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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传来，时间恰好十个来月，说明珍儿“殇”前，其妇已有身孕，故有“天上惊传降石麟”之惊喜！
这位天降“石麟”，绝非女孩，张诗用典已可说明。那么是否“旋即夭折”呢？我认为这种论断缺乏有力的证据。所谓“旋即夭折〃之说，一是将此孙断为曹颙之子：二是与曹钭嗾壑兴德硎嫌小霸性谏恚壬荒小钡幕跋喔烁瘛４肆降憬允窃凇拔蠖痢闭攀玫涞那疤嵯隆巴坡邸背隼吹模蛔阋灾С制浣崧邸！�
本文到此已经结束。如果让我大胆“猜”一下的话，我认为张诗中的“石麟”极可能就是那块哀叹自己“无才可去补苍天”的“石头”，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同意吴先生的意见），而脂砚斋之名即是从张诗“祖砚传看入座宾”中的“祖砚”而来。其弟棠村极可能是曹颙之“遗腹子”，而非曹钪印！ ∈且糠且课嵋嗖桓易孕牛皇怯写艘凰刀眩 �
2004年10月26日
为伊消得人憔悴
为伊消得人憔悴
——曹寅撰《北红拂记》发现报告
邵锐手抄曹寅撰《北红拂记》发现之后，我曾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4辑上。①由于《学刊》当时已是付印在即，且所能挤出的篇幅只有两个页码，所以无法将我见到的抄本内容较为详细地提供给广大读者研读。令我想不到的是，消息公布之后海内外的一些网友和读者相继打来电话询问相关情况。近一个多月来，我围绕抄本中涉及到的诸多人物，查阅了一些前人的记载，慢慢地理出了一个头绪来。现将我初步考察的结果续作报告，求教于戏曲和红学界各位先进。
一、《北红拂记》的署名与创作时间
同许多古本戏曲小说一样，抄本《北红拂记》也没有署作者的真姓名，而只是在“北红拂记”题名之下署“鹊玉亭填词”。那么，“鹊玉亭”是否就是曹寅呢？是的。证据有三：
（1）曹寅《楝亭诗钞》卷二收有《移竹东轩和高竹窗学士来韵》②二首，其第一首云：
稚子龙锺当户多，北堂曾种向南坡。
鱼竿都任儿骑马，鹊玉还矜客琢珂。
二十八年餐朔雪，三千余里隔江波。
移来槛外深相似，早有清风拂绮罗。
这首诗对于大多数红学研究者来说当不会太陌生。值得注意的是诗中三四两句后都有小注，第三句后注云“予种竹南轩有十年，相顾剩鱼竿之句”；第四句后注云“予有亭名鹊玉，以亭半有老槐也”。答案就在这里。曹寅以自家“亭”名——鹊玉亭，为自己的别号。
（2）抄本《北红拂记》戏文之前有三篇序（或日题记），其三署“柳山自识”。序文中叙述了《北红拂记》的创作原因和经过，并提到了王景文和梅谷两个人的名字。一般说来，“自识”二字只能是作者本人，他人的题跋文字似不应用“自识”的。“柳山”等别号例不乏见。例如，曹寅幕友张云章有《奉陪曹公月夜坐柳下赋呈》诗，③首四句是：
柳山先生性爱柳，山坳一树百年久。
西遮炎影桃笙凉，东望浓荫楝花偶。
其第一句后小注云“公以柳山自号”，说明曹寅确用“柳山”为己号当无疑问。不仅“柳山”为曹寅之别号，他还有“柳山居士”、“柳山聱叟”的别号。例如康熙辛卯（1711年）曹寅《题马湘兰画竹》立轴，就自署“柳山聱叟”。④据曹寅诗钞中透露，他当时曾患过“耳闭”之疾，故有是号。⑤除以上证据外，“柳山自识”中还提到王景文一名，此人是曹寅乐师，“倚寅”十年，事见曹寅另一杂剧《太平乐事》中。⑥另一人是梅谷，即梅梅谷。《楝亭诗钞》卷二有《十四夜东署看月，与叶桐初、梅梅谷同用才字》⑦诗与尤侗《二月二十八日楫青亭看菜花作，同曹荔轩、彭访濂、余广霞、梅梅谷、叶南屏、朱赤霞、郭鉴伦》诗⑧，都提及梅梅谷，说明梅梅谷是曹寅尤侗二人交游中的一位唱和朋友。
（3）抄本《北红拂记》卷首有尤侗序一篇，序中有三处提到“柳山”之号。但此序收入尤氏《艮斋倦稿》时凡“柳山”皆改为“荔轩”。⑨荔轩为曹寅之号，且广为友人所知。尤侗改“柳山”为荔轩亦可证曹寅为《北红拂记》的作者。
作者既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曹寅创作《北红拂记》的时间。红学研究中最早著录曹寅《北红拂记》的是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在《新证》第七章“史事稽年”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条内记云：“寅尝游越五日，倚舟而成《北红拂记》，尤侗有题记。”接着全文著录“尤侗《艮斋倦稿》卷九叶十六＇壬申＇《题北红拂记》”。查抄本《北红拂记》尤侗序和《题北红拂记》原文内，均无具体时间标记。我据周文引尤侗《艮斋倦稿》卷九叶十六之后特意用括号注明“壬申”的时间，说明《倦稿》收文是以纪年为序，在“壬申”年内收有《题北红拂记》，而非另有所据。抄本《北红拂记》的发现证明《新证》将曹寅创作《北红拂记》的时间断为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是完全正确的。抄本《北红拂记》收入的“柳山自识”中一段文字恰可证明。“自识”云：
……壬申九月入越，偶得凌初成填词三本，三人各为一出。文义虽属重复而所论甚快，第仿元人，但不可演戏耳。舟中无事，公之梅谷同好，因为之添减，得十出，命王景文杂以苏白，故非此无调侃也。庶几一洗积垢，为小说家生色，亦卒成初成苦心也。
于此，曹寅撰《北红拂记》时间可定矣。
二、抄本《北红拂记》前序后跋要点概述
抄本《北红拂记》戏文前有尤侗、毛际可序，柳山自识；戏文之后有胡其毅、杜琰、王裕、程麟德、朱彝尊、佚名者跋文六篇。⑩三篇序文写成的时间均当在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而六篇跋文写成的时间当在戏文成稿之后一年，如杜琰跋文写于“癸酉首春”，王裕跋文写于“癸酉仲春”，程麟德跋文写于“癸酉菊月”。最后一条“佚名氏”的跋文写于“丁丑”，月份、署名均因后半行缺文而佚。癸酉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丁丑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胡其毅跋文居诸跋之首，时间应在壬申十月至癸酉首春之间。朱彝尊跋文没有署明时间，推测应在癸酉到丁丑之间。
综观这九篇序跋内容，可以概括出三个方面的要点：
其一，借题《北红拂记》之机评论北曲南词风格之不同及改编戏曲应该注意些什么。这在尤侗的序中有大段的议论，如序中有云：
案头之书，场上之曲，二者各有所长；而南北因之异调。元人北曲因自擅场，但可被之弦索，若上场头一人单唱，气力易衰，且宾白寥寥，未免冷淡生活。变而南音，徘徊宛转，观者耳目皆靡，甚移人至矣。然王实甫《西厢》一经李日华改窜，几于点金成铁；北之日趋而南也，虽风气使然，宁无古调不弹之叹乎！愚谓元人北曲，若以南词关目参之亦可：两人接唱，合场和歌，中间间以苏白，插科打诨，无施不可，又为梨园弟子另辟蚕丛。此意无人解者，今于柳山先生遇之。唐人小说传卫公、红拂、虬髯客故事，英雄儿女，各具本色……
其二，序跋多批评凌初成、张伯起改编《红拂记》之失。如尤侗序中云：
吾吴张伯起，新婚伴房，一月而成《红拂记》，风流自许；乃其命意遣词。委殊甚：即如《私奔》一出，“夜深谁个叩柴扉”，齐微韵也；“颠倒衣裳试觑渠”，鱼虞韵也；“紫衣年少俊庞儿”，支思韵也。以一曲而韵杂如此，他可知矣。浙中凌初成，更为北剧，笔墨排奡，颇欲睥睨前人；但一事分为三记，有叠床架屋之病；体格口吻，尚仿元人，未便阑入红牙翠管间也。
毛际可亦有同感，序中云：
张伯起《红拂记》，牵合乐昌公主事。如传红绡伎者，附入红线以为掩映生姿，何若直书本事之为当家乎！至若凌初成易南曲为北曲，三人各分一出，可置几案而不可以登街心毺，谓其义意重叠故自。
余不引录，文意大同则小异。由诸序跋的议论批评间可以看出曹寅撰《北红拂记》的背景和创作的动机来。
其三，诸家序跋高度评价曹寅《北红拂记》的创意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功。其间或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北红拂记》的内容实际。尤侗序文中云：
……柳山复取而合之，大约撮其所长，汰其所短，介白全出自运，南北斗笋，巧若天成；又添徐洪客《采药》一折，得史家附传之法，正如虎头写照，更加颊上三毫，神采倍发；岂惟青出于兰，冰寒于水乎！柳山游越五日，倚舟脱稿，归授家伶演之，予从曲宴得寓目焉。既复示余此本，则案头之书，场上之曲，两臻其妙，虽周郎复起，安能为之一顾乎！于是击节欣赏而题其后。
又如，朱彝尊跋中云：
吴人好填词，然如张伯起之《红拂》、陆天池之《西厢》，一俗不可医，一腻不可近。兹得柳山主人改作《北红拂记》，铸词则浓淡皆工，衬字则铢两悉称，甜斋酸斋不得擅美于前矣。
再如，毛际可序中评云：
柳山先生出游越中，于两日内删改为十出。词曲、宾白无不穷工尽致，且同一侠也，李靖侠而爽，红拂侠而慧，虬髯侠而愤，洪客侠而高，即越公下追寻之令，亦具咄咄英雄本色。譬若张乐洞庭不可杂以凡响，写千寻绝壁不可缀以细蕊柔条，尤非伯所能梦见也。
除了上述序跋中的评论之外，抄本《北红拂记》的天头上还有65条硃笔批语评及戏文。从批者姓氏看，有尤侗批语22条，毛际可批语30条，朱彝尊批语13条。从批语位置看，第二出有批语5条，第三出有批语11条，第五至第六出有批语26条，第七出有批语5条，第八出有批语6条，第九出有批语2条，第十出有批语5条，第十一出有批语5条。这65条殊批文字言简意赅，紧扣戏文内容。例如，第二出“朝回”，戏文开头是：（旦持红拂上）自我介绍身世，在这一段戏文上有殊批：“毛（际可）云：写来历原自不凡”。下面是＇仙吕赏花时＇（旦唱）一段文字上有殊批：“尤（侗）云：世态炎凉开口道尽”。在“拂尽了俗尘缘”句上又有“朱（彝尊）云：一呼拂子，便有许多关合”的殊批。各出戏文上的殊批大类如此。限于篇幅不复赘引。
三、抄本《北红拂记》的“底本”与抄录年代
所谓“抄本”，版本学家有相当严格的“界定”，可参阅《古书版本常谈》 中的解说。研究者凡遇到抄本，都要对其纸张、墨色、印记做一番鉴定，以别真伪。同时，研究者还要对抄本的流传承续的“历史”做一番调查研究。这个过程虽然比较复杂，但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
抄本《北红拂记》发现之后，我首先鉴定了纸张、墨色、印记，可以肯定为清末至民国间的写本，而非近二三十年内的新抄本。随后我查阅了许多部清代戏曲方面的目录专书和相关的戏曲专著、论文和数种红学专书，核实前贤与时彦究竟有多少著录及著录的内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戏曲目录专书如姚燮的《今乐考证》（线装，抄本）、傅惜华的《清代杂剧全目》、黄文旸原本《曲海总目提要》、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辞典》及周妙中的《清代戏曲史》等专书中，均无《北红拂记》抄本、刻本的记录。除了红学大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根据尤侗《艮斋倦稿》卷九所收《题北红拂记》全文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卷八著录了曹寅所撰《太平乐事》、《北红拂记》二杂剧。庄先生在《北红拂记》条下考云：
此戏未见著录。钞本。署名柳山。其他戏曲书簿未见著录。仅见《剧说》并《艮斋倦稿》卷九《题北红拂记》。凌濛初亦作《北红拂》，系《红拂三传》。清初刊本有鹊（玉）亭主人《北红拂》一种，凡十折，即尤侗所题荔轩本，为曹氏作品。未见流传。惟此钞本见藏文化部艺术局。
这段考文的重要性有两点：一是《北红拂记》有“清初刊本”，只是“未见流传”；二
是“惟此抄本见藏文化部艺术局” ——即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内所发现的这部“邵锐手抄秘籍”。
那么，邵锐手抄的《北红拂记》的底本是据于今“未见流传”的“清初刊本”抄的，还是据某部手抄本过录的呢？起初，我认为两种可能都有，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邵锐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极有机会从故宫博物图书馆所藏罕见的《北红拂记》的抄本或刊本“录副”自藏。特别是抄本《北红拂记》内钤有多方“杭邵锐手抄秘籍之记”印章，其中“秘籍”二字令我向这方向猜想。但是，在我仔细检阅邵锐的手抄本时竟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即抄有《北红拂记》的这册抄本末页紧靠书脊处写有一行文字：“癸未九秋从吴县潘氏藏车氏遗集稿本录副，杭邵锐记”。文字上方钤方形阴文“邵锐”二字印，下方钤方形阳文“茗生”二字印。从这段题跋中可以确认两点：
（1）邵锐手抄《北红拂记》底本是“吴县潘氏藏车氏遗集稿本”而不是“未见流传”的“清初刊本”。
（2）邵锐手抄《北红拂记》的时间是“癸未九秋”，合之公元纪年是1943年的10月至11月间。
吴县即今江苏苏州。潘氏是当地书香名门，其家藏书历史可以上溯到清乾隆年间的潘奕隽。其后传至咸丰年间有著名学者潘祖荫（1829—1890）承继先人的藏书传统。再其后有潘承厚（1904—1943），潘承弼（1907一？）兄弟二人相继拓展，藏书达20余万册，成为清代中叶至民国间著名的藏书之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潘承弼曾受业于著名戏曲家吴梅门下。故在潘氏藏书中收有《北红拂记》等一批戏曲稿本是绝不奇怪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邵锐手抄《北红拂记》的传流承续脉络是清楚而可信的。
四、抄者邵锐家世生平说略
今天，当我们有幸读到曹寅撰《北红拂记》的时候，首先应该向60年前不辞辛劳为我们“手抄”和珍藏这部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曲本的邵锐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我因心存此念，当发现抄本《北红拂记》之后，我用了不少时间去图书馆查阅有关邵锐先生的传记材料，以求弄清他的家世生平，乃至他抄录《北红拂记》及其他戏曲珍本的真实经过和目的。
在《邵锐手抄曹寅（北红拂记）的发现及内容》的报告中，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只粗略地介绍了《北红拂记》抄本的概貌。实际上，邵锐手抄的戏曲珍本共一函五册，由于每册上没有标明前后次序，很难确定哪一本是第一册，哪一本是第二册。我只是依当时打开函套后的排列次序认定《娇红记》是第一册，《牧羊记》是第二册，《红纱》（内有《碧纱》、《挑灯》）为第三册，《玉梅亭传奇》排在第五册。《北红拂记》排在第四册首篇，后有《帝妃春游》（小泉程士廉撰）、《汾祠记》（少芸生填词），合为一册。但是，我从这五册抄本的钤印、题记内容看，邵锐当年抄录这些珍本时是用散装纸，抄完后又加合订为一册。例如，与《北红拂记》同在一册内的《帝妃春游》有题记云：“苍龙在庚辰孟秋既望杭人邵锐迻录于京之菰香馆”，下钤方形阳文“邵锐抄录之记”。又如，在《挑灯》（全名应是“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末页题记：“龙在庚辰祀灶前一日杭州邵锐茗生据倘湖小筑本迻写”。《娇红记》一册末则记“辛巳邵锐迻写”，下钤方形阴文印“邵锐字茗生”。庚辰为1940年，辛巳为1941年，而《北红拂记》记为“癸未”，则是1943年。1941年所抄《娇红记》恰为一册，而1940年所抄的《帝女春游》、《汾祠记》篇幅较少，故与1943年所抄《北红拂记》合为一册，显然是为了各本厚薄一致而采取“配装”，绝不是按抄录年份装订。由此可见，邵锐在抄录这些戏曲珍本时非常用心、细心，而诸多题记也为我们后人考察抄本的抄录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那么，邵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我目前已经查到的资料看。邵锐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5年生。字茗生，斋号“澹宁书屋”、“菰香馆”。青年时就读北京通才商业学校，并从这里毕业。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秘书，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为考古学社社员。著有《宣炉汇释》、《衲词楹联》。从其所抄戏曲珍本情形看，邵锐本人对戏曲亦当非常熟悉和热爱，或为近代戏曲专家。
在邵锐手抄的五册戏曲珍本上我还看到钤有“邵章长寿”、“伯褧”、“伯褧七十已后作”三方印记。经查核，邵章乃邵锐之父，字伯炯、伯纲，一字伯褧，号倬盒、倬庵，又署崇伯、旧史馆。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善书法。著有《倬褧遗稿》、《云踪琴趣》（词集）、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邵家在杭州亦属诗书名门，与著名学者邵懿辰为本家，其弟邵羲亦有传，绝非“寻常百姓家”。
在此还特别需要补充两点：一是《北红拂记》究竟是十出还是十一出？二是《北红拂记》戏文的具体内容问题。第一个问题，抄本上作十一出，除第一出无标目外，第二出标目“朝回”，第三出标目“谒见”，第四出标目“私奔”，五至六出无标目，第七出标目“观棋”，第八出标目“赠家”，第九出标目“采药”，第十出标目“传书”，第十一出标目“沥酒”。但是作者“柳山自识”说仅得“十出”，其友人毛际可，程麟德在序跋中亦说是十出，而非十一出。此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考记清初刊本“凡十折”。据此似乎可断定曹寅当日撰《北红拂记》只有十出，抄本中的第五至六出，应为一出，缺标目，抄者未经核对误为“十一出”。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曹寅当日确只撰十出，但后来兴犹未尽加写一出于后，实为今日所见抄本之面貌。我的认识较倾向前一种判断——应为十出。造成这种错乱现象究竟是车氏遗稿本就存在还是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