里艳舞表演的剧团虽说就性质而言是个文艺组织，其整体经营策略和服务对象却与政治有关。早在杭州客居时期，由于有机会时常与官场中人打交道，他那运算速度比奔腾处理器还要快的头脑就已经捕捉到这样的信息：尽管西湖沿岸的歌馆妓院莺莺燕燕令人不免垂涎，但清袭明制，严禁政府官员嫖娼，一般情况下没人敢以身试法。南京作为两江总督的行政机构所在地，这种矛盾显得更为突出。在经过精心筹划和资金上的准备后，一个由十余名年轻貌美的女孩组成的剧团宣告成立，并立即开始了它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暧昧演出。除偶然邀请前亲朋好友来家中看看彩排什么的，大多日子都采用送戏上门的方式在当地或外省的权力部门高官府中。最远的一次甚至到过甘肃省的首府兰州。而剧团老板李渔的名片上，除了导演兼编剧的特殊身份外，恐怕还得加上中国第一男妈咪的头衔。现在尚完整保存在《李渔全集》里的演出纪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在当时官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即使是那些轻蔑他憎恨他的人，也不得不对其经营手段的高明表示由衷佩服。后来这个剧团虽然随着主人的告老还乡者宣告解散，但在此后数百年各种形式的权色交易，以及京剧传统的堂会上，如果我们细心辨析，应该仍然不难看出它的影响。
南京是这样一座叫人乐而忘返而又不无尴尬的城市，尽管这里有着数不清的酒楼歌榭、山水胜迹、美人、名士、六朝王气（？），然而它乖戾的气候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冬天太冷，夏天又热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后者，一座名副其实的火炉，甚至比同样处于长江下游的杭州李渔从前生活过很长时间的还要热上几分。现在每年国内各大厂家的空调大战在这里打得特别火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当然，今天南京的市民如果谁熬不过了可以立刻掏出票子，去商场抱一台三菱牌或者江对岸泰州生产的春兰牌空调回家。而对于一位三百年前的居住者来说，除了挥扇与拭汗以外，似乎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应付。
李渔移居此地后的第三年就碰上了一个百年难遇的酷暑，但这个炎炎长夏带给他的，却是一件有趣的抗暑用品的发明——简单实用的凉杌。杌大概就是方凳吧？具体的制法是先请木匠做个结实的方柜，镶嵌油灰漆好，上面空着。然后把井水灌进去，再盖上一片薄瓦作凳面，“其冷如冰，热复换水”。这样既简单又实用的玩艺，也亏了他的天才脑子才想得出来。可惜那时刚坐稳汉人江山的满洲人正致力于抓政治思想工作，还没来得及考虑跟世界接轨，不然花上几两银子申请个专利，光技术转让费就够他吃上一辈子了。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有两个技术上的要求必须说明，一是油漆手艺一定要高明，保证方匣不漏。第二就是覆在上面充作凳面的方瓦必须定制，而且最好是要江西景德镇产的。宜兴产的虽然也可将就，但制冷效果可能就要差上一些。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制作凉杌的最佳材料当然最好是塑料或者玻璃，而不是木料。而且这一伟大发明在理论上，也是明显有悖现代医学的基本原理的。但如同我们不能要求诸葛亮的木马流牛装上两百毫米口径的榴弹炮，黄道婆的纺车用马达带动一样，我们也不能以工业社会的科技水平来衡量三百多年前一个不懂科学为何物的市民的发明。不管别人怎么认为，至少在李渔时代，这称得上是机心独运，简单可行的一种降温方法了。我曾经仔细估算过价格，即便以目前的造价而言，大约百来块钱就可打发。因此，今天南京的工薪阶层中如果有谁买不起空调，又具有浓厚的怀旧心理，最主要的是不怕疾病秋后算账，我想他倒是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自己动手，做它一个试上一试的。
出版于一六七一年的《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他以生活问题专家的身份，详尽讨论了世俗人生可能会遭遇的几乎所有细节，从女人眼部的化妆术到一盆青菜的烹调方法。甚至包括剧本的高潮设计和性生活时间的控制。因此与其说是权威的学术专著，我以为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个人情练达者一生的心得和经验之谈。书名中的“闲”字在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只有放弃对传统的知识分子仕途红尘的眷恋，才有可能真正体验蕴含在日常生活中人生的美德和精义。在作者的笔下，植物和器皿仿佛都是会说话的，而人类的抒情往往显得苍白。说得难听一点，像经卷里形容的佛头著粪。所以当他的笔锋触及自己的心灵时，我们看到的就像是一个失足者在佛灯前的自我忏悔。
一叠大红拜帖上写着余怀、方文、孙承泽、尤侗、周亮工等人的名字，这是公元一六六八年的春天。算来李渔在南京住下一转眼已是第七个年头了。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最踌躇满志的日子。年前远游西安、兰州等地，非但得到大把银两财物的馈赠，更有深知寡人之疾的地方官员收罗乔氏、王氏两位绝色女子请他老人家笑纳。昨日爱婿沈因伯又报正在加紧施工中的芥子园…包括别墅和规模宏大的书铺…的装修也已接近尾声。为了不辜负自己的好心情，同时也对当地朋友们多年来的关怀与捧场略示谢意，他决定好好请一次客，在已完工日常起居区域设家宴款待在宁诸友。当然，如果说私底下还有什么目的，那就是让他们见识一下园子的规模以及新弄到手的两位小妾的风采。主意打定以后，当下他就在客厅点上一柱龙涎香，命乔姬磨墨，王姬捧纸，亲自动手写了起来。旋即令书僮将请帖分送金陵城中诸多好友，请他们三日后来芥子园新居饮酒听戏。
当天中午他就开始张罗准备，宴单上的主食是一种几天前刚刚研制出来的面条，精致不可方物，名曰八珍面。“八珍者何？ 鸡虎虾三物之肉，晒极使干，与鲜笋、香蕈、芝麻、花椒四物，共成极细之末，和入面中，与鲜汁共为八种。”“鸡鱼之肉，务取其精，稍带肥腻者弗用，以面性见汕即散，擀不成面，切不成丝故也。鲜汁不用煮肉之汤，而用笋、蕈、虾汁者，亦以忌油故耳。”如果说以上出自大内御厨或金陵某位名家的手艺，那还说得过去，而事实上这完全是他自己的独特发明，当世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要知道这次请的都是堪称老饕的海内名公大儒；没有一两招拿得出手的绝活，又何以飨此雅客？
宴请当日他甚至还亲自下厨房操勺做菜，简直有意要跟先贤“君子远庖厨”的古训对着干了。冷菜四种，除白鸡、熏鱼外，尚有发菜、鲜笋两味。发菜是去年游秦时带回的甘肃巡抚刘斗的宠赠，一向视为江南珍品。笋系新近上市之物，纯用清水白煮，略沾酱油。热炒以蔬菜与水产为主，虽说不上什么名贵，但清淡精致，色香味俱全。席间一道以鲥鱼肋为主料的四美羹和一只烂蒸老雄鸭给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最烩炙人口的还数前面提到过的八珍面，把客人们一个个吃得面面相觑，差点连汤碗都吞了下去。饭后一干贵客被请到东厢的浮白轩看他新近完成的力作《慎鸾交》的彩排。乔王二姬虽系北人，但经过大名鼎鼎的笠翁先生的调教，仅仅半年时间，一口清纯的吴侬软语已经糯到了家。且音律娴熟，舞姿清丽。眼前莺莺燕燕，耳边丝竹靡靡，客人们无不意醉神迷，击节叹赏。坐在前排的两淮盐运使，著名古文家周亮工当即发出“乔王二姬，真尤物也，舞态歌容，当世鲜二”之浩叹。不过令他感到困惑和怀疑的是：“李生贫士，何以致此异人者也？”这个问题其实也可看作是当时座中众位佳宾的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没有资料表明李渔对此作了直接解答。但如果非要他说，我想他也一定会以手捋须，王顾左右，笑眯眯地用一句“山人自有办法”来搪塞过去。至于这办法的机窍与要义，今天奋勇下海的作家文人已经以实际行动为此作了生动而现实的注释，这里也就用不到我来多饶舌了。
第三部分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新闻（4）
在李渔客居生活最后的几年中，生活大体上还是如以前那样，分为携剧团四处作商业性演出和在家享受日常生活乐趣两个主要部分。当时他的年龄已有六十多岁，但依然强健得令身边的年轻人妒忌。非但无需家人照料，甚至还能维持正常的性生活。这固然得益于多年来对养生学的爱好和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时刻保持着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把人生看作是蜡烛在风中燃烧、或一滴水珠在太阳下蒸发的过程，深信只有穷尽一切可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虽说策划畅销书、打秋风、走后门、搞色情演出这些事那时还在继续进行着，但往日那种激情与热衷之心似乎已在逐渐消失中。怎么说呢？也许，让一个仕途厌倦者向往山林也许并不太难，但让一个在天空行走的人回到地面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现在是公元一六七三年的残冬，朔风凄紧，江冻岸裂，从昨日黄昏起所下的一场雪覆盖了芥子园后面的钟山。南京城里雪深及膝，行人稀少，天地一片笼统，仿佛就像一位以通俗机警闻名的唐代诗人张打油诗中曾吟咏过的那样。为筹谋新作《一家言》刻资，再度远游燕晋等地归来的李渔，甚至来不及掸去肩头的霜雪，就迫不及待坐进书房的暖椅，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旅途的倦意顿时一扫而尽。说起来，这把“前后置门，两傍镶板”的椅子也是他的那些巧夺天工的发明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其中尤为出色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从外观上看，这玩艺有点像是现代风格的老板桌，而且还具有神奇的节能功能。根据他在《闲情偶寄》一书中不无夸张的记录，每天只需花费一点点燃料，“便可享永日之温”。“此椅之妙．全在安抽替（屉）于脚栅之下……抽替以板为之，底嵌薄砖，四周镶铜。置炭其中，上以灰覆，则火气不烈，而满座皆温。自朝至暮，止用小炭四块”。“只此一物，御尽奇寒”。
当然，此椅之妙处应该还远不在于此，从形式和结构上来看，可以说它已经充分体现出现代家俱一物多用的风格与特征。这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工艺史上无疑是具有先锋意义的。比如它倦可假寐。饥可就餐。炭边置香，可替香炉。桌面凿孔置砚，可免呵冻之苦。而衣服受潮又可作熏笼。更有意思的是它在需要时甚至还能替代轿舆的功能：“游山访友，何须另觅肩舆？ 只须加以杠柱，覆以衣顶，则冲寒冒雨，体有余温。子猷之舟可弃也，浩然之驴可废电”。说真的，如此的精巧，实用，尽善尽美，且造价又颇低廉，如果能够批量生产，其所获想必要远远超过他为赚钱而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书。然而叫人遗憾的是，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商品社会，因此他只能将此椅搁在书房窗下自我欣赏，而无法让它在南京乃至全国的各大商场里卖疯卖火。一想到这一点，真叫人不由得为之感慨系之。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对皓首穷经、谋生计拙的中国传统文人命运生涯的反动，这把神奇的椅子现在至少已经从物质世界进入到精神世界，并在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史上留下了应有的位置，这一点应该完全可以肯定。
李渔离开南京的准确日期是公元一七七七年正月刚过不久的一个灰朦朦的早晨。当时的原因一是两个儿子都在浙江读书，平日生活上相互照顾不便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彼此已都到了科试的年龄，迫切需要他前去辅导、指点，包括走走门路和通通关节。二是作为他衣食父母的那些达官当道有的已调离南京，剩下的似乎也不像从前那么慷慨。再者就是传统意义上对老死他乡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担忧与恐惧。总之，在经历了痛苦和不无沮丧的反复权衡考虑，他最终决定返回家乡杭州，选择政府特批的毗邻吴山的一块廉值空地作为晚年的定居之所，从表面上看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在内心深处，让湖光潋滟、山色空朦的西湖来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应该是比较切合当事人心理的一种揣测。
客船依然停靠在我们前面看到过的秦淮河南岸的码头，不过时间已是风风雨雨的十六年之后。江边乍放的早梅与他的白发相映成趣，凛冽寒风吹动他手中刚写就的《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根据信中所述，为了支付搬家费用以及在杭州安置新居的庞大开支，他先后卖掉了在南京的别业，书板、古玩、字画，甚至妻妾头上的钗簪以及女儿一对心爱的玉镯。当然还有陕西巡抚贾胶侯前几年送的那件珍贵的狐裘大衣，以及耗费巨大的新推出的《芥子园画谱》的全部版权。包括多年来一直停泊在图纸上的那条私人游艇，也仍然只能让它继续停泊在那里。尽管如此，在船主老王父子眼里看来，至少这老头一点也不像是个有心事的人。不但整天乐哈哈的没个主人相，而且还有点老不正经。就算不论身边围了这么多花枝招展的侍妾，仅从一路上饮黄酒，读《离骚》，与僮仆闲聊打趣，甚至还起劲地学唱有色情隐喻的民间俚曲这些行为来看，就让人不免有大开眼界之感。
还有什么比一个人按自己的愿望生活、渡过整个人生更完美、更有意义的事情呢？一生中，李渔坚持认为：“世间第一乐地，无过家庭”。而他在南京十数年的客居生涯，可以说正是对这种思想的生动注释与实践。现在杭州犹如一个旧日之梦已经遥遥在望，他想必将在那里继续坚持这种实践。写作。读书。幻想。交游。爱好旅行。操持家务。从艺术到生活，然后再从生活到艺术，给后人留下一大堆奇思慧心，稀奇古怪的著作，同时也使他自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艺术情趣和生活能力的作家之一。古运河的流水在甲板下静静地流逝，由于晨雾刚散，河面此刻显得相当的开阔，一派“潮开两岸失，风正一帆悬”的博大的唐诗意境。刚刚升起的南方冬日在岸边的农舍，桑林和干草垛上仿佛一匹金黄的缎子在微微晃动，这是近几天来难得见到的好天气，李渔这时也已经由舱内慢慢来到了船头，望着头顶的天空，和扑人眼帘的故乡山水，脸上浮现出我们熟悉的那种宁静，世俗的笑容。而我在远处静静看着他，情动于中，感慨万千。“锚最好的位置是在自己手中”——我想我终于说出了我在文章里一直想要说的这句话。
2000年1月为纪念李渔逝世320周年
和中国作家集体下海8周年而作
第三部分余怀出游（1）
背景
一个由丝绸、瓷器、太监、指南针、火药与房中术构造的春天突然毁于一场风雨。一架显赫、威严的国家机器顷刻间如出土的陶皿一样碎裂。一团燃烧的明亮庞大的火焰无声漫漶出大水。一座上演着党社倾轧、宫庭内讧、权力争斗的重彩浓墨的舞台最终成为审判它自己的祭台——这是熟悉历史的人士对发生于明末甲申、乙酉年间那一段扑朔迷离、奇峰叠起的史实一般所持的观点。由于它的开始与结束都是来得那样迅疾而不可思议，象一场突然的雪崩或猝不及防的地震，以至这个古老、腐朽的国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它的皇帝、臣僚、百姓、士绅以及知识精英阶层都来不及从富国强兵的虚拟神话中抬起头来，向他们血肉相依的祖国再深情地望上一眼——甚至来不及为它唱一阙挽歌或洒上几滴沧桑而悲痛的泪水。
没有人能够逃脱国破家亡、河山蒙羞的不幸命运。是的，同时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有效地反抗它。北京帝国的政治舞台在历经同室操戈、群雄逐鹿、铁骑践踏的悲惨一幕后，终于丝竹鼓钹交响、宣告新剧上演。到处是饥民、车马和挈家鼠徙的逃难者的队伍。东长安街两旁的裁缝因一年中反复改制上朝的吉服从而发了大财。通往雍和殿的白玉台阶上挤满悲喜交集、诚惶诚恐的新官旧僚，和颂赞的诗篇。而天安门城楼绣有狰狞青龙的那面旗帜已不可抗拒地成为一个新的时代最醒目、骄矜的标志。阉党。复社。袁督师。七大恨。闯军义帜。蓟辽血战。将军冲冠一怒。而皇帝泪流满面吊死在煤山的古槐上。桃花扇底的南朝。柳敬亭书板背后的江山。这些仿佛电影蒙太奇的镜头曾作为现实的血淋淋的触角，现在却静静沉淀在被剪去头发的记忆的深处——纹丝不动——犹如老僧入定。没有人再试图以血肉之躯去抵挡箭矢与斧钺。是的，同时也没有人再愿意以死节去祭奠那个鄙夷知识、践踏文明的昏庸的王朝。即便是在被誉为反清复明大本营的苏州一带，据清末发现的无名氏《吴城日记》记载，自一六四五年六月初三日清军入阊门，三天后就出现“城内外百姓相约，每图为首一人，手执黄旗一面，上写某图民投顺大清国，余人各执线香，争往大营纳款”的踊跃场面。不到两年，由士绅乡民自愿捐资塑建的当地占领军最高统帅都察使土国宝的生祠——作为百姓感戴郡守政绩的最高表现形式——已巍然屹立在虎丘李公寺之右。而江南抗清领袖顾亭林顺治年间的突然过江北上，据当代学人王春瑜先生考证，也并非前人所谓为联络义师颠覆清廷，而是试图通过对北方地貌、山川、吏治、经济、物产等的综合考察，将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他在北京新政府中已担任重要职务的多名学生，“直接、间接地为清朝的统治服务”。这样的结论相信对很多人的爱国主义都是一个很残酷的打击，但由于它证据充分，言之凿凿，也只好让人不由得感慨系之。
毫无疑问，同样的景象当然也出现在曾作为六朝故都，无奈已王气黯然的南京——而且以更直接也更生动的方式。秦淮旧院入夜低垂的珠帏绮帐、竹帘纱幔深深隔断了前朝的沧桑。河上的灯鼓画船在拂去篷顶的硝烟与战尘后，也大都已经恢复当年脂香粉腻、笙歌彻夜的盛世景况。柳叶渡口的春宵，丁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