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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斌笑着问：“为什么？”赵丽江激动地说：“高团长。你不知道钟槐同志有多崇高多伟大，他长年累月地一个人坚守在边防站上。每天早晨起来他就自觉的庄严地升起国旗，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你始终忠于职守。每天还要赶着羊群巡逻边防线，走上几十公里的路。他的精神太让我感动了，所以我坚决要求去他那儿工作，当他的忠实助手！”高占斌说：“你是要让我为你们先牵牵线？”赵丽江说：“不，我只要你批准我去就行了。我自己一个人去，用不着人送。到那儿后，我会努力同他相处好的，请你批准吧，我恳求你。”高占斌自然不知道有关刘玉兰的事，于是他批准了。
那位赵丽江背上背包，翻山越岭，沿着边境线去了我哥那儿。她对我哥说：“钟槐同志，团领导批准我，让我同你在这儿一起来完成坚守边防站的光荣而艰苦的工作。”我哥看着她愣了老半天，然后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明天你就回去！”赵丽江说：“不可能，既然我来了，我决不走！”我哥说：“你是不是还有那个意思？”赵丽江说：“那当然！”我哥说：“那就更不行了！”
晚上挂在墙上的马灯闪着黄幽幽的光亮。两人面对面坐着，神情很严肃，赵丽江说：“钟槐同志，你认为我配不上你是吗？”我哥说：“不是，是因为没感情。”赵丽江说：“钟槐同志，我不是由于感情才来找你的。我是为理想来找你的。因为理想的结合才是一种崇高的结合！你不这样认为吗？”我哥说：“可我不能对不起人！”赵丽江说：“你有爱人了？”我哥说：“还说不上爱人，但我答应她了，只要她不结婚，我就永远等她。”赵丽江说：“那我就更不会走了。今晚我在哪儿睡？”我哥说：“你睡屋里，我睡屋外。”那时是五月，边境线上的夜晚还很冷，我哥披着件棉大衣在屋外站了一夜。半夜里又突然刮起大风，赵丽江怎么叫他，他都不肯进屋。
第二天晚上，我哥依然披着棉大衣站在屋外，那晚乌云密布，接着大雨倾盆。赵丽江在门口喊：“钟槐同志，请你进屋吧！”我哥说：“不！只有你答应回去，我才进屋。”赵丽江说：“我说了，我不会走。”我哥说：“那我天天晚上就站在屋外过。”
一连几个晚上，我哥就是不踏进屋里一步。而每天清晨赵丽江出来时，我哥已经不在了，只见到院子里的五星红旗在哗啦啦的飘扬。而在远处青翠的山坡上，可以看到我哥赶着羊群牵着小毛驴的身影。第五天，赵丽江顶不住了。因为她看到我哥眼睛布满了血丝，一脸的疲惫，脸也瘦了一大圈。晚上，我哥已披上棉大衣站到屋外，赵丽江好心疼啊，她含着泪说：“你进屋吧，我答应你，明天一早我就走。”
那晚下了一场细雨，青草上挂满了闪光的雨珠。赵丽江背上行李同我哥告别，她含着泪说：“钟槐，以前我是崇敬你，可现在我真的是爱上你了。我才感觉到，感情的份量也是很重很重的。”我哥也感到很内疚说：“赵丽江，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会让我去做对不起人的人。你回吧，顺着那山坡走，会近些。”赵丽江挥手同我哥告别。回过头来喊：“钟槐，你千万别忘了我……”
“就这样。”高占斌说，“他把那姑娘挤兑回来了。”
我父亲听了，心情突然感到很沉重。当天，父亲就和高占斌去了我哥的边防站。我父亲让高占斌先回去，他要在边防站同儿子一起住两天。父亲站在边防站的院子门口，看到广阔而浓绿的山坡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一只鹰在蓝天上孤零零的盘旋着。这时，他突然感到一种被世界所遗弃的孤单与寂寞。太阳西下，成群的蚊子突然像一团团黑球似地向他袭来。他招架不住了，立刻奔进屋里关上了门。屋子里有些乱，显然我哥没有精力来收拾。父亲这时感到心里很不好受。屋子用火墙一隔两间，外间是厨房，时间是卧室。父亲看看窗外那灰暗下来的天空。他想了想，觉得不能干等着，该给儿子做顿饭吃。他打开面粉袋看看，又提起清油瓶瞄了瞄。墙上还挂着条用纸包着的腊肉。父亲就开始蹲在炉前生火。可父亲从来就没有生过火做过饭，弄得满屋子里浓烟滚滚。当我哥赶着羊群快走到边防站时，看见烟囱在冒着浓烟，而院子里也在往外飘着烟雾。我哥以为院子着火了，飞奔着冲进院子。房门大开着，浓烟直往门外涌，父亲也已打熬不住，泪涟涟地从屋里逃了出来。刚好在院子看着戴着蚊罩的我哥。我哥马上脱下蚊罩给父亲戴上，自己冲进屋里……
墙上挂着的马灯又忽悠着黄幽幽的光亮。一个大树根墩上搁着一碟咸菜和几块蒸腊肉。父亲喝着玉米糊糊啃着硬的像石头似的饼子。我哥看父亲啃不动，说：“爹，放在糊糊汤里泡软了再吃吧。你吃腊肉，这腊肉还是高叔叔捎给我的。平时我也舍不得吃。”父亲说：“平时你就吃这些？”我哥说：“我烤一次饼子得吃一个星期。早上吃它中午带它晚上还吃它。我从早上起床，赶着羊群到最后一个巡逻点几十公里路一天一个来回，现在天气还好，天长，到冬天试试，两头都得赶黑。”父亲说：“你泄气了？”我哥说：“就为给你争面子，我也不敢泄气啊，何况这是国家的事。”
半夜里，父亲突然感到肚子很不舒服。这些年来，父亲那已经变的娇贵的肚子，吃了我哥吃的这些东西自然有些受不了。他提上马灯要往外走。我哥问：“爹，你上哪儿去？”父亲说：“去方便一下。”我哥说：“你等一下，你这样出去，屁股和脸回来就不是你自己的了。”我哥戴上防蚊罩，用铁锹在草地上铲一小块空地，然后放上堆干草，点着烧了一会儿后，就很快用水扑灭，干草堆顿时浓烟滚滚，我哥把面罩给我父亲戴上说：“你就蹲在烟里去解，蚊子就咬不上了。”父亲蹲在浓烟里，感到既心酸又愧疚，眼泪汪汪的，不知是烟熏的还是真在流泪。
到晨光射进窗口，我哥就把睡着的父亲摇醒。父亲问：“咋啦？”我哥说：“升国旗。”
院子里，我哥唱着国歌，庄严地升起了国旗。
吃过早饭后，父亲就跟我哥赶着羊群一起去巡逻边境线。父亲当领导后发福了，一路上上坡下坡，没多久就累的气喘吁吁的了。我哥说：“爹，你骑毛驴吧。”父亲摇摇头说：“爹顶着住。”
中午，他们坐在草丛中，拨开青草，清澈的小溪在涓涓地流着。我哥用茶缸舀了缸溪水，然后把干饼子掰开泡在缸子里说：“爹，你吃吧。”父亲接过缸子说：“钟槐，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爹特不像个爹？”我哥说：“没错！因为你做的事就不像个爹么。娘有哪点不好？你要抛弃我娘？”父亲说：“你娘是天下少有的好女人。可婚姻是需要感情的。现在你应该懂。”我哥说：“是的，我知道，生我，是娘为了爷爷跪下来求你的。可生钟杨，是你主动的吧？”父亲说：“那是因为我要离开你娘。”我哥说：“反正是你主动的。你主动了，就等于承认我娘是你的女人。那你就得忠于我娘。可你却看上别的女人，那就是在玩我娘，想到这点我就不愿意！”父亲黯然。
几十公里的山路，父亲坚持着跟着我哥走下来了。第二天，高占斌坐着小车来接我父亲。告别时，父亲一把抱住我哥说：“钟槐，你是我的好儿子，爹对不起你！还有你娘！”我哥说：“爹……其实我知道，不管咋着，你总还是我爹！……”拥抱在一起的父亲和哥这时都流泪了。院子里，初升的五星红旗在腊腊作响，在边上站着的高占斌与司机都感动地眼里含满了泪。
那天，父亲从边境农场回来，就直奔我母亲那儿。父亲对母亲说：“玉兰姑娘对钟槐的态度还没变吧？”母亲说：“天天闹着想去见钟槐呢。”父亲说：“那你就陪着玉兰姑娘去一趟边边境农场，一是你也去看看儿子，二是给他们完婚吧。月季，你养了个好儿子！”
七
母亲从来没有想到过她在我们家的地位有多么重要。母亲说她所做的只是她认为该做的事。母亲说外祖父告诉她，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活在这世上得留下个好名声，要不就白在这世上走这么一趟了，男人女人都一样。所以那些年，我们家遇到过不少的变故，但最后几乎都是靠母亲支撑下来的。在这世上，母亲尤其同情那些遭遇了不幸的弱者。
记得有一年，农场又开始麦收了，我和钟柳都从学校赶回农场参加麦收。有一天黄昏，孟苇婷骑着自行车带着她的侄儿孟少凡来到我们家。孟少凡比钟柳大一岁，长的细皮嫩肉的挺英俊。但我不喜欢他，总感到他身上有一股痞子气。他父母早死，奶奶年岁大了又管不住他，只好把他送姑姑孟苇婷这儿来。当时他已缀了一年学，所以转学到这儿来后，就同钟柳一个班，还同钟柳同桌。开学的第二天他就拿了一个盒子说是送给钟柳的礼物。钟柳打开盒子，里面竟爬出一条四脚蛇，吓的钟柳哭天喊地的。我知道后就警告他，再这样我就让你趴在地上起不来。但我母亲却非常同情他，对我说：“别欺侮他，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多可怜！”可我父亲也不喜欢孟少凡，对他也特别的严，为此孟苇婷与我父亲之间总有一些不愉快。这次下来割麦子就是我父亲命令的，说：“所有师领导的孩子都下去割麦子了，你为什么不去。”孟少凡说：“师部没麦子割。”我父亲说：“那就上郭文云那个团去！钟杨、钟柳不都去了。你们这种家庭啊，只知道娇惯孩子。”孟苇婷说：“我把他送到月季大姐那儿去不就行了，你干吗要把我的家庭扯上！”
麦田似乎一望无边，我和钟柳唰唰地割着麦子往前赶，孟少凡很快就落在了后面。开始的时候他还弯着腰割，到下午，我们看到他在站着只割麦穗头，留下了半腰高的麦茬子。我气的走过去对他吼：“你哪里是来割麦子的啊！你是来糟蹋麦子的。”孟少凡哭了，说：“我手痛割不动。”钟柳掰开他的手，手上布满了紫血泡。钟柳掏出手绢为他包好后说：“慢慢割，千万别糟蹋麦子。”我说：“你还不及一个女孩子，钟柳比你还小一岁呢！”可到下午，就不见他的身影了，收工时，只见他用的那把镰刀留在了地里。
到了晚上，还不见他的人影，母亲急了，去找。果然，在去师部的路上，看见孟少凡正坐在林带的埂子上哭，那时他又累又饿又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见到我母亲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扑向我母亲喊：“月季大妈！”母亲搂着他坐到驴车上说：“干不动就慢慢干，钟柳比你还小一岁呢，都能坚持，你为啥不能，不管咋说你还是个小伙子呢，当逃兵多丢人哪！”从那以后，少凡对我母亲特别的亲，凡是有什么难事，他都来找我母亲。孟苇婷为此也越发地感激和敬佩我母亲。孟少凡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他不肯再上学，想要工作，他说他想自己养活自己。孟苇婷劝不动，只好让我父亲出面同劳资上打了声招呼，孟苇婷为此也奔波了几天，总算在商业处给他找了份工作。三年后，他当上了采购员。活的到也满滋润。当然，这已是以后的事了。
现在回想起来，孟苇婷与我父亲结合。她并没有感受到多大的幸福，更多的反而是一种压力，她时时处处都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考虑到不给我父亲丢脸。而我父亲呢？整天忙于工作，很少能顾及到她。有一天，孟少凡来找我母亲说他姑姑病了，有点不行了。姑父又出差了，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母亲立马与少凡赶到瀚海市。孟苇婷对我母亲说：“几天没吃下东西了，但到医院又查不出原因来。”母亲说：“那就上乌鲁木齐大医院去查！病咋能拖呀！”母亲当天就找了一辆车，带着孟苇婷去了乌鲁木齐，找了家大医院住下。医生检查后说，这病再迟几天送来，恐怕就没救了。母亲就生气地打电话责怪我父亲说：“钟匡民，你当爹不像个爹，当丈夫也不像个丈夫！你不是喜欢这个女人吗？可你就是这样喜欢的？”对于母亲的责怪，父亲也感到很愧疚。所以当孟苇婷出院时，父亲亲自到乌鲁木齐去接她，这使孟苇婷既感到既意外又心酸，说：“你会特意赶来接我，真是太阳从西边出了。”父亲说：“那就让太阳从西边出一回。”
应该说，孟苇婷也是个很不错的女人。为了报答母亲对她的宽容和关心，她也时时地关照着我和钟柳。我从农校毕业，在分配的问题上，同父亲发生了争执。那时孟苇婷刚出院不久。那天刚好是星期六，我和钟柳在父亲家吃晚饭。父亲问我：“农校毕业了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到农科所去工作。”我父亲一本正经地说：“去农科所工作的人都是一些技术上有特长的人，我看你先去农场，在生产连队去当个农业技术员吧。”孟苇婷在一边说：“钟杨肯动脑子，农科所不就是个动脑子的地方吗？”父亲说：“在连队当农业技术员就不用动脑子了？”钟柳在一边说：“二哥想当个农业科学家。”父亲冷笑一声说：“野心倒不小。但这事你我说了都不算，分配工作得有组织部门定！”
在农校具体分配毕业生的工作时，孟苇婷到组织部门去打了声招呼。那天师机关开完大会，正式宣布我父亲升任师长，我父亲踌躇满志地走出会议室时，组织科的顾大姐讨好地对我父亲说：“钟师长，你儿子钟杨分到农科所工作了。”我父亲一听就恼了说：“这中间你们是不是把我的因素也掺和进去了？”顾大姐说：“这倒没有，我们从档案中了解到，钟杨在农校的学习成绩相当优秀，而且政治表现也很不错。”我父亲说：“有没有人给你们打招呼？”顾大姐说：“孟苇婷同志倒是来说过一声。但她和钟杨并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父亲恼怒地说：“怎么没有，孟苇婷是我老婆，钟杨是我儿子。”
我父亲升官，孟苇婷自然高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她对我父亲说：“你当了师长，外面不让庆贺，家里庆贺一下总可以吧？”父亲气的一句话也不说，猛一下就把桌子掀翻了喊：“孟苇婷，你干吗老是给我找麻烦啊！”
那天下午我已接到了分配通知。我高兴地回家告诉了我母亲。母亲也为我高兴，但我很诚实地告诉母亲，孟苇婷给组织部门打过招呼。母亲一听说，忙说：“这不好，你爹要知道了，孟苇婷的日子可要不好过了。不行，你现在就跟娘去你爹家，你苇婷阿姨是出于好心，不能让她为你担责任。”我们敲父亲家的门时，父亲正好把桌子掀翻，只听到满地碗筷盘子敲碎的声音。父亲气狠狠地来开门，父亲一看是我们，说：“月季，你们咋来啦？”母亲一指地上一片狼籍的碗盘说：“就为这来的！”
母亲说：“在钟杨的毕业分配上，是我刘月季找的孟苇婷。孩子想在农科所工作，在农业上搞点研究，想上进也不是什么坏事。”孟苇婷在一边哭着说：“农校毕业分配中，就有四个去农科所的名额，钟杨在农校表现的很不错，他为什么不能去。用得着发那么大的火吗？”我说：“爹，你既然为这事发这么大的火，农科所我不去了，你是师长，你就让组织部门重新分配我工作吧。”大家沉默了好大一阵，母亲长吁了口气，突然朝父亲微笑了一下，说：“匡民，你就让儿子如愿一次吧！”母亲那语气中带着点哀求的味道，这让我感到很心酸，父亲也感觉到了，他叹口气说：“好吧，既然是组织部门定的，我也不便干涉。但你去农科所后，要用你的实际行动证明，分配你去农科所是正确的，就像你哥一样！”我说：“爹，我也用我哥的一句话，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那年的冬天来得似乎特别的早。秋天的脚步还没有走完，一股强大的寒流就突袭而来，气温一下就降到零下二十几度。那天下午，父亲急急地赶到团机关食堂，找到母亲后，还没说两句话，就把母亲拖进了小车。小车一路急驰朝边境农场赶去。
我哥出事了。
自我母亲把刘玉兰送到边防站跟我哥成亲后，他俩过的很幸福。看来爱情只有经过磨难，婚后的生活才会更甜蜜更融洽。当刘玉兰被送进洞房时，她一把抱住我哥就哭起来，她感到又心酸又激动，说：“钟槐哥，咱们这是真的吗？”我哥说：“从今以后，这边防站只有我和你两个人。咱们就好好地过日子吧。”刘玉兰说：“你放心，我会把日子拾掇的很舒畅的。”不久，高占斌派人给他们送来了小鸡小鸭，刘玉兰高兴的直拍手。刘玉兰盘算着怎样把日子过得更舒心。她在院外的工地上打了一个月的土坯。又盖起了一间新房，她把伙房和卧室分开了。然后又垒鸡舍，搭鸭房。到傍晚把饭做好，就到院门口去迎我哥。在他们结婚两年多的日子里，只吵过一次架，那时他俩结婚还不到半年，有一天，刘玉兰想跟我哥一起去巡逻边境线，我哥不同意说：“你跟我一起去，这个家咋办？我娘对我说过，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男主外，女主内。你娘没教你？”刘玉兰说：“教了。但我想跟你在一起，一分一秒也不想离开你。”我哥说：“越说越离谱了。看好家，守好院，这是你的事。巡逻好边防是我的事。”刘玉兰说：“你这是大男子主义。”我哥说：“该男人干的事就得有男人干。”
第二天我哥赶着羊群走后，刘玉兰把鸡鸭赶到草原上后，也悄悄地沿着边境线去追赶我哥了。
我哥这个边防站实际上有双重的作用。它既是边防站又是牧民们转场时的转场站。每年开春，牧民们就要赶着羊群由冬牧场转向夏牧场，每次转场路途遥远，都要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我哥这个地方就成了牧民们转场时歇脚的地方。当时已值深秋，枯黄的草原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刘玉兰就有点害怕了。她再也不敢往前走了。正想转回身时，突然看到一只狗一样的动物朝她跑来，这时她才想起可能是狼，吓得她只顾逃命。在草丛中乱窜，脚下一打空，滚进了一个长满的大深坑里。或许虽是深秋但狼还并不缺食物，或许是其他原因，狼在坑边转了几个圈后就走了。但刘玉兰却怎么也爬不上来了。她又是叫又是喊，刚好哈萨克牧民木萨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