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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说法作为题目，写了长达10部30卷20万字的著作。在书中他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美好景象：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国家、阶级、民族、种族这些分别全都已经自动消亡，人人享受民主，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甚至就连动物也不再遭受人类的奴役和宰杀，因为人类发明了一种食物，其味道比动物的肉还要鲜美，完全可以替代动物的肉……这些描述体现了康有为超凡的想象力和敢于打破一切旧制度、旧思想的勇气，但是同时这些描述也无异于空中楼阁，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人间永远不可能建成天国。凡是这样的尝试，最终都将走向其反面…地狱。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康有为本人也隐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本书他斟酌再三才发表了前两部，死后才由其弟子全部印刷发行。此书最初名为《人类公理》，他自己还曾自豪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这固然体现出他追求永恒真理的理想，但是也表现出他本人那种过分的自信。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总的说来，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变法与政变（1）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为了变法图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然而，当慈禧的态度突然变化时，维新派才真正发现：变法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仅有良好的愿望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公车上书事件之后，康有为深感自己人微言轻，难以引起重视。为了宣传他的维新变法思想，采取了类似于现在舆论炒作的办法：康有为首先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为了吸引眼球，康有为率先挑起舆论口水战，批判保守派投降卖国，尤其是《马关条约》的替罪羊李鸿章，被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那时候中国可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惹怒了李鸿章等人，结果强学会被封闭了。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经预感到形势不妙，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于是舆论环境变得对康有为有利起来。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
维新变法思想在社会上一直不停地遭受保守势力的攻击，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句“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其实保守派们是中了康有为的计，康有为正愁自己吸引不了光绪皇帝的注意呢，这样一来可好，康有为这个人在光绪皇帝心目中算是留下印象了。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免费发放给在京官员，所以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
这整个就是一个广告宣传的架势。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他们通过报纸，动员力量，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望。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和舆论宣传，终于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阻碍，未能成功。但是光绪皇帝还是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光绪皇帝从此读了康有为的不少书…《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等等，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印象更深了，受康有为的影响也更大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开始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等等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同仁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
但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太急于求成了。也难怪，这位4岁就穿上龙袍的皇帝，一直生活在他的姨妈…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19岁的时候好不容易亲政了，却还是有名无实。历年来洋人不断蚕食大清的各种权益，甲午战后，连东洋鬼子都欺上门来，对年轻气盛光绪皇帝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有了得力人才，能推行变法图强之策，一想到大清国势重振、扬眉吐气的日子指日可待，怎能不让人心急？于是在几个书生的簇拥鼓动下，年轻的光绪皇帝放胆行动，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谁敢阻挠变法，统统都要严惩，这样一来光绪皇帝就给自己和维新派的人物树立了太多敌人；而变法内容中废除科举一项，又令天下士子人心惶惶。所以刚刚开始的维新变法，难免就要处于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了：各地方大员大多对变法条令阳奉阴违，视作一纸空文；而且更有人上书慈禧太后，攻击变法，打算将变法扼杀在萌芽当中。
变法与政变（2）
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既是保守派的头目，也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以他为首的保守派，多次向慈禧太后进言，说光绪皇帝和几个书生推行变法，实在是瞎胡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慈禧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因为虽然有很多人跟她说变法如何不好，但是她自己并没有感受到变法的威胁，也就不打算干预。
但康有为等人却认为变法推行受到阻碍完全是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所导致，而要夺得人事任免和军事大权，就必须发动政变，除掉慈禧。保守派据此就得了口实，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们的打算，这一下慈禧太后可受不了了：这可真是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啊。你们搞什么维新变法，弄得天下大乱，我不理你们也就罢了，现在竟然搞到我的头上来了。
于是准备重新夺权。当时盛传慈禧要废掉光绪，另立新帝。9月中旬，光绪皇帝几次秘密召集维新派商量对策，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个个都是白面书生，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再加上本来也没有实权，个个束手，只能向光绪建议，重用“同情”变法的将领袁世凯，对付荣禄，然后发动政变，逼迫慈禧太后交出权力。
于是，光绪皇帝在9月16、17日两天连续召见袁世凯，给袁世凯加官进爵，加以拉拢；18日夜，维新派重要人物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直截了当向其提出支持皇帝，推翻慈禧太后的要求。结果袁世凯当面慷慨陈词，称愿为皇上效死力，但是送走谭嗣同之后却没有真正打算帮助皇帝，而是采取了观望态度，直到最后政变发生。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至此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当中，谭嗣同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人称“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1896年，谭嗣同在上海在一个洋人那里看到了一张清晰显示着自己手骨形状的X光照片和一个会算数的大木头箱子…机械计算机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就深深地种下了一个念头：中国必须改变。
这个念头是如此坚定，让他不惜为实现这个念头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谭嗣同努力学习接触西方近代知识，在中国开办报纸，成为了一个坚定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期间，正是他勇挑重担，上门去找袁世凯商谈政变一事，结果袁世凯有负重托，使得变法失败。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他本来也可以去的。
可是他表示，各国变法莫不自流血开始，中国之所以变法不成，是因为还没有人为之付出生命，而他自己，愿意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此后他的表现也一直符合自己的表态，被捕之后，他一直保持从容，在狱中还时时作诗，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一直到被砍头的前一刻，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真是视死如归。可是谁又能理解谭嗣同心中那深深的绝望？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若谭嗣同能听到这句话，必定深有感触。谭嗣同把变法维新当成自己一辈子的事业，最后不惜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最终却发现自己的敌人是如此强大，变法维新，无异于手拿一根长矛向大海宣战。他主动赴死，固然表现出一种壮烈，但同时未尝不表现出一种悲哀。砍头前的遗言，他说自己“有心无力”。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他们都在怎么想（1）
整个变法和政变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人物，他们的心理及行为最终决定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在此我们应该对这些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种种蛛丝马迹，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戊戌变法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慈禧太后。之所以说她是最关键的人物，原因在于她掌控了整个变法和政变的过程。她就像是如来佛祖，伸出一只手就是五指山，谁也别想翻出去。慈禧太后的最大性格特点就是权力欲极重。电影《火烧圆明园》里刘晓庆扮演年轻时候的叶赫那拉氏，选中秀女后，被太监带进宫，一路上偷偷四处张望，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心里暗想：龙！还是龙！到处都是龙！真讨厌！我要做一只凤，飞得比所有的龙都高的凤！这当然是电影的杜撰，但是的确很好地反映出了慈禧对于政治权力的野心和贪欲。
后来慈禧真的得到了机会，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没有政治才能，在国家大事上拿不了主意，慈禧趁机大权独揽，终于成了当时大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另一特点就是富有政治斗争的智慧和经验。她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当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能够控制那么多的王公大臣，让他们都俯首帖耳死心塌地，除了她本身地位的尊崇之外，不能不说她具有超乎常人的政治天赋。
另外她能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多年，属下臣子…张之洞、李鸿章等…都对她忠心耿耿，而其竞争对手，如恭亲王奕忻，也都没能斗过她，这些也都是其超强政治智慧和经验的最好证明。慈禧太后另一个特点就是心胸狭窄，自私小气，报复心强，偏私护短，一旦发怒就失去理智，不讲道理。这是典型的女人心态。这种心态就导致慈禧太后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她的权力，对于她来说，别的都可以不计较，一旦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受到威胁，她将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击和报复。慈禧太后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对于近代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
在这一点上，也符合一个中国传统妇女妇道准则…无才便是德。在她心目中，火车还需要牛马去拉，修铁路会破坏风水，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所致，但是这些知识上的缺陷使得慈禧太后在心态上趋于保守，对于新事物和新时代都缺乏一种全面的了解和接受。综合以上特点，我们就能分析出慈禧太后在变法和政变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当时她已经归政给光绪皇帝，但是国家实权还是掌握在她的手中，光绪和几个书生搞什么变法她是不懂的，但是既然已经归政，变法和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她也就无所谓，随便怎么搞吧，而且据说日本的强大都是源自变法，她作为中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应该也希望国家强盛，所以最初慈禧对于变法不仅不反对，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支持。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素怕慈禧太后，如果没有得到慈禧的肯定，恐怕也不敢那么坚定明确地推行变法。
然而后来，由于变法推行的太过激烈，伤害了太多的原来封建国家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被伤害的这些人大多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亲信、家奴等等，所以这些人就以祖宗之法不可废等理由，到慈禧太后处告状，而慈禧本来对变法一事就不了解，没能体会变法对于国家的深刻意义，又听了这么多人告状的言论，难免三人成虎。
最关键的是，最后康有为等人竟然认为慈禧太后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的总后台总头目，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一来就彻底惹急了慈禧太后，她见自己的权力、地位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怎能不大发雷霆？于是发动政变，扼杀了变法。慈禧太后政变当天，深夜由颐和园到紫禁城，面对光绪怒斥道：“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慈禧太后对变法其实并不在意，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地位、权力受到威胁。再看看光绪皇帝。光绪是慈禧的外甥，4岁就被抱进宫里做了小皇帝，从此生长在一个没有亲情关怀的冷漠环境下，这种畸形的生活使得他缺乏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历练。年幼的他只是慈禧的一个傀儡，一枚棋子，有了他，慈禧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垂帘听政。而当他渐渐长大，对于自己的地位有了明晰的认识，就开始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堂堂大清朝的皇帝，为了求见自己的姨妈，不得不在颐和园跪候懿旨，有时候甚至还得给李莲英等太监行贿，否则不知道要跪到什么时候。这是何等的屈辱？后来慈禧虽然让他亲政了，但是有名无实，光绪帝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多少权力，不说别的，单说人事任免权，光绪只能任免六品以下的官员（所以给康有为的官职也就只是六品），而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手中。
他们都在怎么想（2）
甲午战败，给了光绪极大的刺激，他意识到国家的兴亡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责任。就这样，对国家的责任感、对自己没有实际权力的失落感和长期以来受到慈禧管制的压抑感综合到一起，使得他对于号称能帮助自己摆脱这一切的变法维新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于真心想帮助他获得一个皇帝应有的地位的人…康有为等维新派，他也给予了极大的信任。
而政治斗争经验的缺乏、长期压抑一旦爆发的逆反心理状态，使他在变法过程中表现得急躁冒进，不顾一切，恨不能把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顷刻间就扫荡干净，从而建立起真正属于他的新国家。
这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传统保守的国家，进行改革本来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再这样不讲究斗争策略，失败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年轻人常见的头脑冲动、缺乏经验和光绪帝长期受压抑一旦释放的逆反心理结合起来，再加上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现实情况，导致了光绪帝最终变法的失败。
接下来再谈谈康有为。正如前两节所说，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学者，他的思想在当时惊世骇俗，他的学问也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可以说，如果单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成功者，为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康有为的悲剧在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学者或者思想家，他还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之所以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无外乎两点：一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梦想在康有为头脑里还是很有地位；二是中国对外丧权辱国的现状使他觉得现实的变革比思想领域的开创更有价值，更加急迫。基于这样的个人野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康有为开始谋求现实政治权力，然后推行自己的变法救国策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康有为还是表现出书生气的一面：不切实际、盲目求快、目光短浅、想法幼稚。他没能看清当时皇帝只是傀儡的政治局势，不知道变法能否成功取决于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而只是从国家正统理论出发，认为太后应该真正归政给皇帝，然后由皇帝来出面组织改革。等到光绪对他的变法产生兴趣并给予信任之后，康有为更加坚定了自己这种幼稚的信念。变法真正开始之后，也是他急功近利，怂恿光绪进行激进的改革，企图一夜之间变法成功，国家富强，他自己也功成名就，成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在受到光绪赏识，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得志时候的趾高气扬：一日荣禄与康有为在宫中相遇，两个人短短的对话简直就是一段精彩的戏剧台词：
荣禄：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既变矣！”（苏继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