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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全镇范围内，有大大小小十八座水库，还有一些没有计数的堰坝。这些用泥土堆起来的水利设施，都是在大集体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开展人民战争，拼死拼活，历经数十年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出来的，有的还是速成品。它们当然没有三峡大坝那样坚不可摧，一劳永逸，但它们无疑都是革命事业发展的象征、历任领导智慧的结晶和人民群众流血流汗的成果，来之不易，捍卫更为不易。这就给我们这些接过红旗肩上扛的后任制造了繁重的工作任务。
时下有一句常用的话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用到各个方面。所以，当汛期到来之前，县里就召开了一个党委书记必须参加的“抗旱防汛工作会”。把“防汛”和“抗旱”放在一起，是一个发明，听起来好像有点滑稽，其实必须使用这么个提法才算牢靠。因为，古往今来，除了《三国演义》小说里的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掐会算，能够呼风唤雨，气死造物主以外，现今社会上最精明的领导人，再也没有诸葛之“亮”、关云之“长”了，谁也揣摩不透老天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啥药。对于“天有不测风云”，各级领导有的是对策：你旱了，我就抗。有水源的地方，用上所有的抽水设备，再加上车拉人担；没有水源的地方，临渴掘井，只要保住了庄稼苗，就有苗不愁长。总之，只要办法用尽，“不信天公不低头！”——你不低头我低头。你涝了，我就防，效法古人尧舜禹汤，要么“围堵”，加固堤防；要么“疏导”，排除渍水，“活活气死老天爷！”——上下几千年，只见老天爷发怒，跟人过不去，从来没有气死过。
会后，我们进行了研究，明确了责任，分工负责。诸如乡镇企业的防汛，就由纪委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企业办负责清查隐患，及时防范；镇直部门，由组织书记负责，党政办配合，各部门自查自纠；社会上的困难户，由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民政所和村两委班子配合，统计出来，早修早补，力争让这些家庭顺利度过汛期；各级各类学校，当然是抓教育的副镇长牵头，以教办室为主，把各个学校里的危房、险房普查出来，通知各村负责修理；河塘堰坝，就是我和镇长负总责了，全镇人民配合，水利站所有人员严阵以待。
因为历来山区乡镇就是县里防汛工作的重点部位，所以分管农业战线的孙县长来了，带上水利局长丁雷，以及随从人员一大群，马不停蹄地转了老青山水库、青石沟水库、卧牛坡水库。
带“水”字的单位下来视察，不吃鱼怎么行？于是，在招待所吃饭，以鱼为主，兼顾其他。灌河的鱼类产品特别丰富，所以大家就吃得特别畅快。“瓜儿离不开刀，鱼儿离不开酒”，虽然只有十来个人，也能喝他个“万马战犹酣”。一喝得高一点，大家的聪明才智就怎么也掩盖不住，无不得以尽情地发挥，同时起到挥发酒精的作用。
孙县长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他这个人比较随和，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呷了一口输过的酒，对着丁局长莫测高深地说：“老弟呀，以后我们就有福了哇。”
丁局长不解：“有啥福？”
四十五
“我们才这么大年纪，晚辈都当上县长了，还算没福？”
孙县长拍我一巴掌：“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继续编派他：“有两个瞎子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煮熟了的驴毬，二人一替一口地吃，你吃一口递给我，我吃一口递给你，谁知传来传去不知什么人接走了，一个瞎子等不着，就向另一个瞎子要，这个瞎子说给你了呀。两人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要找人评评理。于是，他们闹到了县里，正好碰上孙县长值班接待信访。孙县长一听是个鸡巴大的事也闹到了县里，非常生气，不由分说，把自己的鸡巴弄硬，照两个瞎子的头上每人打了一下，边打边说：‘他妈的，屁大的小事也来告状，真他妈的吃饱了撑的！’两个瞎子才知道告的状并不对路。两个人边跑边说：‘我哩妈呀，县长的指头那么粗，就是没有长指甲！’另一个瞎子说：‘你知道个毬！县长打咱的家伙就是咱俩吃的那个驴毬！早知道是县长拿走了，咱还告他妈的×状哩！’”
孙县长听了这个笑话，反咬一口，编派了一个“驴外传”，说一头毛驴啃了邻居家的庄稼，邻居不依不饶，惹得主人打这头毛驴说：“你以为你是党委书记，想吃啥吃啥？”转弯抹角骂我这个党委书记。就这样，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口头文学往往比书面文学更精彩，一时间，黄段子从大家的嘴里喷到整个酒席上，满屋子到处都是臊腾腾的。
吃酒中间，招待所管房间的那个叫春英的小媳妇，红着个白生生的俊脸蛋儿，探头探脑地到我们这个雅间喊道：“刘镇长，有人找你！”春亭就急忙出去了，许久才回来。送走客人后，我回镇机关休息，忽然发现经常和我一起走的刘春亭镇长进了招待所的一个房间休息，没有在意，就自己回去了。后来，凡是在招待所吃饭时，春英只要叫一回春亭，散场后他就推说喝高了，要留在招待所休息。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下大暴雨也不例外。一次，我从县里回来，走到分水岭上，依照惯例当然是要撒尿。在车上只知道天阴得像水碗一样，一下车，霎时间雷公电母抖起了威风，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放眼望去，整个灌河镇的全境都淹没在茫茫雨海之中。往北边看看，虽然黑风斗暗，浓云密布，但几十米以外并没有落雨，倒见得大风卷起的尘土飞扬。听附近群众说，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经常出现的。由此可见，分水岭果然名不虚传，自有其神奇之处。由于雨水过多，山石早已被冲刷干净，地面也早已被浸泡得肿胀而不再吸水了，所以，不大工夫，满山上下，就见巨石上飞瀑横流，哗哗作响，气势雄浑，好一派壮丽景象！真是平时难以看到的奇观。
我正要诗兴大发，司机小勇说：“贺书记，不敢停了，再等一会儿，恐怕就过不去河了！”我真舍不得上车，心想，要不是有急事，一定要在这里长时间地大饱眼福，吟出一首什么诗或者词来，不然实在辜负了这难得一见的大好景色。下到山南，果然灌河水已经暴涨，过不去了。我们只得来到长胜寺村支部书记程国明家里坐了一会儿。好在这雨下得并不太久，还没有等他摆好酒场，河水变小，能够过河了。因为有重要工作任务，所以，这一次叫支书程国明一直遗憾了好多年。
大雨造成的洪水，更多的是在作恶。集镇北边就是灌河，河的南岸经过前几任书记努力，已经砌上了七百多米长的防浪墙，一度保护了南岸的镇区所在地。这道防浪墙，底下一丈多深，上边高出河岸二尺多，河面也有二百多米宽，这年的洪水竟然有两次差一点冲出堤岸。朝下一点的部位，有一次出现了险情，村里把情况报过来以后，我穿着背心、大裤头，打着雨伞赶到现场抢险。
那是难得一见的景象。只见洪水卷着上游的大树，还有麦垛什么的，波浪翻卷，气势汹汹，不屈不挠地往岸上冲，眼看就要漫过这一段较低的河堤。干部群众自发地拥来，用蛇皮袋装上泥沙，一个一个地往河堤上垛，很快制服了险情，保住了旁边的几户民房和一个小滑石粉厂。
在这期间，镇电视台的小赵拿上新买的摄像机跟踪录影。我这个瘦身子历来不耐寒冷，在大伏天里竟然冻得嘴唇发青，浑身哆哆嗦嗦，他还拿着机器只管朝我身上晃来晃去，把我晃得心里起火，就把他嗔怪了几句，让他更多地对准干活的干部群众。小赵很听话，马上转移镜头，去录别的图像了。我心里说，小伙子真是不懂事，就我这泥猴猴一般的狼狈模样，又不干活，只在一旁冷眼观看副镇长华秋实和水利站站长现场指挥，真是把这些镜头放给了全镇人民，岂不有损我的“光辉”形象？
到了秋天，雨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还是说下就下。一个夜晚的后半夜，又下起了小雨。我在后半夜睡不着时，好开灯看书，风声雨声，读书无声，忽然听到前院一声闷响。我急忙起来到前边的楼外查看动静，这座楼上的人也纷纷起来了。原来是机关前边的整个院墙塌了，墙皮塌到了大街上。更巧的是，也不知是因为墙猛然倒塌时带来的风的影响，或是什么其他原因，院东南角墙内的一棵古柏树上，有一个碗口粗细向东南方向伸展的侧枝，一下子折成了两截，掉在了倒塌了的院墙上。
正是：一波洪水未平，一股潜流又起。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四十六
第二十章
机关出怪事传风凉闲话
酒桌擦屁股化矛盾纠葛
翌日大早，我们几个住在机关的书记、镇长就起来察看院墙是怎么塌下来的，很快院内的干部们和一些起得早的群众也都聚了过来，一下子，站满了一院子人。我想，这院墙幸亏是晚上塌的，要不然，砸伤人可不得了。因为院墙外就是大街，大白天人来人往，这道墙东西长又有六七十米，人们即使看得见也跑不及。我们分析了垮塌的原因，原来这院墙是从地面上直接垒起来的，根本没有扎根脚。院内地势高，院外地势低，下了一年雨，竟然坚持到现在才塌，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我很生气，问大家这是谁干的好事，连个根脚都不下？同志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肯说出原委。见大家都不吭声，我就知道肯定是前任们留下来的茬子，大家怎么好意思说出来？也就不再穷追猛问。我缓口气对大家说，这院墙塌了实际是个好事儿，就这号糊弄人的垒法，迟早也是祸害。正好，我们好好设计一下，搞坚固一些，同时把车库也盖起来，大家表示同意。
于是，我叫人去把建筑队的头头“精英”安双辰喊来，带他看前边的院墙，尽快拿出重建的方案。私下里，老安给我说明了没有扎根脚的原因。他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溜低矮的门面房，曲广远书记来了以后，觉得随着事业逐步扩大，车辆增多，人员增加，咱们这个机关院本来就小，再留下门面房没有多大意义，也很不雅观，就把我们找来，让我们把门面给扒了，只修一道院墙。这样一来，就伤了包用这几间房子的一些机关干部的感情，他们明里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唆使镇里姓江的几户群众出面干涉。
原来这个院子解放前叫做“江家大院”，是早年从山西过来做丝绸生意的江家老祖宗置下的产业，一度非常红火。可是，没临到解放，咱们的南下部队路过这里，就把它占了。当时，中原省政府的省长就在这里办过公，以后又当过鄂北县政府。再后来就一直驻扎的是领导机关。五十多年来，领导们一任一任地改造重建，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处若是农村地主老财的，早就给没收了，可人家属于个体工商企业，政策界限不一样，1954年城镇工商业改造时就确过权，有证据是人家的。
由于这里已经成为政府机关所在地，这一家人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他家的老人已经谢世，几个儿子还是搬出政策，找来依据，不依不饶，想把房产要回去，说他们的爹爹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儿。在任的党委、政府领导没有一个不觉得这样给他们太丢面子，就一直没有答应。因为“迁都”是一件大事，咱这灌河街范围内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气的地方，尽管小，也不容易挪走，更何况搬一次要花上大笔的钱？于是产权之争就由不断上访演变成了马拉松官司。眼看政府要败诉，当时的领导不得已就和江家达成了妥协，答应赔人家一部分钱，法院就按时价，给他们判了一万多块钱，可到现在也没有给人家一分钱，一直拖到了现在。
上次垒院墙时，广远书记一有动作，人家就找上门来，也不知他们是咋协商的，反正安排我们不扎根脚就垒了院墙。领导定了，我们只得照办。
听了这些曲曲折折的经历，我心里好笑，我们有些干部，动不动就说群众是“刁民”，其实，政府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跟群众耍赖皮。但我还是安排安双辰，这一次不能再糊弄了，一定要整个一劳永逸的。
仔细测算，大门口连个门卫房都盖不成。如果盖了，小汽车就拐不进来。所以，几易方案，最后我拍板，就修一道院墙。但是，外边一定要涂成像天安门那样的红颜色，我们党就是崇尚红色，因为红色象征着革命，象征着共产党的天下，象征着事业红火。
院墙一倒，冷飕飕的秋风夹裹着风凉话从前院穿过楼道，顺着台阶，向北走又向东拐，一直进了我的办公室，钻进了我的耳朵里。机关里纷纷议论，这院墙倒了就不是一个好兆头了，那棵柏树枝折了，更是不吉祥，机关里恐怕要出事儿。因为这棵柏树是院内一棵最古老的树，怕是在三百年以上，已经有了仙气。还是曲广远书记在时，朝西北的一个枝子就折过，结果孟镇长就栽了跟头。
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一次孟镇长在招待所喝醉了酒后，走着蛇行步，三摇两晃地回了机关，没有过前楼直接到后楼进宿舍，却上了前边二楼东头一个叫房青坡的屋里。
房青坡和他爱人杜红叶都是机关干部。小杜这个女人，长得的确可爱，年轻，脸蛋漂亮，身材属于魔鬼类型的，文凭比房青坡高，业务比房青坡棒，作风也很正派，正是女干部的培养苗子。房青坡历来就对他老婆不放心，终日疑神疑鬼的，干一些跟踪盯梢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天，孟镇长进他屋里不过才一二十分钟，正巧房青坡回来，推开门，撞见孟镇长正和他老婆在沙发前拉扯推搡，顿时火冒三丈，开口就骂：“啥鸡巴镇长，大白天调戏妇女！”上前扯住就是一顿暴打。小杜也不去拉一下，只在一旁捂着个脸，“呜呜”地抽泣。打了一气，孟镇长的鼻青了，脸肿了，酒也快醒了，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破了好几处，从房青坡屋里跌跌撞撞出来，楼上的人赶紧回到了屋里，楼外的人躲闪不及，都知趣地紧急肃静回避。孟镇长回到自己屋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打个电话，叫供销社的车把他送回了城里。
青坡和红叶觉得院内的人似乎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更加盖不住脸了，两口子协同作战，找曲书记告状。
广远历来和孟镇长是面和心不和的，说法上就存在了讲究：“不要哭了，不要闹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房青坡说：“曲书记，你得给我做主，一定得处理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广远说：“怎么处理？他是镇长，我没有权力处理他！”
四十七
这一激之下可不打紧，两口子就停止了工作，下午打车去到了县纪委，纪委书记听了情况后，安排两个同志来镇里调查一下，机关里的同志们没有肯落井下石的，都推说不清楚情况，回去给纪委书记汇报后，觉得不好处理。正巧县委书记给纪委书记打来电话，县委书记说：“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也没有形成事实，有什么大不了的？叫广远回去安抚安抚就是了。”
纪委书记又给广远打电话，广远立即赶回了县城，对两位书记说：“事情真的不大，老孟是喝醉了，找这两口子无非是一时心血来潮，去谈工作，还不是有点晕，站不稳小杜扶他休息一下，这个房青坡就以为是调戏了他老婆。不过，打了老孟，这事我得回去处理！”
老孟回到家里，老婆一点也不心疼他，又跟他美美地生了一场大气。过了几天，心情恢复了一些，给广远打电话，说自己已经没脸在灌河工作了。于是广远顺坡下驴，给县委提出要求，调整一下老孟的活儿。县委就把老孟安排到一个不起眼的局里，任了一个带正科级括号的副局长。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绯闻很快就传遍了县城，老孟就成了酒桌上一时的笑料。
这件事情，我是早有耳闻的，对于机关传出的闲言碎语的“嘴八卦”，并没有往心里去。反正那棵树的主干挺拔，枝叶繁茂，只因为是上了文化局的册子，没人敢整修罢了，所以依然要求安双辰抓紧修复院墙。
一动工，就出了事儿。四个妇女在大街上吵吵闹闹，说什么也不让动，引得好多群众围观，原来老江家真的要出面干涉了。做活的都是本地人，挡一下，他们就停工，催一催就开始干，一干，就又出来闹，就这样耽耽误误，硬是半个多月没有把院墙拉起来。
到了后来，闹事儿逐步升级，一直闹到刘镇长那里还不罢休，最后闹到了我的屋里。一个叫“九妮”的小媳妇，最会撒泼，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骂人话不粘嘴皮子就出来了，硬逼着我表态，赔他们的家产。跟这些胡搅蛮缠的妇女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人家又占理，没法叫派出所干警出面拿法她们。我一直没有吭气，几个副职好说歹说，总算把她们劝走了。
我仔细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江家的四弟兄中，有三个都比较老实，经常出头露面的是老三江长永，人也通情达理，不是个混球儿，九妮就是他的老婆，只要他不说啥了，那三家就不会闹了。
有了这个底数，我叫人把江长永找来，亲自跟他谈判。长永说：“贺书记别见怪，我们这样做，不是冲着你来的。这些年，为了打这个官司，俺家花了不少钱，总算是赢了官司，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现在也不要钱了，只要求政府恢复我的房产，我得对得起我的先人。”
我说：“长永，你是个明白人，清楚人好说，糊涂人难缠。明说吧，地皮总是国家的，你老祖上在这上边盖的附属物早已不存在了，给你咋毬恢复？法院已经判了一万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