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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2；600英镑，从1972年12月1日起算，其生命的期望时间为12年。结论是：特殊赔偿为1；266，痛苦和不幸损失为18；000，未来所得损失为13；300，护理和看护费用为24；700，共计：57；266，再加上利息2050，总数为59；316英镑。
侵权法中法律救济的方式一般大体上分为三种，一是禁止令，二是恢复原状，三是损害赔偿。你邻居家养了一只大公鸡，每天天刚刚亮就引吭高歌，连续三周闹得你心神不定。这个时候，你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个禁止令，禁止你邻居在居民区养报时的公鸡。再比如，你家邻居开办一家水泥厂，你整年都不能够开窗。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将他告上法庭，让法院发出禁止令，不允许他开水泥厂。这就是禁止令。恢复原状更多的是对财产的损害赔偿，你邻居家拆了你家的门，法院让他赔你一扇门。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这种救济的方式永远不会有完满的时候，你邻居打断了你的腿，他怎么给你安上一条腿，都无法将你的腿恢复到他打你之前的状况。从这点来说，法律永远不能够公平，受害者的损失有时候很难用金钱换回来。在侵权法中，使用得最多的是损害赔偿。对财产的损害赔偿，我们可以用金钱表现出来，对人身伤害的有些部分也可以用金钱表现出来，比如此案所涉及到的医疗费用、护理费用、所得损失、生命期望值的损失；但是，有些损失却无法用金钱表现出来，比如，我们前面涉及到的精神损害、隐私权以及后面我们还要涉及到的名誉权。有些项目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有些是不好用金钱来计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数量应该适中。侵权赔偿数额应该保持一个中等的水平，数额太低，对受害人不利；数额太高，既不符合一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也有违于侵权法补偿的原则。
本案件是一个人身伤害案件，法官的计算是比较全面的。其中，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所得损失和生命期望值的计算，因为这样的考虑，既考虑到了法律平等的原则，同时又区别对待了不同的情况。就生命预期损失，受伤者或死亡者的生命预期间的幸福是不能量化并计算的。赔偿的标准是生活的幸福，而非生命的长度，所以该“期望”不能被实际地或者满意地被判定，合理的方法是判定一个较少的赔偿；未来的假定幸福标准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于原告或者受害人自己的看法。因此，当事人“不能理智地认识到其损失的程度”不是判定的必要依据。再如，受害者的年龄，30岁的损失毕竟不等同于60岁人的损失。对非常年幼的儿童和年老的长者，其赔偿数额要减少，中年人的赔偿数要高。而且，一个年轻和充满活力的人比一个年长和虚弱的人遭受更多的痛苦。一般说来，原告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他的生命期望无关。
侵权法的补救，永远比不上受害人受到的损失。一个方面，侵权法的目的之一是“让受害人的损失回复到侵权行为发生之前的状况”，但是，这只能够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侵权行为人没有赔偿的能力，法官判定再高的赔偿数额也于事无补。这是侵权法本身的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好保护受害人的方法应该是保险、社会保障和国家救济。侵权法中的救济方式，是用侵权行为人的金钱来赔偿受害人，而保险、社会保障和国家救济是用全社会的力量来救助弱者。当然，一个国家保险、社会保障和国家救济程度的高低，则与这个国家经济水平相关。
第二部分啤酒里的蜗牛
多诺休女士与一位朋友去一家咖啡厅。该朋友给她买了一瓶姜啤酒，该啤酒瓶是不透明的。多诺休太太将倒了一半啤酒到杯子里，喝完这被啤酒后，将酒瓶里剩下的酒倒出，却发现在啤酒里居然有一只未完全腐烂的蜗牛。多诺休太太看着这蜗牛，想想已经进肚的啤酒，焦虑不安，以致遭受身体不适。她起诉了制造商，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发现蜗牛，防止其外壳不进到啤酒里去。此案一直打到英国最高审判机关，也就是贵族院。
法官阿特金勋爵认为，“你要爱你的邻居”，这条规则已经变成了一种法律，它要求你不能危害你的邻居。律师们随之要提出的问题是在法律上“谁是我的邻居？”勋爵说，这个问题可以有严格的含义，那就是，你必须采取合理的注意去避免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你要合理地预见你的行为可能会损害你的邻居。在法律上，“谁是我的邻居？”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些人受我行为的影响是如此地紧密和直接，以致于我应该合理地考虑：当我打算去做或不做某种事情的时候，这种行为的结果会如何。
麦克米兰勋爵认为，“过失”在侵权行为的种类从来都不是静止和封闭的，它应该不断地发展，从而包含新的内容。这种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被告对原告负有某种注意的义务。原告应该证明，由于被告违反了该注意的义务，结果导致了他的损害。在本案中，二个相对的法律原则发现了交合之处，每一个原则都想具有优先性。一个方面，非合同的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合同的当事人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这是合同法已经确立了原则，这个原则称为“合同相关性原则”；另外一个方面，一个过失的行为导致了损害，受害人就有权利提起诉讼，并得到法律的救济。这个原则同样已经确立，这是侵权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存在合同关系，那么在当事人之间会发生合同纠纷的诉讼。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排除同时存在合同诉讼和侵权行为诉讼的竞合。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受损害的旅客起诉铁路公司，它既可以告被告“违反了保证安全的运输合同”，也可以告他运送中的“过失”，而且他也没有必要去说明，同样的一组事实为什么给一个人以合同的诉讼权利，而给另外一个人以侵权行为的诉讼权利。例外的情况还有：本身危险的物或者已知处于危险条件下的物会产生的特殊责任。这种特殊危险物的责任是一种特定侵权行为诉讼的种类，它是合同法责任和侵权行为责任之外的另外一种责任。勋爵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法律责任，因为不能够准确地界定“危险物的责任”，因此他最后把这种责任描述成过失侵权行为之外的一种责任。
最后，贵族院以简单多数支持了原告，认定制造商有责任采取合理的注意义务，保证它的产品对最后消费者不发生损害。
英国的法学家们认为，这个案件是英国法律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例”。从文献上看，这个案件是英国“过失”责任的源头，也是“危险物”严格责任的源头，还是“产品责任”的源头。
首先，这个案件动摇了“合同相关性”的理论，这个理论被认为是英美合同法的基石。这个理论是讲，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只发生在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合同之外的人不能够对合同提出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一个合同发生一个交易，合同履行后一笔交易即告结束，法律术语就是“货物出门，概不负责”。这个法律规则的好处是保证交易的高效率，因此一直得到商人的欢迎。在这个具体的案件中，被告制造商就认为，原告与被告以及啤酒零售商之间不存在着合同关系，因此她不能够对被告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如果是原告的那个朋友受到受害，也许会与被告发生法律上的关系，因为是原告的朋友而不是原告自己买的啤酒。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法律，处于多诺休法律地位的人不能获得赔偿。因为她不是购买该啤酒的人，所以制造商的责任不能扩展而超出他的合同责任。但是，自从这个案件之后，“合同的相关性”不再适用，消费者和制造者之间即使没有合同，同样产生法律上的关系。
其次，这个案件还是后来英国产品责任的源头。使产品的制造商在人身伤害方面成为其产品的保证人。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则是卡多佐法官于1916年判定的一个案件。那个案件的事实是，原告从零售商那里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在开车的时候，汽车出现故障，他从车里摔出受伤。经查明，车轮用了有瑕疵的木料，在行车途中辐条粉碎。该车轮是别克公司从另外一家制造商购进，但证据表明，只要别克公司适当检查，就可以发现瑕疵。原告状告别克公司，别克公司以“合同相关性”予以反驳，同样的理由是，原告不是从别克公司买的轿车，与别克公司不存在这合同。关于瑕疵产品责任的理论，学者们一直有争论，一种说法是合同的瑕疵担保义务，也就是说，但制造商出售自己的产品时候，就默示同意保证产品的质量，当产品发生损害时，制造商就应该赔偿违约责任。另外一种说法是侵权行为法的“合理预见”义务，也就是说，制造商在生产起产品的时候，应该对合理地预见到其产品可能对消费者发生的损害，如果产品造成了损害，就可以证明制造商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因此应该承担侵权行为的责任。合同法的学者认为产品责任属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的学者认为属于侵权行为法，经济法的学者认为属于经济法。争论得一塌糊涂。
最后，在这个案件中，阿特金勋爵提出了他著名的“邻居公式”，这是以后所有过失侵权行为案件的基础。什么是过失？简单的说法就是：一个理智的人做了不理智的事，结果造成他人的损害，他应该对他的过失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在接下来的案件中，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适当注意与不可预料
被告肯戴尔看见有两只狗在打架，他用一根4英尺长的棍子试图将两只狗分开。狗在撕打的过程中，狗冲向肯戴尔。他后退而背对着原告，扬起手里的木棍想打狗。木棍高举过肩，却不幸打中了原告的眼睛。原告对被告提起侵权行为诉讼。被告请求法官引导陪审团：如果被告尽到了通常的注意义务，而原告却没有注意，那么原告将不能得到补偿。法官给出了这样的引导，而将本案留给了陪审团。法官给出的引导是：“如果被告在打狗时是在做出一个必要的行为，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他有义务去做的行为，如果他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去做，那么只要他在打狗的时候尽到了通常的注意，他就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如果这不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如果他没有义务将狗分开，结果干涉了他人，那么被告要对此结果承担责任。如果他明显的采取了特别程度的注意，而事故仍不可避免，那么他不承担责任。这里所使用的词语不是以严格法律意义来理解，而是以通常的意义来理解。”陪审团在此引导下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被告提起了上诉。
著名的上诉法院法官肖认为，这是一个不法侵害的诉讼。它涉及到了“威胁”和“殴打”的诉讼形式。按照传统的普通法，一个人证明他遭受了另外一个人的“直接暴力”，就足以支持一个不法侵害的诉讼，这里，无须考虑该行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是故意的、蓄意的还是粗心大意的。但是，对这种传统的看法，法官提出了新的思路。他引用格林莱夫的看法，指出在本案中，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在主观上是非法的，或者说被告具有主观的过错。也就是说，如果发生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被告的行为也是无可指责的，那么他将不承担责任。如果一个纯粹偶然事故发生了，那么由此发生的伤害并不支持一个诉讼。这里，法官使用了“特别注意”一词，他解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含义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强调了注意和谨慎的程度。特殊情况下的紧急状况，可能会要求一个普通注意和谨慎之人在那种情形下运用较高的注意程度以防止危险。在举证责任方面， “适当注意”要求由原告方承担举证的责任。在这个案件中，不管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都证明被告显然是在做一种合法的行为，他不是在故意打击和伤害原告。就本案而言被告不存在确有过错、过失、粗心或者欠缺谨慎的情况，而且原告也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来履行其举证责任，因此，被告就不能获得一种补偿。结论是命令进行一个新的审判。
这是美国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这个案件标志着法律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案件确立了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其在美国的重要性类似于姜啤酒案件在英国的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说，早期的侵权行为法采取的是一种客观主义方法，有的学者称为严格责任时代。也就是说，不管被告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他对原告造成了损害，他都要承担责任。最早的侵权行为形式称为不法侵害，其中包括了对他人身体的不法侵害。这里的构成要素很简单：被告使用了力量，被告和原告身体上有接触。随后的发展扩展了其适用的范围，也就是，即使没有身体的接触也可能构成对身体的不法侵害，比如张三拼命摇树，李四从树上摔下来，两人在身体上没有接触，张三也构成侵权行为。史称“在相似情况下的不法侵害”。在这两个时期，侵权行为的确立，都不需要考察被告主观状况。
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追溯，我们会发现侵权法实际上来源与古代社会的“血亲复仇”制度，或者称为同态复仇的制度。在这里，侵权法其实与刑法同源，有的法学家甚至认为犯罪法起源于侵权法。同态复仇制度的核心便是“以手还手，以足还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古巴比伦法，古以色列，古罗马法，古印度法，古日耳曼法，以及古代中国法都有着类似的规定。张三与李四发生冲突，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各自部落之间的冲突，为了维系部落的生存繁衍，必须以一个部落的力量对抗另外一个部落。以日耳曼法为例，李四被张三杀死，李四部落首领出面组织全部落对张三部落复仇。李四的尸体挨家挨户地被存放在门口，每家存放一晚，目的是激发起全部落复仇同仇敌忾的精神与气氛，最后李四部落浩浩荡荡奔向张三部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冲突之间张三与李四的主观状态不具有关联性，重视的是客观结果，而不是主观的过错。反观中国古代法，一个方面，乡村社会家族报复不受到正式法律的约束，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另外一个方面，在官方的法律和法学家的理论中，考察当事人主观状态则至为发达。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史称“春秋决狱”之“原心定罪”。犯罪行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看行为人主观上如何。到晋代律学的时候，张斐、杜预已经在《晋律》中区分了“故”、“失”和“过失”。在杀人中，区分出“谋杀”、“斗杀”与“戏杀”。可惜的是，中国法律永远没有从政治和道德的控制之下独立出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就仅仅停留在法律的技巧和法律的形式上。
古代西方法律这种不考察被告行为主观要素的情况有着致命的缺点，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方法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因为它给被告过重的责任。工厂主无法预料的事故会使他立即破产，而这样的事故却几乎无法避免。而且，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现代社会容易聚集资金的公司形式和提供贷款的银行制度，新兴的工厂主频繁破产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过错责任原则应运而生，这样即使有损害的结果，但是如果被告无法预料和无法避免，那么他也可以不承担责任。这就是本案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
第三部分“酒吧里的枪声”
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和醉生梦死来形容酒吧，应该不为过，但是，酒吧里面同时隐含有酗酒和骚乱，也不为错。下面这个案件就发生在酒吧。一位先生到酒吧，在骚乱中丧失，凶手找不到，该先生的妻子将酒吧告上了法庭。斯蒂文森是一个酒吧老板，他拥有和开办了一家酒吧。杰佛逊是个顾客，那天他去斯蒂文森开办的酒吧消磨时间。突然酒吧发生了骚乱，后来听得一声枪响，杰佛逊应声倒地、中弹身亡。据调查，此前，酒吧里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枪击和打斗事件，但斯蒂文森从未雇佣过任何保安人员，也没有训练或装备他的雇员们以维持秩序。在杰佛逊被枪杀的那段时间，斯蒂文森不在场，他将酒吧留给了一位女雇员，让她负责看管酒吧，而她却不能维持酒吧的秩序。杰佛逊夫人对斯蒂文森提起侵权行为诉讼，指控斯蒂文森存在着一种过失。斯蒂文森抗辩说，他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他并不知道枪杀杰佛逊的凶手存在危险倾向。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利于杰佛逊夫人，被告斯蒂文森提起了上诉。
上诉法官麦克唐纳认为，本案涉及到的法律规则是：开办公共娱乐场所的业主，对他的被邀请者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即使该娱乐场所所在的房屋处于合理安全的状况之下，他也要尽到这样的注意义务，其注意的程度要与在那里发生活动的危险程度相一致。
法官说，我们的法律要对酒吧所有人加诸这样的责任：酒吧主必须合理地预见到第三人可能对顾客造成的故意伤害。在这类案件中，顾客发生伤害危险的尺度，本州和其他州的法律都一致支持一种“合理预见”的标准。法官说，上诉人提出他并不知道枪杀原告丈夫的凶手有着危险的倾向，但法官认为，虽然“知道一个特定凶手的暴力倾向”经常用来作为标准来衡量这类案件的“可预见性”程度，然而我们也不能够绝对地这样理解。我们反对这样的一种的论点，这种观点认为，“可预见性”应该依法限于“实际地”或者“肯定性”地知晓一个特定凶手的暴力倾向。法官认为，一个酒吧主人“实际或积极性的知晓”可以基于过去的经验，比如，他知道第三人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对其顾客的安全做出无法控制的危险行为。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也可以充分地认定和确立一种可预见性。
法官说，在不同事实环境下，存在不同的陈述，但是一般规则是一样的。法官引用一个1981年的先例，第四上诉法院将规则总结如下：“过失侵权行为的预见性决定了被告的法律责任，被告要保护原告不受到不合理危险的伤害。被告责任的程度限定于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