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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柔于火，而火之患惨於火。火可避而水不可避，火可扑灭而水无如之何，直俟其自落耳。若癸卯山东之水，丁未南畿之水，己酉闽中之水，壬子北都之水，皆骸骨蔽野，百里无烟，兵戈之惨，无以逾之。然北方之水，或可堤防而障，或可沟浍而通，惟南方山水之发，疾如迅雷，不可御也。
火患独闽中最多，而建宁及吾郡尤甚：一则民居辐凑，夜作不休；二则宫室之制，一片架木所成，无复砖石，一不戒则燎原之势莫之遏也；三则官军之救援者，徒事观望，不行扑灭，而恶少无赖利于劫掠，故民宁为煨烬，不肯拆卸耳。江北民家，土墙甓壁，以泥苫茅，即火发而不然，然而不延烧也。无论江北，即兴泉诸郡，多用砖，火患自稀矣。
周辉《清波杂志》谓：“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故福字从田从衣，谓之衣食足为福也。然必税轻徭简，物力有馀之地，差足自乐；若三吴之地，赋役繁重，追呼不绝，只益内顾之忧耳”。彼但知福之从田，而不知累之亦从田也。（按福字傍从示，不从衣。）
吴、越之田，苦於赋役之困累；齐、晋之田，苦於水旱之薄收；可畜田者，惟闽、广耳。近来闽地殊亦凋耗，独有岭南物饶而人稀，田多而米贱，若非瘴蛊为患，真乐土也。
燕、齐萧条，秦、晋近边，吴、越狡狯，百粤瘴疠，江右蠲瘠，荆、楚悍，惟有金陵、东瓯及吾闽中尚称乐土，不但人情风俗，文质适宜，亦且山川丘壑足以娱老，菟裘之计，非蒋山之麓则天台之侧，非武夷之亭则会稽之穴矣。
《书》言：“天下有九福：京师，钱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今以时考之，盖不尽然：京师直官福耳；口福则吴、越不及闽、广；衣裳福则燕、赵远逊吴越；钱福则岭南、滇中，贾可倍蓰，宦多捆载。
楚中如衡山、宝庆亦一乐土也：物力裕而田多收，非戎马之场，可以避兵，而俗亦朴厚。长沙则卑湿而儇，不可居矣。
国家自采榷之使四出，虽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成凋敝，其中稍充裕者，岭南与滇中耳。然五岭瘴乡，不习者有性命之虞，滇南远隔绝徼，山川阻修，黔巫之界，苗獠为梗，过客辎重，时遭抄掠，不但商旅稀少，即仕宦者亦时时戒心也。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高皇帝既定昆明，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风俗言语，皆与金陵无别。若非黔筑隔绝，苗蛮梗道，诚可以卜居避乱。然滇若不隔万山，亦不能有其富矣。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买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非啬，薄糜盐薤，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娶一狭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前驱，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间，萧然矣。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
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齐人钝而不机，楚人机而不浮。吴、越浮矣，而喜近名；闽、广质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礼，秦人鸷而不贪。晋陋而实，洛浅而愿；粤轻而犷，滇夷而华。要其醇疵美恶，大约相当，盖五方之性，虽天地不能齐，虽圣人不能强也。今之宦者，动欲择善地，不知治得其方，即蛮夷可化，况中国哉？
仕宦谚云：“命运低，得三西。”谓山西、江西、陕西也。此皆论地之肥硗，为饱囊橐计耳。江右虽贫瘠而多义气，其勇可鼓也。山、陕一二近边苦寒之地，诚不可耐，然居官岂便冻饱得死？勤课农桑，招抚流移，即不毛之地，课更以最要，在端其本而已。不然，江南繁华富庶，未尝乏地也，而奸胥大驵，舞智于下，巨室豪家，掣肘於上，一日不得展胸臆，安在其为善地哉？
仕小邑，驭疲民，居官者每郁郁不乐，此政不必尔。小邑易于见才，疲民易于见德。且“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尝见江南大地，败官者十常八九，择地者固无益也。
避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即为水者；五岭炎暑之地，有衣物经冬不晒晾即霉湿者。天地气候不齐乃尔。然南人尚有至北，北人入南，非疟即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而患尘，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湿。尘之污物，素衣为缁；湿之中人，强体成痹。然湿犹可避，而风尘一至，天地无所容其身，故释氏以世界为尘，讵知江南有不尘之国乎？
丹阳有奔牛坝，相传梁武帝有人于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于帝。帝问志公。志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於其傍击磬，则出定矣。”帝命试之，果开目，问之不答。志公乃话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视志，即起身向南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为牛，故因以名也。近时樵阳子亦类此。
蜀有火井，其泉如油，热之则然。有盐井，深百馀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为盐，惟人发不化。又有不灰木，烧之则然，良久而火灭，依然木也。此皆奇物，可广异闻。（鲁孔林闻亦有不灰木，取以作炉，置火辄洞赤，但余未之见耳。）
闽中郡北莲花峰下有小阜，土色殷红，俗谓之胭脂山。相传闽越王女弃脂水处也。环闽诸山无红色者，故诧为奇耳。后余道江右，贵溪、弋阳之山，无不丹者，远望之如霞焉。因思楚有赤壁，越有赤城，蜀有赤岸，北塞外有燕支山，想当尔耳。
由江右抵安庆，山多童而不秀，惟有匡庐，数百里外望之天半，若芙蓉焉。自德安至九江，或远或近，或向或背，皆成奇观。真子瞻所谓“傍看成岭侧成峰”者，岱、岳不及也。
秦筑长城以亡其国，今之西北诸边，若无长城，岂能一日守哉？秦之长城，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今长城计之，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之塞原有长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边惟辽东不可城，而政当女直之冲，蓟镇之城，则近时戚大将军继光所筑，其固不可攻，虏至其下，辄引去，其有功於边陲若此，而犹不免求全之毁，何怪书生掳纸上之谈而轻诋嬴政也！
九边惟延、绥兵最精，习于战也。延、绥兵虽十馀人，遇虏数千，亦必立而与战，宁战死，不走死也，故虏亦不敢轻战，虑其所得不偿失耳。辽左兵极脆弱，建酋时，时有轻中国之心，所赖互市羁縻之耳。然互市盟好，边境虽偷目前之安，而武备废，士卒惰窳，久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战矣。夫初立互市，本欲偷闲以缮治守御，生聚教训也，今反因之而废战具，不亦惑之甚耶！
宁夏城，相传赫连勃勃所筑，坚如铁石，不可攻。近来孛拜之乱，官军环而攻之，三月余，至以水灌，竟不能拔，非有内变，未即平也。史载勃勃筑城时蒸土为之，以锥刺入一寸，即杀工人，并其骨肉筑之。虽万世之利，惨亦甚矣。近时戚将军筑蓟镇边墙，不﹃一人，期月而功就，城上层层如齿外出，可以下瞰，谓之“瓦笼成”，坚固百倍，虏终其世不敢犯，则又何必以杀﹃为也？
女真兵满万则不可敌，今建酋是也，其众以万计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窥辽左者，西戎、北达为腹背之患，彼尚有内顾之忧也。防边诸将诚能以夷攻夷，离间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而何暇内向哉？不然，使彼合而为一，其志尚未可量也。
河套之弃，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当时事势不得不弃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纵驱之去，终当复来。至于今日，则拓跋焘所谓“我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家地”者，事愈不可为矣。
曾铣欲复河套，卒为严嵩所尼，至不保要领。然使曾策果行，河套果复，不过一时可喜，而后来边衅一开，兵革何时得息？羊祜所谓“平吴之后，尚烦圣虑”者也。赵普谓曹翰攻幽州：“得之何人可守？翰死，何人可代？”此不易之论也。盖我之兵力，不加于彼，而彼盘据已久，一旦失之，势所必争耳。
西戎茶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蕃湮酪腥腥，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国藉之，可以得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当严，马数当核。今之茶，什五为奸商驵狯私通贸易，而所得之马又多病残疾，不堪骑乘者。直与之耳，非市也。
江北马之役最称苦累，而寄养之户尤多败困，要其所以，则侵渔多而费用繁也。山东大户，每签解马，编审之时，已有科派，解之时，又有使用，轮养有轮养之害，点视有点视之费，印烙有印烙之弊，上纳有上纳之耗，无不破家亡身者，然而马必不可少也，得贤守令监司，弊或稍差减耳。
马之入价也，漕之改折也，虽一时之便，而非立法之初意也。太仆之马价，原为江南有不宜马之地而入价，於北地市之也。漕粮之改折，亦为一时凶荒之极，米价腾涌而入价，以俟丰年之补籴也。今公然以佐官家不时之用矣。舍本色而征银，甚便也；马粮有余，而见镪不足，甚利也；然而马日减少，太仓之粟无一年之积者，折价误之也。承平无事犹可，一旦缓急，必有执其咎者。
唐李嫔判度支，以每年江、河、淮运米至京，脚钱斗计七百，议以七百钱代之。王铎曰：“非计也。京国籴米既耗积食，而七百之费兼济贫民。”时议不从。既而都下米果大贵，卒罢不行，则今日之治漕，动称改折者，其非久远之计可知矣。
古今幅员户口，莫盛於隋之大业，唐之开元。考之《隋书》：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开元时，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二。主富盛亦略相当，然盛未几而祸败即随之矣。宋庆历间，户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国朝嘉、隆之时，户共一千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口共五千五百七十八万三千，而熟夷不与焉，视隋、唐、宋盛时固已过之矣。使东胜不徙，安南不弃，金瓯尚无缺也。抱杞人之忧者，能无戒於衣衤如乎？
户口生息甚难，而凋耗甚易。盖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兼以治平之时，不无盗贼之窃发，水旱之流移，而杂离之世，即欲一日无事，不可得也。况乱离之后，数十年养之而不足，而承平之世，一旦败之而有余。周自东迁以及刘项之世，分裂战争者，三四百年，长平一坑四十余万，即虫蚁蚊蚋，宁能当此惨劫耶？汉至文景，盛矣，而武皇耗之；明章治矣，而桓灵覆之；赤眉董卓之乱，黔首宁有种耶？至于典午失权，胡羯肆烈，南北分朝，兵连祸结，又二百余年，春燕巢于林木，亦可哀也。唐自贞观至开元，拊养生息，渐称繁庶，而渔阳鼙鼓一动，宗社为墟，至于黄巢之变，杀人如麻，流血成川。浸淫至於五季，其间承平无事者，可以日计也。宋之盛时，已日与契丹元昊隙，而燕云不复，淮北中失，偏安忍耻，仅抚遗民，女直侵其半，蒙古凶其终，其视汉唐规模固已不逮，而其受害之惨，使天地反覆，日月无光，三皇五帝以来之人民土地，一旦沦于夷狄，亦宇宙所未有之事也。盖自三代以来，战国至於刘项，是一劫；三国至於五胡，是一劫；中唐至於黄巢、石晋，是一劫；女直至于蒙古，是一大劫：中国之人，无复孑遗矣！故我太祖皇帝之功，谓之劈开混沌，别立乾坤，当与盘古等，而不当与商、周、汉、唐并论也。二百四十年来，休息生养，民不知兵，生齿繁盛，盖亦从古所无之事；故未雨绸缪，忧时者不得不为过计矣！
国家近边之民常苦北虏，滨海之民时遭倭患，然虏寇频而倭患少，故塞上村落萧条，有千里无复人烟者。倭自嘉靖末，钞掠浙、直、闽、广，所屠戮不可胜数，既以吾闽论之，其陷兴化、福清、宁德诸郡县，焚杀一空，而兴化尤甚，几于洗城矣。刘六、刘七破残七藩，而山东、河南为最，其他若萧乾养之乱广，蓝廷瑞之乱郧，邓茂七之乱闽，叶宗留之乱浙，阿克之乱滇，杨应龙之乱蜀，孛拜之乱宁夏，皆小劫也。而水旱灾疫，则无岁无之矣！
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边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设使以三代井田之法处之，计口授田，人当什七无田也。
古者，一夫百亩，无赋役租税也，故中原硗确之地，上农夫足食九人；若以今燕、齐之地论之，一望千顷，常无升斗之入者，不知当时授田之制，肥硗高下，必适均乎，抑惟其所值也？当时天子诸侯既各有疆界，不相逾越，十分之中，取其一为公田，仕者之家又有世禄之田，小国不过五十里，城郭、村落、山川之外，田之所余，亦寥寥矣。使生齿日繁，而地不加广，何以给之？吾窃意古之授田者，亦只如今佃种之类，一夫耕百亩，而世家巨室收其所入耳，未必便为世业也。
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江右荆、楚五岭之间，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故其人虽无甚贫，亦无甚富，百物俱贱，无可化居，转徙故也。闽中田赋亦轻，而米价稍为适中，故仕宦富室，相竞畜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於邻境者。至於连疆之产，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矣。
俗卖产业与人，数年之后，辄求足其直，谓之“尽价”，至再至三，形之词讼，此最薄恶之风，而闽中尤甚。官府不知，动以为卖者贫，而买者富，每讼辄为断给。不知争讼之家，贫富不甚相远，若富室有势力者，岂能讼之乎？吾尝见百金之产，后来所足之价，反逾其原直者。余一族兄，于余未生之时，鬻田于先大夫，至余富户，犹索尽不休，此真可笑事也。
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斗米十余钱，鱼虾盈市，随意取给，不甚论值。单袷之衣，可过隆冬，道无乞人，户不夜闭，此真极乐世界。惜其天多瘴雾，地多虫蛇，屋久必蛀，物久必腐，无百年之室，百五十年之书，无二十年之衣，故上不及闽，下不及滇也。
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山东濒海之地，一望卤泻，不可耕种，徒存田地之名耳。每见贫皂村氓，问其家，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粗也。余尝谓：不毛之地，宜蠲以予贫民，而除其税可也。
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者。市款既久，未经兵火故也。谚称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迤西榆林、庆阳渐有夷风，至临洮、巩昌，苦寒之极，其土人亦与戎狄无别耳。
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顾，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王荆公所谓“汉恩自浅胡自深”者，此类是也。
汉，中行说不得志於中国，遂入匈奴，为之谋主，大为汉患。宋韩范不用张元，而令走佐曩宵，兵连祸结，不得安枕者五十年。近来如倭酋关白，亦吴越诸生，累不第而入海。使非天戮鲸鲵，辽左之祸尚未艾也。故边民之处而入虏，它不足虑，惟恐有此辈一二在其中耳。
倭之寇中国也，非中国之人诱之以货利，未必至也。其至中国也，非中国之人为之乡导，告以虚实，未必胜也。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驵狯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我既明往，彼亦潜来。尚有一二不逞，幸灾乐祸，勾引之至内地者。败则倭受其﹃，胜则彼分其利，往往然矣。嘉靖之季，倭之掠闽甚惨，而及官军破贼之日，倭何尝得一人支马生归其国耶？其所虏掠者，半归此辈之囊橐耳。故近来贩海之禁甚善，但恐未能尽禁也，盖巨室之因以为利者多也。
嘉靖之季，倭奴犯浙、直、闽、广，而独不及山东者，山东之人不习于水，无人以勾引之故也。由此观之，则倭之情形断可识矣！
御倭易於御虏，十百不啻也。倭奴舍大海而登陆，深入重地，已不能无疑惧，而步行易乏，其势四散，非有阵法埋伏之类，直斗力耳。若得智勇之家，帅节制之师，一鼓可平也。即闽、广乡兵，训练之，皆可用，亦不必借浙兵耳。比虏大漠之地原，自其胜场，中国之兵马脆弱，已自不敌，而悍犷之性，不惧死，不畏寒，败而复至，散而复合。及其鸟柝鼠散，不可踪迹，虽以卫、霍，不能穷其部落，况今日之孱兵庸帅哉？戚少保继光守蓟、辽日，以意制大烦，每发血毙千馀人，血肉枕籍，而终不肯退，然虏亦畏之甚，不敢窥边者二十馀年云。
夷狄诸国，莫礼义於朝鲜，莫膏腴于交止，莫悍於鞑靼，莫狡於倭奴，莫醇于琉球，莫富于真腊，其他肥硗不等，柔犷相平，要其叛服，不足为中国之重轻，惟有北虏、南倭震邻可虑，其次则女直耳。
元之盛时，外夷朝贡者千馀国，可谓穷天极地，罔不宾服，而惟日本崛强不臣，阿剌罕等率师十万往征，得返者三人耳。国朝洪武初，四夷王会图共千八百国，即西南夷经哈密而来朝者，三十六国。永乐中，重�