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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天京，把天京围得水泄不通。当时形势险恶，太平天国面临颠覆的危险。
当务之急是解救天京的围困。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以攻为守，在西击败湘军；在东消灭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挥下，1858年8月，太平军先发动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
10月，陈玉成挥军西上，在庐州三河镇大破来犯的曾国藩湘军精锐李续宾部。湘军绝大多数都是由湖南本地人组成，此战之后，湖南全省几乎家家戴孝，处处招魂。这两个有决定性的胜利，扭转了天京事变后濒临覆亡的形势，稳定了战局。1859年12月22日，清军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天京再被合围。1860年2月，太平天国定计先断江南大营的饷源杭州，迫使江南大营调兵营救，然后迅速回师，在安徽建平集中大军，3月26日，一战再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太平军的拿手好戏，而此役运用得更是淋漓尽致，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是太平天国的“得意笔”。
天京既解围，天王登朝，诏群臣议策，决定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于是乘胜东进，4月16日克常州。23日克苏州。5月6日克浙江嘉兴。于是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起苏福省，建设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这是太平天国后期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地在长江下游，上游武昌、九江、安庆三重镇，为天京三道门户。自天京事变后，武昌、九江先后失守，天京屏蔽只有安庆。干王洪仁栌霉湃酥锇殉そ茸鞒ど撸蔽罚不瘴衔玻担骸敖窈蔽吹茫劝不沼惺В蛏咧屑日郏湮菜渖痪谩！贝嘶靶蜗蟮刂赋隽税不漳鞘钡恼铰缘匚弧Ｋ蕴骄魃鲜扑厝弧Ｌ骄嬷比《跏。苑鬯橄婢园睬斓奈Чァ�1860年冬，太平天国兵分两路，英王陈玉成统北路军，从皖北进蕲、黄，李秀成统南路军，从皖南进江西，两路打算会师武昌。北路军于1861年2月，攻克湖北黄州，时武昌空虚，闻太平军将到，城中已发生混乱，武昌几乎唾手可得。但时当时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Hope）带船队到汉口，出来干涉，陈玉成有了顾虑，他把进攻武昌的军队，改向麻城、德安一带。随后又把精兵调回救安庆。
而南路军方面，1861年4月底进入湖北，克复了大冶、鄂城、通城、通山、兴郭、咸宁、嘉鱼、蒲圻等州县，再进则武昌动摇，敌人也要被迫撤退安庆的围师。李秀成却从湖北退兵，经江西入取浙江。当南路军到了江西还未进入湖北时，曾国藩在写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家书里，谈到目前战局的险恶。他说太平天国此次“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丞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惊叹太平天国“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他说自己“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实际上他此时已经动摇了夺取安庆的信心。
力撑危局和天京陷落（2）
如果当日北路军于三月攻取武昌，或南路军于六月兵临武昌城下，他围攻安庆的军队就必定要撤走。后来李秀成被俘，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与李秀成谈及此事，说当时南路军到了湖北南部，“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正是实情。可是，陈玉成、李秀成竟然都在最后关头信心动摇，没有进行到底，大好局势，付于流水。7月26日，安庆失守。从此曾国藩以安庆为大本营，“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向天京进攻。南路军于八月入浙，虽收复浙江，却补救不了安庆的失陷。北路军与安庆失陷后，退驻庐州，又向西北远征，陈玉成孤军留在庐州，1862年4月，突围至寿州被俘，壮烈牺牲。此次战役实际上是天平天国的最后大决战。曾国藩急于攻破天京的最后门户…安庆；而陈、李二人则按照天国干王洪仁木觳呗裕弥髁ηЮ锉枷婢蠛蠓健洳５却苏教普秸箍螅蕉家丫锘⒛严拢涸ぃ虺沟状蚩炀┟呕В哟私迫缙浦瘢话埽蛳婢贡呈艿小Ｌ骄ぃ蚴崭词У兀匦率髁⑻炀┟呕Вぷ炀┦卤渌斐傻恼铰员欢话埽蛱炀┩耆┞对谙婢鹆Ψ段е冢龉辉丁�
双方都只有奋力一拼，赶在对方之前攻破城池，才能获得胜利。从后来形势发展来看，太平军一度是占据上风的，两路大军连战连捷，直逼武昌。而曾国藩则久攻安庆不下，坐立不安。然而阴差阳错，陈玉成北路军被英国人阻止，不得进兵，于是回师救安庆，又远征陕西；李秀成却因为本不赞成取武昌，又见北路军退，于是回师取自己一向重视的浙江，致使坐失良机，误了天国大事。陈玉成战死后，李秀成虽然英勇，但是独木难支，各地不断失守，太平天国领土渐渐全部丧失。坚守孤城天京已不可能，当时太平天国唯一良策，只有放弃天京，取道皖南，入江西，绕湖北，与攻克陕西汉中的原陈玉成部西北远征军会合，踞西北，以图中原。苏州失守后，李秀成就回京奏请洪秀全执行这个战略。洪秀全断然拒绝，硬要死守天京，把突破危亡形势转向有利地区以保存和发展力量的最后机会失掉了。1864年1月，天京被包围。2月，杭州失守。3月下旬，急救天京的西北远征军从陕西赶回到皖北边境，也因苏、皖地区遍地饿荒，被迫停留，无法抵达天京。
4月，天王洪秀全因病逝世。6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中央政权倾覆。之后太平天国余部仍然继续斗争，江南有侍王李世贤的队伍，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坚持斗争到1866年；江北则有遵王赖文光，用太平军军制改编捻军，纵横于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八省，多次击败湘军、淮军，甚至还在曹州击毙了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替当年北伐的林凤祥和李开芳报了一箭之仇。但是由于始终没能很好地将流动作战的机动性和根据地的稳固性好好结合，最终竟然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山东半岛以大军逼住，无路可走，几乎被赶下海去，全军覆没。至此，太平天国起义全部结束。
在太平天国这后八年的战斗过程中，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可以称得上是天国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陈玉成受封王爵的封号是一个“英”字，这个字真是恰如其分。试想：14岁参军，22岁封王，26岁战死疆场；容貌秀美，谈吐风雅，一上战场却风驰电掣，威不可当。这样的一个人，是何等的少年英雄？他英勇善战，善于使用“回马枪”战术，在变化莫测的战场上迅速掌握主动权，人们论为“威名震天地”，就是敌人曾国藩、胡林翼也不得不承认“近世罕有其匹”。他又多谋善计，深不可测。庐州被围愈来愈急时，他从东乡调了两班徽剧进城，对台角胜，敌将多隆阿惊惧，竟后退扎营，不敢进兵。怪不得每当他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出现在千军万马当中的时候，人们望见他雄姿英发，都不禁以一种膜拜的心情称赞说：始知英雄自有真也。”李秀成王爵的封号却是一个“忠”字，这个字历来却颇多争议。李秀成在天京陷落之后，有晚节不保，投降曾国藩之举，并且还秘密建议曾国藩拥兵自立，以图天下。而争议的最大之处就在于，这一举动究竟是贪生怕死，还是忍辱负重。有人认为，天王已死，天京已破，大事已不可为，何不慷慨赴死，从容就义？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是也。而有人却说，当时天王虽死，幼主尚在；天京虽破，长江两岸犹有太平军数十万雄兵。如果能说服曾国藩拥兵自立，然后仔细筹划，谋求清廷、湘军、天国三足鼎立的局势并非绝无可能。天下如棋，后人坐而论道，犹自纷扰；当局之人，又怎能不愁？李秀成一生性格，人称“外柔内刚”。这样的人最是心机深沉，也最能忍辱负重。从他临死前所写的自述来看，痛陈天朝十误，字字血泪之言，怎能看出半点贪生怕死，对天国不负责任的意思？之所以劝曾国藩自立，势必是从勾践赴吴，姜维伪降之故事中得到启发而要效仿，如唐代名将南霁云所言，“将以有为也”。李秀成一生，始终难以逃出“忠而见疑”的命运，他对天国赤胆忠心，但是不仅在世时被洪秀全怀疑，到了死后仍然被后人怀疑。这个“忠”字封号，对他来说，不知道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悲哀？
太平天国运动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直接敌对的双方是曾国藩和洪秀全，其实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长远角度来看，他们两个人并不是敌对双方，而是共同组成了一个开端。艰难的开端。
让我们走过太平天国的历史，去看看中华民族日后的艰难历程和不懈努力。
太平天国起义历时十余年，转战大半个中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了杀戮、破坏和灾难。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也是当时湘军的重要将领，他在晚年曾总结自己的一生是“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曾国荃如此，曾国藩当然更是如此，其他如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也是如此；再仔细想想，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天国将领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是谁正义谁不正义，战争本身总是血腥和丑恶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之路，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当然也是其中一部分。他们代表和表达的是农民阶级对中国落后现状的不满和由此而做出的抗争。
公车上书
知识分子的头脑当中总是幻想多于实际。果真如此，其实就连公车上书这件事，大部分也是出自康有为等人的幻想，而非实际行动。
公车上书对于康有为，对于整个国家，都只是一个开始，但却为整个变法事件定下了基调：书生救国。
所谓公车，原意是指官方的公共交通工具。据说汉朝时候，凡是在地方上的读书人如果学识渊博或者品德高尚，就可以被征举做官，这些读书人都要进京参加考核，他们可以享受一项国家提供的福利，就是在进京过程中乘坐官方提供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后来，公车”就成了指代封建社会里要进京赶考的读书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将产生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他们的思想言论对国家政策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光绪帝下旨批准《马关条约》后，在北京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各省应试举子…也就是公车们…集体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条约的事件。史称公车上书。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1895年春，乙未科会试在北京考完，等待发榜。3月20日，《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们群情激愤，台湾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随后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些人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号召“变法图强”，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开始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公车上书事件是康有为在自己所写的《公车上书记》所叙述的事件版本，传统历史教材也是根据他的这本书来对整个事件进行描述。在这个叙述里，康有为对自己的描述，俨然是一个执社会舆论之牛耳的在野政治领袖。实际上当时的确有过上书事件，但是绝对不是以康梁二人为核心的。关于公车上书，史学家姜明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详细论证了康有为自称的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的“公车上书”，大多是根据康自己的《公车上书记》一文为本的，但当年5月24日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说，5月2日那天，公车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作者又考证了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
再根据宫廷档案，同样证明“上书被拒”之不存在。当时上书反对签定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4月14日就开始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人；这样转奏到5月8日才结束，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所以说公车上书的事情是有的，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了对维新变法有利的社会风气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康有为在当时还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一个还没考中进士的读书人而已；他的上书，也只不过是众多上书中的一件而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至于到都察院游行示威，纯属无稽之谈。康有为一贯把自己想象成新式中国里的圣人或教主，所以才在书中把自己说成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这种妄自尊大是一种典型的书生式的雄心壮志，无比美好，但是虚无缥缈。而且在这里应该提醒读者，在之后的整个变法过程中，康有为就是用这样的书生意气来作为自己的前进动力和指导思想，完全不顾及现实效果和影响，这也注定了他和他的同仁们的悲剧结局。公车上书对于康有为，对于整个国家，都只是一个开始，但却为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
康有为的思想
知识分子头脑中总是充满着美好的幻想，这些幻想可作为现实生活中奋斗的动力，但是绝对不能当真把它们照搬到现实生活中来。而头脑中充斥着这样一些幻想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获得成功。
可惜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康有为，偏偏打算在现实中干一番事业。
康有为在1898年正式变法之前，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和宣传他的变法思想。作为一个书生和学者，他最值得人们关注的，也应该是他的变法思想。
康有为的整个思想体系，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三本书里，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其中《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应该说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而写的，目的是破除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迷信，进行思想解放，以便为日后的变法维新做好准备。所以说这两本书更多的是具备政治上的意义，是变法维新的武器，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新学伪经考》里说，中国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刘歆为了给西汉末年的新莽王朝提供统治的合法依据，就篡改了孔子的学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领域的李代桃僵，把自己给新莽王朝辩护的学说说成是孔子的思想。
从此孔子的真正思想就此埋没，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的儒家经学，都是经过那时候改造的，是新莽王朝之学，也就是所谓“新学”。所以他康有为现在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给孔子正名，发扬光大孔子的真正思想，证明新学都是“伪经”。那么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孔子改制考》里的内容了，康有为说孔子提倡周礼，正是要改革当时政治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孔子是推行改革的先祖。而孔子推行的那些政治原则和信仰，正是民主政体、人民权利这样一些近代西方政治原则中核心的东西。这可真是牵强附会，让人哭笑不得了。
康有为好歹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写出这样毫无根据的东西呢？他的目的，当然是要为他的变法维新找个正当的理由。毕竟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社会思想的冲击很大，但是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是十分严重，封建道德和社会体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要说到变法维新，人们还是谈虎色变。在这种形势下，要提倡变法，完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不为自己找到一棵大树来遮风挡雨，根本无法抵御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为了找到这棵大树，康有为就写了这样两本书，一本用来攻击顽固不化的守旧派，说他们信奉的经典都是“伪经”；一本用来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说至圣先师孔子正是变法的始祖。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中国要进行变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康有为为了尽量为自己的变法寻找到一个盾牌，竟然使出了这么异想天开的招数。二是康有为真是书生气十足，迂腐之至，找个靠山也要到历史里面去找，拿出孔子来吓唬人。怪不得后来他一门心思抱光绪的大腿，就是不肯考虑考虑太后老佛爷。
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其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却正好体现了康有为的学者特点。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儒家“仁”的思想、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基督教的救世思想、资本主义民主观念和一些模糊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掺杂在一起，用《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说法作为题目，写了长达10部30卷20万字的著作。在书中他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美好景象：社会产品极大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